宁德市图书馆

明清时期，大量移民不断迁入闽东北、浙南等地区，有的地区移民在当地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仅迁入光泽县的移民几乎占当地土著人口的三分之一，光绪《重纂光泽县志》记载道：“光泽……杂处此土者，有畲民（居山谷种山）、有泉州民（北乡多族居成村落），有新城、沪溪，铅山、贵溪民（城居极多），视土著者不啻十之三。”①
  土“客”族群间既存在合作关系，也存在竞争关系。一般来讲，由于迁入时间早，土著往往占有当地较多的资源，而作为后来者，“客”民或者向土著租赁土地佃耕，或者寻求一些无主之地用以耕种。清同治《云和县志》载：“畲（音如蛇）民不知其种类。或云出粤东海岛间，自国朝康熙初迁处郡，依山结庐，务耕作，无寒暑，俱衣麻……土著不与通婚姻，而耕耨佃田咸藉其力。”②一般来讲，向当地土著租赁土地的畲民，其势力无法与土著抗衡。清光绪《遂昌县志》称：“遂邑之有畲民，盖于国初时徙自广东，散处于衢、处、温三府者。力田傭工，不敢与本地人抗礼。”③畲民之所以不敢与本地人抗礼，与其移民初期经济实力不足有关，更与其政治、文化地位不高有关。这也是随着畲民经济实力的提升，一些畲民家族迫切要求提升本族文化地位的原因。
  土“客”族群间的竞争关系常集中在土地资源上，作为后到的畲民一般会寻求一些无主之地。一个地区的无主之地，其形成原因有多种。如在地理上，一些地区地势险要，交通不便，人迹罕至，人烟稀少，自然成为无主之地；又如一些地区虽然不属于偏远地区，但由于该地不适合主流农、副业生产而为当地土著所遗弃，这些地区成为后续迁入人群所聚居的地方。再如政治上的原因，如前文所说的倭乱、迁界等历史事件造成了当地土著人口的流移，从而形成了短时间的无“主”之地①，这些无主之地并非真的无主，只不过主人逃离罢了。
  部分被称为“客”的居民，或通过购买山林田园，或在文化上向土著靠拢，不断争取身份的转变，如明末惠州与兴宁部分“砍树为者”，则“今皆化为土著”②。少数“客”民发展成为当地比较有势力的家族，甚至有可能在势力上超过当地土著。这种对资源的竞争关系势必加剧土“客”双方的矛盾。
  当地土著为了在资源竞争中获得优势，就必须严格区分“土著”与“客民”。可能在未移民到闽浙赣地区，“畲客”本身就被称为“客”，在移入闽浙赣地区后，土著继续强化对方“客”的身份，说明以当地汉民为代表的“土著”对当地资源占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区分土“客”的族群界线，还在于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客”民，其作为一种流动人口，给当地社会秩序的维持造成极大的威胁。根据傅衣凌研究，这些山主募入山的流民，具有“自然经济与商品生产的二重性，春来冬回”③。正是由于这种流移性甚高的特性，一旦作物的收成不好或市场出现问题，流民的生活困难，便容易生乱。这些生乱的流动人口数量众多，确实给当地百姓带来巨大的威胁。在这种社会情境下，“土”与“客”两个族群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势必促使当地土著严格区分土客关系，警惕“客民”作乱，极力维护族群边界。
  明清之际“倭乱”“迁界”等社会变局造成许多土地成为无主之地。这对于畲民争取当地地权，具有重大意义。清同治五年（1866年），浙江平阳贡生雷云为福鼎岭兜雷姓畲民撰修《冯翊郡雷氏族谱》，该谱载有《仓头地名记》一文，其中记述了明清之际浙南等地部分地名的变化情况，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间接看出不同宗族（族群）对地权的掌握情况。其文曰：
  尝思宇宙之江山不改，古今之称谓各殊。盖世有治乱，人不古处，历一朝所以有一朝之名焉。缘我国初之际，海氛将作，界迁人移，无复稽考，难以实指。迨雍正时世治人良，复拓疆土，爰居爰处者不止一家，同沟同井者复非一姓。厥名曰李家山，之谓何山？乃李氏徵报，总地名曰李家山。山既有所主矣，而方一内之土田尚属未定也。厥后蒲庄
  徐氏申明徴纳垦佃，种积粟盈蓄藏之处，爰立仓厂以储租谷。谷乃民宝，非仁厚之乡不可存，非善俗之地不可藏。于是图念我姓先人诚实淳朴，可任付托，故建立仓厂于我地。斯仓也，何仓也？乃昔徐氏所积储之仓也。民到于今名之曰“仓头”，其所由来也久矣。迨我先祖孔兴公闻有宗族者在相其阴阳，观其流泉，遂徙居于此。世远年湮，业更仓坏，仅存古址而已。余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于斯，故为之记云耳。①
  按该族谱记载，福鼎岭兜雷姓畲民先祖在明末由罗源迁至浙江温州、平阳等地，后在清初顺治年间又有一些分支迁居至泰顺、福鼎，闽东与浙南的雷姓畲族在血缘上有较紧密的关系。根据族谱记载，雷云在福鼎族谱世系图中排行第十世，正因为福鼎、平阳的雷姓畲民的关系密切，故在福鼎族谱中也记有一些平阳雷姓家族的事。雷云称他“生于斯，长于斯”，故推定仓头乃是浙南某一地名，此文反映的是浙南雷姓畲民占有土地的一些情况。
  该文反映的是，明末清初，朝代更替，兵燹不断，迁界造成了一些无主之地，即所谓的“海氛将作，界迁人移，无复稽考，难以实指”。而在迁界前后一段时期内（明季至清初），雷姓畲民其中的一支从罗源迁入浙南等地。雍正时期，社会渐渐安定，一些原来土著回归故土，另外也有部分是非原土著居民，于是出现了一个地区不止一家一姓的情况，即所谓的“爰居爰处者不止一家，同沟同井者复非一姓”。这也再一次说明了迁界等历史事件对沿海地区族群格局（或宗族格局）带来的巨大冲击。一些族姓通过向政府“徴报”的形式，对地区土地进行命名，并对外宣称对该区域地权的占有情况。如李姓申报“李家山”，徐姓申报李家山内一些田地耕作并纳税。雷姓族人认为，徐氏在本族的土地上建造用来积储粮食的仓库，名叫“仓头”。后来雷孔兴公，“闻有宗族者在相其阴阳，观其流泉，遂徙居于此”，重新对仓头的土地所有权进行控制。
  在作者雷云看来，本族现居住于“仓头”，是由于当时徐姓族人占用了本族的土地，后来重新夺回。实际上，如果结合区域历史及该族迁徙历史，我们会发现，雷姓所谓的对仓头的占有权，最早只能从明末本族迁入该地算起，当时正值战乱、迁界等，出现了许多无主之地；而从清初到雍正年间大约一百年时间里，可能是各宗族争夺土地占有权的时期。最终，雷姓取得仓头的占有权，并“聚国族于斯”，定居并发展成为一个较有势力的宗族。
  族际间的关系除了有对立的一面，也有融合的一面，族群融合是历史的主流，其往往在族群交流中潜移默化地进行。明清以来，畲汉交流进一步加深，许多畲民的文化特征逐渐与周围的汉民趋同。如道光《龙岩州志》载：“今畲客固安分，而汉纲亦宽，许其编甲完粮，视土著之民一例”①。畲民不仅在饮食服饰生活习俗上与汉民族无差别，在思想观念、仪式传统等也与汉族相近，甚至一些畲民通过读书取仕进入社会上层，这引起了一些汉人的恐慌，他们试图以种族观念来区分畲、汉之间的界限，目的在于控制社会资源。《侯官乡土志》称：“畲之种，畲亦作邪，不知其何所祖，或为槃瓠后也……礼俗不通，言语不同，久已化外视之矣。近数十年来渐与土人同化，雷、蓝二氏间或侨居省城，且有捷乡、会试，登科第者。然其种界划然，族类迥异，大抵与两粤之猺，滇、黔之苗同一血统，乌得不区而别之？”②作者认为畲民“种界划然，族类迥异”，可能与广东广西的“猺”、云南贵州的“苗”是同一血统的种族。因此必须“区而别之”。之所以要区别对待，原因是有一些畲民通过科考使从“化外之民”上升为士民，不仅与土人同化，还“侨居省城”，对原来资源优势和文化心理优势的汉人造成了恐慌。因此将畲民的族源与汉人区别开来，一是与盘瓠发生关系，二是与西南苗瑶产生关系。③
  又如周邃然《永泰乡土志》称：“闽人本蛇种。其栖止岩穴间者。言语啁晰，所谓南蛮鴃舌也。永之畲种与滇黔之苗瑶略同，若畲洋、畲村两乡，其旧窟也，雷、蓝、钟三姓其遗族也。今则出入相东，婚嫁相通，与汉种无分彼此焉。”④将畲民认为是“蛇种”，即闽越后裔，其具有“南蛮鴃舌”语言特征，其种族与西南苗瑶略同。书中称在永泰主要有畲洋、畲村两个畲族“旧窟”，这里的“旧窟”说明该族群在此生活较长的时间，而后由于本族“与汉种无分彼此”，使得“旧窟”成为一种历史记忆流传至今。
  清代梁章钜也将“畲”与“闽”联系起来论述，他认为“畲”或许是“蛇”的谐音，是七闽之后。《归田琐记·闽蛮互称》称：“窃思今之连江、罗源及顺昌诸邑山谷间，有一种村氓，男女皆椎鲁，力作务农，数姓自相婚姻，谓之畲民，字亦作佘，意即汉书所云：‘武帝既迁闽、越民於江、淮间，虚其地，其逃亡者自立为冶县。’此即冶县之遗民，而畲之音与蛇同，岂许氏承讹遂以为蛇种欤？许氏说文云：‘闽，东南越蛇种，从虫门声。’所指东南，较濮之在西南为得其实。然蛇种之言，实不知所据。近人有据说文谬称闽人为蛇种者，先叔父太常公笑驳之云：‘汉书明言迁其人於江、淮间，则今江、淮间民乃真蛇种，而今之闽产无与焉。’最为痛快，近人无以难之。”①梁章钜对“闽人蛇种”的说法表示怀疑，并且举汉武帝迁徙闽越族到江淮地区的记载，以此辩称闽地无蛇种，反倒是江淮地区的才存在真的蛇种。这种急于将本地区族群与“蛇种”脱离关系的辩解，实际上是对原有的华夷地区分布结构的重新审视。也就是在此之前，中原地区将“四方”皆视为夷狄，原来的闽地属于比较落后的南蛮地区。随着汉文化在该地区的兴起以及知识分子的觉醒，特别是宋代以后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的汉文化普遍比较发达，一项摆脱文化身份的运动随之进行，这种运动的实际操作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通过教化，使得各地成为所谓的“海滨邹鲁”“文化名区”等；另一方面，就是去“蛮夷”，这种有可能是蛮夷本身的自我文化建构，也有可能是其他族群为蛮夷摆脱身份，目的就是使本地区作为华夏的一部分，而远离蛮荒的称谓。说明当时知识分子对畲族来源的看法，也体现了一种知识分子承袭了“华夷有别”的民族观。这与历史上的“衣冠南渡”“八姓入闽”“陈元光平獠”等历史记忆一样，都是地区文化转型时的一种建构。明清以来，汉文化认同成为地方社会主流话语，这也或多或少促使畲民对本族群的历史进行建构，如通过修谱重构了祖先来源迁徙的传说，创立了标榜“中原”认同的“堂号”。②这既是受地方社会主流话语和强势文化影响的结果，也是部分畲族人有意向汉人、汉文化靠拢，以图改变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表现。虽然在闽东浙南的许多畲民家族在强势汉文化语境中顽强地保留了本民族的特色，但随着族群交往互动的加深，各地畲民的族群文化变迁仍在或多或少地进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