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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以后，闽粤地区的大量移民迁入闽浙赣地区。在这些流动人口中，有部分人被称为“客”，他们与“土著”在人文性格上有很大区别。谢肇涮于万历年间修纂的《永福县志》记载当时永福县（今永泰）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群：
  邑居万山之中，地之平旷者不得什一……至于引水不及之处，则漳、泉、延、汀之民种菁种蔗，伐山采木，其利乃倍于田，久之，穷冈邃谷，无非客民。客民黠而为党，辚轹土民，岁祲揭竿为变者，皆客民也土民好礼守法，安土重迁，敦朴款诚，不事夸诩。君子重名节而薄声利……小人男耕女织，不事商贾，山谷之中有至老未入城市者。①
  清乾隆《永福县志》基本沿袭万历志书记载：
  永邑皆山田，火耕水耨，陇莳崖锄，用力勤矣……至若穷冈邃谷，多漳、泉、延、汀之氓，种畲栽菁，伐山采木，其利乃倍于田，故永多客氓，黠而为党，凌轹土著，岁祲揭竿而呼者，皆客氓也。土著之民好礼守法……②
  对比万历、乾隆两方志材料，我们发现二者在一些记载中，稍微有所不同：前者称流动人口为“客民”，后者写为“客氓”；前者记载为“种菁种蔗”，后者写为“种畲栽菁”；前者称“土民”，后者为“土著”。两则材料总体来说，其区别不大，二者记载的目的均在于反映来自漳、泉、延、汀地区、一些被称为“客”的人群的情况。这批流动人口与当地土著相比，具有追逐商业利益以及更易动乱的族群特性。
  这些流动人口，主要从事经济作物种植。其中，苎麻因其具有较大的经济效益，而成为流动人口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清代施闰章记载袁州（今江西宜春）从事苎麻生产，其在《麻棚谣》中称：“山陬郁郁多白苎，问谁种者闽与楚，剥麻如山召估客，一金坐致十石黍。此隰尔隰原尔原，主人不种甘宴处。客子聚族恣凭陵，主人胆落不敢语。嗟彼远人来乐土，此邦之人为谁苦？”③
  这里描述了来自闽地或楚地的“客子”到江西“山陬”地区种植苎麻的情况，“剥麻如山召估客，一金坐致十石黍”说明了当地苎麻基本上都是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种麻的“客子”因此获利甚多。另外“客子”有着较强的族群认同感，在土著看来，他们聚族行动，恣意妄为，土、“客”矛盾开始突出。
  在清初移入江西的“客子”中，有一部分人群被称为“山民户”，这些“山民户”以蓝、雷等姓居多，一般认为是畲民。康熙末年兴国知县张尚瑗编修《潋水志林》，这部兴国县地方志记载了当地畲民的一些情况：
  太平乡崇贤里，有山民户。国初兵燹，土旷人稀，流遗争集。闽、广之侨户，自为党类，势遂张，来自郴、连间者，相率摈而孤之，号为‘山野子’，其人多雷、蓝、毕三姓，占耕其土，自为婚姻，不敢出里巷。既久，力农蓄积，属籍输赋。邑人之狡者，笼其田于已籍中。而蚀其盈羡。遇有逋粮，辄归之山民。官欲为清厘，不可得也。甲寅寇孽既平，某巡简指为余盗负固，欲请兵禽猕之，乃号哭，泥首丐死，而畏匿益甚，邻郡皆哂兴邑山民为异类，与摇、獞、狼、黎比。黄君惟桂始诱化之，俾自立户。黄去则仍匿迹，诡寄笼田之徒，愈恐喝，使不敢出。又二十余年，予因编册审丁，广为劝谕，按户核其诡寄，重惩之。三阅月，始就厘正，削去山民之名，与土著一体。有名之丁，悉造庭听唱，鱼贯抃踊。盖迩年来其人固益驯习晓畅，就其初特为奸民所愚，岂真狉狉野鹿哉！予之术，非有加于黄君，不过踵而行之。但黄君著《治兴异迹》，作山民图，环目鴃舌，出入必挟刃，妇稚皆能搏生，与予所见大有径庭焉。①
  从这段记录中，大体可以看出当时移入江西畲民的一些情况：
  （1）清初江西一些移民中，形成了明显的族群边界。由于战乱，导致江西一些地区土旷人稀，来自闽、粤、湘地区的一些移民大量移入。《潋水志林》记载兴国县户口，在明末时为一万四千九百左右，清初顺治年间因为“奉诏豁除兵燹死亡，遗黎民数四千余，以实在七千五百七十五丁，为本朝初政之额。”所以清初兴国县令黄惟桂“以招徕流遗及山民补之。”②一些地区，如“岭峤四冲土著少，而客籍多”③，在一些山区，如江背峒，由于清初发生了石昭、朱明动乱，导致当地“至今编户，绝无土著。闽、广流民，杂耕其地，黠悍难驯。”①来自福建、广东地区的移民，他们形成一个群体，势力逐渐壮大；来自郴州、连州之间的一些移民，则对这些来自闽粤的“山民户”采取孤立政策，并蔑称其为“山野子”。
  另外土著惧怕“山民”，将其视为“异类”，并出现了官吏嚎哭不敢出兵擒拿发生动乱“山民”的情况。除了将畲民视为异类，一些来自汀州等地的移民也被认为拥有“蓄蛊”的习俗，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社会恐慌。②这些都表明了，一个移民社会形成的初期，该社会中的各类人群因文化差异或利益之争，族群边界也比较明显。
  （2）土、客之间的族群界线因赋税情况发生微妙的变化。“山民户”在江西地区占耕土地，慢慢地定居下来，逐渐地编入户籍，承担赋役。一些土著为了获得利益，将“山民户”的田地并入自家的户籍中，逃避田赋，等到清查逃税情况时，则将这些土地归为“山民”。这种情况，连官府也无法厘清。
  （3）清初江西的畲民总体上呈现汉化的趋势。兴国知县黄惟桂当知县时，曾作山民图，这些山民“环目鴃舌，出入必挟刃，妇稚皆能搏生”。黄惟桂对畲民进行教化，并使其编入户籍。在二十余年后，张尚瑗担任兴国知县时，对户籍重新“编册审丁”，用了三个月，完成厘清户籍工作，并“削去山民之名，与土著一体”。几年后，畲民表现为“驯习晓畅”的习性，作者认为之所以之前畲民被视为“异类”，主要是“其初特为奸民所愚”。
  除了官方教化，一些畲民也主动融入地方社会，如《潋水志林》记载当时“山野子”蓝子明的事迹：
  蓝子明，明末自郴、连间避乱，与雷、罗二姓携族来邑中，邑人呼为山野子者也。子明貌壮伟，骁勇多力，乐赴公义。善鸟铳，平居搏生自给，所获兼数人。或遇猛鹫不为惮。甲寅（康熙十三年，1674）韩大任之据吉安也，兴邑村鄙钞劫无宁宇。子明独奋先御贼，以少击众，辄胜。于是白石、密石、竹管峒、枫边、箬坑皆连结保聚，推子明为约长。尝击贼于回龙嶂，其子死焉。同伍走告之，子明不应，战逾力。贼退乃集众于前，责告者曰：“方事之殷也，使吾气少衰，吾属无种矣、诸君独不为身家计耶。乃以子死挠我乎。”黄令惟桂闻而嘉之。后寇警，登城北望，叹曰：“宝城有蓝子明在，隐若一敌国矣。”
  可以说，这些所谓的“客”既有畲民也有汉人。明崇祯《兴化县志》记载正统以来，一些“汀漳流徙”过来的靠“插菁为活”的“畲人”来到兴化：“明正统省入广业里，并隶于莆，则地旷人稀，荡然虎豹之屈也。彼汀漳流徙．插菁为活，畲人异种，寮居火耕，与诸廛氓杂处，稍不相协，啸呼挺击，莫之谁何？”②
  这些“畲人”被当地人视为“异种”，其有着与当地百姓不一样的文化，除了种菁以外，还表现在“寮居”“火耕”，这很符合畲民“搭棚为輋”“开山种畲”的两个文化特征。另外畲民还与一些所谓的“廛氓”，即流动人口杂处，表现出一哄而起、容易叛乱的特性。这些人群的存在是当地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这种不稳定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爆发，成为地方动乱，如明崇祯《兴化县志》记载万历年间雷五叛乱：万历十七年己丑正月十五日，逆贼曾廷邦（兔洋人）、柯守岳（下溪人）、雷五（畲客），妄言海上游天王，饰以鬼面长髯大耳，倡惑乱民，谬窥神器。竖黄旗，上书：“游天王定江山，定万民。”于是一里皆震。佥都御史周采遣把总王子龙平之。遂以游洋僻壤之地，跨二郡而带三县，率多流寓，里有典史刘茂者奏于朝，请建寨以镇之，诏以为可。③
  雷五被认为是畲客，其叛乱借用“巫术”作为煽动、号召民众的工具，并且打出旗号，“谬窥神器”（即反抗朝廷，僭越礼仪）。明崇祯《兴化县志》引用了郑嵚《纪变漫言》来描述雷五等人起事的情况，该文献在“民变”不久后的万历年间写就，具有比较高的可信度和史料价值，其文曰：
  皇帝十有七年（即万历十七年）己丑春正月，岁稍歉，斗米几四十钱，原广业黠（原书作“黔”字）盗柯守岳、曾廷邦、畲夷（原书作“番史”）雷五，与异郡菁紫、诸邑客人何南山、陈元泉、许一溪、丘汝夫、何西泉、颜玉湖等百余人，谋叛伏诛。先时，广业为兴化治之东偏……迨明永乐正统间，经灾瘴，疆苗靡芜……仅存庶孽，整顿荒畦，百不及一。莆大姓遂跨有四方，并其附田山地，影射侵凌。然产去粮浮，宰广业里者率荡，破流移计，穷窝僻谷，菁黍纤微，亦足赠饷，莆大姓利之。遂相招结畲丁异客，茶布以为利谋，盖利兴则庸不负，庸不负则免敲朴荡移，时盖甚称焉。畴知客性，黠口鸷而强猛，侏儒鸟语，诸族不啻矣①
  该文献更详细地说明了当时叛乱的原因过程及结果。根据上文，我们可以了解以下三点：
  （1）莆田一些巨家大族借着势力侵占吞并附田山地，导致“产去粮浮”②，在广业里的人，很多都破产流徙，到更偏僻的地方，栽种“菁黍”；巨家大族趁机纠集“畲丁异客”，从事茶、布、菁等经济作物生产；由于这些经济作物不用缴纳“庸”税，使得这些巨家大族获利更多。在以农为本的帝国时代，这种经济结构是非常不利于朝廷统治的，然而作为一种经济发展趋势，朝廷是没有办法一时予以扭转的。
  （2）明正统以来灾荒导致米价上涨，导致叛乱产生。以叛乱分子的成分分析，主要有当地广业“黠盗”，还有迁移而来的“畲夷”“异郡菁紫”“诸邑客人”，这些主要为从事经济作物以及其他流动人口，不直接参与粮食生产，市场上的粮食供应及价格对这部分人影响很大，在万历年间，灾荒时米价上涨导致原本就不稳定的人口更易爆发动乱。
  （3）“畲客”的性格特征被描述为“黠口鸷而强猛，侏儒鸟语，诸族不啻矣”可见当时的族群矛盾是非常严重的。
  明代熊人霖也记载闽浙地区菁民与百姓的矛盾，他在《南荣集文选》写道：“窃惟处州、建宁，古瓯越地，错壤连山，篁竹深昧。菁民茧趼，上下山如飞，群盗诱搆剽掠，恃险抗逆颜行。戊寅迄今躏三省者五年，百姓骚然靡敞。”③
  按照熊人霖生活年代，戊寅④应指的是崇祯十一年（1638年），可见在崇祯年间，菁民在三：省（闽、浙、赣）区域分布，给地方秩序带来破坏，族群矛盾较深关于这种族群矛盾，熊人霖的《平菁寇凯歌叙》记述了在崇祯十三年时，浙江、江西部分地区“菁民未靖”，朝廷任命夏来潘派兵镇压的情况。崇祯十四年，由于“菁民弗恭”，“公（夏来潘）躬率郡邑兵震荡之。先以文告，渠歼胁允，穑人成功。秋大有年，菁民复取民家之禾，躏及村落。公严兵疏捕之，寇乃遁，民其维口。”①
  对于防御菁民寇乱，熊人霖描述了兰亭于曾询问稽亭子的建议，稽亭子提出了两种建议：一是采用孔明治蜀的方法，实行开屯编户政策，通过招抚使其归于山下土豪，从而实现菁民的治理；二是采用虞翊三科的方法，擒拿其首领，通过用兵将菁民控制在军事边界之外，在边界之内则安排军事防守设施，边界之外则“深山地利，自宜听其垦辟，所谓寮民亦吾民，保障不必在抚守外也。”②然而，该建议未能得以实施，到了第二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此地“山寇益剧”，书中记载二人的对话：
  兰亭于谓稽亭子曰：“惜也：于之议未之有能行也，以及此。夫今子试为事筹之。”稽亭子曰：“惟。疑山寇非尽寇也。越山吾山，汀人亦吾人也。山主与菁户，或相激而互斗，或相煽而分利，兵至则避，兵去复出，往来闽浙江右，若诸路以邻为壑，蔓将难图。然遽合三省之兵，草剃禽弥，民将益摄，且寇转徙不与兵值，徒旷日耳。”③
  稽亭子提出了“山寇非尽寇”，该说法颇值得玩味。笔者前文已经论述，在明代以后，山寇泛指“亡命乌合”④之众，既可泛指“猺”“獠”等非汉族群，也可能包含汉族，是否为山寇主要以其是否受国家控制或服从国家管理为判断标准。因此，稽亭子所说的“山寇”应该是那些生活在“越山”、不受国家控制的流民，这些流民主要为“菁民”；第二个“寇”则是起事作乱、到处剽掠的叛乱分子。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解读当时士大夫阶层关于菁民与山寇关系的理解，也验证了本书第三章关于官方“贼”“民”分类的论点。
  另外，从上面的材料我们也可以看出菁户—山主—朝廷三者之间的关系：菁户与山主有时矛盾激化，互相争斗；有时则互相煽动，联合起来与朝廷对抗，而后各自分得利益。这种反映了“土”与“客”、地方土著与中央朝廷之间既斗争又合作的微妙关系，是根据特定情境下产生变化的，利益导向在其中起作用。实际上，在“土”“客”间还有一层中间势力，其被称为“寮主”，《防菁议下》一文写道：
  俾山主约束寮主，而寮主约束菁民，可不烦而定也。山主者，土著有山之人，以其山俾寮主艺之，而征其租者也。寮主者，汀之以居各邑山中，颇有资本，披寮蓬以待菁民之至，给所艺之种，俾为锄植而征其租者也。菁民者，一曰畲民，汀上杭之贫民也。每年数百为群，赤手至各邑，依寮主为活，而受其庸值，或春来冬去，或留过冬为长顾者也。
  今之五七人私出作贼者，畲民也，寮主未必知。若二三十人出掠者，则寮主实使之。①
  可见，“寮主”也是来自汀州的移民，其凭借着资本租用“山主”土地，并雇佣“菁民”种植；在规模稍大一点的菁民之乱中，“寮主”实际上起着幕后指使或领导的作用。由此可见，在族群边界的划分上，寮主与菁民作为“客”的身份联合起来对抗本地土著。
  寮最初指“寮蓬”的意思，随着历史的变迁，也被用来称呼一些从事经济作物的流动人口，如南明隆武帝时，曾命金衢巡抚刘中藻在浙江等地的流动人口中选练精兵，这些流动人口被称为“三寮”。《思文大纪》写道：“上谓金衢巡抚刘中藻曰：‘选练精兵，可取于苎寮、菁寮，畲寮三项，此议诚是。取用之后，即当给示，免其差徭；仍勉令与百姓相安。兵数准一千名，衣甲银两准于该州动支二千两正项。务期兵精而饷不糜。’”②
  朝廷在苎寮、菁寮，畲寮人群中选用了一千名精兵，并对被选用后的这三类人予以免除差徭的优惠政策。朝廷要求军方仍然要勉励这部分“三寮”兵要“与百姓相安”，间接说明此前“三寮”人群与普通百姓曾存在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显然是族群间的矛盾。这种土客矛盾在闽中的兴化地区也广泛存在。乾隆《仙游县志》记载了兴化地区畲民：
  畬民不知所始，或谓槃瓠，其说近诞。大略与浙之棚民，云广之苗猺相类。而畬民独穷而拙，中以雷、蓝、盘、钟四姓为众，相为匹配，不得与齐民齿。赁春佃山，率为服役。语言自为一种，亦不与郡国同。邑之兴泰诸山多有之。③
  从《仙游县志》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四点信息：
  （1）认为盘瓠传说为怪诞之说，持怀疑态度。
  （2）认为畲民与棚民、苗猺具有共性，说明当时这部分族群的一些族群文化特征比较相类似，一方面支持了畲瑶同源的理论；另一方面也说明棚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畲民。
  （3）畲汉族群边界明显，一是不通婚；二是语言不同；三是生产方式不同，这些归结起来就是文化融合还不完全。
  （4）说明仙游畲民的分布地带主要在山区。
  随着移入客民越来越多，许多地区的族群格局出现了变化。如《肇域志》称福宁州：“自隆万之间……因兵而聚食者众，城外竟成他乡。重以漳、汀流寓之民辟地种菁，弥漫山谷，客倍于主，米价踊腾，偷盗昌炽，淫讼烦拏矣”①
  说明自隆庆万历以来的兵乱，使得“因兵而聚食者众，城外竟成他乡”，另外“漳、汀流寓之民辟地种菁，弥漫山谷，客倍于主”，闽东的人口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尤其土、客之间的势力消长发生重大变化。康熙《罗源县志》也记载道：“顺治四年，土寇尤元表招集汀州无赖及邻邑乡民为盗，攻陷县城，勒索殷实助饷，一时聚财累万，甫入城内，即焚烧东门一带故家大屋。”②
  汀州无赖许多是客家或畲民，他们多为经济作物佃耕的，往来于汀、宁间，成为当时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烧毁“东门一带故家大屋”只是众多原有的土著家族被冲击的一个例证。同治间，卞宝第出任福建巡抚，对福建、台湾地区进行民情调查，编成《闽峤輶轩录》一书，该书记录当时的福安“山居多畲民，亦知耕作，惟隆冬间出剽窃，宜查缉。”③也间接说明了畲、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族群边界。民国《霞浦县志》卷二十二《礼俗》称：“霞浦城居多客籍，聚族至数百年，发族数千人者极鲜，故宗祠无多，城中建祠者止一二姓，各乡稍有旧族，然宗祠亦不遍设。”④一些新迁入闽东的居民称为“客”，这种社会整合在霞浦的体现就是宗族进行重建。民国《霞浦县志》记载：“客岁有新丧者，元旦日于灵前设牲醴果品，孝男等以次行礼，各戚友于初三日重来拜奠，俗称拜新年，
  初四日午餐即饗以祭余，俗称食新年饭，此两日系与丧假应酬，俗忌不贺，岁不会亲。”①这里的“客”未具体指迁自何地的人群，按照历史一般应该主要来自汀州的客家或畲族人，土人将其称作“客”，说明这些居民来霞浦定居不算久远，还保留着一些特有的习俗。我们对“畲”“客”的共生关系会更进一步了解。也更进一步说明了族群边界视野下，文化认同如何影响一个族群的形成与发展。
  实际上，在明清时期闽西南人口流动中，进入闽东浙南地区的除了大量的畲民外，有许多是客家人。②谢重光等人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在浙南云和、遂昌、松阳等县区，至今生活着一个仍保留着比较明显客家文化特征的族群，当地人称之为汀州村。③然而，在族群自我表述和他者对这些族群的定义中，以及参照学术界研究的成果，我们似乎得到更明显的信息：迁往两广、台湾、东南亚和“倒迁”入江西的“畲客”为客家，而迁往闽东、浙南的“畲客”多为畲民。这种表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族群边缘的角度予以分析。一个族群迁往不同地区，之所以成为（或主观认为、被认为）不同族群，更主要的原因是该族群在与不同族群接触时，本族所持的文化认同有着本质的区别。另外，在与本族互动的“他者”对本族的认识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族群的认同。正如黄向春《赣南畲族研究》中所言：“明末清初是闽粤客家大量流迁赣南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移民构成了赣南客家人口结构的主体，在地方史志中他们被称为‘闽广侨寓’‘流寇’‘流贼’‘新民’‘棚民’‘客籍’，其中也包括蓝、雷、钟诸姓，但他们或因为在闽广之时，已融于客家，或因为他们与客家人均属外来人口，流入后均经营相同的生计，且均以家庭为迁移单位而非以族群身份出现，因此他们在迁入赣南后大多并没有被土著当作一个特异民族看待。”④
  《松溪文史资料》记载清乾隆年间本地建设汀州会馆，有大布村的兰（蓝）木匠师徒帮忙捐工修葺，蓝姓家族并未被认为是畲民，而认为是汀人。蓝美芬研究也发现，畲族迁入闽北后，在当地居民眼中，更多的是把松溪畲族看作汀州人，是以地域为标准而非族群的概念，而松溪畲族人民自己也是这么认同的。⑤
  由此可见，族群边界的划定，是在一定历史情境下的形成的，族群边界内外既可以血缘为区分，也可以用地域、文化、政治身份等标准来划分，至于采取何种区分标准，主要看双方族群的利益需要，这种利益导向影响了族群边界的维持与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