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明清之际，闽浙赣地区的倭乱和迁界对地方社会影响很大。闽东社会频遭倭乱之祸，尤其以嘉靖年间最为严重，倭乱造成闽东浙南沿海地区人口大量减少，急需进行社会整合。如福安地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倭陷县城……（注：……初九日倭去，计男妇死者三千余躯，而去者七百余，溺水坠崖死者莫计。）”②又载“嘉靖己未倭入城横戮，从北门遁者数万。贼驱其后，忽道旁古树无风自拔，贼惧不敢追。”③嘉靖三十八年的倭乱，给福安带来巨大的打击，死者不下三千多人，战中逃亡者七百余人，倭乱带来的持续影响是瘟疫的流行，又死两千余人；嘉靖己未年逃离数万人。由此可见，战乱对地方社会的人口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经过倭乱之后，闽东等地居民大量逃离，有的地方变为绝迹之地，一些建堡自卫的地方幸免于难。如在霞浦地区，顺治十三年（1656年），“海寇陈文达焚劫塘里，汀州人王拉夫、寿宁人马兴等剽掠桐山。居民绝迹者数年。”民国《福鼎县志》④记载顺治十七年“海寇登陆，逼民助饷。水郊、阜坪各乡大姓人家半为杀伤。”直达“复以巡司汛官守焉”，福鼎“民始渐挈眷而归”。⑤该志《义行传》又载嘉靖三十八年时“倭陷桐山……时桐山一带几成焦土，民居寥寥，权与其族人议筑堡御寇。”①在这种倭乱的社会背景下，乡民纷纷建筑堡、寨用以自保，民国《霞浦县志》记载的土堡共43个，大部分都是当时兴建的。②
  罗源地区也出现了大量逃亡的居民。道光罗源知县庐凤棽记载：“明季倭寇内讧，罗之被祸最烈。我朝列圣相承，声教四讫，罗以介居南土，久享休养生息之恩。”③康熙县令王楠写道：“此一时也，邑之下里，多有人逃业荒，虚悬额征之累，为之查荒招垦，收存豁亡，而向来之驮赔包荒，亦自是一清。”④从中可以看出，在康熙以前逃荒之人较多，政府通过招垦，其中一些畲民得以在罗源生存与发展。
  清初的迁海政策也给闽浙赣地区的社会带来巨大冲击。顺治十八年（1661年），朝廷颁布迁海令，三十里以外悉墟其地，迁海的目的是为了断绝沿海地区与郑成功集团的联系，此举却给沿海居民造成很大的冲击，史书称从江浙到闽粤一带的土著流移者不可尽数。康熙《罗源县志》就记载道：“（康熙）十年，总督姚启圣请尽复原迁沿海居民，时边民之仅存者不过十之二三，巳一自复回故土，刈茅为舍，以佃为渔，皆姚公开复台岛，廓清鲸鲵之赐也。”⑤倭乱以后，特别是迁界禁海，“边民之仅存者不过十之二三”，说明当时该地确实空出许多地方来，这些地方需要招徕百姓．。迁界后田庐荒废人民生活极度困苦，几十年后和平后才得到休养生息。民国《霞浦县志》载：“……郑成功又据台湾，勒令沿海居民出貲供饷。至（康熙）十八年督抚苏尚书、李部院疏请移民以绝接济之根，编篱立界，滨海人民悉迁界内，越界者斩。田庐荒废，鱼盐失利，百姓流离，惨不可言，至康熙二十二年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祥将军施琅平定台湾，郑克爽归顺，海氛始靖，下诏开界，民归故土，沿海居民竞绘姚吴诸公遗像祀之。”⑥
  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迁界结束，许多百姓回到沿海地带，其他非土著的居民也进入原迁界地区。而根据闽东许多畲族族谱的记载，本族迁入起始的时间，也基本上在明末清初这一阶段，说明倭乱迁界为畲民的迁入此地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
  由于战乱和政策等因素，闽浙地区出现了人口骤减、田地荒芜等现象，政府实行招徕人民的优惠政策，包括开垦田土、免一定年限租税等，因战乱形成的无主荒地也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其中有一部分人群就是畲民。吴楚椿在《畲民考》写道：“又按《浙江通志》顺治十八年，浙江巡抚朱昌祚，因闽海交讧，迁海滨之民于内地，给田给牛俾安本业，是由交趾迁琼州，曲琼州迁处州。”①民国《龙游县志》则称：“经明末清初之乱，继以耿精忠之乱，旧族丧亡不少，而迁来者福建长汀人占十之七八。”②在一些畲族族谱中，也反映了畲民移入闽浙赣地区的历史事实，如福鼎贡生松菊主人陈观墀在同治《冯翊郡雷氏修谱源流序》中称：“我国朝定鼎之初，缘海氛迁界，合族移居平邑北港、章山、朱山、九岱、莒溪等处，厥后分为数派以及泰顺、福鼎之乡，蒲门、苍头之所，济济不乏，自昔一脉相传至今。”③
  民国《平阳县志》记载了清代以来平阳县的族群分类情况：“明时倭寇之扰，平阳被害最巨。清顺康间，以郑成功之难，沿海徙界，民族变迁，此时尤甚。今以言语分别约有五派：曰瓯语，曰闽语，曰土语（俗称蛮话）、曰金乡语、曰畲民语……若畲民则散居南北港蒲门各山奥，其语亦居小数，相传先世自闽广来，盖本苗种，俗称畲客，谓为客民也。其言语习俗不与土民同，妇女向不裹足，勤耕作，杂庸保。男子亦有读书入学者……可见，迨降元后，处之旁近州郡后渐流入浙，与宁绍之堕民、丐户，志称为宋俘之遗，仿佛相类，其族则有雷、蓝、李、钟四姓云。”④
  以上说明清末民初，人们对倭患与迁界对当地族群社会的重要影响有了清醒的认识。作者以平阳的五种语言将当地居民分为五类，畲民是其中一类。当然这里的“民族”二字不应被理解为当代的民族概念，或许应该“民、族”分开，即百姓及宗族。另外，作者认为畲民是在元代以后从福建等地州县流入浙江，身份与“堕民”“丐户”等相类似。
  闽北地区的畲族迁徙的时间大约在明清之际。明清以后，关于畲族的记载在闽北等地的方志中逐渐增多，畲民作为区别于汉人的族群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浦城县志》记载：“正德七年，徭僮洞寇乱，调民兵以防守。”①这里所记“徭僮”应是指畲族。清同治光泽《积谷岭雷氏重修族谱新序》记载道：“我雷氏系出黄帝，派衍丰城，族启泉州。国初，始祖若卿公自泉携戚谢某避寇，依杭川有年。复临北乡，陟老山巅……卜积谷之原居焉。”②光绪《重纂光泽县志》称移入光泽“杂处此土者”，有“畲民（居山谷种山）”，有“泉州民（北乡多族居成村落）”等，并占有很大数量的人口③。可见，该族在明末清初之际，为避“郑寇纷扰”，从泉州迁往上杭，后又迁到光泽，这种族群迁徙应该有其历史根据。笔者推测，该族很有可能是在迁界过程中，从泉州迁到闽西、闽北等地。另外，该族谱以风水的观点来阐述移居，这种叙事模式只能作为畲民迁徙的自我解释，其中隐含了畲民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地方并定居的历史事实，但这种迁徙不一定都是由于风水原因引起的。
  综上所述，畲民大量迁入闽东、闽北、浙南等地，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而倭乱和迁界就是此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