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自明中叶起，中国一些地区出现了农业商品化的趋势。②美国学者马立博甚至认为华南地区社会经济进入了所谓的“商业化进程”③，越来越多的土地用于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生产，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就发展阶段而言，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还算不上发达，但相对于前代，越来越多的地区卷入商品经济浪潮中却是历史事实。在明代，福建各地山区经济有被卷入商品化浪潮之中的趋势，明人王世懋在《闽部疏》一书中曾记载了福建各地的物产及其商品流通情况：
  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所仰给它省，独湖丝耳。红不逮京口，闽人货湖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闽山所产，松杉而外，有竹、茶、乌桕之饶，竹可纸，茶可油，乌桕可烛也，福州而南，蓝甲天下。④
  文中所说的“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说明到了明代，福建与江南和海外经济交流密切，成为中国市场网络体系中的一部分，是地区分工中的不可缺少的一环。①“福州而南，蓝甲天下”则说明福建的蓝靛生产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明代中叶以后，江浙地区成为全国纺织业的中心，该地区的丝棉制品输往全国，如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的《食货志》中详细记载该地的丝织品销往全国各地的盛景。②而清代钦善在《松问》书中称江浙地区的棉织品成为全国商贩历经千辛万苦所需要的商品，其文称：“冀北巨商，挟资千亿。岱陇东西，海关内外，券驴市马，日夜奔驰。驱车冻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对。”③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发达的纺织业带动了周边地区蓝靛贸易业的发展。明清时期，福建的蓝靛种植在全国具有一定地位，长期成为江南纺织业染料的主要来源。闽东、浙南山区由于地缘优势，成为蓝靛种植的中心区域之一，大量的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的流动人口卷入商品经济的浪潮之中，从而成为帝国商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清代叶梦珠《阅世编》记载道：
  青靛，初出闽中。夏、秋两次之间，取其叶淘汁澄清，用染蓝青色，此地所无也。自顺治初年，八闽未平，福靛难致，有觅得其种者，按其法而种之，获利数倍。其后八闽尽归版图，福靛既多，本地所产又众，利亦微矣。况所染之色终不若福靛，故土靛价亦日贱，近年（指康熙年间，引者注）来，种者亦少。④
  叶梦珠《阅世编》一书主要记载明清之际以松江一带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人事各方面情况，从以上所引材料可以说明，虽然松江一带有人仿照福建人种植蓝靛，但可能是因为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不如福建，其蓝靛生产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品质上都无法与福建生产的蓝靛相匹敌，以至于种植越来越少，江南一带染织业的原料还是需要仰靠闽浙地区输入。
  明中叶以后，闽西一带的汀州人之所以到福州府的永福县、兴化府属境内和福宁府的宁德县等沿海地区种植蓝靛，是因为蓝靛等商品可以通过海上交通运销至当时的纺织中心——江南地区，从而节约运输成本，并获得比在当地更高的利润。到了明代末期，汀州人又在浙江南部山区找到了一个生产蓝靛的基地，并延及浙、赣、闽三省交界地区，浙南因其山区荒地资源丰富、有便利的水道交通且靠近江南地区，成为汀州移民理想的接收地。浙南山区生产的蓝靛通过富春江进入钱塘江，再经过京杭大运河，远销至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棉布生产的中心。①
  商业化社会经济潮流引起了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使得本地区商业化进程加快，也导致了大量人员流动，其中，包括从事山区经济作物种植和部分商品经济流通环节的人员。许多山区居民也卷入其中商业化进程中，如汀州府各地“挟货生殖间处有人”，②上杭各地从事工商业活动者多，史称该地“百货具有，竹箑可以贾”③“质鲁者出远方贸易，皆有机权善筹划，与人交易亦和蔼，以故动辄致富”。④另外，从一些畲民族谱也可以反映。《闽杭庐丰蓝氏族谱》收录旧谱遗训十则，除了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教子、读书、治家、处世九条外，还特意提及生意一条，其文写道：“除却读书之外，商贾休论本微。要求足食与丰衣，生意般般皆美。日进分文有益，千金坐吃无几。不为赌博不为非，家业自然渐起。”⑤这正是明清以来，闽西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在思想领域上的具体表现。⑥
  这种商品经济的发达还可以体现在蓝靛的生产种植与销售流通上。由于闽西等地受限于地理交通，本地产品输入江南一带纺织业中心较为困难，所以闽西虽然也是山区，但本地区种植蓝靛却获利不多，到靠近江南一带的闽东、浙南种植蓝靛反而获利更多，早在成化年间，即有汀州人往浙南“贩卖蓝子”。如《泰和县志》记载明代成化年间，“有自福汀贩卖蓝子至者，于是州居之民，皆得而种之，不数年，蓝靛之出与汀州无异，商贩亦皆集焉。”①
  汀州人在全国染料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道光《永安县续志》载永安的“木商本处人，汀州亦多……靛青客，汀州人，采蓝亦汀州人”。②其中，尤以上杭人最为活跃，民国《上杭县志》卷十《实业志》记载道：“前清嘉道以前，邑人出外经商，以靛青业为最著，据赵志《物产》云：‘本邑之种蓝者，其利犹少，杭人往南浙作靛获利，难以枚数，此乾隆初年事也。故江西、浙江、广东及上海、佛山、汉口等处于省郡总会馆外，皆有上杭会馆，当时商业发达可知。’”③当时上杭商业发达，蓝靛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事与靛业比较有关系的染工，属于汀州地区的人也比较多，《上杭县志》记载道：“邑人以靛青业致富者甚众，而在外作染工业者如浙赣粤等省亦夥。在昔粤之羊城、佛山皆邑人专利，每一埠俱数百人，民国后破除此口业者，已不及如前之盛矣。”④庐丰蓝氏作为上杭县的一个大姓，该家族在这场商业运动中也表现突出，《闽杭庐丰蓝氏族谱》记载该族族人遍及多省，“虽不忍轻去其乡，然地方生产有限，因而择地再迁，力图拓展亦势也。予遍阅各家钞谱，不但赣、粤、浙省之接壤，即远而湘、鄂、皖、黔，亦多吾族人发展地。”⑤
  在闽东，蓝靛种植业在清代乾嘉时期达到鼎盛，直到民国时期，由于受到西方商品的冲击，靛业逐渐衰弱，民国《霞浦县志》记载：“西区平原之农业常种靛，清乾嘉间最盛，其货能通于浙温，乡民有以贩靛而致巨富者，同光而远，台湾之靛输，而靛业衰，近时西洋之靛竞进，力比土靛强二十倍，土靛每十二斤仅当彼之十两，色较鲜而价较廉，而土靛遂一败涂地。然洋靛日久色退，土靛永不退色，厥有特长，改良制法，而恢复销路是在乎研究者。”⑥可见当时闽东所种之靛主要输往浙江地区，许多乡民因此致富，而到了同治、光绪以后，则受到台湾、西洋靛业的冲击，土靛销售每况愈下。而闽西的靛业同样受到外来商品的冲击，上杭县“自色料由外输入，而此种工业益不如前”①，武平县“自洋靛由外输入，而土靛不销，种蓝者少矣”②。
  总之，蓝靛在一段时间内发达有其历史原因。正是因为对原料的需求，蓝靛生产收益较高，在山区移民尤喜种植，这对他们改变落后经济作用巨大。③因此，大量汀州百姓迁往闽东、浙南、江西等地山区，基本上一开始都是专门从事蓝靛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如赣州兴国，由于“土满人稀，东北多旷地，粤闽流寓耕之，种蓝栽苎亦多获利，而土著弗业巢焉。”④经济作物的种植对“闽粤流寓”这些移民具有重要作用，并有许多人因此而致富。乾隆《宁德县志》载宁德“西乡几都，菁客盈千……凡菁客佃作之山，皆深岩穷谷，非平原旷野可树桑麻者也。”虽然不种植桑麻，但种植菁靛等作物获利不减于桑麻，除了种植菁靛外，西乡地区“其地山陂洎附近民居旷地，遍植茶树，高冈之上，多培修竹……其无茶竹之地，亦舍桑麻而种地瓜，利反较胜于桑麻。故宁邑未富者少，如所云贾众小业而致千万，洒削薄技而得富饶，此类不少概见。”⑤
  卢美松在《太姥传说与畲族渊源》一文中指出，远古时期，闽东北存在着以太姥（母、武）为首领的母系氏族社会。太姥夫人的部族是闽族的先民，他们与后世的山越、畲族有渊源关系。⑥卢美松先生还认为蓝太姥与明清畲族种蓝制靛有十分重要的渊源关系，其主要根据为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关于“尧时有老母，以蓝染为业”文献的记载。《舆地纪胜》称：“太姥山三十六峰，在长溪县。王烈《蟠桃记》：‘尧时有老母，以蓝染为业，后得九转丹砂法，乘九色龙而仙。汉武时，名曰太姥山，凡有三十六奇。’”⑦这种将蓝太姥“以蓝染为业”的传说与明清畲民种蓝制靛结合起来研究，对研究畲族的经济生活方式具有启发意义。然而，二者并非历史的必然联系，笔者认为，明清以后，畲民种菁者数量众多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当时的自然生态情况、商品经济发展、族群社会整合等因素息息相关。换句话说，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即使不是畲民也有其他族群从事该类型的经济作物生产。如江南一带的经济情况曾一度影响了闽浙赣地区的蓝靛生产，明代熊人霖在《防菁议上》称：“岁辛已（笔者注：崇祯十四年，1461年），菁民震于邻……惟汀之著民，刀耕火耨，艺兰（蓝）为生，编至各邑，结寮而居。近江北兵荒，青布不行，靛贱谷贵，此辈无以自存，遂出掠山旁村落。”①在崇祯末年，由于明朝气数已尽，江北（主要指苏州、松江一带）兵灾使得纺织业受到影响，这使得闽浙赣地区一带的菁民生活失去来源，只好聚众剽掠，这间接说明了明末区域间经济的紧密联系，可以说，经济社会中任何一环的缺失，都有可能引起社会的连锁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