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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域社会开发的历史进程中，常常伴随着自然资源的争夺和破坏。明中叶以来，闽粤赣地区的社会动乱，各族群对资源竞争更加激烈。在这种背景下，华南地区的许多乡村社会均体现出军事化特征，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原来由官方修建的军事防卫建筑转由民间修建。顾炎武在《肇域志》记载漳浦县的“赤湖城”，“在县东十七都，元季土人曾仁礼筑。正德间重修，周一千二百尺。西林城，在县南六都，旧有石城，正德五年寇乱，乡民重筑。”①
  赤湖为明清以来漳浦蓝姓的重要聚居地。按《肇域志》记载，在元末就有曾姓“土人”建筑城堡，这里的“土人”二字值得玩味，相对“客”而言，应与土著相同。清代梁章钜在《称谓录》中称：“土著《汉书·张骞传》：‘其俗土著’。谓常居不迁徙也。著音酌，读如字非。”②蓝姓畲民并非一开始聚居于赤湖、西岭等地，其中必定经历了由族群迁居—宗族发展壮大的过程，随着族群势力的壮大，蓝姓畲民在当地由“客”转为“主”。
  到了清代，闽南民间乡村械斗盛行，漳州为械斗的重灾区，一些畲民卷入民间械斗，如姚莹描述龙溪县各地的械斗中有浦南芹里钟姓在列：
  （龙溪）东北则鳌浦扶摇之吴、杨等姓，浦南芹里之梁、宋、钟、林等姓……各社接连，大者数十，小者十余，频年以来，仇怨相寻，杀夺不已。其焚掠截掳、死伤破败之惨，概不可胜言矣。③
  这里的浦南芹里钟姓应属于畲族，但估计已然汉化。而漳浦蓝姓则与其他姓氏发生冲突，如康熙五十年（1711年），福建提督杨琳在《奏报闽省营务并各营所食空粮等情折》写道：
  蓝理在提督任内官兵尚无异言，独于亲戚乡党之中多结仇怨，及其离任之始，被施姓族人以及地方光棍于各处市口，拆其房屋，抢其铺面，掘其海田堤岸，淹没田地。奴才于十一月初二日至泉州多出告示严行禁谕，始获稍平。④
  漳浦蓝姓与其他姓氏族人“多结仇怨”，导致房屋被拆，铺面被抢，海田堤岸被掘，田地被淹。《浯洲金门城蓝氏族谱》虽是金门蓝氏族谱，记载了漳浦石椅种玉堂之事颇详，在《蕃公祖之墓图形体（图略）》中载康熙年间吴、蓝家族之争，而蓝氏家族最终取得这次宗族争斗的胜利：
  蕃公讳纯憋，寿九十五岁，生于仁宗七年戊午（仁宗戊午年为仁宗五年，原文恐有误，笔者注），即延祐元年（应为延祐五年，笔者注）戊午三月廿三日辰时，卒于明永乐十年壬辰三月三十日卯时。石碑字书：处士蓝蕃公墓。时吴家强盛，意欲混图，石碑竟为埋没。至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二月，吴人自相竟出首，公之派下众子到墓理会，蒙本县主到地勘验，归蓝家掌管。及至乾隆十六年辛未二月初四日竖解元旗。①
  以上均可以看出当时族姓冲突之严重，在其中更多是宗族发展中各族群为了争夺资源而产生的矛盾，而不能将其视为畲汉间的矛盾。我们还可以再从清代一些宫中档案资料也可以看出：
  （漳浦县）道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具奏：黄姓牧牛践食蓝姓瓜藤起争，黄姓疑蓝姓牧牛越界，彼此争闹，伤毙一人。
  （漳浦县）道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具奏：黄、蓝两姓山场相连，界址不清，因砍伐坟木起衅，黄姓控官究理，杨姓冒认山主，助蓝姓控管挟制。
  （漳浦县）咸丰二年四月三十日具奏：蓝姓同族，一方因阻止另一方偷窃地瓜殴斗，殴毙一妇。尸亲一方以纠众抢劫，差役受贿舞弊等情京控。
  （诏安县）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具奏：钟姓田园与许姓田亩相近，因填筑园岸起争。②
  以上说明当时蓝、钟等漳州畲姓族人与黄、许、杨等族人因争夺山场、田园等资源而起冲突，另外有一些则是本姓族人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因鸡毛蒜皮等小事引起，却多有死伤，由此引发的诉讼甚至惊动了朝廷。从元代以后可能为“客”的蓝姓等畲民，到清代时期，其在当地显然不再以“客”的身份出现，而是与其他汉族无差别的宗族。
  再如，明清闽西畲民也参与了各种土堡、寨的建设。上杭钟姓《颍川钟氏族谱》保存的《久泰上村乡村寨寨规》记载道：
  为立寨规事。考究天地之间，万物均有御侮之本能，何况人乎？吾族为求自卫安民，经在全村众议，本村四周主要山头设立村寨，即村东、村南、村西、村北，以抵御外侮之入侵，诚属吾族之善举也。兹为固防保民，爰立寨规为后，望吾族乡民众所共遵之。
  一、议村南之马安寨为主寨，村东之青龙寨、村西之白虎寨、村北。
  一、议立寨务必守寨，若不守寨，何异乎之虚设也！故平时主寨应有二人之专守焉。副寨则遇紧急之时着人守望，相互配合，共护吾村之平安。青龙寨则寨顶平旷宽阔，宜于平时训练乡勇。练武守纪，亘遇有外侮入侵，始善于防守之也。
  一、议凡避入山寨躲避之男女老幼，均为全村至亲骨肉，除着人专管人寨安置外，全村父老均须相互扶持，尊老爱幼，男女不得犯律。粮草、衣被、贵重物均应随带入寨，免受外侮洗劫一空之苦。
  一、议各寨均应备好刀、枪、铣、雷、垒石、垒木。如遇外患攻寨，凡编入乡勇之男丁，均应奋力抵御，不得退却、反叛。副寨应听从主寨号令指挥，副寨不得犯律。
  一、议如有未及入寨之人，一旦被害，均由全村料理善后。盖被害着亦系吾族之骨肉，能不共悲乎？①
  可见上杭钟姓畲民设立山寨的目的是为了“自卫安民”“固防保民”，寨规具体规定了守寨避寨、训练乡勇、物资装备、组织管理以及遇害族人善后等事项。另外，上杭钟姓《颍川钟氏族谱》还保存一份《为岁值扰乱商议乡勇事规定列后》，总共九条：
  一、吾乡之勇以十六岁上丁至四十五岁，均应踊跃参与乡勇事。
  一、四方每日着人巡逻，如遇有匪类入乡，即时通告四处，给发米一升，又钱八十文正。
  一、凡守寨乡勇均应注意匪类入侵行踪，即时鸣锣为号，稗吾乡民避人马案寨边，或四周深受之内，以免荼毒害。
  一、乡内预备硝药、火炮、枪刀镜箭，分给乡勇备用。一时通知，即便起行，不得延迟。
  一、匪类入乡，聚集本坊乡勇同心协力隘口拦截赶逐。
  一、本坊有入匪类引贼掳掠本乡者，同心合力赶逐之。
  一、杀贼匪一人，乡内赏银三两正。
  一、为贼所伤者看伤痕轻重，乡内酌量出银调治。
  一、为本坊米谷通流，不得阻籴。共议七三边每圆价三桶八升正，
  于茶地方园内为止，外人不得于籴。①
  从《为岁值扰乱商议乡勇事规定列后》的“岁值扰乱”字眼中，说明当时社会出现动乱，如果考察正史、方志，我们会发现明中叶以来，闽粤赣地区社会动乱频繁、族群矛盾不减。畲民山寨的修建、乡勇的组织与训练皆是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是畲民保护家园、保卫族人的需要。这种坚守家园的情况，显然也与传统意义上的畲民“有病殁则并焚其室庐而徙居焉”②的情况截然相反。
  另外，随着生齿日繁，关于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然而，明清时期的闽西南地区，部分汉化的畲民与汉族矛盾更多的是宗族大姓之间的矛盾。如《闽杭庐丰蓝氏族谱》载：
  吾乡四山环抱，然以云龙山为主脉，由源里凹来，雄踞东方，丰伟高耸，支则分左右翼，乡民多分居其麓……惜中间腴田屋所占者几三之一，以故粮食缺乏，恒恃外运接济。而四山童秃，又无竹木之饶，纵议严禁，无如烟灶繁密，樵采被罚屡起纠纷。③
  随着上杭雷氏家族的壮大，与地方的资源冲突也产生，如族谱记载与郭姓的风水之争。《上杭雷氏梓福公家谱》的《行述》中记载十八世雷荣宗公元配吴太夫人时称，“（上杭）邑中郭某延江西堪舆徐先生择吉壤，至南冈仙香公坟得之，惜其山向不吉，苟改筑之必大昌。某料太夫人贫乏，许以多金易坟，太夫人力拒却之”④
  应该说，越到封建社会后期，闽西南地区的畲、汉族群间的矛盾显示为宗族的矛盾，畲汉间的矛盾反而不是很明显，这也说明了畲民在文化认同上与汉民趋同，族群边界模糊或消失，而代表不同姓氏的宗族在这个时候凸显出来。宗族之间的资源竞争代替了原有的畲汉族群间的竞争。
  第五节 小结
  本章探讨了明中叶以后闽粤赣地区畲汉族群格局变迁的情况。
  （1）以王守仁为代表的朝廷势力成功平息闽粤赣地区的地方动乱，并大量设置新县，加强国家教化，促使新民向化。随着交通线路的开辟，越来越多的畲族聚居区也在地方基层管理的范围之内，许多原来畲乱盛行的“盗区”转变为“治区”。
  （2）进入社会转型时期的闽粤赣地区，越来越多的畲民住区卷入华夏化浪潮中，畲民不断被“儒化”或“王化”。这是一种接受汉文化认同以及接受国家认同的行为。在这种“儒化”和“王化”过程中，畲汉的族群界线进一步模糊或偏移。
  （3）由于畲族与客家在文化取向上的不同，使得两个本来关系十分紧密的族群走向分离。也就是说“畲”“客”发展为两个比较独立的族群，文化认同起主要原因，而后二者在族群关系中出现的所谓“畲变客”，或者“客化畲”等，也均是族群在一定历史联系的基础上，通过文化认同来实现该历史过程。
  （4）一些闽西南畲民家族慢慢成为当地的巨家大族，随着定居慢慢加强家族、宗族建设，如修撰族谱、修造祠堂、积累族产。随着地方化的加强，逐渐融入地方社会，实际上与当地客家居民在文化认同上无甚大差别，该区域的族群边界由“畲”汉边界转换为宗族姓氏间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