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随着客家学的兴起，由于与客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畲族成为客家研究中重要内容之一。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中认为客家曾与畲族发生混化，其结果是越来越多是畲族被汉化，许多畲族的住地成为客家的聚居区①对于过去曾有的“畲客”之说，罗香林写信询问翁国樑：“到底事实上畲民是不是又称‘客家’呢？他们是汉族呢？还是猺族的别支呢？假如是猺族，何以被人称为客家？”②自罗香林先生之后，有些学者在清末以后客家运动兴起背景下，极力辨明或撇清“畲”“客”之间的关系，但随着客家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畲客的关系，因而涌现出一大批的研究成果。
  学术界一般认为，客家是南迁汉人与盘瓠蛮、百越互动的过程而形成的新的族群。在较长的历史时间中，畲汉融合，并形成密切的共生③关系，客家与畲族在历史上曾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那么，是什么导致了“畲”“客”之间的分离呢？笔者认为，文化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谢重光先生所指出的：“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④在客家形成的过程中，除了北方汉人南迁的因素起作用外，赣闽粤边原住民的历史与文化等多种因素也在起作用，以上多种文化因子共同促使了客家文化的最终形成。那么“畲”“客”的分离同样也是因为文化的原因，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取向导致了“畲”“客”的最终形成两个独立的族群，而历史上出现的“畲”变“客”，或者“客”变“畲”，也均是文化认同在起主要作用。
  明代以来，特别是明中叶王阳明巡抚南赣以后，随着国家加强对闽粤赣地区的管理，许多畲民完成了身份的转变。谢重光先生曾高度评价王阳明巡抚南赣对畲民汉化的推动，这种变化体现在族群格局是原为畲族住区的赣闽粤交界地区，“如今几乎清一色是客家人的住区”。①与以畲族外迁来解释此现象观点不同的是，谢先生认为更重要的因素应是畲民大部分转化为客家人了②。陈永海在《一个山区的族群标记：畲“贼”之例》一文中指出，畲民与客家人出现分化的原因主要是文化转向的不同：“有一部分畲瑶人群坚持其盘瓠信仰仍为‘畲’，另一部分人群则接受儒家的礼仪，转为客家人。”③这也再一次印证文化认同在族群边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此时，闽粤赣的族群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谢重光所说：“明代以前，福建畲族、客家、福佬三大族群的分布态势是：客家处在西北部的汀江流城，福佬处在西南部的九龙江流域，两者之间的玳瑁山、博平岭东西麓是畲族的天下。”④而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急剧变迁，畲民的边界的移动产生影响，其中畲、客的分离正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其中一个表现。
  明清时期，“畲”“客”经常合称均指蓝、雷等畲民，在闽西南地区，与“畲”“客”相区别的，则是福佬，如道光《平和县志》：“和邑深山穷谷中，旧有猺獞，椎髻跣足，以槃、篮、雷为姓……闽省凡深山穷谷之处每多此种，错处汀、潮接壤之间……土人称之曰“客”，彼称土人曰“河老”。⑤再如漳州南靖县南坑高港村《曾氏崇本堂世谱》中，也记载“畲”（客）与汉的区别：
  蓝、雷者，即传记所称猺人是也，乃盘瓠之后，楚粤为盛。闽中唐宋以前亦在在有之。然多在深山穷谷中，又迁徙无常，故土人称之曰“客”，而彼称土人为其“河老”，为其自河南光州来，畏之也。凡三团左右有曰“畲客营”者，有曰“客仔寮”者，有曰“番仔寮”者，皆其旧址也。①
  顺治年间，潮州地区社会动乱中有称“客贼”的，乾隆《潮州府志》记载：
  顺治元年甲申，客贼通福建，闽王老统数千人，突至揭阳县西关，知有备，遁去。三月，山贼邱文德寇兰田，蓝霖寇打石山，官兵御之。贼佯走，弃所劫之物于路，宫兵争取之。贼突出，官兵败绩。②
  参照对“客”的定义，蓝霖的姓也颇符合畲族的特征，可以断定客贼部分指的是畲民。清人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也记载道：
  徭人楚粤为盛，而闽中山溪高深之处，间有之。漳徭人与虔汀潮接壤错处，亦以槃、雷、蓝为姓……常称城邑人为河老，谓自河南迁来，畏之，繇陈元光将军始也。③
  以上说明，福佬（河老）族群作为“畲客”的他者出现。文中称畲民“常称城邑人为河老”，可见“河老”最初应该是他称的。有的学者认为，“河老”或“福佬”是因为北方汉人南迁，以操河洛话，因而被称为河洛人。④笔者认为，这种观点颇有附会的嫌疑。实际上，“老”或“佬”是在南方特定生态、文化环境下的产物，而非“洛”的变音。在南方除了“河老”，还有“斗老”“大佬”等，如傅衣凌在《福建畲姓考》列举宋元史料中关于闽、粤、浙、赣中出现的“大老”⑤，认为大老为畲徭酋长尊称，他说：“凡称大老者，均在闽赣粤诸省，适合肴族之居地，且与蜒族有关，即上引广东黎德为元时著名蜒‘贼’，其同盟军有唐大老等，亦可见两族间之联系。脱欢同漳州路高僳讨平之……盖僮僚民族好称佬，故两粤人民喜欢称人为佬，例如广东佬、广西佬、广佬、白话佬、外江佬之类。又尊称别人为大佬，自己谦称为细佬，称有钱人为财主佬，称有学问人为读书佬。这佬字即獠字的异写。”①
  陶希圣曾注意到在元代华南地区起事的徒众之中，有许多首领被称为“大老”②。“大老”的出现，是由于群众间歃血为盟的结拜，进而推举出领袖，即所谓的大哥。
  再如，嘉靖《广东通志初稿》记载当时潮州地区的佃户“率依山逞蛮，结党肆志”首领称“斗老”，当地主下乡收租时，“各佃户必告之斗老”结党抗拒佃租。③在广东方言“大”和“斗”谐音，二者或有联系。《石窟一徵》就指出在广州常称“大哥”为“大老”。④“大佬”这种称谓在今天的广东、台湾等地区仍作为常用词使用，意为群体中的首领、头目等。
  历史上，畲、客具有密切的共生关系，曹树基也指出汉畲融合形成客家民系，在其后移民过程中与土著抗争导致客家意识的出现。⑤实际上，畲民与客家的分离与华夏化的进程是相同步的。相对福建、广东而言，江西地区的畲瑶等非汉人群更早进入华夏边缘之内，显示出王朝中心向边陲扩张的一个延伸过程。正如王东指出：“就赣南的情况来看，由于其境内的民族成分比较单一，汉族自东汉以来就已成为当地的主体民族，故而，以莫徭为主体的苗瑶族先民在迁入赣南以后，很快融入到汉民族之中，从而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⑥。
  王天鹏根据萨林斯有关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提出用“文化界定历史”来探讨畲族与客家的形成。作者认为，客家与畲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历史的发展，二者因为分别采取了“攀附”与“逃离”截然不同的策略，所以分离成为客家和畲族两个不同的族群。具体来说，畲民族群通过《高皇歌》等载体强化逐渐“逃离”国家统治的历史记忆，并在实践中播迁到中央政府控制相对薄弱的山区，游离于编户齐民之外；而一些畲客通过“攀附”努力保持与中央王权的关系，摆脱边缘地位，而成为客家族群。⑦
  直到清代后期，“客”才开始成为客家族群的专用名词，主要因为当时社会经济的急剧变迁，促使闽西、粤东的客家人加强了这种自我意识认同的紧迫性。①这又涉及“畲”（客）与广府、潮汕人族群边界冲突的历史，在族群危机下，客家精英通过不断建构历史记忆，试图证明中原正统文化传承的合理性。
  到了民国时代，客家意识进一步觉醒，加速了“客家”与“畲民”在社会定义上的剥离。如当时发生了学者王斤役谈论《云霄厅志》重刊情况提到“客”与“河老”的关系时称：“云霄厅志修于嘉庆廿一年十一月，蠹鱼吞蚀，残肃不完，去年据以重刊，始得复与世学人相见。益‘民元废厅改县议案及呈批各件’为第二十一卷，余仍旧贯。卷三有猺獞一节，猺獞即今之客族：土人称之曰客，彼称土人曰河老。”②
  这种将“客”与猺獞相提并论的表述引起了海内外客家对王斤役不满，后《逸经》编辑部妥协，只好再次声明“客”指的是畲民，而非客家，其文称：“但细查王君原文所载，乃引用《云霄县③志》，文中所称‘客族’，乃指当地之畲民，系与土人相对之称，并非泛指其他各地之‘客家人’而言，其义至明，不容误会。”④
  从这里也反映了客家与畲的分离，除了族群本身的文化取向、文化认同不一样外，其与本族精英的努力争取族群身份也是分不开的。
  可见以上所述的“畲区”变为“客区”，确实不能单纯以人口实质性迁移来解释，而应将其视为在汉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汉族的边界逐渐扩大、华夏边缘在东南的进一步扩张的结果。借用王明珂关于“羌在汉藏之间”⑤的概念，我们似乎也可以用“客在畲汉之间”⑥来解释这个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