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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论述了宋元以后至明初期闽粤赣地区畲汉边界移动的情况，主要论点有：
  （1）根据官方的族群分类方法，常将边陲地区不纳税服役的非汉民族称为“盗”“贼”“寇”等，是否成为国家管控范围之内的居民成为“贼”与“民”的重要区分标志。宋元常出现有关“畲军”“畲丁”“畲乱”，其中“畲”作为一种蛮夷语境被表述，其不应该认为完全是种族血统的概念，而应该将其视为一种文化的范畴。也就是说，“畲军”“峒丁”中的畲或峒，均是官方对南方地区非汉族群笼统的概称。畲乱中显示了华夏边缘的移动过程。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其将参加动乱视为化外之民，目的在于区别“贼”与“民”、“良”与“莠”，显示的是官方心目中异族的移动过程；从叛乱当事人角度来看，他们打着“畲”的旗号，目的在于壮大声势、联合更多民众参与斗争，显示的则是主观上向“异族”认同的转变。以上两个共同制造了“畲”在宋元时期从内涵到外延的转变。就此而言，如黄华、李志甫等所谓的“畲寇”“畲贼”“畲军”，其被认为是畲，与其从血统、种族上去寻找根源，不如从文化上去说明其成因。其作为非汉民族，更多的是官方，以汉人为代表的政府认为这些人为未开化人群之一，称之为畲，有贬义的意思。所以既可以称之为畲贼，又称之为山贼，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是一种文化的称谓，而非完全以血统来区分人群。
  （2）随着闽粤赣地区族群频繁互动，族群边界也显示出变化不定的状况，具有流动性。既有畲民通过获得版籍成为编户齐民的情况，也有汉人通过“入山洞”，脱籍成为“畲”“瑶”族群的情况。
  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历史情境下，社会中出现了一股反社会的潜力，并在宋元时期迅速形成合力，爆发了空前的动乱，畲乱在东南一地尤为明显。畲乱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因而在文献上留下了大量与之有关的记载。“畲乱”本质上是社会秩序破坏下，华夏心目中异族迁移中的体现。也就是畲乱与盐寇、地方寇（潮寇、广寇、赣寇）是一致的，只不过冠以异族的名号。与其将其视为种族区别，更多的是文化上来考量。也就是说畲军、畲寇、畲贼不一定是溪峒民族，有些人打着“畲”的名号起兵，此其一；另外华夏视野中，将一些寇乱冠以畲名，是化外之民的象征。
  （3）族群的文化认同是族群边界的一个重要指标。当各族群刻意强调族群间的文化差异、文化认同迥异时，族群边界越明显；而当族群不自觉淡化族群间的差异、文化趋同，族群边界逐渐模糊，直至消失或漂移。
  这种族群边界的移动还可以通过政治文化教化来实现。在地方动乱中，各个族群被卷入其中，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族群或联合，或对抗，动乱深刻打上族群斗争烙印①。中央政府通过军事压制、设置县治、加强教化等手段进一步加强对闽粤赣地区的控制，使“盗区”变为“治区”，一些畲民或者逃避战乱或者被军事驱赶迁徙其他地区，这对畲民迁徙起着推动的作用。另外一些畲民仍生活在闽粤赣地区，他们被编入版籍，成为纳税服役的王朝子民。族群边界在动乱中不断移动，总的方向是华夏化运动螺旋式、曲折前进，宋元以来的畲乱使得“畲”作为一个族群登上历史舞台，进入人们视野，为畲族族群社会发展与变迁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