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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元时期，许多南方非汉族群的动乱，均冠以“畲乱”“畲军”“畲寇”，随着畲汉融合以及畲汉边界的模糊，在明代以后，这种以“畲”作为寇乱主体的记载减少，而取而代之的是族群特征不明显的“山寇”。这种变化从侧面反映了族群边界的模糊，也说明大量畲民在认同上发生转变，逐步融入汉族之中。
  宋元时期，朝廷对畲民武装进行剿抚，导致“畲军”“畲兵”“畲寇”大量减少。由于招抚畲军既能平息叛乱，又能加强统治，所以朝廷尽力招抚。《元史》记载至元十六年，蒲寿庚请求朝廷下诏并得到应允：“诏谕漳、泉、汀、邵武等处暨八十四畲官吏军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加迁赏，军民按堵如故。以泉州经张世杰兵，减今年租赋之半。”①元代苏天爵的《元文类》载：“福建之畬军则皆不出戍他方，盖乡兵也。”②《元史》称：“福建之畲军，则皆不出戍他方者，盖乡兵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炮军、弩军、水手军，应募而集者曰答拉罕军”。③可见畲军用于地方防守。除此之外，朝廷也将其作为征服其他溪洞的工具，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元朝王恽的诗写道：“蛮陬溪洞既荒远，颠枿其间不无孽。畬军新附用得宜，以彼为攻易摧折”。④
  一些不接受招降的或复叛者，则逃入山洞，继续“依阻山险”，“负固”顽抗，最终招致朝廷的新一轮镇压。如《元经世大典序录》记载：“至元十六年五月，降旨招闽地八十四畲来降者。十七年八月，陈桂龙父子反漳州，据山寨，桂龙在九层际畲、陈吊眼在漳浦蜂山寨、陈三官水篆畲、罗半天梅泷长窑、陈大妇客寮畲，余不尽录。十八年十月，官军讨桂龙，方元帅守上饶，完者都屯中饶，时桂龙众尚万余，拒三饶，寻捕得其父子斩之。”⑤再如至元十九年，“黄华急攻建宁……华走江山洞，追至赤岩，华败走，赴火死。”⑥平和县乌泥洞“在坂仔。岩险异常，相传畲寇李志甫据此作乱，四帅征之，兵不能进。陈君用侦知洞后有间道，乃募壮士数十人潜人，猝遇志甫，地狭，兵器不得用，因手格杀之，余党悉平。”①
  明清以后，随着族群的融合，华夏族对边陲各族群有更深入的了解，一些寇乱不再以“畲”来泛称，而有更细的划分，如林大春在《论海寇必诛状》将南方寇乱分为三类，其文称：“为今岭海患者，不过曰山寇、海寇、倭寇三者而已……夫是三者，势相倚而祸相因者也……夫山寇非他也，盖多村里恶少，与夫愚蠢编氓，非有奇谋异能，特见间而起。又其所居，多负险易以伏匿。急之则啸聚岩谷间，州郡亡命闻而争奔走焉。”②可见，山寇主要是“村里恶少”“愚蠢编氓”以及“州郡亡命”组成，这些人很大一部分人应该是汉人，其因为“聚岩谷间”而被统称为山寇。在统治者眼中，这些山寇应该与历来“啸聚畲峒”的化外之民无别。只不过是无法具体区分族群差异，所以以山寇称之应该是比较恰当的表述。明代何乔远在《闽书》中则对明中叶以来福建“寇乱”发展变迁进行论述，他说：
  闽中成、弘以前，山寇多而海寇少；正、嘉以来，山寇少而海寇多。国初，州县仍宋、元旧，山林深阻，荆棘蒙密，奸宄时窃发，至乎蔓不可图。今其地芟夷之后，悉置县司，即欲啸聚，靡所藏寄。此山寇多少所由异也。③
  这段文字说明了寇乱由山变海变化趋势，同时对山寇变少原因作了解释。关于山寇变少的原因，或许与国家权力深入山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逐渐加强有关，随着归入版籍的人变多，山寇自然变少。《世烈录》记载了明朝潮州等地受到山海之间的贼寇骚扰的情形：
  潮郡自正统、天顺以来，海寇山瑶，迭出劫掠，陷城杀吏，肆毒连年。本官按行郡邑，抚戢残余，励志救民，奋身犯难，初平海寇，继讨畲蛮，累破峒贼于程乡、黄岗，穷捣窘巢于上杭、安远，兵威所及，如火燎毛，遂使疮痍得反衽席，老弱得保天年④
  所谓的山寇是哪一些人？就汉人角度观察，无非是住在山里为乱的，其常常为陌生人，至于这些陌生人是哪个族类反倒不太重要。当时普遍的情况是，近于郡县城镇地方多是汉民所移住定居，而长期居于乡野山谷之间的则多为非汉族住民。因此，有学者认为，山寇与畲、瑶之间必有联系，陈森甫曾指出，直到明代，有许多山寇为乱与瑶、畲等少数民族活动有很大的关系。①谢重光认为，明代闽粤赣地区民变的主体有部分人是客家百姓，也有畲族人民。②李荣村、林天蔚等学者认为，这些非汉族群动乱的主要原因是地方的经济政治无法改善。③也就是说，地方经济政治结构的变动（主要是对非汉族群经济社会的冲击），造成了非汉族群对社会做出反应，在官方或汉人的表述中，就是“寇乱”。
  康熙《漳浦县志》则将当地的“寇”分为五类，其文写道：“（漳浦）地连潮广，蛮獠杂居，反叛不常，为寇一；扶桑日出，风烟咫尺，倭入内地，为寇二；崇严巨浸，林木啸聚，潢池窃弄，山海之际，伏莽为灾，为寇三，为寇四；更姓易朔，妄指义旗，借衣冠为盗薮，流毒乡里，为寇五。”④可见，在明清漳州地区的寇乱的成分有五大类：一是“蛮獠”，主要是指畲瑶等族群；二是倭寇；三、四是山海之间的寇，可称之为山寇、海寇；五是指由豪强发起，旨在反抗朝廷的叛乱者。《平和县志》：“邑（平和县）居边徼，寇盗滋多；地连瓯粤，蛮僚难化。况崇岩巨浸，林木啸聚，山隅海曲，伏莽多虞乎！至于乘时藉势，妄指义旗，又有倚衣冠为盗薮，以荼毒乡里者，无怪乎叛乱相寻。”⑤明清仍有“倚衣冠为盗薮”者，应该是地方地主组织发动的一些地方叛乱，而非完全是底层百姓的自发叛乱。
  在元代，将一些族群身份不是特别明确的寇乱，常以“畲寇”称之；在明代，常将其统称为山寇、山贼等。当然，明清山寇并非全是非汉族群的寇乱，也可以指其他族群叛乱者。正如吴震方在《岭南杂记》称：“明通志凡山寇皆谓之獠，盖山寇亡命乌合，未必种传，无从究考。”⑥明代以来，这些“盗寇”，在血统上不好辨认族群属性，所以官方笼统将其划入山寇、峒寇一类，强调的是生活地理位置以及不受政府羁縻，荒忽无常的共同特点。①
  因此，针对文献中出现的“山寇”，应该分析其出现的具体语境。有时候山寇特指畲民，如杨澜《临汀汇考》：“今汀中畲客所占之地……想郡治初开时，乡村平衍处亦都如是。故《唐书》谓汀郡多山寇也。”②山寇在此应指特指“畲客”或其先民。再如乾隆《汀州府志》载罗良：“元至正间，散资募士，捕杀漳州山寇。”③漳州山寇就是李志甫。
  关于史志对李志甫记载的分歧，谢重光先生认为：“可能缘于李志甫本是汉人，但所聚之众有汉人、也有不少是畲民，李本身也已畲化，故或笼统称之为‘反贼’‘山贼’‘南胜贼’，或迳称为‘畲贼’。”④我们认为畲倒是一种名号，而不在于族群内部血统成分之多寡，也不在于是否被畲化，而在于统治者对其看法，入峒则为畲，出峒则为汉，这就是族群边界的解释。
  元明之间，畲寇减少在文献表述上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两个文献对比来说明，一份是元代陈志方《元右丞相晋国公罗公墓志铭》，其文称：
  值元季之乱，每叹曰：大丈夫当扫除天下，安集四境，今举世纷乱，安事毛锥为也。因廪募乡民从大将，击平南胜畲贼李志甫，功居最，奏授长汀尉，未几，畲寇吴仰海、江西贼詹天骥发公奉命讨平之，陞漳新翼万户。至正十三年，福安贼康子政犯福州，帅宪两府以礼币致公……其后，南胜畲寇陈角车、李国祥，安溪贼李大，同安贼吴肥，潮贼王猛虎，江西贼林国庸，先后窃发。西林贼陈世民攻陷南诏、长汀、龙岩、漳浦诸邑，公悉削平。降其众，复其邑。⑤
  我们再来看明代《闽书·罗良传》的表述，其文曰：
  罗良，字彦温，负俊才，善谋略。至正四年（1344年），漳贼李志甫围守将战败，良倾家募兵，从江浙平章百花讨平之，以功授长汀尉。十一年（1351年）……贼吴仲海等杀千户福留，陷南胜等县，对比以上两则材料，前者将李志甫、吴仲海记载畲贼、畲寇；后者则写为漳贼、贼等。这种表述的微妙变化，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元代以后，大量的“畲军”被安排入政府统治，人数大量减少；二是“畲”的内涵在元明之间发生变化：即元代凡是寇乱的，均可冠以畲寇；明代随着畲的进一步明确，畲更倾向于指代具有盘瓠信仰的非汉人群。到了明中叶，王阳明巡抚南赣，对闽粤赣地区“畲乱”进行治理，特别是大量新县的设立，闽粤赣地区许多地方由“盗区”转为“治区”，更多的畲民转化为新民，明中叶以后，文献中就更少有关于“畲寇”的记载。本书将在下一章对此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