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根据官方对“贼”“寇”的定义，“贼”“民”之间具有动态流动性，二者既是对立的，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⑤换言之，有一些当地的土豪和良民在特殊情况下也转化为“盗贼”。如《宋史》记载绍兴十五年（1145年），福建安抚莫将上言称：“汀、漳、泉、剑四州，与广东、江西接壤，比年寇盗剽劫居民，土豪备私钱集社户防捍有劳，有司不为上闻推恩，破家无所依归，势必从贼。官军不习山险，且瘴疠侵加，不能穷追。管属良民，悉转为盗。”①这里说明一些土豪本为本地区防御付出努力，但是地方官存在不作为的现象，使其得不到应有的封赏，致使这些土豪家破财尽，只好从贼；一些处于“山险”地方的良民，由于官方军队无法制约盗寇，这些良民也转为盗寇。
  在“贼”“寇”，其族群成分也具有动态性，有一些则将寇乱的部众与非汉族群攀上联系。如《宋史》称：“漳州之东，去海甚迩，大山深阻，虽有采矾之利，而潮、梅、汀、赣四州之奸民聚焉，其魁杰者号大洞主、小洞主，土著与负贩者，皆盗贼也。”②在这里，“洞主”既可以解释为矾矿的洞主，也可以解释“山洞”洞主。因为在唐宋以后，常将非汉族群聚落称为“洞”，洞主指其首领或酋长。如果后者推论成立的话，则说明当时有许多“潮、梅、汀、赣四州之奸民”以及当地“土著”与“负贩者”均打着“洞”的旗号进行寇乱剽劫。这不仅说明了在动乱中，一些“民”向“贼”的流动，也说明了从“夷”到“夏”的族群边界的流动。
  再如至元十四年，“元军进至潮阳县，宋都统陈懿等兄弟五人以畲兵七千人降。”③陈懿家族拥有一支船队，其主要功绩为海上军事活动④。谢重光先生认为陈懿所率领的畲兵应源于蜑民，与山居耕畲的山民不属于同一系统，也就是说，这些畲兵是“海盗”，而不是“山寇”。⑤按照刘克庄的《漳州谕畲》记载，是在漳州等地溪峒种类的一支，他说：“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⑥可见在南宋以后，畲、蜑均属于“溪峒种类”，但由于所处区域不同，二者仍有区别。如果将蜑民军队称为“畲兵”，那么，说明在南宋刘克庄所处时代，“畲”还专指漳州的一支“溪峒种类”，而到了元代已经被用来泛称南方的一些“溪峒种类”了。也就是说，在宋元时期出现的畲军，其中的非汉族群，除了“畲”外，可能还有一些被称为“蛮”“猺”“黎”“蜑”的族群。
  在宋元时期，“畲”不仅内涵变得丰富，包含了南方一些非汉族群，其在外延上似乎也有扩大的趋势。文献中出现的各类“畲军”，其部众并非全由畲民或“溪峒种类”组成，其中有很多是汉人。这些汉人在叛乱起兵时，常借助“畲”的旗号以壮大声势，如宋绍定二年（1229年），宁化的晏头陀在潭飞磜起义，即是此例。按傅衣凌考证，头陀不是人名，而是畲族中的一种尊号。①其部众多达数万人，②成分却并非均是“溪峒种类”而被认为是盐寇，《宋史》载：“盐寇起宁化，居安以书谕汀守曰：土瘠民贫，业于盐可尽禁耶？且彼执三首恶以自赎，宜治此三人，他可勿治。”③在宋代，江淮、赣、闽一带的盐夫、盐寇很多都为汉人，《宋史》又称：“不逞无赖盗贩（盐）者众。捕之急则起为盗贼，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虔盐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④
  宋元以后，号称“头陀军”还有黄华⑤、陈吊眼等⑥。与晏头陀一样，这些“头陀军”有许多是汉人，如黄华畲军中主要是盐夫。《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五年“建宁政和县人黄华，集盐夫，联络建宁、括苍及畲民妇自称许夫人为乱。”⑦到至元二十年，黄华的头陀军部众达几十万人⑧，这些人都被称为“畲军”。《元史》称，至元二十二年“九月，诏福建黄华畲军，有恒产者放为民，无恒产与妻子者编为守城军。”⑨而与黄华互为呼应的远不止几十万，至元二十六年，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王恽进言于朝说：
  福建所辖郡县五十余，连山距海，实为边徼重地。而民情轻诡，由平定以来官吏贪残，故山寇往往啸聚，愚民因而蚁附，剽掠村落，官兵致讨，复蹂践之甚，非朝廷一视同仁之意也……福建归附之民户几百万，黄华一变，十去四五。今剧贼猖獗，又酷于华，其可以寻常草窃视之？况其地有溪山之险，东击西走，出没难测，招之不降，攻之不克，宜选精兵，申明号令，专命重臣节制，以计讨之，使彼势穷力竭，庶可取也。①
  王恽分析福建寇乱的原因有几个：一是地理原因：“连山距海”“边徼重地”；二是族群原因：“民情轻诡”；三是“官吏贪残”；四是“山寇啸聚”后“愚民蚁附”。“福建归附之民户几百万，黄华一变，十去四五”的“十去四五”，可能有两种意思：一是百姓逃离十之四五；二是原来归附的百姓，又成为脱籍贯之民的有十之四五。如果是后者，则说明华夏边缘是向中心内缩，而非向边陲扩张，也就是说原来为华夏边缘内的百姓，现在又返回为边缘之外的百姓。但不管怎样一种后果，都说明了动乱对当地社会——尤其是汉族社会，带来巨大的打击。由此可见，“畲”在宋元成为一个泛称，许多参与地方动乱的人群打着畲的名号，统治者也将这些动乱称之为畲，这有文化标签的意味，而非全部均有“溪峒种类”的血统。
  明代文献常将“畲”“猺”两类族群并称，二者具有一定联系。如《明武宗实录》记载道：
  先是，江西、广东、湖广之交，溪峒阻深，江西上犹等县輋贼谢志山等据横水、桶冈诸巢；广东龙川县贼池仲容据三浰头诸巢，与猺贼龚福全等联络。亘千百里，时出攻剽，势甚猖獗，将连兵乘虚入广。②
  可见畲、瑶互相联络支援，“连兵”作乱，形成了“四省輋贼、猺贼及峒贼蟠纠流劫”③的情况。王阳明称：“三省贼巢，联络千里，虽声势相因，而其间亦自有种类之分、界限之隔。利则争趋，患不相顾，乃其性习。”④这段话说明，闽浙赣三省这些所谓的輋、猺、峒的贼寇实际上是有种族之间的区分，聚居地有所区别，也就是说，族群间是有族群边界的，即所谓的“自有种类之分、界限之隔”。但是在利益驱动之下，这些族群会联合起来，“声势相因”，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但在患难的时候，互不相顾，族群认同感消退。这符合族群认同“工具论”或“情境论”的观点，即：在不同的社会情境，或者为了本族群的利益，族群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族群认同，以求得本族的生存与发展。
  在明清时期，还有一些族群打着畲、瑶族群的旗号，如谢志珊、蓝天凤等领导的“桶冈之乱”，他们自称为“盘皇子孙”，目的就是为了纠集各路不同人群：“其大贼首谢志珊、蓝天凤，各又自称‘盘皇子孙’，收有传流宝印画像，蛊惑群贼，悉归约束。即其妖狐酷鼠之辈，固知决无所就；而原其封豕长蛇之心，实已有不可言。”①
  再如正德年间，原来迁往南安府的广东移民“称輋为寇”②，在江西本地也有入輋为盗的现象，王阳明称：“及有吉安府龙泉、万安、泰和三县，并南安府所属大庾等三县居民，无籍者往往携带妻女，入輋为盗；行劫则指引道路，征剿则通报消息，尤为可恶。”③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许多无籍者“入輋”后成为畲民，这些“入輋”的人群常常被官方视作“盗”。前文笔者曾论述，峒与非峒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受到国家的控制，而是否入籍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在官方视野中，不受国家控制的作乱就是“盗”，没有版籍的移民往往与化外之民没有太大区别，而在南方，官方又往往以“畲”“瑶”“峒”等称谓泛称这些化外之民。笔者推测，这些号称为“輋”，一方面可能是自称，由于畲瑶历来号称本族群具有“免差徭”的特权，一些人为了逃避赋役，或者如上述所说，为了互相得到支援联络，于是自号为輋，而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汉人；另一方面可能是他称，由于汉人迁徙到偏远地区后，族群得到发展，生产生活方式受到当地土著影响，其文化发生部分变化。由于这些人群地处偏远地区，官方往往控制不到，而当这部分人作乱时，官方将这些“失控”的人群统一归为“輋”人，至于这些人的族源，对于官方而言，已经不那么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明清时期闽粤赣一些地区的“移民”“畲”“盗贼”三者有着相当微妙的共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