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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时期闽粤赣地区“寇乱”频发，地方社会危机重重，该地区的社会动乱有其自然、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这是一个多种因素叠加、社会矛盾积累到某个临界点时，而后矛盾相继爆发的特殊社会现象。正如《汉书·贾谊传》所称：“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④从文化学的角度，宋元以来的“畲”乱，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再创造的结果，“寇乱”显示了当地族群社会文化整合的情况。
  随着以汉人为代表中央王朝日益深入南方地区，南方的非汉族群被定性为“蛮夷”话语之中①，文献中出现的有关“峒”“蛮”“獠”“猺”“獞”等均是这种“华夷之辨”族群话语下的产物。特别是在汉与非汉之间的族群边界冲突发生时，更进一步加深了华夏族对“蛮夷”的“贼”“寇”身份的印象。那么，这些“贼”“盗”“寇”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话语权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因此“贼”“寇”其实就是官方单方面的文化表述的产物，官方的利益成为评判标准的核心。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贼”“寇”与“民”相对，是合法社会秩序以及帝国权威的挑衅者。“贼”“寇”本有区别，清代梁章钜在《称谓录》中称：“奸宄。《书传》：‘劫人曰寇，杀人曰贼，在外曰奸，在内曰宄。’……盗，《左氏》定公八年经注：盗，谓阳货也。疏：盗者，贱人之称也。”②
  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演变，“贼”“寇”“盗”作为对动乱者的贱称实际上是相通的，可视为一种泛称，专门用以指代社会秩序的叛乱者。统治者用“贼”“盗”“寇”的文化标签来定义社会中某一特定族群，并以此区别族群间“良”与“荞”的边界。王朝以文化阶序来区分“贼”“民”之间的族群边界，其目的在于：宣扬文化等级差异，防止更多民众加入“贼”之中，同时增强普通百姓内部的文化认同感。从历史上看，在多数动乱中，不仅由官方派兵平盗，在民间中，也有许多士绅阶层自发组织乡村民间武装对“贼”“寇”进行剿杀可见，族群边界的区分，有助于维护王朝的统治秩序。如《宋史》载：“（至元十四年）五月……（张）世杰乃奉益王入海，而自将陈吊眼、许夫人诸畲兵攻蒲寿庚，不下。”③
  而清代杨澜的《临汀汇考》亦载其事：“宋绍熙中，上杭峒寇结他峒为乱，州判赵师璱擒其渠魁。而宋季张世杰会师讨蒲寿庚，有许夫人统诸峒畲军来会，汀畲亦在军中。”④
  这里的表述比较微妙：“峒”民为乱称之为“峒寇”，参与张世杰军队者则称之为“畲军”或“畲兵”。可见，“军”“兵”与“寇”之间的区别，显然是根据是否符合官方利益的标准而作评判的。
  刘志伟曾指出“蛮夷”之所以常被冠以“贼”“盗”“寇”蔑称，与其“不受教化”“不税不役”“化外之民”的特征有关系，而所谓“蛮夷”，不仅是一个血统的范畴，更是一个文化和社会的范畴。①对于王朝而言，纳税服役的政治意义远比经济意义大，是否承担赋役、履行国家义务，成为国家区分“民”与“盗”的重要指标。②在一些国家政治管理鞭长莫及的偏远边陲地区，其居民（主要为非汉人群）无法做到或不愿意去履行国家义务，国家因此将这些居民与“盗联系起来”。这种思想体现在文献上，就是常将地理上的边陲与族群“化外”的性格联系起来，即认为一个地区的民风或族群性格往往与地理环境有关，地理越蛮荒险远的地方，居民可能越难教化，也更易发生动乱。
  福建山区往往为盗贼渊薮，宋代的周必大称：“七闽地狭，人众甚艰苦，其民亦重犯法，然东际海南接炎峤，西入赣境，风潮出没之奸，山谷集之盗，控御失所，或害吾治。”③到至元年间便有人认为：“闽地山谷之间往往乌合为寇”。④《元一统志》也称：“汀之为郡，山重复而险阻，水迅急浅色涩。民生其间，气刚愎而好斗，心偏迫而浅，亦风土使然。⑤
  直到明代闽粤赣仍被认为是畲民聚集的地方，何乔远《闽书》称：“江西之南赣，福建之汀漳，及广东之南、韶、潮、惠，湖广之郴桂，境壤相接，峻谷深山，岭岫缀连，輋贼窟穴其中。”⑥明代时期，上杭溪南地区作为“盗窟”尤为著名，明代兵部尚书杨博称：“闽广之贼所倚重者数巢穴耳，其大者在福建则有上杭峰头、永春蓬壶……”⑦明人郭造卿在《闽中分处郡县议》亦云：
  “然近日三省山寇数十年一作，及剿有数十年之安，惟三图百余年，无秋冬间不啸聚，屡扑而不驯服，其山林险密，尤异他区，邻省山寇共推之为主耳。”①
  清代杨澜在《临汀汇考》称：“南赣地连闽广，山谷深阻，盗贼易为巢穴。”②《肇域志》记载漳浦县大帽山：“在县北百里，山大而峻……南距檺林延袤数百里，深林丛莽，群不逞多啸聚，其间迤东通溪埔山，菁畲猺獞时出为寇，乡导而直北。”③可见在闽南地区的漳浦大帽山、云霄檺林这些地方“深林丛莽”，成为“盗贼”啸聚的地方，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是“菁畲猺獞”，也就是畲民。
  除了福建外，广东、江西等地也是畲、猺、峒獠出没之地，如史称“在广东则有猺峒，在江西有輋巢”④，这些族群一般被认为是危险的、狡猾的人群，如元末黄潜记载郴州百姓害怕与当地非汉族群交往，“洞蛮猺獠往来民间，人惮其强猾，莫敢与相贸易”。、⑤这里“民间”应该指的汉人社会，“人”也指汉人，当然这种记载是单方面的反映的是汉人对这些猺獠的看法，我们或许可以推测，猺獠在面对强势的汉人，比上述的汉人更为“忌惮”。
  这些非汉族群在汉人眼中之所以是危险群体，与他们时常外出劫掠有关，因此也被称为“盗贼”。明人梁朝宗描述江西龙泉等地有“猺、輋、獠”，这些居民僻居山区，不纳赋税，而且在灾荒之年劫掠百姓，如“龙泉，吉左僻邑也，控郴衡而引虔，猺、輋、獠、恶少出没之地，岁登则自食其力，歉则群聚不逞之徒，大肆劫掠刈人如草菅。”⑥
  輋民冠以“贼”字，可见当时畲民的族群印象被打上“盗寇”的烙印，正是有了这种族群印象，所以在文献中谈及闽粤赣边等地区的非汉族群时，常以好斗喜乱来形容其性格，如“畲丁①溪子善惊好斗。”②又如“畬丁洞猺喜惊而嗜斗”③。
  实际上，“民”和“贼”的身份并不一定是固定不变的，二者是可以转化的。王慎中在分析上杭县的溪南盗风日炽时，对“民”化为“盗”作过精彩的论述：
  风气所限，非性故然，长子育孙，生蕃齿盛，耳目熟习，莫改厥德，少视其壮，壮视其老，蹲危逗幽，乃为盗薮。厥有治者，不揆其性，不闵其习，盗视彼民，忿犷堲凶，攻击铲除，如农疾莠，惟惧不残、民不见德，又弗儆威，既狃于习，且偷其生，鸱张螳怒，攘奋踉跄。吏既雠民，民亦毒吏，雠毒两积，交不得已，于是溪南之民，恶声胶固。④
  可见，最初“民”“盗”水火不容，但最后仍皆为盗贼所吸纳。足见一个地方文化对族群塑造的力量。
  就官方立场而言，“盗贼”界定主要在于人民的行踪官方是否难以掌握，衡量的标准是以平民的活动是否违法脱序作判别。在古代农业社会价值观念下，只要在土地上安分守己，就不是“盗贼”，否则皆将与“盗贼”无异。“倘若硬性将传统农业社会价值观念，桎梏在逐渐转向于商品经济流通的社会，自然官方会对流民、移民的增多而感到处处皆‘盗’，在此情况下，社会经济的变化造成南赣地区的盗增并不使人意外。当然对于现有秩序与体制而言，官方根本不容许‘盗贼’聚众生事，并强力禁制他们‘倡乱’。”⑤
  另一方面，华夏化过程中，王朝势力深入非汉地区，引起了当地族群与其他族群，乃至与政府的矛盾。这本来是政府深入非汉族群的居住地，但如前文所述，在华夏视野的“天下观”中，官方先验地认为土地人口均为国家所有，因而，不服从国家安排的就是“寇”或“贼”。直至明清时期，在全国开展丈量土地运动，在闽粤赣地区就遇到畲民的抵抗，如平和县早在明嘉靖中，知县谢明德就已经开始提议实施土地丈量：
  仿古经界之法，就现在田土丈量均产，每田一亩随九等高下会计产钱。而总合一郡诸租税、钱、米之数，以产钱为母，别定等则；一例均敷，分隶若干为省计，若干为职田、学粮之属，令诸乡具籍，条别辖内田额四至。①
  这说明是一种边界的推移。应该是加强控制，华夏边缘逐渐延伸，导致了非汉民族的反弹。这种丈量田亩等，名义上是为国家丈量田亩，实际上在此之前均为非汉民族居住，应该会造成关系的紧张，如清道光《平和县志》记载：
  （康熙）三十七年七月，贼首钟平鼻，吕扁②党也。因县有丈量田亩之议，人情汹汹，知县奔避郡城。平鼻结盗营大丰社，去县三十里，约期劫县，而自为内应，与弟钟二乘间登城伺探，为营兵所觉。县乡壮乘夜薄贼营，贼知平鼻既遁，皆溃，死者甚众。③
  第二，由于中国中国古代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常将一些从事非农业的人民称为“轻民”，与“重民”相对。清代梁章钜在《称谓录》中称：“重民，《管子》：‘轻民处而重民散’。注：轻民，谓为盗者，重民，谓务农者。”④轻和重相对，区别在于，重民务农纳税，轻民，逋逃为盗。所以从事商业以及经济作物者均认为是社会不稳定因素。
  闽粤赣地区自宋代以后，出现的许多“寇”“贼”，清代杨澜曾考证称：
  汀郡……乃稽之往代，则有江寇、虔寇、广寇、漳寇、海寇、洞寇、畲寇、盐寇，种种名色，其故何哉？自王绪引兵入闽，汀郡首婴其锋，地为丹徼喉衿。入宋，则盐徒剽掠，往来汀、虔、漳、梅、循、惠、广之地，官不能禁。①
  如果将杨澜列举的“寇”分类，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按照族群身份从事职业区分，如海寇、畲寇、峒寇、盐寇，或者是处在山峒、海边的寇，或者是从事盐业、畲田的寇；二是按照“盗寇”来源地区分，如江寇、虔寇、广寇、漳寇。根据杨澜考证，古代汀州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类型的“寇”，一方面是地理缘故，唐末王绪引兵入闽，汀州因其地理位置首先遭遇战乱而引起“寇乱”；另一方面是经济缘故，如盐徒四处剽掠，官府也无法控制。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唐五代以后，以王绪为代表的中原汉族势力进入福建地区，引起了当地族群结构的变化，族群边界被打破时，族群冲突而造成的社会动乱屡有发生；另外，唐宋经济重心南移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在地方与中央，地区与地区之间以及不同族群之间的资源分配发生结构性的矛盾，由此产生冲突。②特别是入宋以后，朝廷关于食盐制度的不合理③，一些盐徒趁机剽掠，食盐走私盛行引起地方的连锁动乱反应。如王安石《虔州学记》记载：“虔州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赣、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椎埋盗守鼓铸之奸，视天下为多。”④《天下郡国利病书》也称：“汀虽非产盐之区，而实为通盐之路，亦江广之咽喉，为闽西外府也。宋时通之，寇且踵作，而必禁之”⑤南宋绍定年间汀州改食潮盐后，《临汀汇考》载：“惟虔州患苦盐法如故。而汀境食米不敷，半仰给于邻境之肩贩，常有遏粜之恐。于是乃许虔民担米来汀，贸盐而返，以有易无，二州民胥赖之。”⑥
  可见各地的经济结构具有不平衡的特性。以汀州为例，该地常常有粮食不足的现象发生，粮食不足自然米价上涨，由此又引起寇乱的产生。有史料证明灾荒引发的米价上涨曾导致了闽西洞民寇乱。清代邱嘉穗在《与翁明府、蒋参戎论洞寇书》曾记载了明代上杭来苏三乡的洞寇因为米价上涨而为盗寇的情况：
  窃惟来苏三乡，孤悬天末，不幸复界闽、粤间，西接武平，南邻程乡，无深沟高垒以为之限，有幽岩丛菁以为之巢。其二洞，群不逞之徒倚为窟穴，游奕往来，眈眈视来苏如奇货者，盖匪朝伊夕矣。会日秋收颇歉，谷价上腾，加以赣米弗来，潮米莫上，贫民半菽不饱，并日而炊。于是，二洞之亡命为雄者，至敢阴行招纳之私，大肆攻掠之惨，一呼百应，四方驿骚……诚见年荒米贵，平时汀、潮两地所仰给于西江诸郡县者，近则皆禁绝不甚通，非邻封有遏籴之谋，即当事之过虑，不许贩出境外，而皆必给票盘验，以使之嗷嗷望哺，卒不可得；枵腹难堪，呼吁无门，既不敢擅发河东之粟，复谁能代绘监门之图？彼以为死于饥也，与死于盗也，等一死也；与其捐瘠沟中而长为白骨之鬼也，何如游魂釜底而暂作绿林之豪也。是以奋袂攘臂，不得已而出于此。①
  日本学者竹村卓二在研究华南山地民族时也指出：“山地民的粮食自给率十分低下，常常碰到饥荒，从而成为引起暴动的原因，这并非偶然。尤其为维持生命不可缺少的食盐供给，是最为紧要的问题。”②
  明清以后，在闽粤赣地区出现大量类似“炭党”“矿徒”“菁客”“麻民”“蓝户”“烟民”“菰农”“畲客”“山贼”“棚民”等称谓的流动人口。“寇、客、党、徒、盗、贼”等通称与“民、户”相对，是在中国古代重本抑末经济体系下，对非粮食生产人口的各种称谓。之所以用“贼”“寇”称之，主要是因为这些流动人口往往与土著族群发生冲突，并对正常农业社会秩序带来巨大的破坏。傅衣凌先生曾论述道：“（明清时期）山区带有商品经济关系性质的农民斗争……是和商品生产有较大联系的山区棚民的斗争。他们以蓝户、菁户、麻民、炭党为主体，此外，还有‘矿盗’‘海盗’的参加……他们多是离开土地的外地人……流动性大，人数多”。③傅先生认为，明清时期的社会动乱与这些从事非农业（从事商品经济关系性质产业）人口有极大关系。
  这些流动人口，往往是无籍的人口。无籍之民，按刘志伟研究，在明代广东地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脱离里甲体制的“逋负之徒”（或“逃户”），另一类是未归附于里甲体制的“化外之民”（或“蛮夷”）。①饶伟新曾指出，“无籍之民的社会政治处境和‘化外蛮夷’的族群背景”造成了明代赣南的社会动乱。②也就是说，无籍之民与“蛮夷”共同造成了明代闽粤赣地区的社会动乱。如《虔台志》载惠州府三类无籍之民：
  以和平（县）为赣、桂、汀、漳之界，乃大帽山、岑冈地也，挂坑障、香炉峰、看牛坪皆比近，故延蔓相及耳。然惠皆良民耶？徭僮淆焉，鱼蛋伏焉，逋亡集焉，盗所由出也。③
  说明在广东惠州在数省交界之地不仅“良民”居住，还生活着许多非汉族群，概括起来有三类人：“徭僮”“鱼蛋”“逋亡”。这三类分别指在山为畲、在水为疍，加上逃避赋税的所谓“奸人”，这些人是汉人，但一般将其视为化外之民。这也说明了随着历史的推移，王朝关于南方化外的非汉族群的泛称，从原来的一类（蛮），变为两类（莫徭—卢艇、蛮—疍、居峒砦—家桴筏），变为三类（“徭僮”—“鱼蛋”—“逋亡”）。从这种泛称分类也进一步说明，对华南社会，特别是内部结构，有了更深的理解。“逋亡”群体的存在，是华夷边界摇摆、流动的重要变量。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广东多地有“山寨瑶贼、蛮贼及倭贼”。同时，“东莞、香山等县逋逃蜑户，附居海岛，遇官军即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寇，不时出没，劫掠人民。”④这些“逋逃蜑户”在蜑与倭中身份变换，成为地方不稳定因素之一。
  无籍之民与“蛮夷”二者有时候是统一的，即动乱中的叛乱者，既是“蛮夷”，又是无籍之民。福建等地的矿冶，聚集了一些非汉人群，有很大一部分是畲民。如永安御史胡琼《忠洛无银矿记》记载峒民从事银矿开采，而后酿祸的经过：
  正德癸酉，民有趋利者，诱浙之峒民，拥众突来，未敢恣发。适郡节推郭姓者摄县事，峒民度其老而贪，得厚啗以利。郭欣然许其开凿，且为之陈于总镇。邑人以其地密迩大帽山，为江、浙、闽、广丛盗之会，虑其闻风袭夺，因以为乱，群情惊惧罔措。时佥宪、睢阳蔡公天佑行部至郡，闻之，乃兼程诣县，数郭之罪，率庶民塞而禁之。峒民方以采无所得，及闻蔡来，众遂宵遁。至是，人心始安，皆德于蔡。然闻总镇，祸已基于此矣①
  永安出现从浙江而来的峒民，这些峒民或许是畲族。再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广东畲民成为“矿徒”时称：“畲蛮，岭海随在皆有之……近海则通番，入峒则通猺，凡田（土单）矿场有利者，皆纠合为慝，以欺官府，其害僭于甲兵。”又载广东“惠之归善、海丰，广之从化、香山皆有银矿。畲蛮招集恶少，投托里胥，假为文移，开矿取银，因行劫掠。”②
  顾炎武的《肇域志》记载：“金溪山，一作金鸡山，在县西北四十里，连接六洞诸山，旧有银坑，湮塞已久，万历中奉旨开采，商估杂还，豪狷假虎，二都山民岌岌惊变。”③六洞也称“六峒”④，二都“山民”主要是畲民。说明由于矿冶开采，一些富商巨族借以占领盘剥，导致明代周边畲民几乎动乱。从这个记载来看，所谓的动乱，经常是由于资源竞争中，畲民的一种自我反应，常常是被迫叛乱的，然而在叛乱之后，统治者常常冠之以贼、寇等称号，形成了一种族群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