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宋元以后直至明中叶，闽粤赣交界地区一直是族群动乱的中心区域，体现在文献上就是大量有关于“洞寇”“畲寇”“畲军”“畲贼”等记载的出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畲族动乱（或畲族起义）成为畲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由于受到当时学术背景的影响，畲族史研究带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如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中，过多地强调阶级斗争内容，从而限制了畲族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①笔者认同王学典先生关于50年来的农民起义研究的反思，即在“学术语境中”对社会动乱进行研究。②近年来，闽粤赣地区的社会动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唐立宗、黄志繁、饶伟新等学者做了有益的探索，给本文研究带来了不少的启发。③笔者从族群边界的角度分析后认为：宋元大量出现的“畲乱”记载，是官方单方面的文化表述，“畲”经常是作为一种“文化标签”，“畲”与“非畲”并非只是纯粹血统的“种族”区别。宋元时期，关于“畲乱”的大量描述，既体现了官方“贼”“民”的族群分类，也可以观察“畲”、汉族群边界的流动情况。
  一、畲瑶“盗”“寇”“贼”族群印象的由来
  宋明时期闽粤赣地区“寇乱”频发，地方社会危机重重，该地区的社会动乱有其自然、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这是一个多种因素叠加、社会矛盾积累到某个临界点时，而后矛盾相继爆发的特殊社会现象。正如《汉书·贾谊传》所称：“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④从文化学的角度，宋元以来的“畲”乱，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再创造的结果，“寇乱”显示了当地族群社会文化整合的情况。
  随着以汉人为代表中央王朝日益深入南方地区，南方的非汉族群被定性为“蛮夷”话语之中①，文献中出现的有关“峒”“蛮”“獠”“猺”“獞”等均是这种“华夷之辨”族群话语下的产物。特别是在汉与非汉之间的族群边界冲突发生时，更进一步加深了华夏族对“蛮夷”的“贼”“寇”身份的印象。那么，这些“贼”“盗”“寇”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话语权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因此“贼”“寇”其实就是官方单方面的文化表述的产物，官方的利益成为评判标准的核心。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贼”“寇”与“民”相对，是合法社会秩序以及帝国权威的挑衅者。“贼”“寇”本有区别，清代梁章钜在《称谓录》中称：“奸宄。《书传》：‘劫人曰寇，杀人曰贼，在外曰奸，在内曰宄。’……盗，《左氏》定公八年经注：盗，谓阳货也。疏：盗者，贱人之称也。”②
  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演变，“贼”“寇”“盗”作为对动乱者的贱称实际上是相通的，可视为一种泛称，专门用以指代社会秩序的叛乱者。统治者用“贼”“盗”“寇”的文化标签来定义社会中某一特定族群，并以此区别族群间“良”与“荞”的边界。王朝以文化阶序来区分“贼”“民”之间的族群边界，其目的在于：宣扬文化等级差异，防止更多民众加入“贼”之中，同时增强普通百姓内部的文化认同感。从历史上看，在多数动乱中，不仅由官方派兵平盗，在民间中，也有许多士绅阶层自发组织乡村民间武装对“贼”“寇”进行剿杀可见，族群边界的区分，有助于维护王朝的统治秩序。如《宋史》载：“（至元十四年）五月……（张）世杰乃奉益王入海，而自将陈吊眼、许夫人诸畲兵攻蒲寿庚，不下。”③
  而清代杨澜的《临汀汇考》亦载其事：“宋绍熙中，上杭峒寇结他峒为乱，州判赵师璱擒其渠魁。而宋季张世杰会师讨蒲寿庚，有许夫人统诸峒畲军来会，汀畲亦在军中。”④
  这里的表述比较微妙：“峒”民为乱称之为“峒寇”，参与张世杰军队者则称之为“畲军”或“畲兵”。可见，“军”“兵”与“寇”之间的区别，显然是根据是否符合官方利益的标准而作评判的。
  刘志伟曾指出“蛮夷”之所以常被冠以“贼”“盗”“寇”蔑称，与其“不受教化”“不税不役”“化外之民”的特征有关系，而所谓“蛮夷”，不仅是一个血统的范畴，更是一个文化和社会的范畴。①对于王朝而言，纳税服役的政治意义远比经济意义大，是否承担赋役、履行国家义务，成为国家区分“民”与“盗”的重要指标。②在一些国家政治管理鞭长莫及的偏远边陲地区，其居民（主要为非汉人群）无法做到或不愿意去履行国家义务，国家因此将这些居民与“盗联系起来”。这种思想体现在文献上，就是常将地理上的边陲与族群“化外”的性格联系起来，即认为一个地区的民风或族群性格往往与地理环境有关，地理越蛮荒险远的地方，居民可能越难教化，也更易发生动乱。
  福建山区往往为盗贼渊薮，宋代的周必大称：“七闽地狭，人众甚艰苦，其民亦重犯法，然东际海南接炎峤，西入赣境，风潮出没之奸，山谷集之盗，控御失所，或害吾治。”③到至元年间便有人认为：“闽地山谷之间往往乌合为寇”。④《元一统志》也称：“汀之为郡，山重复而险阻，水迅急浅色涩。民生其间，气刚愎而好斗，心偏迫而浅，亦风土使然。⑤
  直到明代闽粤赣仍被认为是畲民聚集的地方，何乔远《闽书》称：“江西之南赣，福建之汀漳，及广东之南、韶、潮、惠，湖广之郴桂，境壤相接，峻谷深山，岭岫缀连，輋贼窟穴其中。”⑥明代时期，上杭溪南地区作为“盗窟”尤为著名，明代兵部尚书杨博称：“闽广之贼所倚重者数巢穴耳，其大者在福建则有上杭峰头、永春蓬壶……”⑦明人郭造卿在《闽中分处郡县议》亦云：
  “然近日三省山寇数十年一作，及剿有数十年之安，惟三图百余年，无秋冬间不啸聚，屡扑而不驯服，其山林险密，尤异他区，邻省山寇共推之为主耳。”①
  清代杨澜在《临汀汇考》称：“南赣地连闽广，山谷深阻，盗贼易为巢穴。”②《肇域志》记载漳浦县大帽山：“在县北百里，山大而峻……南距檺林延袤数百里，深林丛莽，群不逞多啸聚，其间迤东通溪埔山，菁畲猺獞时出为寇，乡导而直北。”③可见在闽南地区的漳浦大帽山、云霄檺林这些地方“深林丛莽”，成为“盗贼”啸聚的地方，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是“菁畲猺獞”，也就是畲民。
  除了福建外，广东、江西等地也是畲、猺、峒獠出没之地，如史称“在广东则有猺峒，在江西有輋巢”④，这些族群一般被认为是危险的、狡猾的人群，如元末黄潜记载郴州百姓害怕与当地非汉族群交往，“洞蛮猺獠往来民间，人惮其强猾，莫敢与相贸易”。、⑤这里“民间”应该指的汉人社会，“人”也指汉人，当然这种记载是单方面的反映的是汉人对这些猺獠的看法，我们或许可以推测，猺獠在面对强势的汉人，比上述的汉人更为“忌惮”。
  这些非汉族群在汉人眼中之所以是危险群体，与他们时常外出劫掠有关，因此也被称为“盗贼”。明人梁朝宗描述江西龙泉等地有“猺、輋、獠”，这些居民僻居山区，不纳赋税，而且在灾荒之年劫掠百姓，如“龙泉，吉左僻邑也，控郴衡而引虔，猺、輋、獠、恶少出没之地，岁登则自食其力，歉则群聚不逞之徒，大肆劫掠刈人如草菅。”⑥
  輋民冠以“贼”字，可见当时畲民的族群印象被打上“盗寇”的烙印，正是有了这种族群印象，所以在文献中谈及闽粤赣边等地区的非汉族群时，常以好斗喜乱来形容其性格，如“畲丁①溪子善惊好斗。”②又如“畬丁洞猺喜惊而嗜斗”③。
  实际上，“民”和“贼”的身份并不一定是固定不变的，二者是可以转化的。王慎中在分析上杭县的溪南盗风日炽时，对“民”化为“盗”作过精彩的论述：
  风气所限，非性故然，长子育孙，生蕃齿盛，耳目熟习，莫改厥德，少视其壮，壮视其老，蹲危逗幽，乃为盗薮。厥有治者，不揆其性，不闵其习，盗视彼民，忿犷堲凶，攻击铲除，如农疾莠，惟惧不残、民不见德，又弗儆威，既狃于习，且偷其生，鸱张螳怒，攘奋踉跄。吏既雠民，民亦毒吏，雠毒两积，交不得已，于是溪南之民，恶声胶固。④
  可见，最初“民”“盗”水火不容，但最后仍皆为盗贼所吸纳。足见一个地方文化对族群塑造的力量。
  就官方立场而言，“盗贼”界定主要在于人民的行踪官方是否难以掌握，衡量的标准是以平民的活动是否违法脱序作判别。在古代农业社会价值观念下，只要在土地上安分守己，就不是“盗贼”，否则皆将与“盗贼”无异。“倘若硬性将传统农业社会价值观念，桎梏在逐渐转向于商品经济流通的社会，自然官方会对流民、移民的增多而感到处处皆‘盗’，在此情况下，社会经济的变化造成南赣地区的盗增并不使人意外。当然对于现有秩序与体制而言，官方根本不容许‘盗贼’聚众生事，并强力禁制他们‘倡乱’。”⑤
  另一方面，华夏化过程中，王朝势力深入非汉地区，引起了当地族群与其他族群，乃至与政府的矛盾。这本来是政府深入非汉族群的居住地，但如前文所述，在华夏视野的“天下观”中，官方先验地认为土地人口均为国家所有，因而，不服从国家安排的就是“寇”或“贼”。直至明清时期，在全国开展丈量土地运动，在闽粤赣地区就遇到畲民的抵抗，如平和县早在明嘉靖中，知县谢明德就已经开始提议实施土地丈量：
  仿古经界之法，就现在田土丈量均产，每田一亩随九等高下会计产钱。而总合一郡诸租税、钱、米之数，以产钱为母，别定等则；一例均敷，分隶若干为省计，若干为职田、学粮之属，令诸乡具籍，条别辖内田额四至。①
  这说明是一种边界的推移。应该是加强控制，华夏边缘逐渐延伸，导致了非汉民族的反弹。这种丈量田亩等，名义上是为国家丈量田亩，实际上在此之前均为非汉民族居住，应该会造成关系的紧张，如清道光《平和县志》记载：
  （康熙）三十七年七月，贼首钟平鼻，吕扁②党也。因县有丈量田亩之议，人情汹汹，知县奔避郡城。平鼻结盗营大丰社，去县三十里，约期劫县，而自为内应，与弟钟二乘间登城伺探，为营兵所觉。县乡壮乘夜薄贼营，贼知平鼻既遁，皆溃，死者甚众。③
  第二，由于中国中国古代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常将一些从事非农业的人民称为“轻民”，与“重民”相对。清代梁章钜在《称谓录》中称：“重民，《管子》：‘轻民处而重民散’。注：轻民，谓为盗者，重民，谓务农者。”④轻和重相对，区别在于，重民务农纳税，轻民，逋逃为盗。所以从事商业以及经济作物者均认为是社会不稳定因素。
  闽粤赣地区自宋代以后，出现的许多“寇”“贼”，清代杨澜曾考证称：
  汀郡……乃稽之往代，则有江寇、虔寇、广寇、漳寇、海寇、洞寇、畲寇、盐寇，种种名色，其故何哉？自王绪引兵入闽，汀郡首婴其锋，地为丹徼喉衿。入宋，则盐徒剽掠，往来汀、虔、漳、梅、循、惠、广之地，官不能禁。①
  如果将杨澜列举的“寇”分类，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按照族群身份从事职业区分，如海寇、畲寇、峒寇、盐寇，或者是处在山峒、海边的寇，或者是从事盐业、畲田的寇；二是按照“盗寇”来源地区分，如江寇、虔寇、广寇、漳寇。根据杨澜考证，古代汀州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类型的“寇”，一方面是地理缘故，唐末王绪引兵入闽，汀州因其地理位置首先遭遇战乱而引起“寇乱”；另一方面是经济缘故，如盐徒四处剽掠，官府也无法控制。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唐五代以后，以王绪为代表的中原汉族势力进入福建地区，引起了当地族群结构的变化，族群边界被打破时，族群冲突而造成的社会动乱屡有发生；另外，唐宋经济重心南移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在地方与中央，地区与地区之间以及不同族群之间的资源分配发生结构性的矛盾，由此产生冲突。②特别是入宋以后，朝廷关于食盐制度的不合理③，一些盐徒趁机剽掠，食盐走私盛行引起地方的连锁动乱反应。如王安石《虔州学记》记载：“虔州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赣、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椎埋盗守鼓铸之奸，视天下为多。”④《天下郡国利病书》也称：“汀虽非产盐之区，而实为通盐之路，亦江广之咽喉，为闽西外府也。宋时通之，寇且踵作，而必禁之”⑤南宋绍定年间汀州改食潮盐后，《临汀汇考》载：“惟虔州患苦盐法如故。而汀境食米不敷，半仰给于邻境之肩贩，常有遏粜之恐。于是乃许虔民担米来汀，贸盐而返，以有易无，二州民胥赖之。”⑥
  可见各地的经济结构具有不平衡的特性。以汀州为例，该地常常有粮食不足的现象发生，粮食不足自然米价上涨，由此又引起寇乱的产生。有史料证明灾荒引发的米价上涨曾导致了闽西洞民寇乱。清代邱嘉穗在《与翁明府、蒋参戎论洞寇书》曾记载了明代上杭来苏三乡的洞寇因为米价上涨而为盗寇的情况：
  窃惟来苏三乡，孤悬天末，不幸复界闽、粤间，西接武平，南邻程乡，无深沟高垒以为之限，有幽岩丛菁以为之巢。其二洞，群不逞之徒倚为窟穴，游奕往来，眈眈视来苏如奇货者，盖匪朝伊夕矣。会日秋收颇歉，谷价上腾，加以赣米弗来，潮米莫上，贫民半菽不饱，并日而炊。于是，二洞之亡命为雄者，至敢阴行招纳之私，大肆攻掠之惨，一呼百应，四方驿骚……诚见年荒米贵，平时汀、潮两地所仰给于西江诸郡县者，近则皆禁绝不甚通，非邻封有遏籴之谋，即当事之过虑，不许贩出境外，而皆必给票盘验，以使之嗷嗷望哺，卒不可得；枵腹难堪，呼吁无门，既不敢擅发河东之粟，复谁能代绘监门之图？彼以为死于饥也，与死于盗也，等一死也；与其捐瘠沟中而长为白骨之鬼也，何如游魂釜底而暂作绿林之豪也。是以奋袂攘臂，不得已而出于此。①
  日本学者竹村卓二在研究华南山地民族时也指出：“山地民的粮食自给率十分低下，常常碰到饥荒，从而成为引起暴动的原因，这并非偶然。尤其为维持生命不可缺少的食盐供给，是最为紧要的问题。”②
  明清以后，在闽粤赣地区出现大量类似“炭党”“矿徒”“菁客”“麻民”“蓝户”“烟民”“菰农”“畲客”“山贼”“棚民”等称谓的流动人口。“寇、客、党、徒、盗、贼”等通称与“民、户”相对，是在中国古代重本抑末经济体系下，对非粮食生产人口的各种称谓。之所以用“贼”“寇”称之，主要是因为这些流动人口往往与土著族群发生冲突，并对正常农业社会秩序带来巨大的破坏。傅衣凌先生曾论述道：“（明清时期）山区带有商品经济关系性质的农民斗争……是和商品生产有较大联系的山区棚民的斗争。他们以蓝户、菁户、麻民、炭党为主体，此外，还有‘矿盗’‘海盗’的参加……他们多是离开土地的外地人……流动性大，人数多”。③傅先生认为，明清时期的社会动乱与这些从事非农业（从事商品经济关系性质产业）人口有极大关系。
  这些流动人口，往往是无籍的人口。无籍之民，按刘志伟研究，在明代广东地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脱离里甲体制的“逋负之徒”（或“逃户”），另一类是未归附于里甲体制的“化外之民”（或“蛮夷”）。①饶伟新曾指出，“无籍之民的社会政治处境和‘化外蛮夷’的族群背景”造成了明代赣南的社会动乱。②也就是说，无籍之民与“蛮夷”共同造成了明代闽粤赣地区的社会动乱。如《虔台志》载惠州府三类无籍之民：
  以和平（县）为赣、桂、汀、漳之界，乃大帽山、岑冈地也，挂坑障、香炉峰、看牛坪皆比近，故延蔓相及耳。然惠皆良民耶？徭僮淆焉，鱼蛋伏焉，逋亡集焉，盗所由出也。③
  说明在广东惠州在数省交界之地不仅“良民”居住，还生活着许多非汉族群，概括起来有三类人：“徭僮”“鱼蛋”“逋亡”。这三类分别指在山为畲、在水为疍，加上逃避赋税的所谓“奸人”，这些人是汉人，但一般将其视为化外之民。这也说明了随着历史的推移，王朝关于南方化外的非汉族群的泛称，从原来的一类（蛮），变为两类（莫徭—卢艇、蛮—疍、居峒砦—家桴筏），变为三类（“徭僮”—“鱼蛋”—“逋亡”）。从这种泛称分类也进一步说明，对华南社会，特别是内部结构，有了更深的理解。“逋亡”群体的存在，是华夷边界摇摆、流动的重要变量。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广东多地有“山寨瑶贼、蛮贼及倭贼”。同时，“东莞、香山等县逋逃蜑户，附居海岛，遇官军即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寇，不时出没，劫掠人民。”④这些“逋逃蜑户”在蜑与倭中身份变换，成为地方不稳定因素之一。
  无籍之民与“蛮夷”二者有时候是统一的，即动乱中的叛乱者，既是“蛮夷”，又是无籍之民。福建等地的矿冶，聚集了一些非汉人群，有很大一部分是畲民。如永安御史胡琼《忠洛无银矿记》记载峒民从事银矿开采，而后酿祸的经过：
  正德癸酉，民有趋利者，诱浙之峒民，拥众突来，未敢恣发。适郡节推郭姓者摄县事，峒民度其老而贪，得厚啗以利。郭欣然许其开凿，且为之陈于总镇。邑人以其地密迩大帽山，为江、浙、闽、广丛盗之会，虑其闻风袭夺，因以为乱，群情惊惧罔措。时佥宪、睢阳蔡公天佑行部至郡，闻之，乃兼程诣县，数郭之罪，率庶民塞而禁之。峒民方以采无所得，及闻蔡来，众遂宵遁。至是，人心始安，皆德于蔡。然闻总镇，祸已基于此矣①
  永安出现从浙江而来的峒民，这些峒民或许是畲族。再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广东畲民成为“矿徒”时称：“畲蛮，岭海随在皆有之……近海则通番，入峒则通猺，凡田（土单）矿场有利者，皆纠合为慝，以欺官府，其害僭于甲兵。”又载广东“惠之归善、海丰，广之从化、香山皆有银矿。畲蛮招集恶少，投托里胥，假为文移，开矿取银，因行劫掠。”②
  顾炎武的《肇域志》记载：“金溪山，一作金鸡山，在县西北四十里，连接六洞诸山，旧有银坑，湮塞已久，万历中奉旨开采，商估杂还，豪狷假虎，二都山民岌岌惊变。”③六洞也称“六峒”④，二都“山民”主要是畲民。说明由于矿冶开采，一些富商巨族借以占领盘剥，导致明代周边畲民几乎动乱。从这个记载来看，所谓的动乱，经常是由于资源竞争中，畲民的一种自我反应，常常是被迫叛乱的，然而在叛乱之后，统治者常常冠之以贼、寇等称号，形成了一种族群的印象。
  二、“贼”“民”转化与畲汉边界的流动
  根据官方对“贼”“寇”的定义，“贼”“民”之间具有动态流动性，二者既是对立的，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⑤换言之，有一些当地的土豪和良民在特殊情况下也转化为“盗贼”。如《宋史》记载绍兴十五年（1145年），福建安抚莫将上言称：“汀、漳、泉、剑四州，与广东、江西接壤，比年寇盗剽劫居民，土豪备私钱集社户防捍有劳，有司不为上闻推恩，破家无所依归，势必从贼。官军不习山险，且瘴疠侵加，不能穷追。管属良民，悉转为盗。”①这里说明一些土豪本为本地区防御付出努力，但是地方官存在不作为的现象，使其得不到应有的封赏，致使这些土豪家破财尽，只好从贼；一些处于“山险”地方的良民，由于官方军队无法制约盗寇，这些良民也转为盗寇。
  在“贼”“寇”，其族群成分也具有动态性，有一些则将寇乱的部众与非汉族群攀上联系。如《宋史》称：“漳州之东，去海甚迩，大山深阻，虽有采矾之利，而潮、梅、汀、赣四州之奸民聚焉，其魁杰者号大洞主、小洞主，土著与负贩者，皆盗贼也。”②在这里，“洞主”既可以解释为矾矿的洞主，也可以解释“山洞”洞主。因为在唐宋以后，常将非汉族群聚落称为“洞”，洞主指其首领或酋长。如果后者推论成立的话，则说明当时有许多“潮、梅、汀、赣四州之奸民”以及当地“土著”与“负贩者”均打着“洞”的旗号进行寇乱剽劫。这不仅说明了在动乱中，一些“民”向“贼”的流动，也说明了从“夷”到“夏”的族群边界的流动。
  再如至元十四年，“元军进至潮阳县，宋都统陈懿等兄弟五人以畲兵七千人降。”③陈懿家族拥有一支船队，其主要功绩为海上军事活动④。谢重光先生认为陈懿所率领的畲兵应源于蜑民，与山居耕畲的山民不属于同一系统，也就是说，这些畲兵是“海盗”，而不是“山寇”。⑤按照刘克庄的《漳州谕畲》记载，是在漳州等地溪峒种类的一支，他说：“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⑥可见在南宋以后，畲、蜑均属于“溪峒种类”，但由于所处区域不同，二者仍有区别。如果将蜑民军队称为“畲兵”，那么，说明在南宋刘克庄所处时代，“畲”还专指漳州的一支“溪峒种类”，而到了元代已经被用来泛称南方的一些“溪峒种类”了。也就是说，在宋元时期出现的畲军，其中的非汉族群，除了“畲”外，可能还有一些被称为“蛮”“猺”“黎”“蜑”的族群。
  在宋元时期，“畲”不仅内涵变得丰富，包含了南方一些非汉族群，其在外延上似乎也有扩大的趋势。文献中出现的各类“畲军”，其部众并非全由畲民或“溪峒种类”组成，其中有很多是汉人。这些汉人在叛乱起兵时，常借助“畲”的旗号以壮大声势，如宋绍定二年（1229年），宁化的晏头陀在潭飞磜起义，即是此例。按傅衣凌考证，头陀不是人名，而是畲族中的一种尊号。①其部众多达数万人，②成分却并非均是“溪峒种类”而被认为是盐寇，《宋史》载：“盐寇起宁化，居安以书谕汀守曰：土瘠民贫，业于盐可尽禁耶？且彼执三首恶以自赎，宜治此三人，他可勿治。”③在宋代，江淮、赣、闽一带的盐夫、盐寇很多都为汉人，《宋史》又称：“不逞无赖盗贩（盐）者众。捕之急则起为盗贼，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虔盐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④
  宋元以后，号称“头陀军”还有黄华⑤、陈吊眼等⑥。与晏头陀一样，这些“头陀军”有许多是汉人，如黄华畲军中主要是盐夫。《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五年“建宁政和县人黄华，集盐夫，联络建宁、括苍及畲民妇自称许夫人为乱。”⑦到至元二十年，黄华的头陀军部众达几十万人⑧，这些人都被称为“畲军”。《元史》称，至元二十二年“九月，诏福建黄华畲军，有恒产者放为民，无恒产与妻子者编为守城军。”⑨而与黄华互为呼应的远不止几十万，至元二十六年，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王恽进言于朝说：
  福建所辖郡县五十余，连山距海，实为边徼重地。而民情轻诡，由平定以来官吏贪残，故山寇往往啸聚，愚民因而蚁附，剽掠村落，官兵致讨，复蹂践之甚，非朝廷一视同仁之意也……福建归附之民户几百万，黄华一变，十去四五。今剧贼猖獗，又酷于华，其可以寻常草窃视之？况其地有溪山之险，东击西走，出没难测，招之不降，攻之不克，宜选精兵，申明号令，专命重臣节制，以计讨之，使彼势穷力竭，庶可取也。①
  王恽分析福建寇乱的原因有几个：一是地理原因：“连山距海”“边徼重地”；二是族群原因：“民情轻诡”；三是“官吏贪残”；四是“山寇啸聚”后“愚民蚁附”。“福建归附之民户几百万，黄华一变，十去四五”的“十去四五”，可能有两种意思：一是百姓逃离十之四五；二是原来归附的百姓，又成为脱籍贯之民的有十之四五。如果是后者，则说明华夏边缘是向中心内缩，而非向边陲扩张，也就是说原来为华夏边缘内的百姓，现在又返回为边缘之外的百姓。但不管怎样一种后果，都说明了动乱对当地社会——尤其是汉族社会，带来巨大的打击。由此可见，“畲”在宋元成为一个泛称，许多参与地方动乱的人群打着畲的名号，统治者也将这些动乱称之为畲，这有文化标签的意味，而非全部均有“溪峒种类”的血统。
  明代文献常将“畲”“猺”两类族群并称，二者具有一定联系。如《明武宗实录》记载道：
  先是，江西、广东、湖广之交，溪峒阻深，江西上犹等县輋贼谢志山等据横水、桶冈诸巢；广东龙川县贼池仲容据三浰头诸巢，与猺贼龚福全等联络。亘千百里，时出攻剽，势甚猖獗，将连兵乘虚入广。②
  可见畲、瑶互相联络支援，“连兵”作乱，形成了“四省輋贼、猺贼及峒贼蟠纠流劫”③的情况。王阳明称：“三省贼巢，联络千里，虽声势相因，而其间亦自有种类之分、界限之隔。利则争趋，患不相顾，乃其性习。”④这段话说明，闽浙赣三省这些所谓的輋、猺、峒的贼寇实际上是有种族之间的区分，聚居地有所区别，也就是说，族群间是有族群边界的，即所谓的“自有种类之分、界限之隔”。但是在利益驱动之下，这些族群会联合起来，“声势相因”，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但在患难的时候，互不相顾，族群认同感消退。这符合族群认同“工具论”或“情境论”的观点，即：在不同的社会情境，或者为了本族群的利益，族群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族群认同，以求得本族的生存与发展。
  在明清时期，还有一些族群打着畲、瑶族群的旗号，如谢志珊、蓝天凤等领导的“桶冈之乱”，他们自称为“盘皇子孙”，目的就是为了纠集各路不同人群：“其大贼首谢志珊、蓝天凤，各又自称‘盘皇子孙’，收有传流宝印画像，蛊惑群贼，悉归约束。即其妖狐酷鼠之辈，固知决无所就；而原其封豕长蛇之心，实已有不可言。”①
  再如正德年间，原来迁往南安府的广东移民“称輋为寇”②，在江西本地也有入輋为盗的现象，王阳明称：“及有吉安府龙泉、万安、泰和三县，并南安府所属大庾等三县居民，无籍者往往携带妻女，入輋为盗；行劫则指引道路，征剿则通报消息，尤为可恶。”③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许多无籍者“入輋”后成为畲民，这些“入輋”的人群常常被官方视作“盗”。前文笔者曾论述，峒与非峒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受到国家的控制，而是否入籍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在官方视野中，不受国家控制的作乱就是“盗”，没有版籍的移民往往与化外之民没有太大区别，而在南方，官方又往往以“畲”“瑶”“峒”等称谓泛称这些化外之民。笔者推测，这些号称为“輋”，一方面可能是自称，由于畲瑶历来号称本族群具有“免差徭”的特权，一些人为了逃避赋役，或者如上述所说，为了互相得到支援联络，于是自号为輋，而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汉人；另一方面可能是他称，由于汉人迁徙到偏远地区后，族群得到发展，生产生活方式受到当地土著影响，其文化发生部分变化。由于这些人群地处偏远地区，官方往往控制不到，而当这部分人作乱时，官方将这些“失控”的人群统一归为“輋”人，至于这些人的族源，对于官方而言，已经不那么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明清时期闽粤赣一些地区的“移民”“畲”“盗贼”三者有着相当微妙的共生关系。
  三、边界的消失：宋至明“畲寇”减少的原因分析
  在宋元时期，许多南方非汉族群的动乱，均冠以“畲乱”“畲军”“畲寇”，随着畲汉融合以及畲汉边界的模糊，在明代以后，这种以“畲”作为寇乱主体的记载减少，而取而代之的是族群特征不明显的“山寇”。这种变化从侧面反映了族群边界的模糊，也说明大量畲民在认同上发生转变，逐步融入汉族之中。
  宋元时期，朝廷对畲民武装进行剿抚，导致“畲军”“畲兵”“畲寇”大量减少。由于招抚畲军既能平息叛乱，又能加强统治，所以朝廷尽力招抚。《元史》记载至元十六年，蒲寿庚请求朝廷下诏并得到应允：“诏谕漳、泉、汀、邵武等处暨八十四畲官吏军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加迁赏，军民按堵如故。以泉州经张世杰兵，减今年租赋之半。”①元代苏天爵的《元文类》载：“福建之畬军则皆不出戍他方，盖乡兵也。”②《元史》称：“福建之畲军，则皆不出戍他方者，盖乡兵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炮军、弩军、水手军，应募而集者曰答拉罕军”。③可见畲军用于地方防守。除此之外，朝廷也将其作为征服其他溪洞的工具，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元朝王恽的诗写道：“蛮陬溪洞既荒远，颠枿其间不无孽。畬军新附用得宜，以彼为攻易摧折”。④
  一些不接受招降的或复叛者，则逃入山洞，继续“依阻山险”，“负固”顽抗，最终招致朝廷的新一轮镇压。如《元经世大典序录》记载：“至元十六年五月，降旨招闽地八十四畲来降者。十七年八月，陈桂龙父子反漳州，据山寨，桂龙在九层际畲、陈吊眼在漳浦蜂山寨、陈三官水篆畲、罗半天梅泷长窑、陈大妇客寮畲，余不尽录。十八年十月，官军讨桂龙，方元帅守上饶，完者都屯中饶，时桂龙众尚万余，拒三饶，寻捕得其父子斩之。”⑤再如至元十九年，“黄华急攻建宁……华走江山洞，追至赤岩，华败走，赴火死。”⑥平和县乌泥洞“在坂仔。岩险异常，相传畲寇李志甫据此作乱，四帅征之，兵不能进。陈君用侦知洞后有间道，乃募壮士数十人潜人，猝遇志甫，地狭，兵器不得用，因手格杀之，余党悉平。”①
  明清以后，随着族群的融合，华夏族对边陲各族群有更深入的了解，一些寇乱不再以“畲”来泛称，而有更细的划分，如林大春在《论海寇必诛状》将南方寇乱分为三类，其文称：“为今岭海患者，不过曰山寇、海寇、倭寇三者而已……夫是三者，势相倚而祸相因者也……夫山寇非他也，盖多村里恶少，与夫愚蠢编氓，非有奇谋异能，特见间而起。又其所居，多负险易以伏匿。急之则啸聚岩谷间，州郡亡命闻而争奔走焉。”②可见，山寇主要是“村里恶少”“愚蠢编氓”以及“州郡亡命”组成，这些人很大一部分人应该是汉人，其因为“聚岩谷间”而被统称为山寇。在统治者眼中，这些山寇应该与历来“啸聚畲峒”的化外之民无别。只不过是无法具体区分族群差异，所以以山寇称之应该是比较恰当的表述。明代何乔远在《闽书》中则对明中叶以来福建“寇乱”发展变迁进行论述，他说：
  闽中成、弘以前，山寇多而海寇少；正、嘉以来，山寇少而海寇多。国初，州县仍宋、元旧，山林深阻，荆棘蒙密，奸宄时窃发，至乎蔓不可图。今其地芟夷之后，悉置县司，即欲啸聚，靡所藏寄。此山寇多少所由异也。③
  这段文字说明了寇乱由山变海变化趋势，同时对山寇变少原因作了解释。关于山寇变少的原因，或许与国家权力深入山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逐渐加强有关，随着归入版籍的人变多，山寇自然变少。《世烈录》记载了明朝潮州等地受到山海之间的贼寇骚扰的情形：
  潮郡自正统、天顺以来，海寇山瑶，迭出劫掠，陷城杀吏，肆毒连年。本官按行郡邑，抚戢残余，励志救民，奋身犯难，初平海寇，继讨畲蛮，累破峒贼于程乡、黄岗，穷捣窘巢于上杭、安远，兵威所及，如火燎毛，遂使疮痍得反衽席，老弱得保天年④
  所谓的山寇是哪一些人？就汉人角度观察，无非是住在山里为乱的，其常常为陌生人，至于这些陌生人是哪个族类反倒不太重要。当时普遍的情况是，近于郡县城镇地方多是汉民所移住定居，而长期居于乡野山谷之间的则多为非汉族住民。因此，有学者认为，山寇与畲、瑶之间必有联系，陈森甫曾指出，直到明代，有许多山寇为乱与瑶、畲等少数民族活动有很大的关系。①谢重光认为，明代闽粤赣地区民变的主体有部分人是客家百姓，也有畲族人民。②李荣村、林天蔚等学者认为，这些非汉族群动乱的主要原因是地方的经济政治无法改善。③也就是说，地方经济政治结构的变动（主要是对非汉族群经济社会的冲击），造成了非汉族群对社会做出反应，在官方或汉人的表述中，就是“寇乱”。
  康熙《漳浦县志》则将当地的“寇”分为五类，其文写道：“（漳浦）地连潮广，蛮獠杂居，反叛不常，为寇一；扶桑日出，风烟咫尺，倭入内地，为寇二；崇严巨浸，林木啸聚，潢池窃弄，山海之际，伏莽为灾，为寇三，为寇四；更姓易朔，妄指义旗，借衣冠为盗薮，流毒乡里，为寇五。”④可见，在明清漳州地区的寇乱的成分有五大类：一是“蛮獠”，主要是指畲瑶等族群；二是倭寇；三、四是山海之间的寇，可称之为山寇、海寇；五是指由豪强发起，旨在反抗朝廷的叛乱者。《平和县志》：“邑（平和县）居边徼，寇盗滋多；地连瓯粤，蛮僚难化。况崇岩巨浸，林木啸聚，山隅海曲，伏莽多虞乎！至于乘时藉势，妄指义旗，又有倚衣冠为盗薮，以荼毒乡里者，无怪乎叛乱相寻。”⑤明清仍有“倚衣冠为盗薮”者，应该是地方地主组织发动的一些地方叛乱，而非完全是底层百姓的自发叛乱。
  在元代，将一些族群身份不是特别明确的寇乱，常以“畲寇”称之；在明代，常将其统称为山寇、山贼等。当然，明清山寇并非全是非汉族群的寇乱，也可以指其他族群叛乱者。正如吴震方在《岭南杂记》称：“明通志凡山寇皆谓之獠，盖山寇亡命乌合，未必种传，无从究考。”⑥明代以来，这些“盗寇”，在血统上不好辨认族群属性，所以官方笼统将其划入山寇、峒寇一类，强调的是生活地理位置以及不受政府羁縻，荒忽无常的共同特点。①
  因此，针对文献中出现的“山寇”，应该分析其出现的具体语境。有时候山寇特指畲民，如杨澜《临汀汇考》：“今汀中畲客所占之地……想郡治初开时，乡村平衍处亦都如是。故《唐书》谓汀郡多山寇也。”②山寇在此应指特指“畲客”或其先民。再如乾隆《汀州府志》载罗良：“元至正间，散资募士，捕杀漳州山寇。”③漳州山寇就是李志甫。
  关于史志对李志甫记载的分歧，谢重光先生认为：“可能缘于李志甫本是汉人，但所聚之众有汉人、也有不少是畲民，李本身也已畲化，故或笼统称之为‘反贼’‘山贼’‘南胜贼’，或迳称为‘畲贼’。”④我们认为畲倒是一种名号，而不在于族群内部血统成分之多寡，也不在于是否被畲化，而在于统治者对其看法，入峒则为畲，出峒则为汉，这就是族群边界的解释。
  元明之间，畲寇减少在文献表述上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两个文献对比来说明，一份是元代陈志方《元右丞相晋国公罗公墓志铭》，其文称：
  值元季之乱，每叹曰：大丈夫当扫除天下，安集四境，今举世纷乱，安事毛锥为也。因廪募乡民从大将，击平南胜畲贼李志甫，功居最，奏授长汀尉，未几，畲寇吴仰海、江西贼詹天骥发公奉命讨平之，陞漳新翼万户。至正十三年，福安贼康子政犯福州，帅宪两府以礼币致公……其后，南胜畲寇陈角车、李国祥，安溪贼李大，同安贼吴肥，潮贼王猛虎，江西贼林国庸，先后窃发。西林贼陈世民攻陷南诏、长汀、龙岩、漳浦诸邑，公悉削平。降其众，复其邑。⑤
  我们再来看明代《闽书·罗良传》的表述，其文曰：
  罗良，字彦温，负俊才，善谋略。至正四年（1344年），漳贼李志甫围守将战败，良倾家募兵，从江浙平章百花讨平之，以功授长汀尉。十一年（1351年）……贼吴仲海等杀千户福留，陷南胜等县，对比以上两则材料，前者将李志甫、吴仲海记载畲贼、畲寇；后者则写为漳贼、贼等。这种表述的微妙变化，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元代以后，大量的“畲军”被安排入政府统治，人数大量减少；二是“畲”的内涵在元明之间发生变化：即元代凡是寇乱的，均可冠以畲寇；明代随着畲的进一步明确，畲更倾向于指代具有盘瓠信仰的非汉人群。到了明中叶，王阳明巡抚南赣，对闽粤赣地区“畲乱”进行治理，特别是大量新县的设立，闽粤赣地区许多地方由“盗区”转为“治区”，更多的畲民转化为新民，明中叶以后，文献中就更少有关于“畲寇”的记载。本书将在下一章对此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