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国家常将获得版籍作为区分“溪洞”与“省民”或“畲”与“非畲”的重要标准，其背后体现的是文化认同的因素。国家之所以重视版籍，是因为社会的安定需要对边境进行控制，需要对户口进行管理。如明万历《福州府志》描述洪武到正德到万历年间二百余年户口无所增长时，作者论述道：
  夫国家治平，晏然无事，二百年于兹，即前古未有矣……是故豪宗巨家，或百余人，或数十人，县官庸调，曾不得征其寸帛，役其一夫。田夫野人生子，黄口以上，即籍于官，吏索丁银，急于星火。此所以贫者益贫，而富者益富也……不毛之宅，无职事之人，终日美衣甘食，博弈饮酒，市井嬉游，独不可稍举古人以末之政，以纾力本者之困也耶？为今之计，欲使户无匿丁，则莫若凡讼于官者，必稽其版，凡适四方者，必验其襦，则户口可核。户口可核，则赋役可均。不惟足国裕财，驱民于农，亦无便于此者矣。③
  明代户税制度不完善，豪宗巨家和一些百姓逃避户税，造成了国家的户税危机，所以要求，欲使户无匿丁，加强户籍的审核，如此可以均赋役，足国裕财，驱民于农。从这个分析，国家十分需要将一些可以纳入版籍的百姓纳入，这是国家安定的重要基础。将畲民纳入编户齐民可以证明一个地方官的政绩，也说明地方教化、文明的象征。
  一些百姓如果不入版籍，不纳赋税，也会被视为化外之民。直到明末，所谓的化内化外并不一定指的是少数民族，而指的是有没有接受王化，如冯梦龙的《寿宁待志》称：
  至磻溪、西溪二处与泗洲桥素通姻盟，互相应援，一呼百集，目无官府，欠粮拒捕，无所不至。余惩顽民陈百进之事，乃请详上台……而收化外之民于化内也。①
  实际上，在早期蛮族华夏化过程中，也常提及纳税情况，如应劭记载长沙武陵蛮称：“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②认为，他们不向中国官府纳赋税，说是因其父盘瓠对中国有功，母亲又是帝王之女事实上，应是当时朝廷尚无力统治这地方的山间人群。《南史》中记载荆雍州蛮为盘瓠之后，这部分蛮夷顺附者向朝廷纳赋税，但无杂税与劳役。也有部分汉人逃入蛮夷，群起为盗，“结党连郡，动有数百千人”③。这些逃入蛮夷中的汉人，逋负钱粮，也被统治者视为化外之民。因此，赋税与其作为经济特征，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特征：是判断汉与非汉的重要标准之一。
  再如宋代刘克庄为宁都县丞赵必健写的《英德赵使君墓志铭》称：剧贼陈淮西、罗洞天聚众出没赣、汀、潮、梅数州郡，檄令合官民兵讨之……罗畬峒首黄应德久负固，亦请出谒，公延见，享劳之，感泣辞去。已而邵农至其所，应德曰：“吾父来矣，率妻子部曲罗拜，愿附省民输王租，迄公去，溪峒无反仄者。”④
  以上记载中的罗畬峒居民应该是畲民，是否“输王租”，成为“省民”与“峒民”的主要区别之一。郭志超等认为唐代之前畲族尚无纳税，南宋末年才有少部分畲族承担封建赋役，宋元时期畲民入籍和承担赋役并没有大范围进行，而直至清代，畲民才在真正意义上承担封建赋役。⑤从畲民的纳税服役的范围及普遍性情况，可以看出，畲民不断被卷入华夏化进程中，编户齐民身份的获得以及对国家义务的履行，对畲民的国家认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明代一些畲族首领入朝贡献，这种象征性的仪式在国家看来是臣服万民，民心归顺的国家重大事件，因此被记录在史籍当中。如明代《广东通志》记载道：
  （永乐五年1407年）冬十一月，畬蛮雷文用等来朝。初，潮州府卫卒谢辅言：海阳县凤凰山诸处畬，遁入山谷中，不供徭赋，乞与耆老陈晚往招之。于是畬长雷文用等，凡百四十九户，俱愿复业。至是辅率文用等来朝，命各赐钞三十锭，彩币表里绸绢衣一袭，赐辅、晚亦如之。①
  可见，是否纳税服役是朝廷判断一个地区人群“化内”或“化外”的标准。如崇祯《兴宁县志》曾对当时将“徭蛋”称为“夷狄”的社会偏见进行反驳，其中主要的理由就是当地“徭蛋”获得版籍，并纳税服役，其文曰：
  按吴志名徭蛋曰夷狄，令人愕然。求其说而不得。此非山戎氐羌之比，错居中土，衣冠与世同，无复椎结之习，一耕于山，山有粮，一渔河，河有课。既籍其名於版，子孙数十世势能徙居塞外矣乎？出入同乡井，又能区分限域矣乎？王者无外，听其蠉飞蠕动于穹环之间，亦齐民矣。已恶得而狄之。②
  明代《广东通志》描写潮州府畲、瑶时称：
  民有山輋曰瑶、僮，其种有二：曰平鬃，曰崎鬃。其姓有三：曰盘、曰蓝、曰雷。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为婚，有病没，则并焚其室庐而徙居焉。俗有类于夷狄，籍隶县治，岁纳皮张。旧志无所考。我朝设土官以治之，衔曰輋官，所领又有輋，輋当做畲，实录谓之畲蛮。③
  从以上记载看出，作者认为輋又称瑶、僮，习俗“有类于夷狄”，即认为畲民与夷狄习俗有相同的地方，从遣词造句中又说明畲民不完全与夷狄相同造成这种认识的根本原因在于“籍隶县治”，这再一次说明国家版籍制度的施行，使得畲民慢慢进入华夏边缘之内，版籍也是判断畲汉边界的一个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