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有关“畲”汉身份转化，在史料多有记载。刘克庄《漳州谕畲》一文描述了漳州地区的畲人不堪“贵家辟产”“豪干诛货”以及“官吏征求土物”而“怙众据险，剽略省地。”在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国家派兵对畲民采取“剿捕”策略，然而效果不佳，于是选派卓德庆前往治理畲乱，卓德庆采取招抚策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漳州谕畲》写道：
  侯榜山前曰：畲民亦吾民也。前事勿问，许其自新。其中有知书及土人陷畲者，如能挺身来归，当为区处，俾安土著；或畲长能率众归顺，亦补常资。如或不悛，当调大军，尽鉏巢穴乃止。命陈鉴入畲招谕。令下五日，畲长李德纳款。德最反复杰黠者。于是西九畲酋长相继受招。西定，乃并力于南，命统制官彭之才剿捕，龙岩主簿龚镗说谕，且捕且招。彭三捷，龚挺身深入。又选进士张杰、卓度、张椿叟、刘口等与俱。南畲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二畲既定，漳民始知有土之乐。①
  “畲民亦吾民”说明是官方在招抚畲民中采取的一种外交辞令，其中又隐含着华夏民族与非华夏民族不平等地位。如刘克庄在《送方漳浦》也写道：“颇闻送者诗盈轴，我有樵歌子试听。岩邑虽然人所畏，畬民均是物之灵。二升饭了官中事，一字廉真座右铭。见说守侯如召杜，断无走吏至公庭。”②刘克庄以山歌的形式送方漳浦，其中一般认为生活在岩邑（险要的城邑），一般人视之为畏途。“物之灵”用典于《尚书·泰誓上》，其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③畲族应该被看做“物之灵”。侧面反映了当时很多人将“畲”视为非人的看法普遍存在，这是一种族群边界的象征。
  一般来讲，非汉民族在华夏化进程中有三个主要特点：
  一是畲民内部的汉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具有不平衡性。也就是说，汉化常常从内部集团的上层开始，从刘克庄文中我们发现，畲民的华夏化是从“知书”“土人陷畲者”“畲长”开始的。在明清以后仍是这样，如《天下郡国利病书》描述福建“猺人”时称：“楚粤为盛，而闽中山溪高深之处间有之。漳猺人与虔、汀、潮、循接壤错处……今酋魁亦有辨华文者。”④
  正如当年楚、越等国华夏化运动也是从上层开始⑤一样，畲民的华夏化也是从首领开始，所谓的“今酋魁亦有辨华文者”，说明畲族族群首领开始接触汉字并通汉语，为本族畲民的汉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是畲民汉化具有反复性，从中也体现了族群认同工具主义的特性。“畲长”之所以被认为是“最反复杰黠者”，说明畲民在不同社会环境下，根据利益需求，选择不同的认同策略。
  三是反映了非汉民族华夏化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在国家意志的强力推行下，部分非华夏民族在强势的华夏文化中或者被迫，或者自愿融入华夏族中，另外，还有部分采取不合作或逃离的策略，他们仍然保持“蛮夷”身份。但是，随着华夏化进程不断进行，在官方“且捕且招”的政策下，将有越来越多的蛮夷融入华夏族中，这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一个大的发展方向与历史趋势。
  汉人进入畲区而成为畲民也是当时比较常见的历史现象。在宋代不仅有百姓“入畲”“陷畲”，连一些官员都“隐畲”以求庇佑。如刘埙的《隐居通议》记载南宋赵必岊入畲的情况：
  赵必岊，字次山……乡寓公吴允文浚奉密诏以江西招讨使举义反正，结约次山协谋兴复，战不利。允文奔漳州为都督文丞相天祥所杀，次山解兵隐汀州之畬中，踰年以疾终。①
  汉人逃入畲洞，即所谓的“边人逃入蛮峒”，大部分原因是为了逃避赋税。《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时，江西行省左丞高兴曾上书请旨言：“江西、福建汀、漳诸处连年盗起，百姓入山以避，乞降旨招谕复业。”皇帝下诏皆以应允。②在元代，由于各地畲乱不断，百姓入畲者比前代更多，如《元一统志》记载道：
  汀之为郡，山重复而险阻……西邻赣，南接海湄。山林深密，岩谷阻窃，四境椎埋顽狠之徒，党与相聚，声势相倚，负固保险，动以千百计，号为畲民。时或弄兵，相挻而起，民被其害，官被其扰。盖皆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逋逃于此，渐染成习。
  武平南抵循、梅，西连赣，篁竹之乡、烟岚之地，往往为江广界上逋逃者之所据。或曰“长甲”，或曰“某寨”，或曰“畲峒”，少不如意，则弱肉强食，相挺而起。税之田产，为所占据而不输官。③
  在元代汀州“椎埋顽狠之徒”，数量众多，他们“党与相聚，声势相倚，”且“号为畲民”，说明他们中许多是打着“畲”的旗号，弄兵作乱。这类“畲”数量增多的原因是“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逋逃于此”，这些人原本并非“畲”民，其在汀州所占之地被称为“长甲”“某寨”“畲峒”，被视为化外之民。由此可见，此时族群之间的界限模糊不定，在社会动乱的背景下，畲作为一类人群，其势力得到较大的发展。在元代士大夫眼中，此类逃离本乡聚集于深山幽谷间负隅抗拒官府者，也被称为“畲民”，明显的例子还有“畲民丘大老集众千人寇长泰县”①。
  在明代前期，闽粤赣的畲族势力仍较强大，入畲的汉人较多。王阳明治理闽粤赣地区“畲乱”时，曾记载有一些汉人被煽动蛊惑入畲的情况：
  其大贼首谢志珊、蓝天凤，各又自称“盘皇子孙”，收有传流宝印画像，蛊惑群贼，悉归约束。即其妖狐酷鼠之辈，固知决无所就；而原其封豕长蛇之心，实已有不可言。②
  也有一些是无籍汉人避役入輋的如：“吉安府龙泉、万安、泰和三县并南安所属大庾等三县居民无籍者，往往携带妻女，入輋为盗。”③还有原本非畲的百工技艺游食之人入輋的如：“其初輋贼，原系广东流来。先年，奉巡抚都御史金泽行令安插于此，不过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长日蕃，羽翼渐多；居民受其杀戮，田地被其占据。又且潜引万安、龙泉等县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艺游食之人杂处于内，分群聚党，动以万计。”④
  以上描述的多为江西一带畲族情况，闽粤其他地方也类似，如“闽潮人叛逃流亡，就地垦荒者谓之畲蛮。”⑤到了清代，仍有此类人员：“雷公岭，距县北（饶平县）三十五里，层冈叠嶂，为潮惠二县（恐为州之误，笔者注）之界，奸民逋赋役者，辄借口邻封，彼此窜避，或托为猺獞逃化外。”⑥“托为瑶僮逃化外”说明畲汉边界在流动。
  李调元的《南越笔记》有关于汉人由伪猺变为真猺过程的记载，其文称：乐昌有伪猺，多居九峰司诸山。其始也苦于诛求，以其田产质客户，窜身猺中，规免旦夕，久之性情相习，遂为真猺。相率破犯条要，恣行攻劫，为地夫之害，即善猺亦且畏之。⑦
  显然，文献中关于的“畲”“輋”“猺”的记载，其并非作为纯粹的种族区分，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身份或文化身份的区分。也就是说，官方或文人把“入畲”的汉人——这些汉人不管是“为盗”，还是“避役”——均称为“畲民”，目的是用其笼统地称呼那些脱离编户、与政府不合作的各种人群。①
  由此可见，“畲民”的形成不仅仅是自我认同的结果，官方或主流文化对其社会定义同样重要。也就是说，有一些畲民认同，乃至“假托”自己为“畲民”；而另外一部分则是官方以单方面标准判断其是否为“畲”。可见，“畲／汉”边界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既可以“入畲为寇”，又可以“籍峒为民”，从而实现“版籍／无籍”和身份的相互转化。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