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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丙胜指出：“古代族群边界首先是由自然生态环境营造和维持的，族群之间的边界就是自然生态之边界，当由自然生态决定的族群地理边界随着族群的发展而不断突破时，以占有更多生态资源为主要目的边界扩张势必使原本远离的族群因各自的扩张而发生边界冲突。”②在本章第一节，我们已经较为详细地说明了帝国经略后，给族群格局带来的变化。在福建地区，这种变化在南宋时期变得更为明显，族群的冲突更为严重。
  朝廷对一些偏远的非汉人群所在地区，实行的是羁縻政策，在汀州，一般认为是畲民聚居的地区，在早期也是实行族群自治政策。如杨澜在《临汀汇考》中写道：“畲之在闽，所谓被之声教，疆以戎索也。”③这里引用了两个典故来说明畲民的政治管理情况：“被之声教”④说明畲民在礼乐教化，即文化上受到华夏文明的恩泽；“疆以戎索”⑤说明采用羁縻政治，由畲民自我管理。以上两个合起来说明畲族名义上受朝廷管辖，实际上是自我管理的一种状态。到了宋代，“畲”与汉之间族群开始冲突，并作为一种独特的族群进入汉人的视野中。南宋景定年间，刘克庄撰写的《漳州谕畲》，反映了“畲”汉族群扩张而发生边界冲突的情况，刘克庄在《漳州谕畲》开篇写道：
  自国家定鼎吴会，而闽号近里，漳尤闽之近里，民淳而事简，乐土也。然炎绍以来，常驻军于是，岂非以其壤接溪峒，茆苇极目，林菁深阻，省民、山越，往往错居，先朝思患预防之意远矣。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①
  由上可知当时族群边界冲突的原因：一是国家政治中心移到“吴会”（杭州），与浙江相邻的闽西南成为地理版图上“近里”，间接说明汉族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迫近漳州；二是漳州“壤接溪峒”，地理位置上接壤非汉地区，文中又说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所指的“溪峒”应该是潮、梅、汀、赣等地，而宋代盘瓠蛮已广泛分布以上地区，其迁徙呈“向南又折而向东”的趋势，这种扩张趋势显然会遭遇漳州以东强大的汉族势力；三是此时的漳州已呈现出“省民、山越，往往错居”的状态，“先朝思患预防之意远矣”，说明“华夷”的地理边界已经被突破，族群间互动几率较大，官方出于军事防御考虑也好，出于“严夷夏之防”观念也好，总之漳州的边界冲突已然明显。
  漳州汉民与“畲”民族群边界清晰，不仅体现在族称差别上，还体现在刘克庄书中所描述的族群间的巨大文化差异：畲民具有“长技止于机毒”“刀耕火耘”“崖栖谷汲”“猱升鼠伏”的生产生活习俗，“反复杰黠”“自称盘护孙”的社会心理和宗教信仰以及“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有国者以不治治之”“贵豪辟产诛货”“官吏征求土物”的政治待遇。②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这么推论：“畲”、汉两大族群势力此时在一方或彼此扩张过程中，发生边界冲突，在各自文化认同的影响下，族群间的文化差异被放大，并带有文化偏见，如以“猱”“鼠”的动物习性来形容畲民的习惯等，而恰好掌握史料话语权的汉人士大夫代表刘克庄充当了这历史变化时刻的见证者。换言之，假如话语权掌握在“畲”的手中，其记载定然描述汉人种种负面形象，正如后世流传在畲民中的《高皇歌》所描述的一样。③
  漳州“畲”、汉间的族群矛盾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直到北宋元丰年间，漳州社会比较安定。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漳州风俗形胜时称：“元丰五年(1082年），郭祥正记云：‘闽之八州，漳最在南，民有田以耕，纺苎以为布，弗迫于衣食，乐善远罪，非七州之比也’云云。”①
  而过了近200年的南宋刘克庄时代［按《漳州谕畲》于宋景定三年（1262年）］，漳州的各族群间的矛盾开始紧张起来：漳州以东为福佬人的势力，潮、梅以西为广府人势力，汀、赣以北则是北方汉人的势力，而闽粤赣交界地区是“溪峒”（有一部分为“畲”）的族群势力。漳州、潮州当时都出现了“畲”“輋”的称呼，宋人蔡襄曾写道：“今来闽中，最急惟是贼盗群众与漳、潮之民为害。”②《宋史·许应龙传》记载：“距州（潮州）六七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匄耕土田，不输赋，禁兵与哄，应龙平决之。”③山斜中的盗贼或“峒獠”应该与“畲”（輋）民有关，乾隆《潮州府志》记载宋宝祐五年（1257年）潮州知州洪天骥防御盐寇、輋民的事迹：
  洪天骥，字逸仲，号东岩，晋江人。由朝散郎知潮州，治国事如家事，视民瘼如己疾，治无不为，为无不尽。潮与漳、汀接壤，盐寇、輋民群聚剽劫，历任以州兵单弱，山径多蹊不能讨。公应变设奇，降者相属，又于接境置屯，多者三百人，少者二百人，犄角为援。且严保伍之令，以澄其源，闻于朝并下之，漳汀仿此。④
  可见，在南宋时期的漳州、潮州均有不少数量的畲民族群存在。与漳、潮相邻的汀州，在唐宋时期一直被认为是“畲猺”聚居地，如清代杨澜在《临汀汇考》中写道：“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为畬客。”⑤然而“畲”作为一个族群的具体记载却不是首先出现在汀州，而族群边界的理论恰好可以解释其原因。
  从唐代以后，王朝在南方广置郡县，在政治上掀起了对福建地区的华夏化运动，中央王朝的势力开始深入边陲，帝国的“开山洞”正是这个运动的表征之一。两宋时期，中国经济完成重心南移，南宋偏安，福建与南宋政治中心相邻，这个时期的福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处于历史最发达时期。然而，在福建地区，各地汉族势力发展并不均衡，在开发较早、地理条件较优越的平原、盆地地区如福州、泉州、建州等地，经济文化发达；而开发较晚、地理条件较差的汀州、漳州等地区，仍被认为是“难治”地区，也是“盗贼渊薮”。
  古人文人把唐代以前的漳州视为蛮荒之地。柳宗元（子厚）《登柳州城楼寄汀、漳、封、连四州刺史》云：“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轻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浸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①
  唐朝时期，漳、汀属江南道，封、连则属岭南道。柳宗元谪居柳州“共来百粤文身地”，都是与中原风土截然不同的地方，不仅仅是地理的隔绝，更多的是文化的隔阂。再如明人张燮在《清漳风俗考》认为在汉迁徙闽越到江淮以后，漳州是“羁縻瘴乡，声教尚阻”，他继而引用南朝沈怀远的诗句“阴崖猿昼啸，阳亩秔先熟。稚子练葛衣，樵人薛萝屋”，感叹漳州“萧索景象至今可覆案也。”②
  唐宋时期的汀州也属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与福建其他地区相比，汀州的开发时间及进程与均较为滞后，直到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汀州才被奏置。有的文献将唐宋的汀州视为“穷处”“绝区”，如《舆地纪胜》载：“汀为州，在闽山之穷处，复嶂重峦，绵亘数百里，东接赣水，南邻百粤。闽部所隶八州，而汀为绝区。”③
  《临汀汇考》也将汀州描述是“七闽穷处也，蕞尔一城，孑然于蛮风蜒雨中。”④《元一统志》引《广陵志》以诗的形式说明了汀州地理条件的险恶：“全闽形势数临汀，赣岭连疆似井径。江汇重渊锁地脉，山横华盖应天星。”⑤
  此外，汀州内部蛮夷众多，周围山洞阻隔，北方中原（汉）文化未能在本地区占主导地位。《太平寰宇记》称汀州与建州交界的沙县：“自乾符后，土寇乱离，汉路阻隔”。①清代王捷南《闽中沿革表》则称：“……（汀州）其东北境，今长汀、宁化地毗连将乐、邵武一带，自是山洞盘互，道梗未通。”②按此前的理解，山洞应为非汉人群的聚居地，“山洞盘互”则间接说明当时“蛮夷”数量之多。《临汀汇考》则直接说明当时汀州为“峒民”“苗人”散处之地，其文曰：“长汀为光龙峒，宁化为黄连峒。峒者苗人散处之乡。大历后始郡县其巢窟，招集流亡，辟土殖谷而纳贡赋。”③
  此外，历史上还曾发生“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④之事，该事件足见汀州非汉族群数量之多，汉文化在蛮夷文化中，犹如大海的孤岛。谢重光先生研究发现：南宋时期，虽然汀州城区及附近聚集较大数量人口，但汀州的“外邑”，特别是广大山区呈现出与郡城完全不同的文化面貌，经常表现为“一幅基本未开化的蛮夷景象”。⑤其实，闽粤赣地区这种政治中心与周边山区“华、夷”势力状态一直延续到元明时期，如明代李东阳在其《赣州府复修长沙营记》载：
  眷兹南服，若赣、若惠、若潮、若汀、漳诸郡，衣冠文物与中州等，惟是万山蟠结，溪峒深阻，其风气郁而不畅，故其人所禀，颇多顽悍之质。⑥
  在这种“蛮风蜒雨”中，作为掌握着史料话语权的汉人，把本族群与非汉族群区别开来的方法，就是把族群文化与中原联系起来，如庆元年间（1195—1200年）汀州教授陈一新在《跋赡学田碑》中写道：“闽有八郡，汀邻五岭，然风声气习颇类中州。”①这种不断强调“中原文化认同”的叙述模式，反映的是宋代以来，福建本土逐渐融入中原主流文化过程中的一种心理反弹，在表明自身文化历史渊源的同时，似乎更加强调其作为中原文化传承的正统性。②
  而同时代的刘克庄描写漳州则称：“风烟绝不类中州”③，谢重光先生将《跋赡学田碑》与刘克庄诗对比后认为：“一说汀州颇类中州，一说漳州绝不类中州，可见在当时人眼中，汀、漳两州虽然境土相连，区域文化面貌和族群人文性格是迥然不同的。凡此都充分说明，宋代赣南、闽西确已形成彼此相似而与其他相邻地区迥异的独特区域文化风貌和独特族群人文性格。”④唐宋时期漳州与汀州族群格局有所不同。应该来说，汀州的非汉人群比例更高一些，如果以孤岛与海洋的关系去探讨不同地区华、夷的族群格局，那么，唐宋时期的汀州，汉人显然是处于孤岛的地位。
  实际上，“畲”、汉间的边界是多重的，在族群边界冲突更明显的漳州族群边界更清晰，掌握史料话语权的汉族在本族群势力较强的漳州证明他者为“非”（汉），在本族群势力较弱的汀州证明自己为（汉），本质都是在维护族群认同总之，随着南宋时期“畲”、汉边界的划定，“畲”作为一个在文化特征迥异于汉人的特殊族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宋元时期的东南区域社会中扮演着区分人群的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