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在唐宋以后，关于南方地区“莫徭”“峒蛮”“蛮僚”的记载日益频繁见诸史料，这既体现华夏族对“他者”认识的加深，同时也是说明南方地区汉人意识的觉醒。这种意识的觉醒，体现在一些族群的形成与发展上，如谢重光先生指出，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到了五代宋初，在漳、泉二州已经形成了福佬族群。②与中原汉人同时南迁的还有而五溪地区的盘瓠蛮，这些族群“向南又折而向东迁徙”③，逐渐分布于今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广大地区，并与闽越土著及南迁汉人产生互动与交流。以上三类族群被认为是组成畲族先民的重要来源。
  南方地区汉人与非汉人群的互动，既有族群间的合作，又有族群间的冲突与对抗，唐宋的一些文献记载说明了这点。如《资治通鉴》记载道：“（昭宗景福元年）王潮以从弟彦福为军统、弟甚至为都监，将兵攻福州。民自请输米饷军，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④
  学者一般认为“平湖洞蛮夷”就是畲族先民⑤，滨海蛮夷则应为“蜑民”。这些“洞蛮”以兵和船的形式，为以王潮为代表的汉族势力提供了帮助。再如景福二年（893年），汀州盘瓠蛮酋“钟全慕举籍听命，岭海间群盗二十余辈皆降溃，潮乃尽有五州之地。”①则说明了一些蛮夷归顺了朝廷，成为中央王朝治理地方的合作者。这种合作间接地说明了南方汉族势力的逐渐增强。
  南方汉族意识的觉醒还体现在当地汉人对祖居地的解释和建构上《太平寰宇记》在记载“永泰县”时称：“《晋安记》：‘东晋永嘉之乱，渡江衣冠士族多依于此，以求安堵’。当此之时必有县，后人或更改，图未甚详悉。”②
  乐史根据《晋安记》的记载，对“晋人衣冠南渡”这一历史事实做出推论，认为当时南迁汉人在南方一些地区建立州县，只不过因为建置沿革变迁或记载不详而未能使县名存留于世。这种说法在宋代以后的南方地区颇为流行。“衣冠南渡”成为一种当地汉人祖源历史记忆，并作为文本在福建等地的文献中出现如乾隆《福州府志》引宋代路振的《九国志》称：“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③《八闽通志》卷之三《地理》风俗引《建安志》称建宁府：“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逃难于此，故云云。”④
  王明珂先生指出，一定的历史记忆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而这种社会情境又与当时的历史心性息息相关。⑤因此我们认为，隋唐以后南方蛮族记载的增多以及汉人祖源地传说的建构，均是在南方地区汉人势力崛起这种社会情境中产生的。
  唐宋或更早时期，华南地区处于帝国的边缘，这种边缘性不仅反映在政治地理上，更反映在文化阶序上。随着汉族势力在南方地区的增强，处于帝国边缘地区的南迁汉族或当地汉族土著为了提升自己的族群身份，往往对本族的历史进行建构。上述所举例子说明，当地汉人希望通过回忆或者建构类似“衣冠南渡”的历史来增强华夏认同，从而提升本地汉人的族群地位，并在资源竞争中取得优势。在汉人心目中，早在汉晋时期，本族群的祖先就来到包括福建在内广大南方地区，这进一步证明本地汉人在此地开发、经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汉人增强文化认同主要通过两个手段：
  一是建构自己的“汉人”身份。如帝国的华夏化进程中，地方土著积极向汉族或中原王朝靠拢，如积极协助政府在南方地区建立政治机构，“请书版籍”，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后，意味着族群从“化外”向“化内”转变；再者就是通过“攀附”的手段对先祖进行建构，将本家族的迁居地、迁居祖先与中原发生联系，向本族和外界宣称“黄帝后裔”的中原正统身份。
  二是与“蛮夷”划清界限。如在宋代开始，陈元光家族被描述为来自光州固始，且受命于朝廷“平蛮”的中原正统家族。一些非陈姓的汉人，通过建构本族为陈元光“部属”的历史记忆，说明本族与陈元光家族一样，均是中原正统身份。这种历史记忆间接反映了宋明以后，闽南等地区汉人意识的觉醒，他们希望通过将本族群与当地蛮夷截然区分，从而建构其本族非蛮的历史逻辑。
  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文献对陈元光记载甚多，陈元光因此被认为是开发漳州的重要人物，以致后来被人们尊奉为开漳圣王，成为流行于闽台诸省重要神明。而实际上，陈元光在唐代的形象与后世的形象相差较大，其中经历了一个历史人物建构的过程，而这种建构与闽南地区的汉族认同有特别大关系。唐代对陈元光的记载不多，目前所能发现的关于陈元光事迹的文献记载为张鷟的《朝野佥载》，其文称：“周岭南首领陈元光设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杀之。须臾，烂煮以食客，后呈其二手，客惧攫喉而吐。”①
  作者张鷟的生卒年不详，但生活年代与陈元光相差不远，其所载的关于陈元光内容，纵使不一定是历史事实，至少反映了时人对陈元光其中一个印象的理解。作者将陈元光这种残暴的性格特征与岭南首领相联系，反映的是北方汉人对南方土著的印象。宋代《太平广记》在引用以上史料时，特意将其置于“酷暴”一节之中。②可以说，唐代时期对陈元光的记载不多，且较多为负面形象。从宋代起，漳州地区开始流传陈元光平贼立功的传说，并建庙对其奉祀。宋代漳州令吕璹有诗写道：“当年平贼立殊勋，时不族贤事忍闻？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③
  前文已经说明，宋代时期福建等南方地区汉族意识逐渐增强，塑造陈元光平蛮的形象就是将本族群与“蛮”相区别，借以证明自己的正统身份，这应该是
  陈元光形象塑造的滥觞。而后，到了明清时期，各种方志、族谱不断塑造陈元光的光辉事迹①，兹不赘述。
  由此可见，从唐到宋，及至明清，陈元光的形象逐渐丰满，并以将军、儒士、神明等形象最终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种不断层累、“枝叶其说”的历史建构过程。这种建构的力量来源于闽南等地汉人文化认同的需要。
  苏永前通过人类学视野对陈元光“开漳”传说进行分析，他认为该传说的叙事主体为闽南地区中原移民，而传说的产生与传播则是该族群文化认同的主观结果。这种认同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自我的“圣化”和“神化”，另一方面是对他者的“非人化”与“妖魔化”。②由此可见，将本族与“蛮夷”区分开来，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证明本族群的纯正中原血统身份，这是一种主观认同的表现。
  除了陈元光家族外，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为宁化巫罗俊家族。黄向春根据杨澜的《临汀汇考》中有关隋唐之际巫罗俊“请授田”的记载，说明当时出身“蛮夷”的地方豪酋通过与官府的相互利用与合作而进入正统社会的主体之中，成为南方汉人的重要来源及汉人社会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力量。③
  黄氏所引的《临汀汇考》关于巫罗俊事迹的记载，基本上沿用李世熊修所纂的康熙《宁化县志》，较原文略有出入④。而巫罗俊的事迹则是来源于巫氏家谱，清代王捷南称：“明李世熊《答巫以侯书》辨巫罗俊事颇详。书言谱修于明初，旧志盖据巫氏谱也。”①除了《宁化县志》的记载外，巫罗俊不见于其前诸史籍。以明初族谱记隋唐之事，显然不能当做历史的真实。笔者推测，巫罗俊传说本质也同陈元光传说一样，都是对祖先的历史记忆的重构，目的在于创造与汉人正统性的连接。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