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1935年岭南大学黄仲琴教授发表了《汰溪古文》，开启了仙字潭石刻研究的学术领域。后世许多学者纷纷投入仙字潭石刻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福建古代民族考古的重要内容。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学者提出了仙字潭族属为七闽①、吴②、越③、番④、畲⑤、三苗支族后裔⑥等见解，与石刻主人发生族群关系的还有“古傣人”、夷等。由于仙字潭石刻本身对于研究华南地区族群的来源、迁徙及其文化、生活状况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加之梳理学术上与之有关的族群研究，对畲族乃至华南地区其他族群研究都有借鉴意义。因此，笔者以仙字潭石刻为研究视角，从中窥探福建乃至华南地区古代民族的若干概况。
  早在1915年夏天，黄仲琴先生就乘船沿汰溪到达仙字潭实地考察，并参考大量文献后认为：“汰溪古文形有类似蝌蚪者，与近人法国牧师费亚所述苗文有相同之处，疑即古代蓝雷民族所用，为爨字，或苗文之一种。”⑦黄仲琴推断其为蓝雷畲民论据主要为：一是《唐书·舆地志》《漳州府志》《龙溪县志》《北溪纪胜》关于龙溪、柳营江等地理位置的记载；二是陈天定《北溪纪胜》关于“古称桃源，蓝雷所居”的记载；三是《平和县志》《罗源县志》猺民众“盘蓝雷”的记载；《漳州府志》《龙溪县志》、安溪《李氏家谱》讨平“洞蛮”“峒寇”苗、雷、蓝姓的记载；四是华安当地畲族分布：“今汰溪北之高层、新圩。南之归德彭水，山僻深处，犹有蓝雷遗种，自成村落，不与外人通婚，是其余胤。在唐尚盛，至今犹存，其势力远过汉之笮都诸夷。”⑧五是汰内本地乡人陈君关于古蓝雷石石蚵山洞古剑、古书传说以及汰内乡至今尚存有苗俗的巫术。黄仲琴最后推论，族群应是蓝雷族：“蓝雷钟系，或瑶、或苗，溯源不异，名称则淆，按闽南人对于蓝雷人，名之曰：‘蓝雷仔’。‘仔’者轻之之辞，盖弱小民族之称谓也。兹用其意，名本文所述之种族，曰‘蓝雷族’，以是地无盘姓也。”⑨由此可知，黄氏研究是根据文献、传说以及实地调查，目的就是为了追寻遥远的仙字潭石刻与畲族的联系。
  黄仲琴教授是仙字潭石刻研究的开创者，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仙字潭石刻研究形成热潮，华安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先后于1984年和1988年整理出版两期《仙字潭古文字探索》①，共收录33篇相关学术论文；1990年，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编成《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②，收录29篇学术论文。在以往仙字潭石刻的研究中，各家学说观点不一，分歧较大。主要争论焦点在于：一是关于仙字潭石刻是文字或是岩画；二是关于仙字潭石刻的出现年代；三是关于仙字潭石刻的观念内涵；四是关于仙字潭石刻的民族族属问题，学术界已有学者对该研究进行综述③，兹不赘言。
  关于仙字潭的记载，最早出自唐代张读《宣室志》，宋代《太平广记》收录该书。《宣室志》的作者张读，出生于官宦世家，系《朝野佥载》作者张鷟的玄孙。本文主要写唐代泉州一山边潭中有“蛟螭”，元和年间雷震山崩，石壁现字，有人请韩愈辨识的事。④之所以将韩愈与“蛟螭”联系在一起，是因为韩愈曾贬官于潮州，关心百姓疾苦，亲自撰写《祭鳄文》⑤后，“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⑥因此，最后这些“泉人无有识”的蝌蚪篆书，在韩愈的解读下，成为“上帝责蛟螭”的内容。正如前文所分析，唐代以前，华南地区在自然生态上仍处于较原始状态，在开发自然过程中，人类在征服自然界时需克服许多困难，鳄鱼应该是其中一个例子，其他的还有大象、老虎等危险动物，或者人类将这些危险的事物投射到一些想象的事物中，如山都、木客等。到了明代，何乔远的《闽书》在记载了仙字潭所处地区“石铭里”时，引述了《宣室志》后，认为由于是“漳、泉接境，县南龙溪界域不分，古来争竞不决。”因雷雨山崩而形成几个分界的大字。⑦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率先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①的观点，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照《闽书》与《宣室志》关于“石铭里”的记载，我们也发现了文献的“层累性”。
  其体现在：由“人—鳄”这对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矛盾演化为“漳—泉”界域纷争的区域社会关系的矛盾。按文中所称其矛盾主要源于“龙溪界域不分，古来争竞不决。”根据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龙溪县：“陈分晋安县置，属南安郡，后属闽州。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割属漳州。”②
  《元和郡县图志》又载漳州：
  本泉州地，垂拱二年（686年）析龙溪南界置，因漳水为名。初置于漳浦县西八十里。开元四年（716年）改移就李澳川，即今漳浦县东二百步旧城是。十二年，自州管内割属福州，二十二年又改属广州，二十八年又改属福州。乾元二年（759年）缘李澳川有瘴，遂权移州于龙溪县置，即今州理是也……管县三：龙溪，漳浦，龙岩。③
  可见，《闽书》中所称“唐开元中，漳泉二州，分疆界不均”有一定的史实基础。自然地理条件是区域边界划分的首要因素。一些河流、山川成为天然的界线，成为一些地区分界的主要依据。按仙字潭处于九龙江上游的汰溪，明代陈天定在《北溪纪胜》（上四明施郡守稿并序）中写道：
  北溪、九龙江，实郡右臂。唐镇府以前，插柳为营，渡江以后，揭鸿置塞外，设巡逻行台，渐次开辟，内犹山深林密，萑苻时警……初，玉钤将入龙潭，以山高涧窄，兵法所谓死地，先扎营于此，取道大山之巅，以瞰汰内。今山顶石磴尤存，揭鸿寨、营头亭在焉。④
  史称陈元光“平蛮开郡……屯兵于泉州之龙溪，阻江为界，插柳为营……阴遣人沿溪而北，就上流缓处结筏连渡”⑤，其势力深入到“龙潭”以后，因为“山高涧窄”，扎营设寨，“以瞰汰内”，说明汰内（汰溪）地区处于陈元光势力与其他族群势力的交界处。按上述“大山之巅”的大山指的是位于龙溪与华安交界处的揭鸿岭。《全唐诗》收有唐代慕容韦《度揭鸿岭（漳州）》一首，其文曰：“闽越曾为塞，将军旧置营。我歌空感慨，西北望神京。”①据清代冯登府《闽中金石志》此诗出于漳州石刻，该书卷五称：“（唐代无年月的碑刻）慕容韦揭鸿塞诗刻，在龙溪岭脊。”②《舆地纪胜》则称此诗为：“唐慕容韦《葵岗岭》。”③另外在龙溪县与华安间有九龙山，是一座“岭极高峻”的大山，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漳州九龙山：
  《寰宇记》云“山下有水，名九龙水”，按《郡国志》云：“一名鬼侯山，北有金溪水，山中多山魈，一名羊化子”。④
  可见龙溪与华安间山脉绵延，是地域之间的天然屏障。在仙字潭石刻中，有一处为后人（唐以后）用真书浅刻的文字，写着“营头至九龙山南安县界”十个汉字。可见，营头到九龙山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为漳、泉分界的重要因素。
  造成“分疆界不均”，可能主要有政治区划与人文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仙字潭所在地区处于州（县）交界处；二是该地区可能存在数量不少的非汉人群即唐代以前泉漳“界域不分”是因为在龙溪地区，漳、泉政府控制能力有限，使得漳、泉政区边界飘忽不定。
  一般来讲，历史上在各政区交界地区，地方政府的管控力度较弱根据唐代江南东道地理区划（见图2-1），九龙江上游的汰溪（今华安），处于泉、漳、汀三个州的交界处的附近。
  明代陈天定的《北溪纪胜》（上四明施郡守稿并序）进一步说明了该区域的地理位置情况，其文写道：
  梁天监间，有九龙群戏于此，故邑号龙溪，里名九龙，概称北溪。为游仙乡，宋末车驾南幸，乃改潭内为二十五都，潭外为二十三四都。大抵龙潭地处十字之中，直者为江，驾舟北入，可上宁洋；放棹南下，可抵海澄。横者为陆，循西列嶂通于南靖；徂东平畴，便驰长泰此潭以外之胜概也……地属溪之二十五都，上由永安北趋浦城出仙霞，西赴邵汀出光泽，南走天兴，每军兴多由龙潭掠舟以发。然大中小滩三十六，水石高下，不时险巇。初入小滩为马歧，唐将军牧马故处也稍上为汰口滩，汰水西汇大江，以小舟入，古称桃源洞，蓝雷所居，今号汰内。计入口十余里有平畴广原处，天宝之背，逾郡龙过脉，有间道，可通永丰司……石铭里在其东，属泰治。前行数里，居溪之西者为下樟，居溪之东者为热水地，出温泉……由此入，可缘石铭里，通泉之安溪治。①
  从上可以看出，龙溪上通宁洋（漳平），下抵海澄，西列嶂通于南靖；东平畴驰长泰：再往北可通汀州、邵等地。而仙字潭所在之地“石铭里”处于漳州长泰，与泉州安溪交界，仙字潭所处的汰内盆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江，扼安溪、龙岩交通之枢纽，有秦汉古道贯穿盆地南北，经过揭鸿岭、营头亭通往漳州（图2-2）
  黄仲琴在《汰溪古文》中以推测汰溪流域附近古代可能有族群在这里居住，该文称：“汰溪之上为石蚵山。《龙溪县志》卷二云：‘石蚵山在城北四十里，高入云表，顶有粘蚵石，相传昔时海水所浸。’《志》说可证《山海经·海内南经》‘闽在海中’之语。闻之登其巅者，至今尚蚵壳弥望，既有贝类，可供食品，古代民族聚居其旁，亦理所固有也。”②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粤东闽南地区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印纹陶文化遗存，其中以1974年在广东饶平浮滨、联饶发掘一些特征鲜明陶器和石器为最典型，③此后，地方考古工作者将此时期的闽南、粤东区域划为浮滨型文化时期④，该时期被学者认为是青铜器时代闽南地方文化最繁荣的阶段。①考古学同时还证明了九龙江流域的漳州地区，包括今天的龙溪、云霄、漳浦、南靖，平和、长泰、华安等地在商周时期有人类聚落的遗迹。②1986年，王振镛等人在华安汰内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并发现了数处青铜器时代文化遗存，在仙字潭南岸的小山丘上也采集到印纹硬陶片。③可见，在春秋以前，仙字潭地区生活着一定数量的古代族群。
  唐垂拱二年（686年），朝廷在泉、潮二州之间设置漳州，这是汉人势力进入并控制漳州中心区域的一个表现。而在漳州周边一些偏远山区，仍生活着大量的非汉族群，这种现象直到南宋刘克庄时代还继续存在。一般来讲，在古代中国社会，政府通过控制区域内的人口，如将人口编入版籍，并对编户齐民征收赋税，从而实现地区的管理。而所谓的“失控”地区，常常是政府管理不到的偏远地区，这些地区或者是非汉族群，或者是“逋逃”的百姓。在唐代以前的龙溪，这里可能生活着一定数量的且政府管理不到位的非汉族群或“逋逃”百姓。随着漳州的设置以及龙溪县割属漳州，中央政府的权力由泉州至漳州，从北向南地渗透，并以漳州为据点加大周边（包括龙溪县）的控制，从而达到华夏化的过程。
  通过以上分析，从“人鳄之争”到“界域纷争”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时候文献关注点不同。其中也反映了在唐代以后，随着中央政府加强对南方地区的开发，原先矛盾焦点逐渐由生态矛盾转化为社会矛盾，这种矛盾是伴随着华夏化过程发生的，是华南地区族群开始整合的表现。
  在清代道光年间，学者蔡永蒹④在《西山山杂记·仙字潭》一文中，引用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并根据自身考察见闻，对仙字潭进行详细的介绍。《西山杂记·仙字潭》一文分成三段，其文曰：
  《闽中记》述：“南安郡西南有汰溪，古畲邦之域也。溪之上有摩崖镌蝌蚪之虫痕鸟迹，象形古篆文，自晋唐以来咸不之识焉。、晋邑欧阳詹，许谡、陈蟜、王玖、藩存实、杨在虎、谢谌、曾严、罗山甫莫能知晓焉，王翊为京兆令将拓本访之韩愈，都不之知也。武陵太守吴公瑾访之道士蔡明濬，云《古丹箓释义》：‘皇使盘瓠掌闽为七族：泉郡之畲家，三山之蜑户，剑川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岩之龙门潭，漳郡之蓝太武，汀赣之客家，此即七闽也。七闽各有各之文字也仙字潭摩崖之石刻古文，是畲家、龙门、蓝太武三种古文，称之楔字，乃如飞云浮云焉，成舞女盘旋，武士挥刀，羽毛怪状矣。’”
  《九鼎铭汉隶篆释义》云：“汰溪即古傣人之古乡，畲人有吴昱为君因争甲指之山，炎帝之世也，畲傣战争焉，傣君日超越被斩也，部众俘为馘矣，余走之滇粤。畲吴昱之世，正当炎帝之世也，洪崖先生亦此时人焉。”摩崖石刻乃商周之时畲人留伯所镌，其次露有汉文，乃汉明帝时楚王大夫少世坚摹古畲字篆刻，经畲吴昱战太君越庆功时，太母夫人称贺，太母者太姥也，摩石刻古文如舞女即蓝太武族翩翩起舞祝贺也，兽形古文龙门人之文也，余咸畲文耳”
  余慕之往阅焉，此地原属南安，唐贞元时割界于武荣州漳也，后隶于华封。汰溪清碧，湾流潺潺，松青竹翠，面幽静也。古文不剥落，见者疑之矣，然则《闽中记》迄今亦千年矣，未可为不信也。据《古丹箓释义》云：“炎帝之世，傣君超越无道，畲吴昱战越，斩越首，俘越属，傣余越走滇。龙门、蓝太姥朝贺，洪崖刻石以纪事焉，盖迄于今五千载矣，古文若九鼎铭也，世之名家难识之矣。”宋《桑莲诗集》有汰溪诗，曰：“汰溪上古在南方，仙字奇书千古昂；韩愈难明斯怪字，书风书穗不成行。”《紫云诗集》：“仙字风云变化文，畲君伐越竟超群；傣溪陈迹万年事，摩石刻崖宝不乡。”《安仁诗抄》云：“傣人古国汰溪滨，吴越春秋炎帝人；镌石古文东汉刻，千年万载记荆榛。”《仁和诗集》云：“傣越畲吴史不存，惟看石刻古文言；当年争国斯溪地，纪事闽中有七番。”《青阳诗集》云：“畲王吴昱傣王番，太姥龙门蜑户藩；武口口口口口客，汰溪其地古闽蜿。”①
  作者前两段主要引述《闽中记》《古丹箓释义》《九鼎铭汉隶篆释义》，后一段说明亲临现场查看，并引用《古丹箓释义》《桑莲诗集》《紫云诗集》《安仁诗抄》《仁和诗集》《青阳诗集》等文献，目的在于说明以下内容：其一，汰溪的古篆文内容晋唐时人都不识得，有个到京兆当长官的将拓本送到韩愈处，韩愈也不认识，这与张读《宣室志》所载内容有冲突；其二，有道士蔡明濬根据文献解读，认为仙字潭摩崖石刻是畲家、龙门、蓝太武三三种古文，又称楔字：其三，汰溪原来是“古傣人”居住的地方，后来在商周之时发生畲傣战争，傣人败逃滇粤。当时有蓝太武、龙门等部族前来祝贺，洪崖、畲人留伯刻石庆功，于是石刻上留下的是畲家、蓝太武、龙门三种古文；其四，当时福建有“七闽”，分别为：泉州的“畲家”，三山（福州）的“蜑户”，剑川（南平）的“高山”，邵武的“武夷”，漳岩（漳平龙岩一带）的“龙门潭”，漳郡（漳州）的“蓝太武”，汀赣（汀州、赣州一带）的“客家”，这七个族群（七闽）都为盘瓠所管辖。
  《西山杂记·仙字潭》对古代福建的族群格局做了介绍，但是，其中有许多与史实存在不相符的情况，笔者拟对该文所反映的一些材料和观点进行辨析。
  （一）蔡文所引的《闽中记》并非都出自于《闽中记》
  蔡文称：“《闽中记》述‘南安郡西南有汰溪，古畲邦之域也’。”其并未指出《闽中记》何人所作。实际上，在唐代以前，福建先后出现关于两部名为《闽中记》的方志，宋代梁克家的《淳熙三山志》序中记载：
  予领郡暇日，访无诸以来遗迹故俗。闻晋太康既置郡之一百一十三年，太守陶夔始有撰记，又四百五十六年至唐，郡人林谞复增为之，皆散佚无存者；独最后一百九十二年，本朝庆历三年，郡人林世程所作传于世，自言视前志颇究悉。①
  东晋太元十九年（394年），陶夔担任晋安郡守②，随后撰成的福建首部方志《闽中记》。唐大中年间（847—860年），林谞修撰了另外一部《闽中记》，《八闽通志》载其事：“林谞，闽县人。博学，善讲贯，属文尤美。初尝俯从乡举，竟养高不仕，搜寻异闻，作《闽中记》十卷。”③以上两部《闽中记》均已散佚，后世仅存的佚文，散见于《太平寰宇记》和《三山志》等文献中。
  蔡文所指的《闽中记》应为唐代林谞作《闽中记》。从南安郡设置时间年代看，可以排除东晋陶夔《闽中记》的可能性，该书比南安郡设置时间早了170余年。历史上有数个地名称为南安郡，按以上所称《闽中记》述南安郡之事，应该指的是福建境内的南安郡。宋代《舆地纪胜》记载：“南安郡，陈属闽州，在永定元年。后属丰州。光大元年（567年），陈文置南安郡……隋文平陈郡废属泉州。”①可见南安郡为南朝陈光大元年（567年）设置。其辖境相当于今晋江、九龙江、木兰溪三流域及同安等地，后于隋开皇九年（589年）废。其次，从文中记载的内容看，其提及的欧阳詹、韩愈等均属于唐代之人，因此，只能是唐代以后的文献记载唐代之事。然而，蔡永薕文中所引内容有些却非《闽中记》所载。首先，蔡文称：“《闽中记》述：南安郡西南有汰溪，古畲邦之域也。”如果按照文献以今溯古的表述方式，其潜台词似乎可以理解为：“《闽中记》述：（今）南安郡西南有汰溪，古畲邦之域也。”按此理解的话，《闽中记》或许在记载撰写时所发生的事。唐林谞作《闽中记》时，南安郡名已废止近300年。按“汰溪”位于九龙江上游，其时属龙溪县。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载龙溪县隶属州郡变化为：“陈分晋安县置，属南安郡，后属闽州。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割属漳州。”②如果是林谞《闽中记》记载“汰溪”，合理的表述方式是：“漳州西北有汰溪”，而非“南安郡西南有汰溪”。
  文中称汰溪是“古畲邦之域也”，这与史实不符。一般来讲，“畲”作为族群称谓，直到南宋后期的文献才有记载。因此，不论是东晋陶夔的《闽中记》，还是唐代林谞的《闽中记》，都不可能有此判断。
  文中称“汀赣之客家”为“七闽”其中的一族，这也与史实不符。“客家”作为族群称谓不可能出现在唐代，谢重光先生认为，“客家”族群在移民过程中，由于族群间互相隔膜和互相歧视，产生了“客家”或“客民”“客仔”的称谓，这种称谓与“畲客”“山客”有渊源关系，其最早出现的时间大约明中叶嘉靖年间。③其他学者如曾祥委④、刘镇发⑤、刘丽川⑥也对“客家”称谓出现的时间进行讨论，其观点不一，但均认为“客家”出现于明清以后。⑦另外，客家在汀赣地区形成不可能早于唐代。
  综上几点，可见蔡永薕所引的《闽中记》与事实出入较大，究其原因，第一是历史上的两部《闽中记》均已散佚，蔡永薕所引的《闽中记》可能非原著内容；蔡永薕在《西山杂记》写作过程中，除了引用古籍文献，还加入个人的想法，所谓的畲家、客家均有可能是作者根据传闻记载，当作《闽中记》内容。
  （二）蔡文所称福建族群格局和族群关系与史实有误
  首先，历史上的“七闽”并非蔡文所称的“七闽”。七闽，最早出现于《周礼·夏官·职方氏》，其文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贾公彦疏：“叔熊居濮如蛮，后子从分为七种，故谓之七闽。”一般认为，福建在春秋之时是七闽所居住的地方，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三十四在论述福建路各州历代地理沿革均表述为“春秋时为七闽地”。①宋祝穆《方舆胜览》引《职方氏》注“七闽”云：“闽子孙分为七种，故曰七闽”。②朱维干认为：“七闽”指的是闽越之前的今福建和粤东潮州、梅州地区（可能还包括浙南的瓯江流域）的七大土著部落。③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早已存在“七闽”的称谓，一般认为是生活在闽浙的数个部族。
  其次，蔡文中所称的“皇使盘瓠掌闽为七族”中除了畲家、客家、蜑户在唐代以后有其民族实体，其他均为传说或传闻的部族。正如前文所论，畲家、客家不可能出现在唐代文献中。而实际上，“蜑”在魏晋南北朝时主要指西南非汉人群，直到隋唐以后才慢慢指南方非汉族群。“蜑户”作为族群称谓，直到宋代才出现，关于“蜑”的考证下节进一步论述。
  再次，“武夷”“蓝太武”等古代部族是蔡永蒹根据文献材料进行整合，填充进“七闽”的概念中。“武夷”“蓝太武”都是传说中的部族。关于武夷的来源，有几种说法：一种“夷落”说，即闽地部族，宋代朱熹在《武夷图序》考证武夷君来源时说：“武夷君之名，著自汉世，祀以乾鱼，不知其何神也……颇疑前世，道阻未通、川雍未决时，夷落所居，而汉祀者即其君长。盖亦避世之土，为众所臣服，没而传以为仙也。”④朱熹怀疑，古时“道阻未通、川雍未决”时，武夷山地区为“夷落所居”，其君长就叫武夷君，武夷君可能是闽地氏族首领，死后被奉为仙；另外一种传说是彭祖居武夷山，生二子，长子名武，次子名夷，当地后裔就是武夷。
  蓝太武也是传说中的部族。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二八载：“太姥山三十六峰，在长溪县。王烈《蟠桃记》：‘尧时有老母，以蓝染为业，后得九转丹砂法，乘九色龙而仙。汉武时，名曰太姥山，凡有三十六奇。’”①
  太姥山旧属长溪县，后属于福鼎县，乾隆《福宁府志》记载福鼎山川时称：“太姥山，在八都，旧名才山，相传尧时太姥业蓝处。”并注释曰：“汉武帝命东方朔授天下名山文，改母为姥。”②按古代太和大相通，“姥”与武、母同音，所以太姥，也称太武、大武、大母等。《舆地纪胜》又载：“大武山，蔡如松《十辨》云：‘去漳州二百八十里，东临大海，有大武山……大武夫人坛，古《图经》云：‘大武夫人者，闽中未有生人时，其神始开创土宇以居人也。’又名太武山。”③
  《八闽通志》有相同记载，并称：“旧亦名大母山。”④传说中闽中还没有人类之时，大武夫人“拓土以居民”，类似某地的始祖。可见，蓝太武在福建许多地方都存在。卢美松先生据此认为，远古时期，闽东北存在着以太姥（母、武）为首领的母系氏族社会。太姥夫人的部族是闽族的先民，他们与后世的山越、畲族有渊源关系。⑤应该来讲，武夷、蓝太武是后世传说中福建古代的部族，传说的成分大于历史的真实。另外，关于“剑川之高山，漳岩之龙门潭”，其文献记载阙如。高山应该与现在所称的“高山族”没有直接关系，“高山族”的称谓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大陆地区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称谓。1953年由国务院正式采用并公布高山族这一名称。⑥
  笔者推论蔡文中提到的高山、龙门这两个部族应该同武夷、蓝太武一样，是传说或传闻中的族群。然而，在唐代以前历代文献关于福建民族记载，基本上以“闽”“越”“蛮”等称谓，基本上是泛称，这与中原汉人对福建非汉民族的认识过程是相符合的。而蔡文中所称的“七闽”分布于福建七个州（县）中，这在古代族群认识中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直到民国时期，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还认为福建人不好了解，他说：“吾侪研究中华民族，最难解者无过福建人。其骨骼肤色似皆与诸夏有异，然与荆、吴、苗、蛮、氐、羌诸族亦都不类。”①
  笔者认为，蔡永蒹之所以将族群地域分得这么细，最大的可能是恰好汰溪处于漳泉交界，附近刚好有三个族群：泉郡之畲家、漳岩之龙门潭、漳郡之蓝太武，于是得出畲人打败傣人，龙门、蓝太武相贺，石刻上留下的是畲家、蓝太武、龙门三种古文的结论。
  陈国强先生对《西山杂记》进行解读时曾指出，尽管《西山杂志》所载之事与史实不尽相符，但是“民间口碑传说往往是真实历史的反映，可提供我们研究史实的线索。”②王明珂也指出，一定文本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情境和历史心然性。蔡永蒹《西山杂记》所载的族群情况，实际上，反映了明清以来知识分子对福建古代族群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基于一定历史的事实作为基础，即：历史上福建等地区存在着多种非汉族群，这些族群或许与畲族多多少少存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