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古代华夏族关于南方族群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按照古代中国华夏族群观念，“中国”与“四夷”（东夷、西戍、南蛮、北狄）为“五方之民”，南方地区族群一般泛称为蛮。秦汉时期或更早，也将该地区族群泛称为越。明代学者章潢在《图书编》中写道：
  秦并百郡，岭南有三郡。桂林，今广西地；南海，今广东地；象郡，今安南地也。夫自秦汉以来，所以为中国害者，北曰匈奴，南曰越然匈奴之势与南越不同，西北之国皆居中国边塞之外，有所限制，则彼不得越其界而入我内地也，惟越之地，在古种类实多，故有百越之名，曰南越，曰瓯越，曰闽越，曰东越，曰于越。其地非一处，其人非一种。①
  北方民族泛称为胡（匈奴在古代归为“胡”），南方民族泛称为越，是秦汉以来的一种民族思想观。汉《古诗十九首》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②的记载，反映的正是当时的族群观念。以上材料也说明，即使是越族内部，因为种类繁多，称呼亦各异。隋唐以后，南方族群虽泛称为南蛮，但称呼仍然差别很大，如《隋书》说：“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疍，曰獽，曰俚，曰獠，曰狏，俱无君长，随山峒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③
  唐代以后，在论述华南等地的非汉民族时，常将“深山的族群”和“水上的族群”并称，形成了一个表述的传统。如唐代刘禹锡称“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与华言不通。”④“居洞砦”指溪洞蛮夷，“家桴筏”则为水上疍民。唐代的韩愈也将这些居民合称为“林蛮峒疍”⑤；顾况《酬漳州张九使君》则写道：“薜鹿莫徭洞，网鱼卢亭洲。”“莫徭”根据刘禹锡记载，他们是一类“火种开山脊”⑥的畲田民族；卢亭则是水上居民⑦，“洞”（广义的山洞，即山中聚落）和“洲”（水边冲积地带）又分别代表两种族群所生活的地区。
  这种表述影响后世对福建地区非汉民族的理解，如明初漳州府通判王祎在漳州时写下《清漳十咏》，其中一篇为：“近岁兵戎后，民风亦稍衰，番船收港少，畲酒入城迟。绿暗桄榔树，青悬橄榄枝，熏风荔子熟，旧数老杨妃。”①
  作者为达到诗文的对仗工整，以“番船”对“畲酒”；但也说明了作者对漳州的族群印象中，在海为“番”，在山为“畲”的族群观念。再如清乾隆《龙溪县志》记载本地非汉居民：
  南北之溪有水居之民焉，终岁舟，俗呼之曰泊水；穷山之内有蓝雷之族焉，不知其所始。姓蓝雷无土著，随山迁徙而种谷，三年土瘠则弃去，去则种竹偿之。无征税，无服役，以故俗呼之曰客，两家自为婚娶，朔望衣冠揖然，不读书，语言不通，不与世往来②
  “蓝雷之族”与“泊水”应该就是后世所谓的畲与疍。到了民国时期，畲、疍仍是作为有异于当地居民的族群被记录，如民国《建德县志》称：“建德风俗之淳夙称于古，普通士夫之外别有渔户及畲客二种。其俗与地著（土著）稍异，县人均外视之。”③近代学者傅衣凌先生在《福建畲姓考》中写道：“在福建特殊部族中，畲与蜒实推巨擘，此两族其先盖同出于越。后乃辗转流布于今之闽浙赣三省边区，并深入于粤东，以其有居山、居水之异，爰分为二，实则一也。惟山居之民，在宋之前，多称为越、南蛮、峒蛮或洞僚，宋元之际，‘畲’名始渐通行。”④以上说明，各个时期的文献记载者注意到华南地区“山居”和“水居”非汉族群格局的存在。
  关于南方非汉族群称呼变化不定，清人吴震方在《岭南杂记》中有深刻的理解，他写道：
  獠即蛮之种，出自梁益之间，其在岭南，则隋唐时为患，然是时不言有猺，宋以后又不言獠，意其类合分无定，故随代异名。明通志凡山寇皆谓之獠，盖山寇亡命乌合，未必种传，无从究考。⑤
  吴震方敏锐地观察到，每个朝代的非汉族群称呼不尽相同，其根本原因是“其类合分无定，故随代异名”，这种“合分无定”一方面由于族群融合导致族群实体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则与华夏族对非汉族群认知情况有关。正如郭志超先生所论：“中央王朝和中原人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认识是随着王朝的开疆拓土和人口向周边的迁徙而增多的。大抵说来，以中原为中心，这种认识的半径的延长与时间成正比。并且，这种认识与半径长度成反比，对于越远之地的风物、族群，认识越模糊。”①另外，吴震方还指出，明代汉人将“山寇”都称之为“獠”，作者认为山寇并不一定都是“獠”的“种传”，无法考究这些乌合之众的具体族属。可见，吴氏的论述符合族群发展的客观实际，其论述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分辨族群时，不能单方面地强调该族群的血统因素，还应该分析其文化特征或社会身份，尤其要重视华夏族的族群对“异族”的认识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