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在古代中国，由于受到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民族史的撰述，都体现出了诸如“夷夏同祖认同、华夷一家认同、共属中国认同、华夏文化认同”的大一统意识。①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华夏文化在几千年的民族史撰述中一直处于被表述的中心，四方“夷狄”则处于从属地位。而在具体实践中，华夏民族自春秋战国以后，在与周边非华夏民族的互动过程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表现出华夏族及其文化不断向边陲扩张，最终使得各非华夏民族淹没在华夏族的“海洋”中或成为“华夏海洋”中的“非华夏孤岛”。
  因此，在重新审视我国古代民族史时，我们必须将历代有关于“非华夏”族群的文字记载置于当时的社会情境来分析，具体来说：一是在汉文化语境下，这种记载多大程度反映了文字记载者的立场、态度及情感，而作为文本的历史记忆又反映了当时什么样的历史心性？二是这种记载中的文化特征，是否能够反映“异族”的实际情况，即这种客观的文化特征描述能否与“异族”的实际认同情况相一致？或者说，对“他者”只是文字记载者单方面的认同？
  “畲”作为一种族群的出现，需要在生态语境和文化语境下考察。首先，自然生态无疑是任何一种族群和文化产生的最基础因素。正如我国历史上形成的游牧与农耕文明的生态界线，自然生态上差异导致了文化的差异，从而形成了文化特色截然不同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畲”作为原始的、粗放的耕作方式，与精耕细作的汉族农业也存在一条若隐若现的生态边界，这种自然生态的差异在族群文化特征上打上鲜明的烙印，这种迥异于“他者”的文化特征，成为“他者”族群观察另一个族群的切入点。根据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给文化所作的定义，文化应该包含了人类经历的各个方面②。按照这种定义，一个族群的文化特征应该包罗万象，而作为文字记载的族群，其呈现给后人的文化特征，充其量不过是一些静态的、被认为的诸多特征中较为典型的、有异于他者的特征。
  笔者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农业的变迁认为，“畬（畲）田”的耕作方式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历史上从事“畬田”农业的族群，除了被称为“畬田”民族外，实际上，在某一历史阶段，汉族也从事“畬（烧）田”农业。③主要区别在于：随着汉族农业技术的发展，在汉族社会中，“畬田”的耕作方式逐渐被精耕细作农业所取代；而在一些非汉族群中，“畬田”农业作为一种技术要求不高、较易实施的粗放农业，仍一直被沿用。
  随着代表农业文明的汉族文化不断扩张，“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遭遇，并产生了生态冲突。这种冲突首先发生在两种生态文化的锋线，也就是在两种生态文化的边界地区是生态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正如在古代中国，长城沿线被视为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冲突最集中的地方，长城的分布与走向基本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生态系统的分界线。生态文化的冲突带来族群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唐宋时期特别明显。“畬（畲）”之所以在唐宋时期的诗文中大量出现，与唐宋时期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时期，随着帝国华夏化进程加快，中国南方各个地区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北方汉人带来的先进农业与被认为是原始农业残余的“畬田”农业遭遇时，这种文化冲击（cultureshock）使得“畬（畲）”作为一种猎奇、述异、诗化见诸汉人知识分子的笔端。
  尽管也有大量诗人对“畬（畲）”不吝溢美之词，但无法改变整个主流文化对“畲”的看法，特别是当“畲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在资源上冲突加剧时，“畲”一种文化标签常贴在非汉族群身上，目的就是将其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