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对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研究可以溯源至法国年鉴学派，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弟子莫里斯·哈布瓦赫。早在1925年，哈布瓦赫在涂尔干的“集体意识”理论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基础之上，开创性地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记忆尽管是基于个体的生理机能，但个体的记忆总是伴随着特定的群体情景而发生，而且个体也总是利用某一特定的群体情景去记忆或再现过去。在他看来，脱离群体的纯粹个体性记忆是不存在的，记忆往往更具有“集体性”，而“集体记忆”又并非是一个既定的概念，它是由社会群体建构的。一个社会有多少个群体，就有多少种集体记忆，这些不同的记忆都是由其群体成员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建构而成的。①二战以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被西方学界进一步完善和深化，集体记忆的内涵被普遍认同为：人对于过去形成的集体的共同表象。与此同时，“集体记忆”又衍生出“社会记忆”、“集体回忆”、“历史记忆”、“民族记忆”、“族群记忆”、“文化记忆”等一系列相关、相近的类概念。②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的《社会如何记忆》，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作为整体是如何记忆的”这一社会记忆理论。如果说哈布瓦赫强调的是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及其通过社会交际来完成，那么康纳顿更多的是强调集体记忆的维持和延续，关注的是记忆与身体实践的关系，他认为社会记忆“是（或多或少）由仪式性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①。
  本世纪之初，我国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不同学科也从不同视角展开了关于集体记忆理论的研究。研究者大都结合具体的个案，选取神话、传说、仪式、节日、口述史等为分析蓝本，有的从内容上关注族群记忆对象是如何被选择和被遗忘的，有的从记忆方式上关注族群记忆过程是如何被延续和维系的，更多的则是阐析文本后面所隐含的族群记忆和族群认同以及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等。②此外，近年来也有难能可贵的纯理论性著作面世。③
  本文无意对以上研究予以具体评析，而是基于前人研究基础之上，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关注无文字民族的集体记忆模式究竟是如何建构和运作的。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集体记忆方式历经了从简单到复杂的缓慢变迁过程，其中口传记忆对于无文字民族的文化传承和族群认同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口传这一记忆媒介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呈现、维系以及按照怎样的内在逻辑关联来有效完成族群集体记忆模式建构的？本文拟以畲族“斗歌”习俗为切入点，来分析无文字畲族是如何通过口头艺术及其仪式操演中的社会角色扮演和社会激励机制，来建构一种立体、多维、有效的集体记忆模式，从而有序延伸其族群记忆链条的。
  畲族是我国东南山区，一个自称为“山哈”的古老的山地农耕民族，至迟在隋唐以前就聚居生息于闽粤赣交界处广袤的山区。自唐中叶始，刀耕火种的畲族先民遭遇唐王朝封建政权南伸的触角和北方汉族移民先进的农耕生产力后，不断地向周边的密林深山处退却，历经近千年的辗转迁徙，迟至清末，才逐渐嬗变为一个“插花式”分布于闽、浙、粤、赣、皖等省山区的“大分散、小聚居”民族。在历史上长期的社会边缘化处境和漫长的游耕迁徙动荡中，居住分散、力量弱小且无文字的畲族，为延伸族群记忆、强化族群认同，形成了以歌代言、以歌叙事、无俗不歌的竞技性“斗歌”习俗。所谓“斗歌”是指男女歌手为比试歌才，竞赛气氛颇为紧张的“对唱”表演，又被称之为“盘歌”或“对歌”①。斗歌习俗渗透于昔日畲民日常生活、贯穿于其各种人生仪礼之中，具有程式化与变通性相结合、仪式化与生活化相统一、个体性与群体性相作用等特征。斗歌形式主要为男女二人对唱或男女两大阵营递补性对唱，鲜有合唱，以防滥竽充数；斗歌规则复杂，既要比程式化对唱的应对能力，也要比即兴发挥的语言智慧，还要比音质、速度、数量等；斗歌题材众多、内容浩瀚、意蕴深刻，涉及族群历史传说、国家时政要闻、生产生活知识、社会人生仪礼、男女爱慕抒情等诸多方面。斗歌类型大致涵盖：（1）生产劳作时男女间以歌相和、以歌传情的自由式斗歌；（2）农闲时节的来客拦路对歌、通宵盘歌及大型歌会等节日式斗歌；（3）婚丧嫁娶、传师学师等人生仪礼中的仪式性斗歌等三种。
  以上三种类型的畲族斗歌习俗虽然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区别，但均有其共同点，即蕴含着深刻的社会角色意识和社会激励机制。歌手与观众通过仪式操演中的角色扮演而深刻感知社会角色期望，从而自觉地强化其角色意识和履行其角色职责，进而建构成立体、有效的族群集体记忆模式。以下选取畲族斗歌习俗中的一个片段——“做表姐”的仪式操演试加以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