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历史记忆是社会行动者通过书写记录或其他类型的记录而实现的对历史事件的记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主要由祖源记忆、祖地记忆、宗支记忆组成，其中，祖源记忆是所有历史记忆的基础与核心。历史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具有传承性、延续性和选择性。过去是一种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①在历史的长河中，社会行动者根据现实需要对历史（单数的或是客观的历史）进行一定程度的建构，在传承与延续中进行选择，在选择中实现传承与延续。历史记忆的传承与延续对社会行动者生产、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即历史记忆的张力。
  畲族主要杂散居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和安徽五个省，自其民族形成时至明末清初长期处于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阶段。总体而言，畲族从“游耕”到“定耕”的转向大致开始于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大规模出现，清中后期基本完成。从“游耕”到“定耕”的成功转向标志着畲族已完全纳入封建体制。对于畲族长期从事游耕农业原因的探讨，学术界存在一种“封建压迫说”的观点。此观点认为，畲族“椎结跣足，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②是封建统治政治和经济压迫的结果。
  畲族长期从事游耕农业，是弱小民族在面对强大的封建民族压迫下的一种逃避封建赋税、徭役的选择，“若其治于官，另编保甲，遇差徭，县尉票致之，贫不能存，则亡徙以走”①。上述观点看到了封建剥削压迫对畲族游耕农业的影响。本文从观念作为现实活动动力的新角度，从作为历史记忆的盘瓠传说入手，解释畲族迁徙式游耕农业为什么能持续那么漫长的时期。
  一、盘瓠传说是畲族先民和畲族迁徙过程中保护“我群”权益的“护身符”
  畲族发源于武陵蛮。畲族由武陵蛮逐渐发展成畲族的过程，是一部由武陵地区向东南山区扩散、迁徙的历史。其扩散、迁徙与封建统治力量由北而南、由平原而山区推进模式密切相关。汉晋时期，封建统治力量在武陵地区有所加强。早已习惯了无赋无役游耕生活的畲族先民恐难以适应套上封建统治的枷锁，由此逐步从其居住地武陵地区向四周迁徙、扩散。在迁徙的过程中，盘瓠传说逐渐演变成畲族先民反对封建压迫、凝聚族群认同、维持内部团结的符号。东汉人应劭所著《风俗通义》是对盘瓠传说最早的记载。原文已佚，转引自《后汉书》载：“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盘瓠）好入山壑，不乐平旷。……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今长沙、武陵蛮是也。”②显然，盘瓠故事是一个传说，盘瓠得名与图腾崇拜有关。其中“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的记载首先说明了，畲族先民已会运用盘瓠传说中“先父之功”保护自我“免租税之赋”的权益，其次表述了东汉王朝对畲族先民已存在封建剥削压迫。没有压迫就没有反抗，没有封建赋役剥削，畲族先民没有必要申诉传说中有功的英雄祖先，以此不纳赋役。晋人干宝《搜神记》载：“盘瓠将女上南山，草木茂盛，无人行迹。……衣服褊裢，言语侏离，饮食蹲踞，好山恶都。……有邑君长，皆赐印绶。……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用糁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其俗至今。”①与东汉畲族先民“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相比，两晋时期，封建统治的触角已渗透至“蛮区”，否则不会出现“有邑君长，皆赐印绶”；畲族先民的分布，从东汉时期的长沙、武陵扩大到“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则说明两晋统治者对畲族先民的统治逐渐得到了加强。
  随着封建统治力量在南方进一步的加强，南北朝时期在比较偏远的荆州、雍州、零陵、衡阳等地游耕生活的畲族先民也感受到封建统治的压力。如果他们要享受免徭役的“优惠政策”，需出示其身份——盘瓠之后。《宋书》载：“荆、雍州蛮，槃瓠之后也。分建种落，布在诸郡县。荆州置南蛮、雍州置宁蛮校尉领之。……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结党连群，动有数百千人，州郡力弱，则起盗贼，种类稍多，户口不可知也。”②显然，畲族先民无徭役、不贡官税虽与“州郡力弱”息息相关，但是与“荆、雍州蛮”系“槃瓠之后”也密不可分。梁时都督湘、桂、东宁三州军事，任湘州刺史的张缵时曰：“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而居，历政不宾服。”③莫徭“历政不宾服”，不纳赋役已是无疑。《隋书》则明确记载畲族先民是因“据祖功”而免徭役，曰：“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名。”④对归附决定抛弃游耕转而定居的畲族先民，南北朝封建朝廷据其宣称的盘瓠传说亦可享受较轻赋税的优惠政策。《宋书》又曰：“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斗，其余无杂调……蛮无徭役，强者不供官税。”⑤
  游耕于闽粤赣边的畲族先民在隋唐时期依旧过着“刀耕火种”、“采实猎毛”免赋役的游耕生活。“（汀）郡之北，莽莽万重山，苍然一色，人迹罕到”，那么居住在此地的畲族先民不可能会纳赋役，难怪朱国汉将畲族先民妇女描写成“绿蒲畲客饭，红叶女郎樵”①。唐朝虽在畲族居住的闽西设置汀州，编户三千，征缴税赋，但这些“编户齐民”不是畲民，而是汉民百姓：“开元十一年，福州长吏唐循忠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奏置（汀）州。”②由此可知，畲民在唐开元年间（713—741年）并没有缴纳赋役，而是继续其无赋无役的游耕生活。《资治通鉴》载：“乾宁元年……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福建观察使王潮遣其将李承勋将万人击之，蛮解去，承勋追击之，至浆水口，破之。闽地略定。潮遣僚佐巡州县，劝农桑，定租税，交好邻道，保境安民，闽人安之。”③显然，王潮派兵破蛮之后，官府“劝农桑，定租税”的对象还是从北方迁徙而来的汉人，没有针对畲民（蛮）。因此，隋唐时期闽粤赣边区迁徙中的“峒蛮”没有纳赋役。唐中后期，随着北方汉人潮水般地涌入闽粤赣边区，平旷之地已基本开发完毕，山区之地也逐步得到开发。畲族“免赋税”的游耕农业空间逐渐在北方汉人的蚕食下日益缩小，免赋役的游耕农业此时面临挑战，因而可能少量畲民迁徙到了闽东、浙南。浙江景宁县惠明寺村和敕木山村的《唐朝元皇南泉山迁居建造惠明寺报税开垦》载，在永泰二年丙午岁（766年）雷太祖进裕公一家人与僧昌森子清华二人，从罗源县十八都苏坑境南坑，一同来到浙江处州府青田县鹤溪村大赤寺。④唐末王审知三兄弟随王绪经赣、粤入闽，因王绪无能，王审知长兄王潮发动兵变取而代之，领军北归，至沙县后经劝说会师取泉州。⑤后经畲民的帮助攻取福州。《资治通鉴》也载：“（昭宗景福元年）王潮以从弟彦福为军统、弟审知为都监，将兵攻福州。民自请输米饷军，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⑥其中，平湖洞的蛮夷就是畲民，滨海的蛮夷就是疍民。这些“从闽王王审知为向导”的畲民业已随军迁徙到闽东。上述这些处于游耕农业阶段中的畲民不仅唐代没有缴纳赋役，在宋代的大部分时间可能也是如此。①
  随着封建统治阶级对闽粤赣边区统治的加强以及北方移民对闽粤赣边区的移民，宋元时期畲民的游耕农业空间进一步被压缩，畲族迁徙的前锋此时已抵达福建中部、北部，仍在闽粤赣边区生活的畲民大部分仍坚守游耕农业，少数开始入版籍并承担封建赋役。刘克庄发出“畲民不悦，畲田不税，其来久矣”②的感叹说明，赣闽粤边的畲民在宋代大部分时间内的确未纳赋役。《宋史》载：“距州（潮州）六七十里曰山斜，峒僚所聚，丐耕土田不输赋。”③在游耕过程中，畲民虽然不纳赋役，但豪强、地主会想方设法盘剥他们。此时，畲民宣称盘瓠传说可以一定程度地保护民族权益。否则，就会惨遭汉族豪强、地主“超经济”的剥削：“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蜡、虎革、猿皮之类。”④在豪强、地主“超经济”的盘剥下，畲民苦不堪言，不断揭竿抗争，“畲人不堪，诉于郡弗省，遂怙众据险，剽掠省地”⑤。代表封建利益的刘克庄也不得不承认：“夫致盗必有由，余前所谓贵豪辟产诛货，官吏征求土物是也。”⑥宋元时期大量起义即是畲民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经济与“超经济”压迫的注脚。《宋史》载：“（嘉定二年十一月）是月，郴州黑风峒寇李元砺作乱，众数万，连破吉、郴诸县……（十一月）李元砺破赣州，南安军，诏以重赏，募人讨之。”⑦。又载：“理宗即位……盗陈三枪起赣州，出没江、闽、广间，势炽甚。”⑧《元史》也载：“（至元二十五年三月）甲寅，循州贼万余人寇漳浦，泉州贼二千人寇长泰，汀、赣畲贼寇龙溪，皆讨平之。”⑨
  明清时期，畲民已游耕到闽东、浙南，小部分进入赣东北，晚清时少量进入皖南。①明代，盘瓠传说依然存在现实需要，它仍是各地畲民“免差徭”的“挡箭牌”。除粤东部分地方外，无论是畲族原住区闽西、闽南、赣南，还是新住区闽东、浙南、赣东北均无役无赋。闽南的永春畲民能“巢居崖处，射猎其业，耕而食，率二三岁一徙……无徭役”，是因“考之其史，其盘瓠莫徭之裔也欤”②。闽西畲民享受不纳赋税的优惠政策延续到了清初。康熙年间（1662—1722年）汀州仍有许多畲民“随山迁徙，去瘠就腴，无定居，故无酋长统摄，不输粮，不给官差”③。闽东畲族刀耕火种，游徙不定，可能也不会供赋役。明代进士谢肇淛游太姥山时，路过湖坪，所见皆游耕景象：“值畲人纵火焚山，西风急甚，竹木迸爆霹雳。舆者犯烈火而驰下山，回望十里为灰矣。”④明代畲族从无赋役的闽东迁往浙南，其“伏笔”是浙南无赋役。同治《景宁县志》载：“畲民瑶僮别种，盘瓠之后也……处（州）之松、遂、云、龙诸邑，皆有其人……若其治于官，另编保甲，遇差徭县尉票致之，贫不能存，则亡徙以去。”⑤明代赣南畲族也未纳赋役。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始任南赣巡抚的王守仁称：“其大贼首谢志珊、蓝天凤各又自称盘皇子孙，收有宝印画像，蛊惑群贼，悉归约束。……盘踞千里，荼毒数郡。”⑥“今各巢奔溃之贼，皆聚横水、桶冈之间……生虽庸劣，无能为役”⑦；“其初，贼原系广东流来……不过砍山耕活……万安、龙南等县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艺游食之人，杂处于内”⑧。从王之言语可知，汉族逃民为逃避徭役而杂处畲区，这说明畲区未实行赋役制度。
  入清，除粤东、赣东北少数十分偏僻的畲村外，各地畲族已完全被置于封建赋役的罗网中。①至此，畲族的游耕农业完全转为定耕农业。
  由上可知，自东汉应劭记载起，盘瓠传说就是畲族先民和畲民迁徙过程中反抗封建统治剥削压迫的“盾牌”、保护民族权益的“护身符”。畲族迁徙过程中无需纳赋缴税，但仍需不断宣传、强调盘瓠传说，以免遭受豪强地主对自己进行“超经济”的剥削。正是对盘瓠传说的不断强调，强化了畲族不懈追求游耕生活的民族意识。这种强化潜意识地影响或规约着畲族的“文化图式”，延缓了畲族从游耕农业到定耕农业的转变，使游耕过程得到延长。
  二、畲族游耕农业的延续受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与其对生态环境破坏诸多条件的限制
  畲族先民和畲族刀耕火种式的山地游耕农业自汉晋南北朝有所记载，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畲族山地游耕农业的延续并不是漫无边际，而是受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与其对生态环境破坏诸多条件的限制。
  唐宋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畲族游耕的闽粤赣边区逐步得到开发。唐宋时期，安史之乱、唐末五代和宋代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不仅使北方人民死于战火，也迫使大量的北方人向南迁徙。当北方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时，南方相对和平，加之北方人口迁入等原因，经济发展迅速，中国经济重心逐步转移到南方。闽粤赣成为北方移民的主要移居地之一。偏安东南的福建在安史之乱时某一天接纳“奔闽之僧尼士庶”便达5000人。②前述王审知、王潮就是在光启元年（885年）在光州刺史王绪带领下长途跋涉至福建。③地势偏僻的汀州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搜寻到各地逃避赋役的汉人3000余人，因而置州。《临汀汇考》载：“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为畲客。”①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迅速增加，致使闽粤赣边区的土地开发呈现出由平旷地带向深山发展的趋势，人多地少的问题浮现。为了缓解人口压力，闽粤赣边偏僻山区逐步得到了开发，畲族不得不与汉人“杂处其间”，其游耕空间逐渐缩小。由是，福建山区基本上没有可耕种的地方了。汀州人口也由唐元和年间（806—820年）的2618户发展到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的24011户。②畲田逐渐变成梯田，南宋时期畲田已遍及江西各县。③于是，闽粤赣边原住区的畲族在明清时期不断向人口较少的闽东、浙南山区大规模地迁徙。畲民遍及闽东、浙南各县。对此，闽东罗源、福安等地县志有详细记载。《罗源县志》载：“（万历）三十九年，群虎伤人，知县陈良谏祷于神，督畲民用毒矢射杀四虎，患方息。”④福安三十六都两百多个村庄更是布满畲民。⑤浙南处州、景宁等地也有大量畲族。《处州府志》载：“畲民不知其种类云。顺治十八年由交趾迁琼州，由琼州迁处州，结庐深山，务耕作。”⑥
  盘瓠传说对畲族游耕农业延续作用的发挥，不仅受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背景所限，还为其生产模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所制约。对于刀耕火种式的游耕，张淏在《云谷杂记》中提到：“每欲布种时，先伐其林木，纵火焚之，俟其灰，即灰种于其间。如是则所收必倍，盖史所谓：刀耕火种。”⑦畲族游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刘禹锡的《畬田行》写道：“何处好畲田，团团缦山腹。鑽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惊麏走且顾，群雉声咿喔。红焰远成霞，轻煤飞入郭。风引上高岑，猎猎度青林。青林望靡靡，赤光低复起。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夜色不见山，孤明星汉间，如星复如月，俱逐晓风灭。本从敲石光，遂至烘天热。”①畲族在一地刀耕火种两三年后，由于产量下降，又迁徙他处耕作。如此一来，大量森林遭到破坏。唐宋时期，广阔未及真正开发的南方山区，人口稀少，森林资源丰富，畲族先民和畲族刀耕火种式的游耕有其广阔的空间。明清时期，闽粤赣地区森林资源历经数百年的砍烧，山区的土地得到大量开发，生态承载力已达极限，畲族大规模游耕的空间已不复存在，仅能零星地开展于十分偏僻的山区。加上清中后期封建王朝统治力量延伸至偏僻的山区，畲族的游耕已失去生存的政治、生态空间，转向定耕已是必然。
  三、畲族定耕后，盘瓠传说由迁徙动力转变为保护民族权益的精神力量
  畲族定耕的开始、游耕的结束是一个过程，各地差异较大，有的地方的畲民早在南宋就转变成定耕，而有的地方甚至坚持到清朝中后期。对正在游耕的畲族而言，盘瓠传说是他们保护民族权益，免遭各地豪强、地主“超经济”剥削的“护身符”；对“定耕”的畲民而言，宣扬盘瓠传说依然有现实需要，一则可能争取到官府对他们的优惠，使之少交赋税，二则可能赢得官府一定程度的保护。南宋景定二年（1262年），漳、汀地区畲民掀起大规模起义，宋王朝剿抚并用，宣称“畲民亦吾民，前事勿问，许其自新……土著或畲长能帅将归顺，亦补常资，如或不投，当调大军尽巢穴乃止”，诱迫漳浦的“南畲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②既入版籍，成为“编户齐民”，意味着告别“游耕”。
  元朝没有在制度上继前朝进一步在畲民中推广入籍和赋役制。元代闽南、闽北部分畲族抗元武装或被元军收编而服兵役，成为乡兵或从事军屯；为数不多的有田产者被遣送回乡，入籍纳赋。《元史》载：“令福建黄华畲军有恒产者为民，无恒产与妻子者编为守城军。”③闽南陈吊眼领导的“畲军”被镇压后，余部被收编，后于大德元年（1297年）改遣于漳、汀二州从事军屯。①15年后被远调至安徽亳州屯田。②
  明代，在粤东普遍推行赋役制度的情况下，畲族仍能凭借盘瓠传说免除部分徭役。明初在惠州一带实行畲官的“羁縻”统治，畲民只需交纳“皮张”而已。嘉靖《惠州府志》载：“……其姓为盘、蓝、钟、苟……国初设抚徭土官领之，俾略输山赋，赋论刀为准……久之，稍稍听征调，长枪劲弩时亦效力。”③畲民“俾略输山赋”且其计量“论刀”，非人头。随后，优惠政策推及潮州地区，“潮州府畲瑶民……籍隶县治，岁纳皮张……前明设官以治，衔曰官，所领又有总，当作畲，实录谓之畲蛮”④。
  清代，各地大部分畲族“定耕”，成为“编户齐民”。既成“编户齐民”，则需向清王朝缴纳赋税。此时，盘瓠传说不是畲族迁徙的动力，但仍是保护畲族权益的精神力量。清朝初年推行的“摊丁入亩”政策在减轻人身依附关系、保证国家税收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对农民的剥削程度没有减轻，政府加在土地上的丁银实际上仍由贫苦的佃农雇工承担。利用这项政策，封建统治者更是巧立名目，加派差徭、杂办。如此，畲族宣扬盘瓠传说有利于畲族争取到官府一定程度的保护。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福宁知州董鸿勋立石勒碑，永禁各都、保滥派畲民差徭。⑤乾隆二年（1737年）朝廷颁旨绘画畲民图册进览，仍准畲民不编丁甲，免派差徭。其后，霞浦知县曹鸣谦据菑（畲）民钟允成等申述（词称：成等始祖乃高辛皇帝敕居山巅，自食其力，不派差徭，历代相沿，由来已久），重申福宁府知府徐元檄文，立碑出示严禁滥派菑（畲）民差徭、藉端索贴，并索砍竹木等项。⑥福安县也延缓至乾隆十七年（1752年）才“编甲完粮”⑦。
  此外，定耕后的畲族可利用盘瓠传说争取入学、参加科举资格等民族权益。清代，汉族常以畲民系“盘瓠种”不许入学、参加科举考试，但官府看在畲族祖先有功的份上经常保护畲族。光绪《处州府志》载：“我国家中外遐迩，一视同仁，导民为善，惰民乐户皆准改业。僮瑶荒徼，增设苗学，况畲民本属琼海淳良，奉官迁浙，力农务本，已逾百年。合处属计之奚啻千户，而一任土民谬引荒诞不经之说，斥之异类，阻其上进之阶，是草野之横议也。”①《霞浦县畲族志》载《山民会馆》：“当时，废科举、兴学堂，但畲民上学多受刁难，浙江泰顺、景宁等处，均发生不准畲族学生入学的较大事件。泰顺畲民经蓝宝成介绍，来到会馆请求帮助，蓝文蔚便以‘福宁三明会馆’董事律师名义，直接到泰顺起诉，顺利打赢这场官司。”②山民会馆更是将盘瓠传说作为依据赢得官府保护打赢官司，调解畲汉纠纷，从而保护民族利益。清道光年以来，闽东福宁府畲族村出现屡禁不止的流丐侵扰问题，畲民吁请县衙出示严禁，经过县衙批准，畲族村民设立“禁丐碑”。与此同时，畲族乡村成立自卫组织以巡查田园、保护村庄。该组织既得到了县衙的认可，也受到县衙的严格控制。③
  由上可见，各地畲族定耕后，仍可通过对盘瓠传说的强调延缓“编甲完粮”、少纳赋税或争取入学、获得参加科举资格。此时，盘瓠传说已非他们迁徙的动力，而是保护民族权益的精神力量。
  历史过程与文化结构的关系正如河水与河堤，河水冲刷着河堤，使河堤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得到改变；河堤也规约着历史的长河，使其不随意流动、泛滥。文化结构因历史的冲刷逐渐改变；另一方面，文化结构通过其延续性、稳定性规约历史的走向。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构或“文化图式”一经形成，如同暗流无意识地模塑、制约着这个民族的日常生活。盘瓠传说自其产生，已成为畲族先民和畲族迁徙过程中保护民族权益的“护身符”。畲族迁徙过程中虽“无赋无役”，但仍需不断强调盘瓠传说，以免遭受各地豪强地主对畲族进行“超经济”的剥削。对盘瓠传说的不断宣传、强调，逐渐强化了畲族对游耕生活不懈追求的民族意识。这种得到强化的民族意识以“文化图式”的潜流规范着畲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使畲民对游耕生活产生无限遐想。由此，畲族游耕农业的转变被延缓，其过程被延长。但是，畲族游耕农业的延长并不是漫无边际，而是受其对生态的破坏诸多条件的限制。定耕后，盘瓠传说由迁徙动力转变为畲族保护民族权益的精神力量。概而言之，作为历史记忆，盘瓠传说既是畲族的“护身符”和精神力量，也是其规则，规约着畲族生产、生活，延缓了畲族由游耕到定耕农业的转变，延长了畲族游耕农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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