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畲族（先民）和客家（先民）在历史上长时期错居杂处，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是历史的必然。在闽粤赣边，畲族和客家之间犹如水乳交融，彼此难以分辨。但是，由于客家民系相对势强而畲族势微，一般认为，畲、客之间的交融是由客家主导的，往往强调客家对畲族汉化的积极影响，而忽略畲族对客家文化特质的形成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事实上，族群之间在冲突与融合过程中是有各自必然的选择，这种选择也许可以依据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来判断。倘若从物质文化、规制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次来探析畲族和客家的文化交融，就可以看出，在物质文化层面，畲族与客家文化交融的选择大体体现族群生理和安全需求，接受哪一族群文化取决于这一物质文化的先进性与适应性，畲族对客家的影响并不亚于客家对畲族的影响。在规制文化层面，畲、客之间文化交融大体体现族群情感和社交需求，其选择取决于这一文化的强弱，客家规制文化拥有中原宗法文化底蕴，占有明显优势，畲族以接受客家规制文化为主。在精神文化层面，畲、客之间文化交融大体体现族群尊重需要和认同需要，在语言、文艺、巫术等体现功利实用的精神文化方面，畲、客容易融合，而体现族群尊重与认同的信仰、崇拜等核心心理文化的冲突较为强烈。
一、畲、客物质文化的交融——山岳文化与河谷文化的融合
赣闽粤交界区域是客家和畲族早期共同的生存空间。至迟在公元7世纪（唐代初年）时，畲族就已劳动、生息、繁衍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地区。唐末、五代至宋，客家先民也源源不断地迁入赣闽粤交界区域。唐总章二年（669年），“泉、潮间蛮僚啸乱”，唐高宗为了“靖边方”，派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军入闽，畲族人民在苗自成、雷万兴及至他们的儿子兰奉高等人的领导下，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斗争，陈元光也被“贼将兰奉高刃伤而卒”①。宋理宗景定二年（1262年），漳汀地区畲族人民又掀起一次 大规模起义，“群盗益深，距城仅二十里，郡岌岌甚矣”，宋王朝“命陈鉴入畲诏谕”，②通过软硬兼施的阴谋手段，瓦解和镇压了这次畲族聚居区内的一次较大的起义队伍。这些虽是畲族反抗汉族统治阶级压迫的斗争，但确实也体现畲族与客家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种斗争也使部分畲族与客家之间结下仇恨，然而这些斗争却不能阻止畲族和客家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交融，因为两大族群同样为了生存和安全的需求，他们必须相互学习彼此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生产、饮食、服饰、建筑等多方面相互影响。（见表一、表二）
从表一、表二分析畲族和客家在物质文化层面上的交融，大体可以看出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畲族对客家的影响更多或略占优势。从入居赣闽粤边的时间看，畲族（先民）早于客家（先民），畲族为“主”，客家为“客”，“客” 向“主”学习更为广泛和深刻。被认为是客家标志性文化现象的擂茶、茶亭、围屋、五凤楼等都深深刻着畲族文化的烙印，其他如狩猎、男女服饰等文化现象虽已消失在客家历史中，但不能否认畲族对客家物质文化影响的广泛性。
第二，畲、客物质文化交融取决于适应特定生存环境所需的先进文化。客家先民来自中原和江淮，在物质生产方面比土著居民先进，但适者生存，在赣闽粤边界区域山高水冷、林菁阻深，为了生存的需要，客家人首先要在生产方式上作改进，如很快就学会烧畲、狩猎，客家先民可能在唐、宋时期就学会了种植稜米①。客家人为适应山区拓荒需要，甚至摒弃了 “男尊女卑”、“男耕女织”、“妇女缠足”等习俗。另外为了安全的需求，客家人在建筑方面也借鉴畲族棚屋、楼房特点修建土楼、五凤楼等住房。这说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相对于籁闽粤边界区域生存环境，畲族物质文化比客家是更适应、更先进的。
第三，畲族吸收客家物质文化体现了畲族由山岳向河谷发展的特征。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生存区域的扩展，特别到明清以后，畲族居民由山区逐渐走向河谷。有着中原河谷文化特质的客家文化对畲族的影响开始占主导地位。畲族向客家学习佃耕水田，佃租汉族地主土地，学会“趁坪”，其生存需求得到更广泛的保障。畲族建筑文化也深受客家影响，在民居建造厅堂、神龛，供祀神榜，择日、看风水，祈求祖宗和神灵保佑，体现了更高层次安全的需求。
二、畲、客规制文化的交融一客家宗法规制强势主导
规制是一个文化体中要求所有成员都必须共同遵守的规章或准则，它属于上层建筑，是文化的实体，是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它具有外观的凝聚性。每一个族群都有特定的规制文化，它体现族群人际交往的需求。在畲族和客家规制文化的交融中，拥有中原正统宗法规制文化的客家具备显著强势，畲族接受客家规制文化影响较为明显和深远。（畲、客规制文化交融情况见表三、表四。）
畲族与客家规制文化交融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客家宗法礼教的规制文化强势压倒习于“蛮恶”的畲族规制。客家强势的规制文化是通过强制和熏染两种途径同化畲族规制文化，首先在于客家先民中宦官士大夫阶层社会意识的影响，客家州官运用政权的力量强制改造畲族规制，如表三中宋代韶州《庆源王氏源流及分迁录》所载就是史例。另外，门第观念、家族礼教等规制文化是畲族受到社会强大主 流意识的熏染而接受的。
第二，畲族规制文化对客家也有所影响，其影响主要体现于原始、朴质的文化层面。尊崇婆太反映原始母系时期的人类交际规制，妇女不缠足也本是原始、朴质的状态，夜晚嫁女、捡骨葬等婚葬规制是民族古老传统，这些本与中原正统父系规制文化相冲突，但由于其符合客家迁徙拓荒劳作过程中一种恋祖崇劳的情结需求而被客家所接受。
三、畲、客精神文化的交融一族群尊重和认同的冲突与融合
信仰、崇拜等精神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心理文化现象，能体现出强烈的族群心理特征，也往往成为族群划分的标志之一。畲族与客家精神文化的交融，既有相互包容、融合的一面，其主要体现在语言、文艺、巫术等这一功利实用的层面上；另外也有激烈冲突的一面，其主要体现在信仰、崇拜这一核心心理文化方面。（参见表五）
畲、客在精神文化层面上的交融，较为复杂，大体可以看出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在具有实用价值方面的文化融合较为容易。如畲族愿意大量学习客家语言、汉族文字，以便更好地交流。但畲族也保留了自古沿袭着的一种特别语言，族内称“切字”，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用于考验本民族的陌生人，辨别真假畲族的一种秘语。同样客家也乐于接受畲族山歌、巫术等文化影响，并发扬光大。
第二，体现族群尊重与认同的信仰、崇拜等核心心理文化的交融有较大冲突。畲族与客家精神文化的冲突较集中体现在畲族盘瓠崇拜上。盘瓠传说与畲民族的发展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家族的镇族之宝——畲族祖图、祖杖和史诗《高皇歌》都与盘瓠传说息息相关，几乎畲族重要的家族行动多有盘瓠信仰的痕迹。盘瓠传说作为一种神话，正如波兰汉学家克尔吉兹托夫·高里考斯基所论，就“族群而言，神话化是一种特殊的进步，族群的整合中心都是神话学意义上的载体，这些神话学因素为群体性行为提供了可能性”。对待图腾崇拜我们应该本着科学的态度，图腾本身只是文化的一种符号，本无高低之分，其实龙图腾早期也只是象征看守神。可贵的是，畲族家族内部对祖图、祖杖等仍然刻意珍藏并秘而不宣，表明了畲族图腾信仰的传统立场，也许就是这种立场才能更加获得族群尊重与认同。
一、畲、客物质文化的交融——山岳文化与河谷文化的融合
赣闽粤交界区域是客家和畲族早期共同的生存空间。至迟在公元7世纪（唐代初年）时，畲族就已劳动、生息、繁衍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地区。唐末、五代至宋，客家先民也源源不断地迁入赣闽粤交界区域。唐总章二年（669年），“泉、潮间蛮僚啸乱”，唐高宗为了“靖边方”，派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军入闽，畲族人民在苗自成、雷万兴及至他们的儿子兰奉高等人的领导下，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斗争，陈元光也被“贼将兰奉高刃伤而卒”①。宋理宗景定二年（1262年），漳汀地区畲族人民又掀起一次 大规模起义，“群盗益深，距城仅二十里，郡岌岌甚矣”，宋王朝“命陈鉴入畲诏谕”，②通过软硬兼施的阴谋手段，瓦解和镇压了这次畲族聚居区内的一次较大的起义队伍。这些虽是畲族反抗汉族统治阶级压迫的斗争，但确实也体现畲族与客家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种斗争也使部分畲族与客家之间结下仇恨，然而这些斗争却不能阻止畲族和客家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交融，因为两大族群同样为了生存和安全的需求，他们必须相互学习彼此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生产、饮食、服饰、建筑等多方面相互影响。（见表一、表二）
从表一、表二分析畲族和客家在物质文化层面上的交融，大体可以看出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畲族对客家的影响更多或略占优势。从入居赣闽粤边的时间看，畲族（先民）早于客家（先民），畲族为“主”，客家为“客”，“客” 向“主”学习更为广泛和深刻。被认为是客家标志性文化现象的擂茶、茶亭、围屋、五凤楼等都深深刻着畲族文化的烙印，其他如狩猎、男女服饰等文化现象虽已消失在客家历史中，但不能否认畲族对客家物质文化影响的广泛性。
第二，畲、客物质文化交融取决于适应特定生存环境所需的先进文化。客家先民来自中原和江淮，在物质生产方面比土著居民先进，但适者生存，在赣闽粤边界区域山高水冷、林菁阻深，为了生存的需要，客家人首先要在生产方式上作改进，如很快就学会烧畲、狩猎，客家先民可能在唐、宋时期就学会了种植稜米①。客家人为适应山区拓荒需要，甚至摒弃了 “男尊女卑”、“男耕女织”、“妇女缠足”等习俗。另外为了安全的需求，客家人在建筑方面也借鉴畲族棚屋、楼房特点修建土楼、五凤楼等住房。这说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相对于籁闽粤边界区域生存环境，畲族物质文化比客家是更适应、更先进的。
第三，畲族吸收客家物质文化体现了畲族由山岳向河谷发展的特征。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生存区域的扩展，特别到明清以后，畲族居民由山区逐渐走向河谷。有着中原河谷文化特质的客家文化对畲族的影响开始占主导地位。畲族向客家学习佃耕水田，佃租汉族地主土地，学会“趁坪”，其生存需求得到更广泛的保障。畲族建筑文化也深受客家影响，在民居建造厅堂、神龛，供祀神榜，择日、看风水，祈求祖宗和神灵保佑，体现了更高层次安全的需求。
二、畲、客规制文化的交融一客家宗法规制强势主导
规制是一个文化体中要求所有成员都必须共同遵守的规章或准则，它属于上层建筑，是文化的实体，是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它具有外观的凝聚性。每一个族群都有特定的规制文化，它体现族群人际交往的需求。在畲族和客家规制文化的交融中，拥有中原正统宗法规制文化的客家具备显著强势，畲族接受客家规制文化影响较为明显和深远。（畲、客规制文化交融情况见表三、表四。）
畲族与客家规制文化交融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客家宗法礼教的规制文化强势压倒习于“蛮恶”的畲族规制。客家强势的规制文化是通过强制和熏染两种途径同化畲族规制文化，首先在于客家先民中宦官士大夫阶层社会意识的影响，客家州官运用政权的力量强制改造畲族规制，如表三中宋代韶州《庆源王氏源流及分迁录》所载就是史例。另外，门第观念、家族礼教等规制文化是畲族受到社会强大主 流意识的熏染而接受的。
第二，畲族规制文化对客家也有所影响，其影响主要体现于原始、朴质的文化层面。尊崇婆太反映原始母系时期的人类交际规制，妇女不缠足也本是原始、朴质的状态，夜晚嫁女、捡骨葬等婚葬规制是民族古老传统，这些本与中原正统父系规制文化相冲突，但由于其符合客家迁徙拓荒劳作过程中一种恋祖崇劳的情结需求而被客家所接受。
三、畲、客精神文化的交融一族群尊重和认同的冲突与融合
信仰、崇拜等精神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心理文化现象，能体现出强烈的族群心理特征，也往往成为族群划分的标志之一。畲族与客家精神文化的交融，既有相互包容、融合的一面，其主要体现在语言、文艺、巫术等这一功利实用的层面上；另外也有激烈冲突的一面，其主要体现在信仰、崇拜这一核心心理文化方面。（参见表五）
畲、客在精神文化层面上的交融，较为复杂，大体可以看出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在具有实用价值方面的文化融合较为容易。如畲族愿意大量学习客家语言、汉族文字，以便更好地交流。但畲族也保留了自古沿袭着的一种特别语言，族内称“切字”，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用于考验本民族的陌生人，辨别真假畲族的一种秘语。同样客家也乐于接受畲族山歌、巫术等文化影响，并发扬光大。
第二，体现族群尊重与认同的信仰、崇拜等核心心理文化的交融有较大冲突。畲族与客家精神文化的冲突较集中体现在畲族盘瓠崇拜上。盘瓠传说与畲民族的发展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家族的镇族之宝——畲族祖图、祖杖和史诗《高皇歌》都与盘瓠传说息息相关，几乎畲族重要的家族行动多有盘瓠信仰的痕迹。盘瓠传说作为一种神话，正如波兰汉学家克尔吉兹托夫·高里考斯基所论，就“族群而言，神话化是一种特殊的进步，族群的整合中心都是神话学意义上的载体，这些神话学因素为群体性行为提供了可能性”。对待图腾崇拜我们应该本着科学的态度，图腾本身只是文化的一种符号，本无高低之分，其实龙图腾早期也只是象征看守神。可贵的是，畲族家族内部对祖图、祖杖等仍然刻意珍藏并秘而不宣，表明了畲族图腾信仰的传统立场，也许就是这种立场才能更加获得族群尊重与认同。
附注
①蒋炳钊：《畲族史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南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3《漳州谕畲》。
③（清）杨澜：《临汀汇考》卷4《物产考》。
④（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8《长乐·兴宁妇女》。
①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4月版，第179页。
①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页。
①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页。
②徐珂：《清稗类钞·风俗类》，，商务印书馆民国6年版。
① 王增能：《客家与畲族的关系》，武平文史资料，总第10辑。
② 同治《赣州府志》卷63《艺文·改葬论》。
①蒋炳钊：《畲族史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南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3《漳州谕畲》。
③（清）杨澜：《临汀汇考》卷4《物产考》。
④（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8《长乐·兴宁妇女》。
① 罗美珍：《谈谈客家方言的形成》，客家纵横增刊，1994福建龙岩。
② 蓝雪菲博士论文：《畲族音乐文化研究——畲族音乐与周边民族音乐的比较研究》。
③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4月版，第188—189页。
④谢重光：《三山国王信仰考略》，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2期。
① 《霞浦县畲族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蓝纯干：《宁德市畲族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③ 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