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两种界线分明的人群何以混化至无分彼此，其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人群间的日常交往了，比如日常生活、经济的往来。而对于特殊的历史时期而言，还包括共同抵抗外来势力所导致的合作。
  畲民虽主要以耕山游猎为生，但亦有不得不与汉族人发生接触时。“大抵瑶抵峒皆依山负险，性情鲁莽，与良颇异，然衣食器皿悉取给于近县村落。”①因此，畲民也常入市贸易。“入市贸布易丝，率俯首不敢睥睨”②。道光《建阳县志》也说明畲民“与汉人交接历有年”③。这一接触的过程本身就是双向的流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经济的日益依赖，文化与习俗亦日渐互染。
  与此同时，在时局动荡的年代，畲民与汉族人之间的界线时时飘移，许多汉族人也逃入畲民之中，以求庇佑。如南宋时的赵必岊，字次山，“乡寓公吴允文浚奉密诏以江西招讨使举义反正，结约次山协谋兴复，战不利。允文奔漳州为都督文丞相天祥所杀，次山解兵隐汀州之畬中，踰年以疾终”①。
  这一方面固然因为战争或动乱等原因，同时也是由于畲民不赋不役的诱惑，使众多汉族人隐于畲中。如明代江西“吉安府龙泉、万安、泰和三县并南安府所属大庾等三县居民无籍者，往往携带妻女，入为盗”②。而清朝广东潮州府则有“雷公岭……层冈叠嶂，为潮惠二县之界，奸民逋赋役者，辄藉口邻封，彼此窜避，或托为猺獞逃化外”③。
  其次，血缘上的混化是最直接的方式。
  畲民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群之所以成为可能，其最主要的原因即在于他们不与汉族人通婚，从血统上保持其内部的独立性与稳定性。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畲民亦与汉族人互相通婚。在这方面，郭志超先生打破传统研究的樊篱，利用畲民族谱资料作了专门论述，认为在历史上其实存在不少畲民与汉族人通婚的情况，导致人们误以为畲族只与本族通婚的原因是，那些方志、文集的作者没有将汉化较高的定居畲民包括在畲民里。④此外，我们也可从地方志所见，在乾隆年间（1736—1795年）畲民已开始和汉族人通婚。“邑有畲民……近又与土民联婚，并改其焚尸浮葬之习，亦足见一道同风之化云”⑤。从晚清建阳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畲民与汉族人通婚，多遵汉族人习俗。“近唯嘉和一带畲民，半染华风。欲与汉人为婚，则先为其幼女缠足，稍长，令学针黹坐闺中，不与习农事，奁资亦略如华人。”⑥
  在通婚方面，族谱的记载应是较可靠细致的材料，而方志记载的重要性在于，它所反映的是当时较为流行与普遍的一种行为。
  相对于通婚，收养则是另一条血统混化的途径。下面的一段记载就是平和何仓蓝氏畲民收养汉族人何氏之子，这是对畲汉血统混化的一个很好的诠释。
  平和蓝氏入漳始祖蓝琛曾仕元，元亡之际，从江西避乱至漳。蓝琛公五世孙源泰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迁居平和县南胜何仓，为开基何仓一世祖，汉族人何姓彦璋公出嗣源泰公为子，为二世祖。“添河公三子彦璋公出嗣何仓蓝家，为蓝源泰之子，后裔为蓝氏。”①但事实上，根据何仓蓝木龙所提供的资料表明，彦璋公后裔也有返归汉族人何氏家族的。
  “彦璋公配蔡氏，生七子。文琛、文其、文清、文生、文乐、文林、文树。文琛、文清、文乐后裔居何仓；文其后裔居漳浦大南坂；文生、文林后裔居平和县山格镇，文树返归何氏，居何地何空楼。”②
  谱中所提到的何仓今作禾仓，上面的这一记载收录于福建云霄、平和《何氏族谱》中。而彦璋公后裔分布简况的资料则由何仓蓝木龙提供。历史上，这种畲民收养汉族人的例子虽不常见，但在民间实际上也还是存在的。而且，在畲民作为一个独立民族被识别后的今天，这样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③
  最后，作为外力之国家在这一融合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
  明朝闽粤赣边区新县的大量设置及国家教化的推行使畲民归于王化。由唐以来，闽粤赣边区就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盐寇”、“峒寇”、流民等时时引发动乱，作为国家触角未深入之地，族群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而历史上随山散处的畲民也是构成地方板荡的一股力量。不仅畲民、流寇，当地民人也会身不由已地卷入斗争中，这将使事态更为严重。南赣巡抚就是为处理闽粤赣湘交界地区事务而设。在南赣巡抚设置前后，闽粤赣交界区共设新县达22个之多，其中4县为南赣巡抚设置前所添。①经过这一规模浩大的新县设置，闽粤赣交界地区人民活动直接为王朝所控制，昔日的“盗区”变成国家统治下的“政区”。
  随着县治的建立，政府也积极地推行国家教化，对畲民也进行编保甲，把畲民纳入国家主流文化体系。这在许多方志里都有体现，如道光《龙岩州志》中记载：“今畲客固安分，许其编甲完粮，视土著之民一例。”②民国《德化县志》也说入清后，畲民“遂编保甲，从力役，视平民无别”③。
  族群最本质的内容即是有一个异己的对立面的存的，通过对比反观自己有别于他者，当自己与这种参照物渐渐趋同时，文化的界线与族群的界线也就慢慢消失。当然，上引史料也反映了汉族人知识精英过于简化的表达，在他们眼中，王朝的力量大于一切，因为这种对王朝力量的无限放大，导致他们看不到更多复杂的历史过程，那些存在于民间的互动过程。
  对于众多汉族人知识分子来说，对于“异己”的记载，一方面固然出于好奇之心，将畲民视为一个异己人群，将其奇风异俗作为一种谈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汉族人知识精英历来所具有的为王朝统治服务的思想，记载这些畲民，是为了便于统治者更好地对其进行统治。因为有如此重要的“使命”，只要有“异己”的存在，便有关于“异己”的书写。而随着日益的交流与接触，当“异己”群体不再有明显的可认之处时，便没有太多强调的必要。因而渐渐作为“拾遗”来书写，将其视为宣扬王化的见证。这一表达明显的体现在“化为土著、与齐民无别”这一说法上。然而事实上，随着地区的开发与国家的直接进入，即使是像畲民这样“自相为婚，不与齐民往来”的人群，也最终难免与汉族人融合。畲汉的这种融合途径是多样的，也是畲汉双向的，其中既有通婚、收养等血缘上的混化，也有互相隐匿的地缘上的融合，更有国家等外力作用下的推进，因此历史上既存在畲融于汉的可能，也有汉融于畲的可能。而畲汉这种跨民族融合所形成的独特文化，也是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