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畲族、平埔族各自与汉族人之间发生的冲突、交易或迁徙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以及关于事件的历史记载都可以看成是历史表相，犹如露出海面的一些岛屿，在此之下深度挖掘，才能发现岛屿在海面之下相互间联系的岛链，也即历史本相。③畲族、平埔族长期处于帝国的边陲，可以说，他们的社会边缘性就是一种历史本相。因为无论是畲族还是平埔族，与汉族人深入接触并由此诱发的一系列活动都是在帝国权力的场域内进行的。
  虽然早在秦汉时期，中央政权已经在东南设治，规划统治，但是由于畲族所处之地偏僻艰险，政令难通，一直是脱离国家权力控制的“化外”。最早出现“畲”这个称呼的文献是南宋刘克庄的《漳州谕畲》，文中不但对“畲”进行了概览性的分类，而且也描述了这个迥异于汉族人的群体所特有的生计方式和习俗，“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二畲皆刀耕火耘，厓栖谷汲，如猱升鼠伏，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畲民不悦、畲田不税，其来久矣。”虽然官府尚未对畲民编户征赋，但是已经开始征收实物。“厥后，贵家辟产，稍侵共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蜡、虎革、猿皮之类。畲人不堪，诉于郡弗省，遂怙众据险，剽掠省地。”①最终由于官府的过分需索，升级为武装冲突。
  清代之前，政府对畲民采取的政策大抵不过武力镇压，有清一代，政府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在这个时期，畲民普遍进入了国家“编图隶籍”和“编甲完粮”的行政体系，如清代浙江的《景宁县志》记载：“今法十甲为一保，立一保正。十家为一牌，立一甲长，其畲民则编为寮长。每家给一门牌登记户口，申明条约，悬诸门首，倘有迁移事故，通知甲长。”②在文教方面，清政府也贯彻着教化的儒家文化理念，这从官员对畲民在参加科举考试受到汉族人排挤事件的处理上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如前文提及的嘉庆九年（1804年）福鼎不准畲民参加科考，官员的处理态度是，“饬司道严讯，祥复张示士林，其略曰：读书所以明理，而必明理然后可以读书。以女妻犬，理所必无事，或有之，谁则实见其事，而审其姓氏于洪荒之世而为之记载乎。……至以蓬首赤足指为异类，山居野处，不相往来，更为不通之论，上古之世，穴居野处，饮血茹毛。所谓衣冠人物经数千百年以渐开，非遽古以来即黄帝之冠裳，周公之礼乐也。……娼优隶卒三世不习旧业，例尚准其应试，何独畲民有意排击之”③。也就是说清廷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不遗余力地把畲民纳入行政管理体系之中。虽然畲民一直处于边缘状态，长期遭受汉族人的歧视，不过清廷一直有意要淡化畲汉之间的文化界限。
  相比之下，平埔族的遭遇略有不同。文献中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称呼多而杂，都离不开一个“番”字。“番”原有“武勇”之义，自隋、唐以来常被用来指称不同于华夏的异族。自明代以来，台湾少数民族就被称为“东番”或“番”；清代以降，依据其受汉文化影响的深浅、归化与否、与汉族人关系好坏以及所处地理位置，其还被划分为土番、野番；生番、熟番。大部分平埔族在清代官方文献中被归类为等同齐民的熟番，有别于非我族类的生番。
  生番在许多文献中被描述成“非人”的形象，“生番杀人，台中常事，此辈虽有人形，全无人理。穿林飞菁，如鸟兽猿猴，抚之不能，剿之不忍……。野性固然，与民人垦亩采樵生衅全无干涉。亦无熟番仇杀推委生番之事”①。这种非人的描述并没有指向接受教化或者向政府缴纳赋税的熟番。虽然熟番也为异于汉族人的异族，不过清廷秉承儒家文化主义理念，认为透过教化可以改变熟番的生活方式，从而与汉族人无异。不少官员建议“化流民为土著，化熟番为汉人，化生番为熟番”②，在教化的措施上，包括了教育番童、锥发以表示对清廷的忠诚、赐姓等等。乾隆皇帝曾说“朕思民番皆我赤子，原无歧视”③。不过这种展示文化优越性的教化理念并没有持续多久，统治者就被台湾现实复杂多样的族群关系拉回了现实当中。
  由于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长期以来清政府对汉族人有着较深的戒备和防范心理，使得这种“熟番归化”只成为一种儒家文化理想，并没有太多落实到政策，从在台发生的系列历史事实来看，官方并非真正希望平埔族与汉族人无异，而是像雍正皇帝说的“必令汉人总不与熟番交接”，只有两者维持着不同的文化界限，才有利于官方采取族群隔离、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因应这样的民族政策，在面临熟番失地不断迁徙的局面时，清廷不断地采取补救措施，甚至重新配给熟番“养赡埔地”，划定“土牛界”，以此来隔离生番和汉族人。①
  对比畲族和平埔族各自在帝国边缘的遭遇可以看到，畲族的文化标志在国家的政策中并没有被特别强调，畲民被官方以宽容的态度等同视之，而熟番反而被当成一枚族群区隔的棋子受到了特殊的政策礼遇，清廷“以番制汉”介入到汉番的互动关系之中。按照一般学界的观点，学者们常常认定国家力量在客观上起到强制同化少数民族的作用，在比较了畲族和平埔族历史上所遭遇的帝国政策之后看来，并不尽然，统治者会因应情势选择最有利于维持秩序稳定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而这个国家权力介入的过程是否与族群认同的强化或者弱化有着因果的联系呢？
  照此逻辑推论下去，也许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平埔族群由于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特别是在国家权力场域中被特殊化，其族群凝聚力会来得更为强烈；而畲族没有被清帝国单独区别对待，族群认同会显得相对弱化。不过事实上历史的演进并没有想象中的简易，而是要丰富很多，影响族群意识的因素很多，比如畲民相对汉族人来说相对弱小，而且在与汉族人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受到歧视；而平埔族群在汉族人到来之前是台湾的多数族群，虽然“平埔族”的统称之下包含着在千差万别的地貌中生活的族群，不过他们毕竟占据着大部分生存资源，并不是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另外，畲民的接触对象较为单一，为汉族人；而平埔族群在接触汉族人之前还与西方人打过交道，之后又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也就是说，本文所呈现的比较并没有面面俱到地囊括所有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也许或多或少都影响着少数族群的认同与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