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1．通婚
  族群间通婚无疑是驱动族群融合、同化极为重要的因素。有学者指出：“族际通婚本身是一个可统计计算的客观指标，同时这个指标最集中地体现出两个族群作为整体是否真正地在相互交往中处于融合状态，即是否出现两个族群的血缘融合，因此族际通婚是衡量族群关系最重要的、总结性的指标。”①
  在以家族为基本社群单位的传统时代里，通婚就成为碾平族群间隔阂的力量。虎头村吴氏当时便是一个家族迁入虎头村的，那么最初的吴姓汉族先民们是如何以通婚的形式融入当地的？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一种解释，“婚姻的关系固然是取得地缘的门路……‘外客’却并不容易娶得本地人做妻子，使他的儿女有个进入当地社区的机会。事实上大概先得有了土地，才能在血缘网中生根”②。这与先前关于迁徙中的部分分析吻合，即当地有着相对富余的生存空间，这是通婚的经济基础。
  另外，在走访中，最先人们介绍吴姓时说他们祖上出过皇帝。在查看了吴氏家谱后才明白，虎头吴氏以太伯为祖先，而他们的远古祖先则是帝喾，但这已无法考证。有学者指出，“句吴王室成为太伯后裔……使他们在华夏历史记忆中找到太伯传说，以合理化自己的华夏身份。华夏在族群利益抉择下，也以‘太伯奔吴’的历史记忆来证实句吴王室的华夏身份”①。即吴氏太伯之后，可能是对历史记忆的重新建构，虎头吴氏的祖先也很有可能是这种构建的结果。从这里可以看到，即使吴姓已经被认定为畲族，但是依然在强调其祖先的正统性来彰显其血统的高贵，通过溯源暗示其与强势的中原文化的亲缘关系，这在与畲族通婚中无疑增加了被接纳的筹码。因为尽管在当地畲族村落中，畲族是处在强势有利的地位，但在更广阔的地缘文化中，畲族仍是弱势的族群。吴氏以姻亲关系建立起与周边畲族族群的往来关系，在时间的更替中，逐渐在文化表征中被畲化，但同时并未完全认同自己的畲民身份，而是保留着遥远的关于祖先血脉的乡愁。通过问卷调查我们也证实，吴氏对畲族的认同度并没有畲族传统四大姓氏对畲族的认同高。
  通过对吴氏族谱的分析，我们发现吴氏世代与畲族通婚，这无疑加速了吴氏融入畲族的进程。“畲族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且还是血缘的概念。”②吴氏对畲族认同是在不断与畲族的通婚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因此这种认同更多是建立在血缘的基础上的，文化上的认同也是由这种血缘关系带来的。与畲族血缘关系的建立，使之嵌入了畲族原有族群的“差序格局”，淡化了“我群”与“你群”的界限。同时，畲族女性进入汉族的家庭内部，对子女的社会化起着关键的作用，子嗣一代对于畲族文化比之最初汉族的父辈们有着更大的亲近。于是，通过代际的传承和族际通婚的不断强化，原有汉族的血统、文化被稀释，相应地，畲族的血缘、文化在增加，并逐渐取代汉族成为主流，“畲化”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
  2．生存
  畲族和汉族人民当年迁移的目的都是为了谋生，因此吴氏迁居虎头村的时候，首要考虑的应该是如何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而虎头村附近村庄的村民都是在吴氏迁入虎头村的同一时期迁入这片地区的，相隔不远的溪塔村便是在吴氏迁入65年之后的1588年才迁入的①。
  据《吴氏统谱》载“肇基祖法东公，祖居浙江平邑莒溪（今属苍南），于明嘉靖壬午（公元1523年）迁入闽省福安穆阳虎头定居，至公侯申戌，历四七二年，传一十六世”②。而最早徙居浙江泰顺的是在1575年，雷元山从平阳青街白岩村迁泰顺八都莲头金沙垟。③虎头村吴氏开基始祖的迁徙发生在畲族进入其迁出地之前，也就是说他们在迁入福安之前并没有同畲族同胞有过多交往，他们对畲族的认同是在迁入福安以后才建立起来的。那为何在刚迁入畲族地区时就会与畲族通婚呢？我们只能将其归为出于生存的考虑。由于虎头地区属偏远山区，为了更好地生存，需要畲汉人民共同努力进行开发。
  畲汉人民共同的遭遇、迁徙，共同的经济生活都有利于加强彼此的认同。同时，统治者的政策也在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推动畲汉关系的进一步深入。据《福安畲族志》载，自乾隆十七年（1752年）始，统治阶级的统治才渐渐触及到畲族地区，“编图隶籍”和“编甲完粮”的经济政策逐渐实行于畲族地区。④统治阶级对畲族的统治政策大都与当地汉族一样，正因为如此，使得畲、汉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畲族社会经济生活同汉族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⑤
  从畲族族谱所载，畲族迁徙多是一家一户由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因此畲族聚落一般较小，且以单姓聚居为常。⑥畲族是实行民族内婚制的，同姓一般不通婚，因此地处偏远的畲族在寻找异姓通婚时则会遇到一些困难，虎头吴氏则成了他们的一个选择，且相隔不远的吴氏与畲族通婚更有利于其共同开发这块地区，因此这是畲汉人民双向选择的结果。
  以下的两个例子则与这种情况类似。“福建宁德县南岗斗村畲民在康熙年间迁到这里居住，便同当地汉族通婚，而且关系十分融洽。福鼎县伏柳乡的高厝里和蓝厝里二村，是汉族高姓和畲族蓝姓于清代迁居于此，他们共同开发了这块土地，两族之间不仅通婚，而且关系十分融洽。”①即我们在虎头族谱中见到的畲族与汉族通婚并非孤例。
  两个族群的通婚也是经济往来的一种相互依附。面对超出少量人力之外的自然力，需要协作以应对。而通婚则是将相互的血脉交互，接纳进各自的谱系，插入各自的亲缘差序格局中，经济的协作就是题中之义了。这往往超越了单个民族的自闭，而是走向了合作。如同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乃至被归化。这种生存的双向选择使畲汉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共同的经济生活促进了民族的交往，彼此的认同也在不断的交往与合作中慢慢建立起来，而在这种互动中民族因素的考虑则居于次要地位。
  3．共同的语言
  在访谈中发现，一个嫁至当地的汉族妇女也会许多畲语，以致被当地人误以为是畲族，她解释原因，说为了和其街坊交流，就得懂一些畲语，否则很难融入。在问卷中，有25％的汉族受访者也会畲语。当地是一个畲族聚集的山区，环境相对封闭，群体间往来大多限于街邻，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并且从人口分布上看，畲族无疑处于强势地位。因此掌握日常互动的公共语言就成为必须，尤其是在交流方式非常局限的乡村，在这里畲语变为一种生存的工具。这无疑为解释几百年前吴姓祖先迁居当地而被同化的过程提供了一个解释的维度。
  虎头村的吴姓村民们共同的祖先是吴氏法东一支，历经几百年而繁衍成村落。最初迁徙当地的只限于所在家庭几个成员，与原有的畲族居民相比，人数上无疑处于劣势。而要在特定环境生存，就需要与其他的社群进行生产合作，交流成为必要，这就需要采纳已有的公共语言，于是对畲语的习得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了。而“语言是群体加强凝聚力、产生群体自我认同的有力工具。民族语言除了特定的人际交流、沟通、文化传承等功能外，还是重要而必不可少的群体心理凝固剂和聚合物”①。语言不只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所在族群文化的载体。吴氏在语言的习得中，也在吸收着当地族群的文化，在文化意义上与畲族趋同。
  同时，畲语的习得，对吴氏而言是表示对畲族的认同，这使得他们得以在当地定居生存，获得安全、有利的族群身份。
  这种社群互动导致了族群边界的模糊。这里既有“根基论”的影子，也有“工具论”的影子。比如出于日常的交往需要而习得畲语，从而被外部认可、接纳，是工具理性的。而即使在今天畲语受到冲击的背景下，在家庭内部，也依然有36.4％的家庭将畲语作为家庭成员间交流的工具。说明他们在历史的演替中，已经将畲语融入了他们的潜意识中，不仅仅是一种工具需要，而真正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4．多因素交错起作用
  以上我们提到的生存、通婚、共同的语言多个因素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而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虎头吴氏出于生存的考虑选择了与当地畲族女子通婚，通过通婚又促进了他们对这片地区的共同开发，在长期的通婚与共同的经济生活中，语言的习得是自然而然的事，而当畲语变为其生活的一部分时，他们对畲族的认同也在不断加深，通过认同的加深又强化了通婚和经济合作。这种民族的同化就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了。
  总之，“畲化”的过程是多个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一面在瓦解着原有汉族文化的力量，又在根植进新的畲族文化因子。当然，族群身份变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处在多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中，不同的时代又处在畲化的不同阶段。尽管历时三百多年，但是也无法说我们研究中的吴姓畲族已经是完全的畲族，比如在对于语言、服饰、通婚等统计中，吴姓畲族对于畲族的认同要低于四大姓原有的畲族。这种不完全性，说明其依然有残留的汉文化的痕迹，即使历时长久，依然未完全消失。在特定的情境中，被记忆或者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