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福安吴姓畲族的始祖谱名为知几公，原籍浙江泰顺县兰溪东门外九堡大路边，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从浙江泰顺九堡大路边村迁入福安九都社口桐湾村。①据《清同治八年延陵吴氏宗谱重修序》载：“源公迁浙江泰顺县九堡大路边，于明嘉靖间为金陵太守，后致仕归卒。又传五世至知几公，字法度，由泰顺卜筑于安邑九都桐壪，配妣彭氏生九子。长法吉，次法正，三法辛，四法显，五法清，六法生，七法东，八法传，九法德，分为九房。迨明季，遭兵燹之乱，谱牒遗忘，散处离居。而法吉、法正二公同迁安邑岭下，法辛公回泰顺梓里，法显公迁泰顺峩洋金丝岗，法清公迁澹溪，法生公迁甯德吴洞里，法东公迁后坑承天至留洋，法传公迁桐湾。迨国朝，法东公三世孙辛公兄弟二人长平公由留洋迁居溪塔墓亭，幸公由留洋而迁岔头，为岔头之开创祖也。”这里描绘了法东公及其后裔的迁徙路线大致是泰顺→九都桐湾→后坑承天→留洋，其中一支平公由留洋迁往墓亭，另一支幸公则迁往岔头，成为岔头的开基始祖。但族谱里里并没有虎头吴氏迁徙的记载，《福安畲族志》记载虎头吴氏是由岔头村迁徙而来，但据当地年逾70、曾管过吴氏族谱的吴大爷所说，虎头吴氏是从墓亭迁徙而来，可见《福安畲族志》的记载与当地的说法也有一些出入。
  至于迁徙的原因，族谱里提到“迨明季，遭兵燹之乱，谱牒遗忘，散处离居”。可见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对吴氏的迁徙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当地民众之间还流行另外一种说法，说是因为当时发生水灾，知几公九个儿子分散各地，只有法东公和法传公仍留在桐湾，成为吴姓畲族始祖，其他七兄弟迁移他处，仍为汉族。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部分族谱遗失。那么吴氏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而迁徙，现在我们也难以断定，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他们都是逃难而来。
  地域的变动创造了新的族群环境，环境的改变意味着文化习俗、族群关系等一系列的改变，需要对旧有的许多习俗作出改变以适应新的生存地域。吴氏迁入人口较为聚集的福安，这种改变则尤为明显。但我们也可以找到与吴姓类似的例子，如有学者研究一个李土司家族的个案中，其身份由突厥变为土族，“族群身份改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其祖先所处的战乱频仍的时代背景，加之频繁迁徙的经历、族际接触与通婚的历史等，其所处的地域特点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①。
  一般来说，迁徙意味着对迁徙地原有资源分配格局的改变，势必会遭到当地原住民不同程度的排斥。但闽东却有其特殊之处，这是一个来自不同族群的移民构成的社会，当地原有居民大多处于分散未定居状态，这也有史料为证，李济考察历史记载中的城垣数目，到公元1644年为止各省的分布情况中，福建仅为69座，而全国总记载有4478座。“在中国本部之内，只要在任何地方发现城墙，就意味着我们中国人已经以某种定居的状况存在于当地。”②说明至少在吴姓畲族迁徙至福建前后，当地依然是一个尚待开发、地域排他意识不强的区域，没有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有绝对的优越感，这无疑为吴姓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当然，城池的未建并不意味着当地是处于未开化的地区，也可能由于当地人民的开放程度和接纳程度较高。畲族非常善于吸收汉族的文化。在走访中，发现畲族本身就有诸多汉文化的因子，比如畲族的男装大抵与汉族的长袍相似，以汉字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等，其本身的存在就依托于汉文化的诸多创设，反映着畲族本身并不是封闭的，他有个自我调节的机制。畲族在吸收了汉族文化的同时又在其中加入了畲族本身的元素，最基本的核心的东西他没有变，他用这种机制来强化了族群之间的联系。我们再来看看当时中国东南的民族，“在所有的你群诸民族中，操掸语的民族是最易于吸收外来文化的。这显示在如下事实中：中国东南各地的越人，对于入境的我群很少持长久的敌视态度”①。这种对进入当地的族群采取的包容态度，有利于外来族群融入，因此东南区域也是民族关系较为复杂的一块地方。
  总之，从吴姓畲族的迁徙来看，一个族群的身份变迁要成为可能，需要合适的生存空间以及可接纳他们的当地族群，二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