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1．迁徙
  福安吴姓畲族的始祖谱名为知几公，原籍浙江泰顺县兰溪东门外九堡大路边，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从浙江泰顺九堡大路边村迁入福安九都社口桐湾村。①据《清同治八年延陵吴氏宗谱重修序》载：“源公迁浙江泰顺县九堡大路边，于明嘉靖间为金陵太守，后致仕归卒。又传五世至知几公，字法度，由泰顺卜筑于安邑九都桐壪，配妣彭氏生九子。长法吉，次法正，三法辛，四法显，五法清，六法生，七法东，八法传，九法德，分为九房。迨明季，遭兵燹之乱，谱牒遗忘，散处离居。而法吉、法正二公同迁安邑岭下，法辛公回泰顺梓里，法显公迁泰顺峩洋金丝岗，法清公迁澹溪，法生公迁甯德吴洞里，法东公迁后坑承天至留洋，法传公迁桐湾。迨国朝，法东公三世孙辛公兄弟二人长平公由留洋迁居溪塔墓亭，幸公由留洋而迁岔头，为岔头之开创祖也。”这里描绘了法东公及其后裔的迁徙路线大致是泰顺→九都桐湾→后坑承天→留洋，其中一支平公由留洋迁往墓亭，另一支幸公则迁往岔头，成为岔头的开基始祖。但族谱里里并没有虎头吴氏迁徙的记载，《福安畲族志》记载虎头吴氏是由岔头村迁徙而来，但据当地年逾70、曾管过吴氏族谱的吴大爷所说，虎头吴氏是从墓亭迁徙而来，可见《福安畲族志》的记载与当地的说法也有一些出入。
  至于迁徙的原因，族谱里提到“迨明季，遭兵燹之乱，谱牒遗忘，散处离居”。可见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对吴氏的迁徙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当地民众之间还流行另外一种说法，说是因为当时发生水灾，知几公九个儿子分散各地，只有法东公和法传公仍留在桐湾，成为吴姓畲族始祖，其他七兄弟迁移他处，仍为汉族。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部分族谱遗失。那么吴氏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而迁徙，现在我们也难以断定，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他们都是逃难而来。
  地域的变动创造了新的族群环境，环境的改变意味着文化习俗、族群关系等一系列的改变，需要对旧有的许多习俗作出改变以适应新的生存地域。吴氏迁入人口较为聚集的福安，这种改变则尤为明显。但我们也可以找到与吴姓类似的例子，如有学者研究一个李土司家族的个案中，其身份由突厥变为土族，“族群身份改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其祖先所处的战乱频仍的时代背景，加之频繁迁徙的经历、族际接触与通婚的历史等，其所处的地域特点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①。
  一般来说，迁徙意味着对迁徙地原有资源分配格局的改变，势必会遭到当地原住民不同程度的排斥。但闽东却有其特殊之处，这是一个来自不同族群的移民构成的社会，当地原有居民大多处于分散未定居状态，这也有史料为证，李济考察历史记载中的城垣数目，到公元1644年为止各省的分布情况中，福建仅为69座，而全国总记载有4478座。“在中国本部之内，只要在任何地方发现城墙，就意味着我们中国人已经以某种定居的状况存在于当地。”②说明至少在吴姓畲族迁徙至福建前后，当地依然是一个尚待开发、地域排他意识不强的区域，没有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有绝对的优越感，这无疑为吴姓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当然，城池的未建并不意味着当地是处于未开化的地区，也可能由于当地人民的开放程度和接纳程度较高。畲族非常善于吸收汉族的文化。在走访中，发现畲族本身就有诸多汉文化的因子，比如畲族的男装大抵与汉族的长袍相似，以汉字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等，其本身的存在就依托于汉文化的诸多创设，反映着畲族本身并不是封闭的，他有个自我调节的机制。畲族在吸收了汉族文化的同时又在其中加入了畲族本身的元素，最基本的核心的东西他没有变，他用这种机制来强化了族群之间的联系。我们再来看看当时中国东南的民族，“在所有的你群诸民族中，操掸语的民族是最易于吸收外来文化的。这显示在如下事实中：中国东南各地的越人，对于入境的我群很少持长久的敌视态度”①。这种对进入当地的族群采取的包容态度，有利于外来族群融入，因此东南区域也是民族关系较为复杂的一块地方。
  总之，从吴姓畲族的迁徙来看，一个族群的身份变迁要成为可能，需要合适的生存空间以及可接纳他们的当地族群，二者缺一不可。
  2．基于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分析
  本次调查所取样本来自我们随机碰到的且愿意接受我们采访的村民。有21.6％的样本来自溪塔村，其余样本来自虎头村。虎头村有吴姓畲族217户、1083人，是调查的核心。两村样本总数为51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入户走访，选择家庭中某一家庭成员作为调查的对象。
  我们是以清华的学生身份进入调查，且有村长的推荐，以及溪塔当地的大学生陪伴调查，以消除语言障碍和陌生感，保证了调查的质量和可信度。
  （1）调查样本特征
  在51份问卷中，雷姓有4人；钟姓有3人；蓝姓2人；陈姓汉族1人；缪姓汉族3人；谢姓畲族1人；吴姓畲族37人。即样本的主体为吴姓畲族。其中，唯一的陈姓是从相邻的乡镇嫁至钟姓畲族人家的媳妇，缪姓汉族父母也均为汉族，不会说畲语，是居住在当地的汉族人家，是没有被“畲化”的样本。谢姓畲族由于样本较小，在当地不具代表性，故不做具体分析。因此，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吴姓畲族占72.54％，四大姓畲族占17.64％，汉族占7.8％。
  表一是我们调查中受访者的年龄分布，以青壮年为主，同时各个年龄段都有，可以视为当地人口年龄段的大体分布。这样，使得我们的调查有了近60年的时间跨度，可以相应分析代际之间畲化的程度以及认同比较。
  在访谈中，一位年逾六旬的吴姓畲族因为小时候经常听畲族受歧视的故事，对自己的畲族身份并不很认同，他不说畲语、不穿畲服也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畲族身份。即畲族的身份对他实质是一种外在的赋与，缺少内心的认同。这可以视为“汉化”的一个例子，即是社会身份决定了他处在汉畲的中间地带，但是若从心理上选择，则倾向于文化、经济更为强势的汉族。同时，由于老者幼年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家的民族政策并未实行，少数民族弱势地位并未改观，以致他的先辈们对于族群身份并不认同，进而影响到他的观念形成，这应该也是原因之一。一位32岁的吴姓受访者遇到的情况则与此相反，他表示这个“畲族”的成分没有对他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没有受到歧视。但是他给出的理由是“也许因为我的汉族朋友比较多”。相比而言，他则被汉族所接纳，对于本民族正面的认同就多些。由此可以看出，他民族对本民族的态度不仅会影响一个民族对他民族的认同情况，也会影响一个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
  （2）语言使用情况分析
  我们以四大姓畲族、汉姓畲族、汉族三个族群作为数据分析的对象，从表二中可以看出，畲语掌握程度最好的是四大姓畲族，汉姓畲族和汉族次之，从这里可以发现“畲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汉姓畲族处于中间状态。居住在畲族村落边缘的汉族也受到影响，但是相对很轻，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畲语，反映了畲语在当地依然是族群内部的交流工具。而当地方言则是三个族群掌握情况最好的语言，被作为当地交往的公共语言。普通话则是在更广阔的地域内交往、沟通的工具，往往与阅历、职业、教育程度相关。在此项数据中，汉姓畲族为普通话掌握最好的族群，在某种程度也反映其开放程度。
  而表三则是在自然情境中，家庭内部语言的选择，可以更真切地反映出语言的传承与内心认同。在汉族中，家庭内部不再使用畲语，表面畲语纯粹是对外交往的工具，没有内心的认同。而畲语在四大姓畲族中使用的比例最高，且为首选语言。汉姓畲族与之相差并不大，他们由于长期与四大姓畲族通婚，家庭成员有习得畲语的环境，现在仍然有36.4％的汉姓畲族在家中用畲语交流，这使得畲语得到良好的传承，这就不单是工具理性了。但是，汉族方言仍然是汉姓畲族家庭内部交流的首选语言，畲语处于下风，似乎也可折射出当下情境中“汉化”与“畲化”的角力结果。
  在访谈中有受访者说到现在畲汉已分不清，因为现在会讲畲语的未必是畲族群众，而有可能是畲家的汉族媳妇或当地长期与畲族居住在一起而会说畲语的汉族群众；不会讲畲话的未必不是畲族群众，而有可能是被汉化的畲民。以前畲族人上街做买卖会被人歧视，导致一部分家庭改用当地方言交流，而他们的儿女因长期在县城读书，失去了学习畲语最好的环境，因此他们不会讲畲语，畲语这种断裂的状态出现在新老一辈的传承中。这一方面说明畲语作为区别汉畲族群的功能在模糊，另一方面说明畲语在与当地福安话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与畲语缺乏文字载体，只在小范围内交流也有关系，而在现代经济背景下，不同地域、文化的交往日益加深，畲语受到的地域限制则成为弱势经济地位的表征。
  （3）各族群对畲族民族服装的态度
  表四中，四大姓畲族有时和经常穿畲族服装的为33.3％，汉姓畲族为13.8％，而汉族则为零。从服饰上看，四大姓畲族民族服装的穿着比例也并不高。在访谈中，有一个25岁村民提到，小时候经常穿着畲服，在家、劳动、节日都穿（节日穿新衣服），原因是经济困难，畲服便于劳作。现在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穿的和汉族差不多，有官员来访时才穿。他“小时候”大致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将近20年过去了，经济社会条件都有改善，这也是畲族服装变迁的时代因素。也有村民提到，穿畲衣在以前会受到歧视，为了避免遭受偏见，选择不穿。以前穿的比较多，慢慢地男的穿的少了，女的照穿；现在经济好起来了，男女都不穿畲服了。
  在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下，各个民族大抵都遇到类似的情境，不单是畲族。如在羌族中，羌寨里女性必须要穿本民族的服饰，而男性则不必。出门办事时，一般穿汉族人常穿的服饰。表明了服饰“它不是界定一个族群客观特征之一，而是主观上强调或掩饰族群身份的工具”①。因为民族服饰往往意味着封闭、保守。尽管这样，对民族服饰的认同并不低，四大姓畲族群众和汉姓畲族群众对畲族服装的正面态度分别为88.9％和83.3％，民族服饰在加强民族认同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4）各族群对畲汉通婚的态度
  从两表来看，各族群对畲汉通婚都不持反对态度，认为畲汉都一样，抛却了民族偏见。但是实际的族群间通婚情况中，一方面四大姓畲族与畲族通婚的比例要略高于汉姓畲族，某种程度反映了其族群认同要高于汉姓畲族；另一方面，两大族群与畲族通婚都远大于和汉族通婚比例，说明汉姓畲族是在畲族的“我群”之内，畲族已真正接纳了汉姓畲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