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学术界对于“汉化”的研究文字非常之多，但对少数民族同化汉族的研究则很少。但是民族之间相互混杂，借鉴吸收各自文化中优秀的成分是自然发生的，中华民族也正是经过了这样的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③。因此，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纯粹的自立于其他民族之外的民族，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模糊界限则让界定一个民族是否被另一个民族同化变成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对于畲族和汉族，他们之间存在两个缓冲地带，即“畲化”汉族与“汉化”畲族。有人认为“汉化畲族就是保持传统蓝、雷、钟姓氏，并通过姓氏来表现出民族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畲化汉族就是保持汉族姓氏，丧失汉族文化特征，同化于畲族，风俗习惯、信仰崇拜、行为方式、生产生活同于畲族。”①这里，将姓氏符号作为区分这两个群体的标志，并没有对“畲化”和“汉化”提出一个具体的标准，因此很难让人信服。
  傅衣凌先生和郭志超先生都曾对畲姓的变化进行了考析。他们根据史料记载先将某个姓氏认定为是畲姓，然后再进行考察，但对于怎样才算是“畲姓”也没有一个标准。我们认为某个姓氏是畲姓的前提是这批人具有畲族特征并被认定为畲族，因此在未确定他们是否是畲族前将他们的姓氏归为畲姓进行考察则显得不够严谨。为了避免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出现歧义，在本文中我们将除了畲族传统的盘、蓝、雷、钟四大姓氏外，畲族拥有的其他姓氏都归为汉姓。
  那么我们是根据什么将“汉姓”畲族认定为畲族？他们怎样才算是被“畲化”？下面我们将以虎头村为例，从三方面进行论证。
  一是政府的认定。20世纪50年代政府进行民族成分认定时将虎头吴姓村民认定为畲族。当年的“民族识别”工作有四个特点：第一，当年在收集各类材料以判定群体差别是否可以定义为“民族”差别时，主要的资料是历史、语言文字、服饰习俗等基本上属于文化层面的内容；第二，行政区划和管辖边界等政治层面的内容并不是当时的重点；第三，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各群体的体质差异并不明显，所以体质差别也没有成为识别工作的主要内容；第四，在“识别”过程中，对于当地群众的愿望给予特别的重视。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虎头村吴氏被认定为畲族是双向选择的结果，他们无论是在文化层面还是在心理层面对畲族都已经建立了深深的认同感。
  二是虎头村吴氏族谱、墓碑对其与畲族通婚的记载。虎头村现存四本（道光、同治、光绪、1953年）族谱，族谱里对每一代人的通婚情况大都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从族谱里可以看出吴氏世代都娶畲族女子为妻，且他们的女儿大都嫁给附近村庄的畲民。正是通过这样一代又一代的通婚，吴氏血统渐渐稀释，而畲族血统则不断增加，二者的血缘联系不断加强，通过血缘联系进而加强了文化方面对畲族的认同。在虎头村下辖的一个岔头自然村有该地开基始祖及其儿子的墓，开基始祖幸公的墓建成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其儿子的墓具体年代则已看不清。据墓碑记载，该地开基始祖娶的便是钟氏妻子，而他的儿子娶的则是雷氏妻子。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吴氏从迁移至岔头开始便与畲族通婚，通婚历史悠久。、
  三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地村民说畲语、唱畲歌、穿畲族衣服、过畲族节日。问卷调查表明，有81.6％吴氏村民会讲畲语，有36.4％吴氏村民在家庭中讲畲语，有52.8％吴氏村民喜欢穿畲族服饰，没有村民反对畲汉通婚。这些说明，虎头吴氏畲族村民已经具备了非常明显的畲族特征，不仅他们认定自己是畲族而且附近村庄的村民也都认为这批人是畲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