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指出：“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利条件，然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言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又‘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后来，费孝通先生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和阐述，他提出“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①。梁启超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在他们的论述中都提到了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来说的重要性，但在两个长期通婚、关系融洽的民族之间，这种民族意识则有可能慢慢消融，共同的经济生活则成了两个民族之间的主要内容。
  李济先生在《中国民族的形成》中提出，对于两个混居的民族而言，“交往一旦开始，两个民族群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只有三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群要么被同化，要么被剿灭，要么不断与入主的我群发生冲突”②。前两种意味着一个民族消弭于另一个民族之中，成为一个民族，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存在一种势力较强的文化，能将另一个民族同化或剿灭；第三种则意味着如果两个民族的势力相当，无法相互取代，陷入相互对立的局面。作者这种论述并不全面，两个民族在不断的接触过程中，还有存在第四种可能，那就是两个民族的人民都建立起对彼此的认同，两个民族长期和睦相处。
  在汉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历史证明了汉族作为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核心，将周围各民族凝聚成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在一些地方汉民族可能同化他民族，在另一些地方，其他民族也可能同化汉民族。费孝通先生就曾提到汉族融入他民族的两种情形：“一种是被迫的，有如被匈奴、西羌、突厥掳掠去的，有如被中原统治者派遣去边去屯垦的士兵、贫民或罪犯；另一种是由于天灾人祸自愿流亡去的”③。这些“移入其他民族地区的汉人很多就和当地民族通婚，并且为了适应当地社会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也会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改变，过若干代以后，就融合于当地民族了”④。公元399年高昌国原是一个由汉魏逃亡到这里的汉人建立的国家，后被胡化；公元866年被回鹘占领后的西州，当地汉人的后裔融合于维吾尔族；“迁居于云南洱海地区的汉人成了白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①。这些都可以作为汉族被他民族同化的例证。
  就族群认同本身而言，学术界一般有“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观点。前者强调认同是处在内在根植的天然血缘、情感的认同，个体在此获得归属感；后者强调认同是出于工具理性的考量，从现实利益、生存的角度，选择特定的认同。也有一些理论试图将两者综合。而学者王明珂则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个人或人群都经常借着改变原有的祖源记忆，来加入、接纳或脱离一个族群；造成族群边界的变迁，也就是族群认同变迁（ethnic change）”②。即族群认同存在着一定的塑造，乃至想象。处在资源竞争的情境中，族群以此选择安全、有利的族群身份。在考察族群认同时，如果我们能将血缘、生存及族群记忆三个因素结合，则能较全面地考察一个族群认同的转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