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1．族群认同理论小引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指出：“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利条件，然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言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又‘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后来，费孝通先生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和阐述，他提出“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①。梁启超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在他们的论述中都提到了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来说的重要性，但在两个长期通婚、关系融洽的民族之间，这种民族意识则有可能慢慢消融，共同的经济生活则成了两个民族之间的主要内容。
  李济先生在《中国民族的形成》中提出，对于两个混居的民族而言，“交往一旦开始，两个民族群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只有三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群要么被同化，要么被剿灭，要么不断与入主的我群发生冲突”②。前两种意味着一个民族消弭于另一个民族之中，成为一个民族，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存在一种势力较强的文化，能将另一个民族同化或剿灭；第三种则意味着如果两个民族的势力相当，无法相互取代，陷入相互对立的局面。作者这种论述并不全面，两个民族在不断的接触过程中，还有存在第四种可能，那就是两个民族的人民都建立起对彼此的认同，两个民族长期和睦相处。
  在汉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历史证明了汉族作为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核心，将周围各民族凝聚成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在一些地方汉民族可能同化他民族，在另一些地方，其他民族也可能同化汉民族。费孝通先生就曾提到汉族融入他民族的两种情形：“一种是被迫的，有如被匈奴、西羌、突厥掳掠去的，有如被中原统治者派遣去边去屯垦的士兵、贫民或罪犯；另一种是由于天灾人祸自愿流亡去的”③。这些“移入其他民族地区的汉人很多就和当地民族通婚，并且为了适应当地社会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也会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改变，过若干代以后，就融合于当地民族了”④。公元399年高昌国原是一个由汉魏逃亡到这里的汉人建立的国家，后被胡化；公元866年被回鹘占领后的西州，当地汉人的后裔融合于维吾尔族；“迁居于云南洱海地区的汉人成了白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①。这些都可以作为汉族被他民族同化的例证。
  就族群认同本身而言，学术界一般有“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观点。前者强调认同是处在内在根植的天然血缘、情感的认同，个体在此获得归属感；后者强调认同是出于工具理性的考量，从现实利益、生存的角度，选择特定的认同。也有一些理论试图将两者综合。而学者王明珂则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个人或人群都经常借着改变原有的祖源记忆，来加入、接纳或脱离一个族群；造成族群边界的变迁，也就是族群认同变迁（ethnic change）”②。即族群认同存在着一定的塑造，乃至想象。处在资源竞争的情境中，族群以此选择安全、有利的族群身份。在考察族群认同时，如果我们能将血缘、生存及族群记忆三个因素结合，则能较全面地考察一个族群认同的转变过程。
  2．“畲化”的界定
  学术界对于“汉化”的研究文字非常之多，但对少数民族同化汉族的研究则很少。但是民族之间相互混杂，借鉴吸收各自文化中优秀的成分是自然发生的，中华民族也正是经过了这样的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③。因此，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纯粹的自立于其他民族之外的民族，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模糊界限则让界定一个民族是否被另一个民族同化变成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对于畲族和汉族，他们之间存在两个缓冲地带，即“畲化”汉族与“汉化”畲族。有人认为“汉化畲族就是保持传统蓝、雷、钟姓氏，并通过姓氏来表现出民族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畲化汉族就是保持汉族姓氏，丧失汉族文化特征，同化于畲族，风俗习惯、信仰崇拜、行为方式、生产生活同于畲族。”①这里，将姓氏符号作为区分这两个群体的标志，并没有对“畲化”和“汉化”提出一个具体的标准，因此很难让人信服。
  傅衣凌先生和郭志超先生都曾对畲姓的变化进行了考析。他们根据史料记载先将某个姓氏认定为是畲姓，然后再进行考察，但对于怎样才算是“畲姓”也没有一个标准。我们认为某个姓氏是畲姓的前提是这批人具有畲族特征并被认定为畲族，因此在未确定他们是否是畲族前将他们的姓氏归为畲姓进行考察则显得不够严谨。为了避免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出现歧义，在本文中我们将除了畲族传统的盘、蓝、雷、钟四大姓氏外，畲族拥有的其他姓氏都归为汉姓。
  那么我们是根据什么将“汉姓”畲族认定为畲族？他们怎样才算是被“畲化”？下面我们将以虎头村为例，从三方面进行论证。
  一是政府的认定。20世纪50年代政府进行民族成分认定时将虎头吴姓村民认定为畲族。当年的“民族识别”工作有四个特点：第一，当年在收集各类材料以判定群体差别是否可以定义为“民族”差别时，主要的资料是历史、语言文字、服饰习俗等基本上属于文化层面的内容；第二，行政区划和管辖边界等政治层面的内容并不是当时的重点；第三，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各群体的体质差异并不明显，所以体质差别也没有成为识别工作的主要内容；第四，在“识别”过程中，对于当地群众的愿望给予特别的重视。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虎头村吴氏被认定为畲族是双向选择的结果，他们无论是在文化层面还是在心理层面对畲族都已经建立了深深的认同感。
  二是虎头村吴氏族谱、墓碑对其与畲族通婚的记载。虎头村现存四本（道光、同治、光绪、1953年）族谱，族谱里对每一代人的通婚情况大都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从族谱里可以看出吴氏世代都娶畲族女子为妻，且他们的女儿大都嫁给附近村庄的畲民。正是通过这样一代又一代的通婚，吴氏血统渐渐稀释，而畲族血统则不断增加，二者的血缘联系不断加强，通过血缘联系进而加强了文化方面对畲族的认同。在虎头村下辖的一个岔头自然村有该地开基始祖及其儿子的墓，开基始祖幸公的墓建成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其儿子的墓具体年代则已看不清。据墓碑记载，该地开基始祖娶的便是钟氏妻子，而他的儿子娶的则是雷氏妻子。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吴氏从迁移至岔头开始便与畲族通婚，通婚历史悠久。、
  三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地村民说畲语、唱畲歌、穿畲族衣服、过畲族节日。问卷调查表明，有81.6％吴氏村民会讲畲语，有36.4％吴氏村民在家庭中讲畲语，有52.8％吴氏村民喜欢穿畲族服饰，没有村民反对畲汉通婚。这些说明，虎头吴氏畲族村民已经具备了非常明显的畲族特征，不仅他们认定自己是畲族而且附近村庄的村民也都认为这批人是畲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