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文化层面的互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畲族文化对当时知识分子的吸引和畲族学校的创办。
  畲汉文化层面互动，首先表现在畲族文化独特魅力对当时汉族知识分子的吸引。畲族独特而神秘的民族文化，在20世纪初期由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对民族问题的关注这一历史背景下，吸引了当时知识分子，引起了他们对畲族及其文化的关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云和县浮云（即魏兰）所辑《畲客风俗》由上海虹口顺成书局印刷，日本东京清国留学生会馆发行。1923年胡先骕发表了《浙江温州处州间土民畲客述略》。1925年，沈作乾著《括苍畲民调查记》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一卷第4、5期刊出。1929年夏，上海同济大学教师、德国人史图博和李化民到景宁县敕木山调查，合著《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刊于1932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6号。1934年1月，浙江省第三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编，许蟠云、王虞辅、范翰芬撰的《平阳畲民调查》出版。
  作为经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有着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魏兰等人摒弃了旧时文人的大汉族主义，以平等的姿态对待畲族同胞，在做了大量调查的基础上，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写出了一批我国早期畲族研究的著作和文章，为后世畲族历史文化研究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下面以《畲客风俗》和《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为例，对这两篇论著及其作者作一评述。
  
  魏兰先生的《畲客风俗》，是由浙江知识分子撰写的我国第一部畲学专著，被后人称为“奇人所著的一部奇书”②。该书著成于“乙巳仲冬”，即1905年冬；初版于“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即1906年初。检索畲学书目，尚无先于该书的畲学专著。
  魏兰当年曾名噪京华，海峡两岸的辛亥革命史论，无不置其于光复会领袖人物之席位。其实，魏兰不仅是革命志士，而且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在书法、绘画和诗歌创作等方面都有建树。魏兰（1866—1928年），善画兰，因以为名，每画兰，喜出石傍，故字石生；乳名南南，号纫秋，别号再生，云和城内县前人。云和旧名浮云，又以“浮云先生”为号。陶成章先生在《浙案纪略》中说：“酿成皖浙案之原动力者，其人有三：曰敖加熊、曰魏兰、曰陶成章。”明确地指出魏兰在光复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对魏兰的《畲客风俗》，陈惠明作过如下评价：
  作为革命志士，魏兰具有一种火焰奔突的豪情和粗犷掩映下的细腻，连《畲客风俗》这样的学术著作也感染上了这种风范。这本书不是一般学者猎奇心态雾里观花的速写，而是作者自幼年至中年，怀着对畲族同胞深切的爱意和同情数十年潜心观察的硕果。我们读着此书，不像攻读某些艰深的专著，需要硬着头皮之类，只觉是在聆听大观园的管家凤姐在如数珍宝。畲族的历史、迁徙、耕作、稼穑、节日、婚嫁、祭祖、饮食、服饰、语言、诗歌、教育……被描绘成一幅幅风俗图画，远看似泼墨写意的长卷，近看像工笔重彩的绣品。只是魏兰其人才具备这种独树一帜的风采，也只有这样经历的作者才能充满自信地宣布：“所纪之事。均系亲目所睹，或畲客自言……无一虚事，亦无一苟且。”为了澄清众说纷纭的诸种传说，魏兰甚至潜入禁区，藏匿于畲族友人的小楼，窥视神秘不宣的畲族祭祖场景。这些原始积累的第一手资料被表述得如此生动真切，以至于今天本地的读者拜读之时不禁失笑，被作者逼真酷肖的描摹和丝丝入扣的刻划所动情。①
  由于时代的局限，魏兰的《畲客风俗》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瑕疵。如论及当时畲民性格、居住环境和卫生条件时，用词有不妥之处。②但是，正如陈惠明先生所说，“我们不必苛求前驱人物对现代科学方法的疏漏和怠慢，在马克思主义甚至达尔文进化论尚未传达到偏僻山乡之时，纵然是民族精英、先知先觉也难免作出令今人觉得荒诞、迷信的唯心臆断，作为历史与时代的局限，诚然不足为训”①。
  《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是史图博与李化民二人合著的，1932年南京出版社出版。史图博，德国人，新中国成立前任上海同济大学教师，业余从事民族学研究。1928年夏天，他和学生李化民到浙南和闽北，对浙江景宁敕木山等地的畲民作了调查访问，写下这个调查报告。
  这个调查报告，经前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的审阅和推荐，由前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作为专刊第六号正式出版。作者为了答谢蔡元培先生鼓励学术研究的厚意，曾在此书的扉页题辞：“献给浙江的民族学”，借以表达作者对在敕木山畲民调查中给予帮助的人表示谢意，对于倡导民族学，从事民族学研究并给与外国同道以鼓励和帮助而出生在浙江绍兴的蔡元培先生，表示深厚的敬仰之情。
  史图博和李化民在以景宁敕木山为中心的畲民地区，作了踏实的调查访问，写出了翔实的资料，文字流畅，富于趣味。书中附有畲民分布图和习俗照片，可供研究参考，他调查的项目相当全面，包括饮食服饰、婚丧礼俗、奉先祭祖、警示鬼神、语言民歌和氏姓传说等等。此外，对于“祖图解说词”、蓝姓家族“世谱”、敕木山等地畲民的历史、畲和瑶的民族历史渊源关系诸方面所作的解释说明，也是非常出色的。
  史图博和李化民是在十分艰苦条件下完成对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的。他们克服了当年交通、生活条件的种种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和困苦，完成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调查研究，他们对事业执著追求而表现的毅力以及与畲民亲切的感情、深入细致的作风，确实难能可贵，令人敬佩。②
  在上述学者的身上，体现了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的特点。他们摒弃“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用民族学、人类学的专业目光，观察、记录和研究畲族文化。他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学、人类学学者，但是，在研究畲族文化的过程中，他们能自觉运用“田野调查法”，深入畲村，与畲民直接交谈。避免了在前人的相关记述中寻章摘句和道听途说，避免了以讹传讹。他们在与畲民交往的过程中，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他们的学术成果，对畲族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畲汉文化层面的互动，还表现在畲族学校的创办。1912年遂昌县后江畲族村创办明德小学。1932年11月，景宁县开办城东乡立南泉初级小学，为景宁第一所畲村小学。1934年，文成县培头村畲民钟德彰在该村创办崇道小学。此为文成县畲村第一所村校。
  在畲村建学校，这对提高畲民文化素质，以便进一步与汉族对话、交流，实现畲汉文化互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畲汉文化互动，无可讳言，是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交会与互动，汉族文化必然更多地影响畲族文化。但畲汉文化相互接触，经过长久的时间，两者相互采借、适应，彼此都会发生变化。人类学的文化普同观（cu-lure universalism）认为，人类心理的基本状况是大体相同的，所有的人是完全平等的。文化内外环境相似的民族会产生相似的文化反应，而不同的环境尽管产生的文化面貌会有差异，但由于人类心理基本状况大体相同，因此在文化的不同部分也同样具有所有文化的共同特色。同时，也正因为人类的心智和心理的相同或相通，各个不同的文化之间才可以互相交流、互相传播、互相学习，各个文化之间的要素才可以互相借用、互相吸纳甚至相互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