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上金贝是宁德市蕉城区金涵畲族乡的一个行政村，村部海拔330米，全村82户、303人。云门村是周宁县唯一的纯畲族行政村，村部海拔150米，全村93户、460人。两个纯畲族村，在400多年的发展中，出现了不少类似的特点。
  一、先有寺，后有村
  上金贝村最早的建筑是金鄁寺（宋称“金鄁院”，明称“金鄁寺”，清称“金邶寺”，今多称为“金贝寺”或“金寺”，在此统一称为金鄁寺）。云门寺是云门村最早的建筑，也是周宁境内最早的佛寺。两寺于唐代先后建成，距今1100多年，历代地方史料均有记载。福建最早的地方志淳熙《三山志·僧寺》载：“金鄁院。金溪里。八年（按：承上文，指的是唐宣宗大中八年，即公元854年）置。”金鄁寺，原称金鄁院，建寺比宁德建县（闽龙启元年，公元933年）还早79年。所以至今宁德老百姓中还流传一句俗话：“先有金鄁寺，后有宁德县。”同书载：“云门院。东阳里。同年（按，承上文，指唐咸通二年，即公元861年）置。”①前后相距仅7年。历经1000多年沧桑，今云门寺唐代柱础、石柱、石槽等古迹尚存，正殿竖着直径60厘米、长5米的八角石柱，与金鄁寺尚存的完全相同。明黄仲昭《八闽通志》载：“金鄁寺，唐大中八年建，元大德间重建。”“云门寺，唐咸通二年建。”②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版《宁德县志》亦载：“金邶寺。在四都。唐大中八年建。”“云门寺。在十九都。唐咸通二年建。今亦存，有僧住持。”①
  而两个畲族村呢？上金贝村最早畲民是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迁入，“宁德金涵乡上金贝钟姓，祖可成，明崇祯十年（1637年）从罗源县迁入，后分迁于游家塘、下房、下金贝、鸟屿、院后、白岩、北山等处”②。后又有从宁德九都迁来，“宁德九都柴坑钟姓，第五世祖通达，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迁入，后分迁上金贝、百院、施洋、乌坑、赤溪炉头、闽坑、北溪、漈头枇杷顶等处”③。据金贝村《钟氏宗谱》记载：其先祖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由宁德县九都迁来，用20两白银向僧伯发购置山场，从而“奠立后裔之基”。可见，上金贝村形成于明末清初，距今不过三四百年。云门村蓝氏祖先蓝圣元，原居明末罗源县，他的第五子元祥迁居宁德县七都白岩④，后迁居云门上村，娶妻钟氏，生有三子，居住至今也不过400多年。
  二、最早村民为寺院佃农
  两村先祖是为寺院管理耕作山林田产而迁徙来的。我国古代寺院、道观多有常住田。据唐初均田令，“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⑤。唐宋是我国佛教发展的兴盛时期，福建寺院、僧人之多，全国罕见，寺田之多也是可想而知的。淳熙《三山志》载：“《旧记》谓：僧户与民参半。以今籍较之，直民田五之一。”⑥宁德县有“田，二千八百四十八顷九十一亩三步；民户，一千九百三十三顷九十二亩二角七步；寺观，九百一十五顷六十八亩一角五十六步；园地等，五千三百四十三顷七十六亩三角五十四步；民户，四千八百三十四顷四十五亩三角二十四步；寺观，四百八十九顷二十一亩三十步”①。寺田占总田数的32％，是民田的一半，可见宋时宁德佛教之鼎盛。“金鄁院……旧产钱二贯七百九十二文”，“云门院……旧产钱二百八十四文”②，看来两寺田产不少。寺院田产大多来自百姓和官僚贵族的捐献布施，“富民翁妪，倾施赀产以立院宇者无限”③；或是僧侣到远离城市的山区开荒而得，“异时截崖谷、挽藤萝，可望而不可到者，今奔蹄走毂，所至精舍”④。金鄁寺和云门寺，地处山林，可能就是聚僧开垦，自耕自食开发的。元朝统治者崇奉佛教，将大量田地赐予寺院，寺院的地产占有是空前的。明代寺院的土地虽不如元代的多，但各地大寺院也都有相当多的土地。到了景泰三年（1452年），令各处寺观田土，每所限置六十亩为业，其余都拨给农民佃种纳粮。⑤《宁德县志》载：“自唐迄元明，膏腴田尽为僧有。至嘉靖四十二年，兵食不足，取给于寺田。什六充饷四还僧。充饷者，亩征银二钱，以六分解司、四分办纳粮差。寺租之名自此始。”⑥明末“兵食不足，取给于寺田”，足见寺院地产占有规模之大。上金贝村民有一个传说，八都一个围塘就是金鄁寺建的，寺僧有到八都一带收田租；云门村民说，山上富濑村和山下下坂村的田地山林原多为寺有，“土改”后才分给附近各村。不要说远距离的，仅看今两寺之四周，其田地就极为广阔。
  唐五代福建寺院大多实行农禅并重的制度，将生活的本身看作禅悟之道，寺僧要亲自参加劳动，在劳动中悟得真谛。随着世俗封建租佃制的发展，寺院也在自己的田产上确立了自己的租佃制的生产关系，僧人在自耕有余的情况下将部分寺院地产出租给佃户，以收取地租，作为寺院收入，成为寺院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宋代以来，寺院的上层僧人可以不劳而食，逐渐演化为寺院地主。明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大量无地的劳动人口投靠寺院为佃户，靠耕种寺院的土地为生，成为寺院的依附人口。明代的佃户，与前代相比，法律地位有了明显上升。国家不再承认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在法律上都被当作平民看待。有了一些法律保障，佃农的生产独立性得到加强，也获得较多的人身自由。于是佃农不再像以前那样听任地主随意摆布了。因而，在明代中后期，才会不断出现像邓茂七一样的佃户起义，佃户的斗争性增强了。正是如此，寺院对佃农的管理力不从心了。有些佃农一连几年甚至数十年不缴租，有些则始终未缴；有私自拿走赀财占为己有者，甚至有反占寺院田山者。寺院不愿和他们对簿公堂，即使对簿公堂，世俗地方官府未必会对佃农施加惩罚，判决寺院胜诉。在这种情况下，寺院能做的只能是赶走坏佃农，将土地租给好人。租佃耕作寺田大都是汉族佃农。我国民族学家王虞辅对畲民作了大量调查后也称赞道：“畲民秉性，诚实、憨厚，与汉人交易，分文必偿，与人约，必实践。”“商店以其不失约，不短欠，认为好主顾；地主以其不抗租，不欠粮，引为好佃农。”“畲民勤劳、诚实、勇敢诸美德都具备，实为一般汉人所难及。”①而且社会关系没有汉族复杂，既没有宗法也没有地域的纽带联系，便于加强人身依附。所以，特招畲民来管理耕种田地。
  明末清初，畲族大迁徙的原因认为有多种，但畲族的生存土地空间过于狭小应为重要原因。但此时，广大最适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地域全被汉人占据，形成人口众多的大聚居。故畲民或迁到深山野岭偏远处开荒，或租种汉族地主的田地。畲族与汉族地主有着长期的民族隔阂，多不愿耕种他们的田地，宁愿耕种寺院的田地，甚至作为依附寺院的劳动力进行劳作，取得生存发展。再说，寺院作为佛祖神灵所在，使人们在同等强度下劳作的同时，感受到某种精神上的安慰。因此，两村畲族祖先应招前往两寺管理耕作广阔的田产山林，钟可成从罗源迁入上金贝，蓝元祥从七都来到云门村。
  畲族的迁徙应该是必然的，可到底迁往何处落脚呢？迁往寺院，成为寺院依附劳动力，得到寺院的庇护，也是不错的选择。畲族的迁徙是不是大部分存在这种模式，还要进一步证实。
  三、寺兴则村衰，寺衰则村兴
  畲族是一个热爱和平自由的民族，就像在《高皇歌》中所反映的畲族历来向往“自种林木无税纳，没有税纳多清闲”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自称“山客”。所以，除非官府强迫，畲民一般不会加入当地户籍。但是，“改籍为良，亦有清善政”，据《清史稿》载：“山西等省有乐户，先世因明建文末不附燕兵，编为乐籍。雍正元年，令各属禁革，改业为良。并谕浙江之惰民，苏州之丐户，操业与乐籍无异，亦削除其籍。五年，以江南徽州有伴儅，宁国有世仆，本地呼为‘细民’；甚有两姓丁口村庄相等，而此姓为彼姓执役，有如奴隶，亦谕开除”。连一直受歧视的蜑户都“准于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体编入保甲”，畲民没有理由不“照此办理”，所以“番、回、黎、苗、瑶、夷人等，久经向化，皆按丁口编入民数”①。
  至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两村畲民已定居多时了，但是当时的地方志上并没有出现两个畲族村名，而仍以寺名作为行政区划村出现。据《宁德县志·民居》载，八都一图统村有“漈山寺”，九都下有“白莲寺”，十都下有“龟山寺”，“凤山寺”归十四都，“云门寺”归十九都（只是，独金鄁寺却未出现在四都下，而金贝村名也没出现，不知何故）。据《清史稿》载，清初编置户口牌甲之令：“寺观亦一律颁给，以稽僧道之出入。”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更定为：“寺观僧道，令僧纲、道纪按季册报。”②说明此时僧道有编入民甲，寺、庵可以作为一个村。
  以此观之，两村畲民定没有加入当地户籍，只依附于寺院，并且对寺院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可能类似于徽州、宁国的“细民”，故畲民定居点不能作为独立村名出现。
  从两村的分布来看，钟氏祖先于寺前山下的地方建村，蓝氏祖先于上村弯中建村。很明显，畲民成为寺院的依附佃农，但不能与寺僧一起居住生活，只能远立定居点。寺院僧侣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部分，足见畲民深受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
  总之，在封建社会里，畲民政治上无地位、经济上受剥削、社会上受歧视，自己特有的文化是不可能得到传播发展的。
  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展开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寺院的土地全部没收，僧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宁德地区佛教界还发扬古代“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传统，组织佛教徒参加生产劳动，做到“农禅并重”。其中劳动生产成果显著的有宁德的金贝寺等。①而畲民分到与寺僧等量的山场耕地，佃农身份宣告结束，畲民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土地的主人，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云门原聚居于上村的畲民，至此才有不少人迁到山岗下近在咫尺的下村与寺院和尚并居。
  如今云门村有水田160多亩，旱地50多亩，茶园220亩，现种植有芦柑、蜜橘、脐橙、枇杷、香蕉、柿等多种水果200余亩，林地面积3000亩。上金贝有耕地面积361亩，其中农地110亩、水田261亩。当年粮食总产量103吨，亩产量278公斤，人均占有粮食407公斤，人均收入596元。②
  四、汉化严重
  初入两村的时候，实在看不出村里的畲族和汉族有什么不一样。他们的穿戴装束、居房室内、生产生活等，和周边的汉族一样。如果他们不是偶尔用畲语交谈，或者事先不了解他们的文化，一般人很难辨别他们的民族身份。
  畲族有许多优秀的特色文化，如今却逐渐消失，仅看其节日风俗就可见一斑。畲族与汉族一样以农为本，在时令节日里有举行祈求神灵庇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活动，但与附近汉族的风俗没什么两样，只是内容仪式上稍有不同。
  迎神节，又称迎祖节，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举行。迎祖活动是畲族人民
  用以表达对自己的祖先“忠勇王”信仰的一个传统活动，场面极其隆重。每家每户都要派人出力，只有妇女留在家里接神。迎祖队伍由神铳开路，其后是大铜锣两面，以敲“七声锣”开道；再后是“回避”牌、“肃静”牌、“龙虎旗”、五色“蜈蚣旗”、“八卦鲤鱼旗”等，还有“铁券”，多为小孩、老人扛着；再后是香炉，随后四人抬八角香亭，内安放始祖神像或祖牌；再后为“黄色三层万民伞”，俗称“龙伞”；之后是掌祖杖的族长或巫师，身穿神裙，头戴天尊宫帽，左手执龙杖，右手提灵刀和笏；最后是锣鼓吹班。沿途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十分热闹。迎祖队伍经过畲民家门口时，家家户户门前都排设香案和祭品，做“拦路供”，并交换神香，放在家里点着，以示请祖回家保佑。祖神进入总宫后，随即由巫师唱“祖公积德功勋大，后裔儿孙万代兴”，进行安座仪式，而后焚香礼拜，祈求全村平安大吉、田园大熟、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六畜成群。云门村附近的咸村和霍童，这种活动比两村更为隆重壮观，连宁德市区也有这样的活动，叫“迎翁”，并伴“迎灯”，多由各村轮流一夜，从正月十五到二月初都有，不同的是各自抬着自己的祖先和信仰的神而已。
  耕牛节，也称牛歇节。四月初八凌晨，畲族农民要把牛赶到山上吃露水草，梳洗牛身，做牛栏卫生，还以泥鳅、鸡蛋泡酒，或用米粥或薯米粥等精饲料喂牛，严禁对牛棍打鞭甩。这在附近的汉族那里被称为“做牛年”，摆上案供，祭牛神；辛苦忙碌一整年的耕牛，这天要得到休息，吃最好的。
  端午节，五月初五。畲民家家要上山采回三指大的茅菅叶，包糯米粽，每只扎成五节长的“菅粽”（附近汉族包的是四角菱形粽）以祭祖先，祈求平安，并互送亲友。各家备制“雄黄酒”，于中午时刻，在住房各个角落喷洒一遍，以除瘟驱疫。与周边汉人风俗一样，只是汉人从来不包五节长的粽。
  请祖节，也称祭祖节。七月初七午后，在家中厅堂设案祭供，挂祖图、立祖杖，除始祖外，也祭祀本姓祖先。祭祖时，先进香敬酒，焚香叩酬，一拜天地，二拜祖先，唱《高皇歌》。然后由长辈讲述祖先功绩、由来，世系行第，及家族家范，教导后人。畲族家祭是祭祖最常见、普及的一种形式。七月十五中元节同样是附近汉族最隆重、最虔诚、最普遍的祭祖活动，年节都可以不回家，这一天即使千里之外的人都要赶回家祭祀祖先。不同之处在于，由于古代封建制度和寺僧的压制，畲民祭祖时各家都大门紧闭，不让外人看见，现在成习惯了。
  冬福节，十月初十。畲民在秋收结束后，取刚收获的新米做饭，做糯米糍、杀鸡鸭，先供祭土主，以祈保民安宁，六畜兴旺，然后将糍分送亲友，以庆祝丰收，最后全家团聚尝新，按长幼顺序用膳，最后碗里要留一口饭，桌上要请本家长辈先“动箸”，以示尊敬老人，祝贺老人健康长寿。是日客人越多越好，据说“多一人尝多一人粮”。各人饭罢，还要盛一碗米饭放在桌上，称为“剩仓”，以示“年年有余”，称“做冬福”，俗称“冬节”。此与汉族一样，只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如今的汉族农民已经不在乎这个节日了。
  此外还有其他习俗，信奉神灵与汉族习俗大致相同，如二月初二，土地公生日，亦称土地福；六月初六，灭虫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九月初九，重阳节；十一月初十，团圆节；十二月廿九，过年节；大年三十除夕为完满福；齐天大圣生日等等。
  上金贝和云门村是畲族移民世代生息繁衍之地，畲族先民在此进行了不懈地奋斗和创造。但是，经过400多年封建制度的奴役和寺院的压制，畲民族自己特有的文化没有得到传承发展。现在畲族人不穿本民族的服饰，青年不会唱畲歌，不懂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不懂《高皇歌》，甚至有的不会说畲语，“上刀山”、“下火海”已成为传说。

①淳熙《三山志》卷37《寺观类五·僧寺·宁德县》。 ②《八闽通志》卷79《寺观·福宁州·宁德县》。 ①（清）卢建其修，张君宾纂：《宁德县志》卷2《建置志·寺观》。 ②蓝运全、缪品枚主编：《闽东畲族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③蓝运全、缪品枚主编：《闽东畲族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④明朝时，白岩村属六都。（清）卢建其修，张君宾纂《宁德县志》卷2《建置志·民居》载，明朝宁德县设三乡七里二十五都，清朝因之，六都3图统23村，下有白岩村。 ⑤《大唐六典》卷3《户部》。 ⑥淳熙《三山志》卷10《版籍类一·僧道》。 ①淳熙《三山志》卷10《版籍类一·垦田·宁德县》；（清）卢建其修，张君宾纂：《宁德县志》卷4《赋役志·粮税》。 ②淳熙《三山志》卷37《寺观类五·僧寺·宁德县》。 ③淳熙《三山志》卷33《寺观类一·僧寺》。 ④淳熙《三山志》卷33《寺观类一·僧寺》。 ⑤《大明会典》卷226《僧录司》。 ⑥（清）卢建其修、张君宾纂：《宁德县志》卷4《赋役志·粮税》。 ①《平阳畲民调查》，浙江省第三特区行政监察专员公署编印调查丛书第一种，民国23年。 ①《清史稿》志95《食货一》。 ②《清史稿》志95《食货一》。 ①《宁德地区志》卷32《宗教·佛教·主要活动·生产劳动》，1998年版。 ②蓝运全、缪品枚主编：《闽东畲族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