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闽东北山海环抱，远离喧嚣，百姓生活历来“不贾而足，虽荒岁不饥”①，很少受到兵革动乱的冲击。但如上所述，从明代中叶到清初的百余年间，却接连遭受“倭寇”之洗劫、南明清军之激战、“迁海开界”之反复，沿海遂常有荒残之地，畲人得以离开深山临时搭盖的草寮而入居，渐由游耕转为定耕，建房兴村。这些畲村，多数海拔不高。现有的234个畲族建制村，笔者查得212村海拔情况，兹将闽东沿海县份和山区县份各海拔高程（单位：米）的村数（单位：个）列示如下：
  说明：（1）材料主要采自前揭《闽东畲族文化全书·乡村卷》（189村），其余采自蓝运全、缪品枚主编《闽东畲族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俞郁田编《霞浦畲族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蓝纯干主编《宁德市（今蕉城区）畲族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2）海拔高程数据，“100以下”含100，“100—200”指100  以畲族建制村作为统计标准，有它的局限性，不能全面反映包括自然村在内的海拔情况，而且村落规模存在古今差异，当年的“主村”未必都会成为今日的建制村，反之亦然。但就总体而言，上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闽东北畲族聚居村的海拔分布格局：海拔较高的畲村，集中在山区县，但总数无多；沿海地区畲村多，且海拔不比同区的汉族山村高，也不比它们偏僻，典型者，如福安溪潭镇，共有11个畲族建制村，仅瓜溪海拔230米，张家山海拔160米，其余都在70米以下，其中6村在10—30米之间。它们只有一村为纯畲族村，而十个畲、汉杂居村，一半畲族人口多于汉族，一半汉族人口多于畲族。这是以建制村为单位而作的描述，深入到它们所辖的众多自然村，情况会更加复杂些。据《霞浦县畲族志》引述1989年的调查材料，全县畲族聚居的自然村有501个，其中186村畲族人口占90％以上，381村畲族人口占60％以上。①那么，畲族人口比例在60％以下甚至不如汉族人口多的自然村，尚有120个。郭志超指出，与其他地方不同，“闽东畲汉杂居的情形多一些”②。笔者认为，畲汉同村杂居，与这些村庄上述位置特点，当有一定的联系。
  闽东畲村群的形成，必须以畲族人口较大数量的繁衍为基础，而相对贫困的畲族人口的繁衍，又必须以获得基本口粮为保障，这就牵涉到明代中晚期以来福建粮食作物结构的一个重大变革。何炳棣早在1956—1957年就为文、著书具体论证美洲粮食作物玉米、番薯、花生和马铃薯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人口增长的巨大作用。③这些农作物后来在畲村也都颇为流行。当然，影响人口数量变化的因素十分复杂，何炳棣还谈到其他经济、行政因素和天灾（旱、涝）、兵灾的影响，但未涉及明清气候变冷问题，周翔鹤、米红对此有所纠补④。仅就闽东北畲村的大片成长而言，那些从美洲传入的不仅平原、而且可以种在丘陵的旱地、瘠土的高产作物，特别是度荒所赖的番薯，使无数贫苦畲民免于死亡，确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件。我们的这个看法，可以在方志的记载中得到印证。
  例如，何乔远《闽书》卷150《南产志》引其自撰《番薯赋》载：“其初入吾闽时，值吾闽饥，得是而人足一岁。”
  李拔《福宁府志》卷12《食货志·物产》“番薯”条载：“郡本无此种，明万历甲午岁荒，巡抚金学曾从外番丐种归，教民种之以当谷食。”又按语：“迩来生齿日繁，米价渐高，沿海民食，半赖于此。”
  卢建其等《宁德县志》卷1《舆地志·物产》载：“（蕃薯）今其用比于稻谷；切而为干，藏以待乏。”
  张景祁等《福安县志》卷7《物产》载：“其山田硗确，畲者悉种薯蓣，以佐粮食，贫民尤利赖焉。”
  大致说来，番薯对贫民的意义，远重于富民；对畲民的意义，远重于汉民；在灾年的意义，远重于平年。畲民开始大量集结闽东北的时候，机缘巧合，也正是番薯逐渐在这里推广开的时候。当地畲谣：“番薯米，吃到老。”这大大降低了畲民的死亡率。我们不能想象，没有番薯的传入和传播，畲村会像大把明珠般洒落在闽东北大地（仅霞浦县1989年调查，畲族人口占60％以上的自然村就有381个①）；也不能想象，从这里会迁出大量畲民到浙南立村安家，使它成为全国第二大畲族分布区。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