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江西肯定有名叫“猪市巷”或“珠市巷”等发音相近的地方，而且可能还不止一个，但那么多的姓氏都出自同一个地方，显然不太可能。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傅友德率30万大军入滇黔平乱，大获全胜。为了巩固边疆，扼守云南，明王朝留下部分军队，沿入滇通道次第布防，建立卫所，并将他们的家眷迁来，屯垦驻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调北征南”。洪武到永乐年间（1368—1424年），明王朝又以三年不纳粮租作为优抚条件，从中原、湖广、江南等省征调大批农民、工匠、役夫、商贾、犯官等迁居贵州，垦荒拓殖，并发给农具、耕牛、种子、田地等，这就是所谓的“调北填南”。那些江西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入黔地的。至今，东家人还流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从江西绑来的，途中还乘船渡江。他们现在走路时反手在背的习惯，就是因为当年被绑留下的，有的据说手臂上还遗有印迹。①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江西人是在这之后，因为其他原因如逃债、避祸、躲瘟疫等入黔的。
  由此推断，“猪市巷”很可能就是当年那些移民入黔前的一个集中地，而非他们真正的祖籍地。其中有的人甚至可能还是来自其他省份，而不是江西，所以在贵州的一些姓氏中，还有来源于南京猪市巷或江苏猪市巷等说法。正因为如此，所以，对那些宣称祖籍地在江西猪市巷的人来说，猪市巷也许并不具有寻根的意义，而只具有表征的意义，就像石壁村之于客家人，珠玑巷之于广府人，南京之于川滇诸多姓氏。这些地方或者是某个区域的先民流转迁徙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中转站，或者是他们情感归属的寄居地。
  事实上，由于江西距离贵州相对较近，通过湖南进入贵州较为便利，所以入黔的人也特别多，这在史籍上也有记载。在进入贵州的江西人中，很多人恐怕都是单身，因为在那个交通隔阻、疾病横行的年代，携家带口长途跋涉，所付出的代价太大，风险亦极高。这些单身汉在黔地落脚之后，只能与当地土著人家的女子结婚，以解决配偶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子嗣被逐渐同化，而成为贵州“苗蛮”中的一员。清人李宗昉就曾形象地描述了这一过程，他说：“凡他省人客黔，娶妻生子，名‘转窝子’。转窝所生，名‘门斗子’。再传，则土人矣。‘转’读去声。江西人尤多。”①
  在贵州的社会发展史上，这种民族间的融合曾长期存在。史料载，自春秋战国以来，就不断有汉人陆续进入黔地。民族融合的结果，是他们逐渐被同化，以致原有的社会文化特征丧失殆尽，而被人视作“苗蛮”种类。其中，最突出的例证当属宋家、蔡家。“宋家，春秋时宋人之裔。为楚所俘，放之南徼，遂流为夷”②，而“蔡家，本蔡国之裔。战国时楚将庄蹻灭牂牁，时蔡侯久为楚所灭，遂迁公族于牂牁，于是苗中有蔡家子矣”③。如前所述，即便东苗，也被认为是由唐代的“东谢”演变而来。对此，民国《贵州通志》评价说：
  宋元以前，中国对于贵州仅取羁縻主义，故其戍卒居留、亡虏迁徙，久则习已俱化，而汉族与苗族遂有血统之混合。今之苗族，由历史上溯其遗迹，盖尚有多数为汉族同化者，如苗中有宋家，宋家之遗民为楚放逐者也；有蔡家，蔡之公族为楚迁徙者也；有龙家，汉武帝时蜀之大姓迁于牂牁者也。又平越、黄平间之夭苗多姬姓，相传为周后；平越、清平间之西苗有谢、马、何、卢、雷、罗等姓。黎平间之花苗有张、陆、姚、李、朱、潘、杨等姓，凡此非豪族大姓之子孙，亦流寓客民之遗裔也。④
  由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一些在“调北征南”或“调北填南”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进入贵州的江西人，逐渐融入了此前已久居黔地的东苗中，而成为东家人的又一重要来源。好养鸭和善养鸭的生活习性，便是他们从江西带来的。明清时期，他们与东苗的融合尚不完全，而且又有擅长养鸭的明显特征，所以被称作鸭崽（子）苗，与东苗分属两个不同的苗蛮种类。清末至民国年间，随着文化融合的加快，鸭崽（子）苗与东苗日趋融为一体，而被人称为东家人。
  但是，既然东家人是东苗与从江西迁来的鸭崽（子）苗融合的产物，那为什么现在的东家人都宣称自己的祖籍地在江西？这是否意味着，历史上的东苗都消失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实，那些宣称祖籍地在江西的人，有许多就是历史上的东苗。而他们之所以宣称祖籍地在江西，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如赵华甫先生所认为的：明清政府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曾多次对起义的贵州土著民族进行大规模的血腥镇压。幸存者为了生存，被迫隐姓埋名，往外迁徙，并告诫其子孙后代，以后若遇官军盘问，就说自己是江西猪市巷迁来的，如此便可以避免官军的杀戮。①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则是，东苗原来实行子父联名制，没有像汉族那样固定的姓氏，②更没有文献记录的族谱，采汉姓之后，便像六堡村赵姓那样，直接抄录同姓汉人的族谱，于是便有了祖籍地在江西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