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本文所谓的闽浙赣交界地，在地理方位上，介乎东经118°09′—120°38′，北纬26°02′—27°28′之间，泛指明清时期闽之福宁府（州）①、福州府②、建宁府、延平府、邵武府③，浙之处州府、温州府，以及赣之广信府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地方的版图大致相当于今天福建省的宁德、福州、南平，浙江省的丽水、温州，江西省的上饶等6个设区市。人类学家潘光旦所云“至今闽、浙、赣东之‘畲’犹或自称‘瑶’”④，即实指这个地块的畲族。这里是当今我国畲族的主要聚居地，其中畲族分布广泛，所保留的自身文化丰富多彩。2000年该区畲族人口有368526人⑤，占大陆畲族总人口709592人的51.93％。因此，可以说闽浙赣交界地是我国畲族的“大本营”。但是作者将要论述的这块土地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空间（地理）、时间（历史）、权力（Power）作为社会生活动力学结构的三要素①的互动是本文所首要关注的。要理解这种互动，我们首先要摒弃一种时／空先验的世界观——即认为事件的发生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延展；时间和空间作为被动的“容器”被主动的人类关系所填充。当代社会理论对这种被动的空间观作出深刻的批判。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中，一方面权力作为一种力量间的关系而存在，另一方面这些关系本身就是空间性的。②当代地理学家的批判则更激进。例如，大卫·哈维③认为，空间本身作为一种关系，与其他的人类社会关系存在着辩证的关系：并非人类活动发生在空间中，而是人类活动改变着空间关系并且反过来为空间关系所影响。多林·马茜④则认为：空间并非传统认为的“容器”；任何空间／地点都是由物体（人的或者非人的）间的相互关系偶然构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关系存在于物体之间，并先于物体存在。这些对空间性的批判启发了我们重新理解传统的民族问题。本文中，我们将畲族人口在空间中的迁移作为一个关注点，不但是要重申畲民族的移民史，更在于对畲民族民族性的形成提供新的解释——在闽浙赣交界地中畲民完成了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建构，并且闽浙赣交界地作为一个关系的总体本身又在畲民族的建构过程中实现了其地理意义。换句话说，我们要理解畲族就不能不理解闽浙赣交界地，而要认识闽浙赣交界地就不能排除畲族的因素。
  本文的第二个写作要点是对历史建构这个概念的使用。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这个概念在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中被广泛使用，主要意义在于：通过批判社会历史事件的必然性，强调“当下”是通过人们意识或非意识的共同行动的结果。①这个概念本身具有很强的隐喻性质，通常意味着“偶然”、“多元”、“自反”、“断层”等等意向。本文通过引用这个概念，重新认识了畲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各种过去未被重视的因素，例如清政府在闽浙赣交界地的民族政策，元、明、清三代畲汉关系的互动特点等等，强调了畲民族形成是在众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偶然结果。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伴随着权力关系的不断变化，以及随之调整的民族定义与民族自我定义。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通过元、明、清这个“长时段”（lengthy period）②的时间，通过社会实践与符号形式③，畲民族在各种关系的互动中实现了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建构。本文是《闽浙赣交界地：地理枢纽与畲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一文的第一部分，即《闽浙赣交界地的地理禀赋和畲民迁徙行踪》。
  首先，我们从本文所关注的基本元素之一——空间入手，尝试着对闽浙赣交界地进行多维度的探讨。西方现代哲学自康德起，往往将时间（历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将空间（地理）仅作为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这种对地理的忽视已经受到许多现当代学者的批判。（Foucault,2007）其中，列斐伏尔甚至强调，空间对于时间具有优先性。④因为，空间最终要比时间更重要，空间的安排决定了时间的节奏和周期。⑤由此出发，本文强调了地理在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重要性，即一个民族的形成，地理枢纽是不可忽视的要素。所谓地理枢纽包括该民族“领地”之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总和，也即是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的总和，权力关系的总和。
  当把闽浙赣交界地作为整体的空间（地理）板块进行分析时，我们认为，在历代行政区划上，该地有着相对密切的地理关联。汉代，闽浙赣交界地属百越之地。直至“秦并天下，平百越，置闽中郡”①，其属地在闽全境、浙南、浙西南以及赣东部分地区。《明史》曰：“广信府，元信州路，属江浙行省。太祖庚子年五月为广信府。”②至明洪武四年（1371年），广信府改隶江西行省。闽浙赣交界地的核心区域，在武夷山脉的铜塘山一带，“周围约计三百余里，重峦叠嶂，密菁深林”③。从明正统到清同治年间（1436—1874年），在4个多世纪的长时段里，虽在行政区划上分属于闽、浙、赣三省，但三省地方政府采取统一行动，“勒石永禁，（铜塘山）亦名封禁山”④。封禁山一带遂成了与世隔绝、人迹罕至的“行政特区”⑤。
  从自然地理角度分析，我们发现，这个地理板块是闽浙赣三省地势最高的区域，其大部分地区均以中山、丘陵为主。以闽浙赣交界地的武夷山山系为最高点，在福建境内，地势自西北向东南下降；在浙江境内，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呈梯级下降，加之气候、土壤、植被等诸多特点，闽浙赣交界地遂为南中国亚热带雨林区之一，具备山区农业发展的基本自然条件。
  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闽浙赣交界地是“太姥—武夷”文化生态区，西北部连绵的武夷山脉呼应着东南部起伏的太姥山，两山流传着太姥娘娘与武夷君的远古神话传说。有学者认为，关于这两大传说流传时间，前者早于后者，前者是母系社会产物，后者是父系社会产物。就其流传范围，前者广于后者，既流传于太姥山脉又流传于武夷山脉的广大区域。⑥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二八载：“太姥山三十六峰，在长溪县（今闽东霞浦、福鼎、福安一带）。王烈《蟠桃记》：‘尧时有老母，以蓝染为业，后得九转丹砂法，乘九色龙而仙。汉武时，名曰太姥山，凡三十六奇。’”明《八闽通志》中引王烈《蟠桃记》：“尧时有老母家路旁炼蓝为业，后获九转丹砂法，乘九色龙而仙去，因呼为太母山。”并称，汉武帝命东方朔授天下名山文，乃改“母”为“姥”。①明代开始的福建汀州畲民大量迁徙于闽浙赣交界地，以种菁（蓝靛）为业。可能由于种植蓝靛的关系，闽、浙畲民聚居地均流传着老母原为山下才堡村姓蓝之畲女，因避战乱，上山垦荒植蓝，得道成仙。②以故，畲民称太姥娘娘为蓝太姥。
  闽浙赣交界地又是闽方言、吴方言、赣方言的交汇地。而且，方言岛的分布十分复杂。在闽地界的闽方言区内，有以福州话为代表的闽东片区和以建瓯话为代表的闽北片区。在浙地界的吴方言区内，有以温州话为代表的东瓯片区和以丽水话为代表的丽衢片区。在浙江南部洞头、玉环、平阳、苍南、泰顺、庆元等县又是吴语和闽语的交错区域。而福建北部的浦城大部地区通行吴方言。在旧广信府内，部分人群通行吴方言，而与之相邻的闽北人的语汇中存有赣方言。除此之外，还有星罗棋布于闽浙赣交界地的畲村畲语。以上是语言的大致分布，其实，就某个局部地理单元而言，语言的构成更为庞杂。民国《平阳县志》所载本地方言分布情况是有代表性的：“今以语言分别约有五派：曰瓯语、曰闽语、曰土语（俗称蛮语）、曰金乡语、曰畲民语。大别区之，县治及万全区，纯粹瓯语，小南则闽语十一，江南则闽语、土语、瓯语参半，金乡语唯旧卫所而已，北港则闽语六瓯语四，南港蒲门则闽语七八、瓯语二三焉。瓯语本为瓯族，闽语来自闽族，此最易辨。唯土语，江南一区有之，其称瓯语，为后生语，则似海滨土著，本作是语后，盖化为瓯语也。金乡一卫，前明指挥部属居焉，初自用其乡之语，后与土语相杂成金乡语。若佘民则散居南北港蒲门各山坳，其语亦居少数，相传先世自闽广来，盖本苗种，俗称畲客，谓为客民也。”①以上方言交汇现象是区域居民长时间交往与频繁迁徙的结果。就局部而言，讲畲语的人占少数，畲民“语言自为一种，亦不与郡国同”②。但由于闽浙赣交界处的畲族基本上同操一种语言，故清代八府的畲语在该区域中地位也同样重要。
  在军事形势上，作为三省交际处，闽浙赣边区占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多处谈及其所属府（州）为战略要地。如闽之畲民最聚居之地福宁州“州北瞰永嘉，南屏侯官，山川险峻，实为要地。《防险说》：‘闽、兴、泉、福、漳之地皆海滨要冲，然莫有如福宁之尤险者。……岛夷入寇，必先犯此，故防为最急也。’”③建宁府“府西带江西，东连浙右，形势四通，为全闽之藩屏，晋安之肩背，且束水襟山，号为奇峻，诚东南胜地也”④。延平府“府带两溪之秀（两溪，建溪、樵川也。）控群山之雄，噤喉水陆，为七闽要会。杨氏时曰：‘崇山峻岭为其郛郭，惊湍急流为其沟池，清明伟丽，为东南最。’……谚曰‘铜延平，铁邵武’，言其险要可守也”⑤。浙之畲民最聚居之地处州府“府湍流亘地，峰岭倚天，虽僻处一隅，而南邻闽、粤，可树捣瑕之功，东迫永嘉，已具建瓴之势”⑥。温州府“……是扼八闽之吭，而拊其背也”⑦。赣之广信府“府当吴、楚、闽、越之郊，为东南之望郡。……宋韩元吉曰：‘郡南控闽、越，东引二浙，隐然为要冲之会。’今自玉山以达三衢，自铅山而入八闽，诚毂绾之口也”⑧。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邓茂七、叶宗留凭借闽浙赣交界地的“险塞危峻”①，啸聚山林，就曾给三省造成影响力极大的政治震荡。
  以上从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闽浙赣交界地畲族人民的“生态龛”（ecological niche）作初步的梳理。随着元、明、清三代时间的缓流，从畲民与闽浙赣交界地的“偶然相遇”到对该地的“必然占有”，我们对上述空间的讨论将逐步深入。学界公认的观点是，在公元7世纪，畲族先民主要聚居于闽粤赣交界地。②到了明、清时期，畲民大量向北移居，逐渐填入闽浙赣交界地，该地遂成了畲族的主要聚居地。而畲族原有的聚居地，随着族际互动，文化融合，“畲（族）—客（家）”主客关系置换，便逐渐“出让”给了汉族的一支重要民系——客家人。大量史料、文献以及畲族谱牒记载，畲民陆续迁徙至闽浙赣交界地始于元代。一般而言，畲族迁徙有两个动因，即“戎”与“耕”（转战与游耕）。③在元代，畲军的抗元斗争席卷闽粤赣，朝廷对畲军采取了征讨与招抚的双重手段。“诏福建黄华畲军有恒产者放为民，无恒产与妻子者，编为守城军。”④“放福建黄华军，收其军器，其部长于近处州郡，民官迁转。”⑤在对粤、闽、赣畲军进行大规模的善后安置中⑥，也有部分军户流向浙江，《平阳县志》云：“按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八月，放福建畲军，收其军器，其部长于近处州郡，民官迁转。又《兵志》：‘福建之畲军盖乡兵也。’……畲民当即畲军之余众，元初负固不服。……迨降元后，处之旁近州郡，后渐流移入浙。与宁、绍之堕民、丐户，志称‘宋俘之遗’髣髴相类。其族则有雷、蓝、李、钟四姓云。”①总之，“畲之在闽，所谓被之声教，疆以戎索”②。畲军落籍，除了在沿途的征战中，有人滞留在某个地方安家落户外，其余大量畲民均由于封建朝廷的招抚和屯田，被控制在朝廷“立屯耕作”的地方休养生息。定居生活和户籍的建立，为畲民家族聚落的形成，设置了稳固的生存空间。
  畲族迁徙闽浙赣交界地的又一动因是游耕。“畲民崖处巢居，耕山而食，去瘠就腴，率数岁一徙。”③“凡荒崖弃地居之，耕猎以自食，不供赋役。……诸府游处不定。”④这种迁徙方式不带军事性质，而以纯粹的经济生活为主。因此，这种迁徙，不是人数众多的集团性行动，而主要以单个家庭或若干个家庭为单位，三三两两，徐徐而行，散点而动，迁徙的速度比较缓慢，迁徙的路线比较复杂。而且，他们所到之处，皆“居山寂处，自安化外”⑤。清初畲族学者蓝鼎元说：“自浙入闽，以仙霞为孔道，由浦城泛舟，下建宁，过延平，抵福州水口，皆崇山狭流，乱石布水面，急滩险绝……自浙东海岸温州入闽，由福宁州、宁德、罗源、连江至省城，皆羊肠鸟道，盘纡陡峻，日行高岭云雾中，登天入渊，上下循环，古称蜀道无以过也。”⑥差不多同时代的顾祖禹不同意这种看法：“昔人亦云闽中形胜大类巴蜀，此非通论也。”⑦闽地山川形胜虽有蜀道之难，却无蜀道之险，对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山地游耕民族而言，权且具有可作安身立命的人居之所的可能。闽浙赣交界地普遍相类的土壤、气候、动植物资源，适合畲民的经济生活。他们游移不定、耕猎并举，“随山种插，去瘠就腴，编荻架茅为居。善射猎，以毒药涂弓矢，中兽立毙”①。茶叶、苎麻等适宜于该地自然环境的经济作物都是畲民长期经营的传统产品，他们还擅长种植“畲禾”，一种长在山地“不水而熟”的稻谷。万历《福安县志》载：“又有一种山稻，畲人布之山坞。”②因此，闽浙赣交界地的畲民聚落的别称是“畲寮”、“苎寮”。
  明代是畲族开始大量迁徙至闽浙赣交界地的时期，当时，福建种菁（蓝靛）业特别发达，福建蓝靛品质尤其优良，明王应山《闽大记》卷十一云：“靛出山谷”，“利布四方，谓之‘福建菁’。”明王世懋《闽部疏》云，福建“蓝甲天下”。丰厚的利润使得蓝靛种植遍及福建全境。“种菁之业，善其事者汀民也。”③汀民即闽西汀州府居民。“汀之菁民，刀耕火耨，艺蓝为生，编至各邑结寮而居。”④乾隆《宁德县志》云：福宁府之宁德县“嘉靖初年，外郡人来县栽菁”，“种菁之业，善其事者汀民也”。“邑以靛青为业者，大抵汀人也”。“居山者不事锄畚，听从菁客佃作。如西乡几都，菁客盈千。凡菁客佃作之山，皆深岩穷谷，非平原旷野可树桑者比”。⑤乾隆《古田县志》载：“畲人深居幽谷，其素艺则开垦荒巅山崖，自耕自食，并有栽靛者。”⑥菁民足迹遍布福建，并延至浙、赣。浙江《云和县志》载：“赤石、四都、桑岭、九都间，纯乎闽音，多福建汀州人侨居者。”江西《广信府志》卷一载：该府禁山之后，仍有“附近民居棚民，或窃入樵采……搭棚居住者，多系闽人”。据载，这些闽籍棚民多姓钟，即畲民。⑦据明末熊人霖《南荣集》记载，当时，种菁之所有山主、寮主、菁民三类人等，“山主者土著有山之人，以其山俾寮主艺之，而征其租者也。寮主者，汀之以居各邑山中，颇有资本，披寮篷以待菁民之至，给所艺之种，俾为锄植而征其租者也”。①菁民则出卖劳力，与寮主为雇佣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寮主，经济上受其支配。种菁者有着更为广泛的称呼，曰“棚民”。《清史稿》云：“棚民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县内，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艺麻种菁，开炉煽铁，造纸制菇为业。”②由此可见，棚民群体中包括菁民，而菁民群体中主要是汀州畲民。畲民“大略与浙之棚民，云、广之苗徭相类”③。“菁民者，一曰畲民，汀上杭之贫民也。每年数百为群，赤手至各邑，依寮主为活，而受其佣植，或春来冬去，或留过冬为长雇也。”④由于畲族大量迁入闽浙赣交界地与种菁业有着关联，畲民聚落又被专称为“菁寮”。加之上述的“畲寮”、“苎寮”，在闽浙赣交界地所谓“三寮”亦泛指畲族。
  自元至清，发生在闽浙赣交界地的涉畲战事既有类同于以往者，又有相异。如元、明之交，据《明史》记载，闽浙赣交界地的处州府所出现的“苗乱”、“寇乱”均与畲民有关。《刘基传》载：“刘基，字伯温，（处州府）青田人。……（元至正年间）山寇蜂起，行省复辟基剿捕，与行院判石抹宜孙守处州”。“（二十二年，1285年）会苗军反，杀金（金华）、处（处州）守将胡大海、耿再成等，浙东摇动”。⑤《胡深传》载同一事件：“胡深，字仲渊，处州龙泉人。……处州苗军叛，杀守将耿再成，深从平章邵荣讨诛之。”⑥《章溢传》载：“章溢，字三益，（处州府）龙泉人。……从平庆元、浦城盗。……胡深出师温州，令溢守处州，馈饷供亿，民不知劳。山贼来寇，败走之。……贼寇庆元、龙泉，溢列木栅为屯，贼不敢犯。”⑦《杨荣传》载：“杨荣，字勉仁，（建宁府）建安人，初名子荣。……永乐末，浙、闽山贼起，议发兵。帝时在塞外，奏至，以示荣。荣曰：‘愚民苦有司，不得已相聚自保。兵出，将益聚不可解。遣使招抚，当不烦兵。’从之，盗果息。”①潘光旦在解读上述《明史》传记时，认为：“此所云贼或寇不必多数是畲，然其中必有畲，松阳、丽水尤尔”，“言温、处间山贼，其为畲可无疑”。②浙之处州为穷山恶水之地，在元、明之交的社会动乱中，素有反抗传统的畲民参与民众的起事，与统治者对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同样发生在闽浙赣交界地，以后的涉畲战事，却有着比较明确的政治目的，并服务于当局或某个军事集团。如万历《福安县志》载，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四月初三，倭寇进犯，知县李尚德“复令晓阳快手并民壮召畲人协战”③。顺治初年，南明大学士、兵部尚书刘中藻抗清，当他“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金（华）、衢（州）。取苎寮、菁寮诸种人，练之为卒”④。“上谓金衢巡抚刘中藻曰，选练精兵，可取于苎寮、菁寮、畲寮三项，此议诚是，取用之后，即当给示，免其差徭，仍勉令与百姓相安，兵数准一千，衣甲银两，准于该州动支二千两正项，务其兵精而饷不糜。”⑤刘中藻所率“三寮”之兵于“崎岖山谷，聚众万人，遂复庆元、泰顺、寿宁、宁德、福安、古田、罗源诸县。……又复福宁、长乐”⑥。刘中藻的畲军迂回于闽、浙之间，由于该地历来为战略要地，给南下的清军造成很大的麻烦。清军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刘中藻被迫退守福宁州福安县城，与清兵展开殊死决战。顺治六年“己丑正月二日（闽浙）总督陈锦提满洲兵十余万，树栅列寨，困围四月，孤城食尽，外援陡绝”。刘中藻之畲军坚持了4个多月，刘“遂以四月十二日自缢卒。……士为之死计九千七百余人”。⑦死难士卒中有大量畲民。据畲族宗谱记载，有的还隐姓埋名流落乡间。⑧这是闽浙赣交界地影响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涉畲战事。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闽浙赣交界地也是太平军活动区域，现存的文字资料无法表明该地的畲民是否参与其中。但是，同治年间（1862—1874年），浙之处州府蓝三满编唱的长连①《长毛歌》却表达了强烈的政治倾向。蓝氏《长毛歌》云：“咸丰皇帝心不通，出来理事人不容……广东金田好风光，出了一个长毛王／长毛也是天生子，口出圣旨治万人……是我天下由我管，亦无官府来争去／长毛造反一个皇，一行兵马随身上……长毛造反是好人，亦何捉来亦放心②……”③这个长连也流传于闽东畲族乡间，畲民对“长毛”造反是同情、拥护与歌颂的。
  由于闽浙赣交界地的地理枢纽作用，区域的历史渐渐地开始关注本文的主角——畲民。不同的他者（官方与民间）于不同的场合对他们有了“苗军”、“山寇”（“山贼”）、“棚民”、“菁民”、“畲人”、“畲寮”、“苎寮”、“菁寮”、“畲民”等种种称谓。这些称谓是对畲民的指代，同时也影响着畲民的自我定义，并且每个指代的背后都包含着众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义。这些称谓的交替出现，说明了畲民已然在闽浙赣交界地的历史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随着近6个世纪长时段的社会实践，闽浙赣交界地逐步演变为适宜畲民生存的社会空间，他们也逐渐享有了生存权与话语权，畲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建构逐步实现。

①明代为福宁州，清代雍正十二年（1734年）升为福宁府，“割福建之寿宁来隶，增霞浦。乾隆四年（1739年），复析置福鼎”（《清史稿·地理志》）。 ②福州市（福州府）虽不直接与浙江省接壤，但是由于域内连江、罗源、古田等地均是畲族主要聚居地，在行政区划上又时时与宁德市（福宁府）相联系，福州市与宁德市均属于福州方言区，据《福建省志·方言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载：“闽东方言区18个市、县，大致包括历史上的福州府和福宁府两府的属地，这一带在元初曾同属福州路……政治区域的一致，长期共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有了语言共性，形成闽东方言的共同特点。（第7页）” ③延平府虽然不与江浙接壤，但在明清为“延建邵道治所”（《清史稿·地理志》）。建安府、延平府、邵武府三者关系密切，同时，与福州府关系特殊，较多移民来自福州府。延平府、邵武府中的部分县（市），今属于三明市。 ④潘光旦：《中国民族史料汇编＜明史＞之部》（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26页。 ⑤其中各设区市畲族人口：宁德159040人、福州48152人、南平27516、丽水73054、温州52588人、上饶8176人。 ①艾伦·布莱克韦尔、戴维·麦凯主编：《剑桥年度主题讲座·力量》，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作者认为此处将Power译为权力更加合适。 ②Foucault,M.(2007).Questions on geography.In J.W.Crampton, &S.Elden,Space,Knowledge and Power:Foucault and Geography(pp.173—184）.Aldershot,UK.Ashgate． ③Harvey,D.（1996）.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erence.Oxford:Blackwell． ④Massey,D. (2005).For Space.London:Sage． ①Hacking,I．(2000)．The Social Constructionof What?Boston:HarvardUniversityPress． ②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史学理论术语。 ③参阅雅各布·坦纳：《历史人类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④参见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⑤参见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82页。 ①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95，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366页。 ②《明史》卷43《志第十九·地理四》。 ③同治《上饶县志》卷5《阨塞》。 ④光绪《江西通志》卷53《山川略·山八·广信府》。 ⑤参见陈支平：《清代雍正年间政府官员考察闽浙赣边区生态环境的解读》，载《厦大史学》（第二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127页。 ⑥参见卢美松：《太姥传说与畲族渊源》，载《畲族文化研究》（上册），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①《八闽通志》卷12《地理·山川·福宁州》。 ②参见卢美松：《太姥传说与畲族渊源》，载《畲族文化研究》（上册），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晋江人蔡永蒹于清嘉庆时作《西山杂记》，认为华安县仙字潭摩崖石刻“乃商周之时畲人留伯所镌……经畲吴昱战太君越。庆功时，太母夫人称贺。太母者，太姥也。摩崖石刻古文如舞女，即蓝太武族翩翩起舞也。”《西山杂记》还把蓝太武族与历史上福建“七闽”并列，包括泉郡之畲家、三山之疍户、剑川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岩之龙门潭、漳郡之蓝太武、汀赣之客家。作者将“泉郡之畲家”、“漳郡之蓝太武”作为“七闽”之二族，这两者均与畲民有关。 ①符璋《平阳县志》卷19《风土志·民族》，民国14年刊本。 ②乾隆《仙游县志》卷53《拾抚志下·丛谈》；《清史稿》卷359《列传》一四六。 ③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96，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421页。 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97，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435页。 ⑤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97，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458—4459页。 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94，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320页。 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94，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338页。 ⑧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85，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960页。 ①光绪《江西通志》卷53《山川略·山八·广信府》。 ②《畲族简史》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畲族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③参见蓝炯熹：《畲民家族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223页。 ④《元史》卷98《兵志》一。 ⑤《元史》卷13《世祖本纪》十。 ⑥“汀、漳屯田：……成宗元贞三年（1297年），命于南诏、黎、畲各立屯田，调拨见戍军人，每屯置一千五百名，及将所召陈吊眼等余党入屯，与军人相参耕种。为户汀州屯一千五百二十五名，漳州屯一千五百一十三名。为田汀州屯二百二十五顷，漳州屯二百五十顷”。（《元史》卷一百《兵志》三）。民国《平阳县志》云：“……潮阳县宋都统陈懿等兄弟以畲军七千人降。……南恩州宋门宣赞舍人梁国杰以畲军万人降。……”（《平阳县志》卷19《民族》。） ①民国《平阳县志》卷19《民族》。 ②（清）杨澜：《临汀汇考》卷3《兵寇考》。 ③（清）卞宝第：《闽峤〓轩录》卷1《霞浦县》，见《福建文库》。 ④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34，见《古香斋秀珍本》光绪九年刊本。 ⑤《平和县志》卷12《杂览志》。 ⑥（清）蓝鼎元：《鹿洲初集》卷12《福建全省总图说》，载《鹿洲全集》（上），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 ⑦顾祖禹：《福建读史方舆纪要叙》，载《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632页。 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防闽山寇议》。 ②万历《福安县志》卷1《舆地志·土产》。 ③乾隆《宁德县志》卷1《舆地志·物产》。 ④熊人霖：《南荣集·防菁议上》，《文选》崇祯十六年刻本。 ⑤乾隆《宁德县志》卷1《舆地志·物产》。 ⑥乾隆《古田县志》卷2《风俗·畲民附》。 ⑦转引自卢美松：《太姥传说与畲族渊源》，载《畲族文化研究》（上册），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①熊人霖：《南荣集·平菁寇凯歌叙》，《文选》崇祯十六年刻本。 ②《清史稿》卷120《志九十五·食货一·户口田制》。 ③同治《仙游县志》卷53《拾抚志下·丛谈》。 ④熊人霖：《南荣集·平菁寇凯歌叙》，《文选》崇祯十六年刻本。 ⑤《明史》卷128《列传》第十六。 ⑥《明史》卷133《列传》第二十一。 ⑦《明史》卷128《列传》第十六。 ①《明史》卷148《列传》第三十六。 ②潘光旦：《中国民族史料汇编＜明史＞之部》（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27页。 ③万历《福安县志》卷9《杂纪志》。 ④光绪《福安县志》卷22《人物》。 ⑤《思文大纪》卷6《痛史》第六种。 ⑥光绪《福安县志》卷22《人物》。 ⑦光绪《福安县志》卷22《刘中藻忠烈传》。 ⑧民国福安县和安畲族村《钟氏宗谱》载：“宏公世居大林，相传明季从戎苏江（今苏阳村）进士刘公讳中藻。后不遂，隐居上广。” ①畲族称长编叙事歌谣为“长连”。 ②意为“长毛”每到一处也抓一些人，但是只抓坏人，不抓好人。 ③《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