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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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分管精神文明工作的时间较长，前后达10年。这期间，还分管过统战、对台、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工作，同时也协助抓过农村工作，促进农业扶贫山地综合开发等。当时还稳妥地处置过对台海上突发事件，积极探索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在这些工作中，尤其使我难忘的是，1994年开展的104国道拓宽工程。其实，就在抓坟墓治理的同时，我一生中在国道上的第三次战役就已悄悄拉开了帷幕。
  从1993年底福建省公路资料看，福建省可通车的公路只有43558公里，这个数字比广东省少，比浙江省、江西省略多。如果从公路等级比上看，全省一级公路仅54公里，二级公路也仅有457公里。整体上对比，20世纪90年代，整个福建省公路与经济发达的京、津、沪相比，落后了。福建省一级公路所占的比例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公路情况如此，而位于全省较为落后地区的闽东的公路就可想而知了。
  作为福建省主要对外通道的104国道闽东段，北起福鼎汾水关，经柘荣、福安两县市，南出宁德油车岭，全长216公里。公路始建于1955年，当时是按六级路标准设计的，砂石路面，宽5～6米。1971—1987年整整16年，才拓宽改造为6～7米的沥青路。但路面仍显窄，而且纵坡大，弯道半径小，行车难而险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且有日益突出之势。特别是这种灌入式施工的沥青路，一旦来一场大雨，便全线坑坑洼洼。
  试想想这种公路，20世纪80—90年代，从福州、厦门等地接投资商，山路十八弯，不知道已经“吓”跑了多少客商。
  在柘荣县宝剑宅路段，海拔800米，每年冬季冰天雪地，为避免事故只好封路。104国道闽东段被过境司机戏称为“不三不四”（即有三级路也有四级路）。这条公路在崇山峻岭之间盘旋，危险路段很多，经常发生事故，不仅效率低，而且安全都没保障。很多从外地进入闽东的货车司机看着“通天道”心生寒意，都要请闽东当地的司机来开车。
  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这时，闽东的交通问题立即突显出来。有山、有海、有丰富资源优势的闽东，在交通“瓶颈”上无法显示出优势，反倒由此进入“恶性循环”——路不畅，客商不来投资；没有客商投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停歇不前。
  举一个例子，当时闽东极为“珍贵”的大型企业宁德罐头厂，因为这条路，一年就损失了100多万元！
  “闽东不富，天理难容！”前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发出肺腑之言。改造闽东公路势在必行。但改造整条104国道闽东段，全线拓宽需要多少资金？5亿？不够。6亿？难说。
  104国道的改造还不仅仅是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当时，一个企业，一年因为路问题损失一百多万元。如果改造花三四年，又有多少企业能经得起亏损？104国道改造面临重重挑战！所以当时，全省将改造104国道，称为“先行工程”，意味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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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104国道改造工程的日子是1994年10月28日。
  我记得那天——1994年10月28日，福鼎汾水关路段16公里建成通车，时任省委副书记的林开钦同志专程前来祝贺。上午10时，通车典礼结束。11时，福鼎县政府六楼会议室一场关于路的会议开始了。作为负责全省“先行工程”的省委副书记林开钦总结说，汾水关的最终实现通车，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
  1994年10月，省委副书记林开钦带了一帮人马来闽东，专门为我们交通问题进行研究。当时讨论的结果是，高速公路一时干不了，先应急一下，开好五段路，即宁德城关至漳湾码头、甘棠至下白石码头、霞浦城关至三沙码头，这三段路改造成能通集装箱汽车，把三个码头用起来。此外，福鼎城关至分水岭与温州接上，与温州段水泥路面的公路和码头、机场接轨，屏南、古田至水口大桥与316国道接上，大桥要赶在水口水库蓄水前建成。这五段路被他们称为“五龙齐舞”。这五段路都是港口和高速公路或改造好的国道的连接线，很实用，得到大家的赞成。
  其实在这一年的时间内，关于104国道改造到底怎么做的问题，省委领导和省交通厅、公路局的负责同志到宁德进行调研，与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陈增光同志、专员汤金华同志和有关部门一道，全线察看了解104国道，还专程到过104国道温州段调研。我们一行在福鼎与福鼎县委一起研究，如何加快福鼎县城至汾水关路段拓宽改造问题。
  通过几次考察调研，闽东104国道改造工作有了明确思路。根据当时确定下来的思路是：104国道改道势在必行，它与高速公路不重复，也不能互相替代（104国道从宁德—福安—柘荣—福鼎走，可直接辐射周宁、寿宁。而高速路是从宁德—霞浦—福鼎走，但覆面小）；抓紧做好高速公路前期工作，争取立项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早日审批；104国道改造立即着手进行。这三个思路当时是在霞浦宾馆酝酿形成的。当晚，林开钦副书记一点钟把交通厅的领导和我们叫起来召开会议，并达成了一致意见。
  第二天从霞浦回宁德的途中，原地委书记陈增光把汤金华专员和我叫到他的车上，就在车上，我们议如何实施全面拓改任务。
  回到宁德市的当天，陈增光书记召开地委扩大会，当时林开钦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议讨论通过了104国道改造的方案。随即，宁德地委、行署决定，104国道闽东段改造，以福鼎汾水关段为样板路，全线原则上沿原路拓宽，路基12米，路面9米，一律铺设水泥路面。
  最挠心的是工期。这么大的工程定多长时间改造完成呢？一年？两年？还是三年呢？最后林开钦同志一锤定音：当年春节前完成路基拓宽，第二年即1995年7月1日前基本完成路面铺设，全部拓宽改造的工期为8个月！
  于是，地委提出“铁心拼搏”，拿下104国道改造！在“铁心拼搏”的口号下，地委、行署做出了“三级书记到国道”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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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委决定后，104国道改造就迅速地进入从先行工程到全线展开阶段。
  为什么当时对104国道的改造下如此坚定的决心！现在可能有些人不了解当时104国道的情况。
  当时宁德公路与外地对比的尴尬现状，从细处上说，始建于1955年的104国道，不仅路窄、弯急、坡陡，而且当年是按原六级公路技术标准修建。近40年来，个别路段虽有改善，但交通量的迅速增长，严重超过了公路的负荷能力。
  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全区昼夜平均汽车交通量已达4154辆，是20年前的16倍，是40年前的50倍。由于在超负荷状态下运行，导致行车缓慢、堵塞、事故频繁。104国道的闽东段实际上成了北通温州、南抵福州的“卡脖子”地段。
  不过，104国道要从原来的7米宽拓改为路基12米、路面水泥路9米宽，且要在一年内完成任务，依靠闽东当时的财力是非常困难的。当时，地委成立了领导小组和104国道拓改指挥部，地委正式确定由我担任总指挥。
  虽然时间紧，任务重，资金紧缺，但为了宁德的发展，我也是知难而进，接受了这项任务。不久，一场“国道线上尘烟滚，千军万马战犹酣”的宏大场面就在闽东人民面前拉开了序幕。拓宽改造104国道，在闽东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
  面对机遇，地委、行署狠下决心：“两关抓突破，中间分段包。”全民动员，上下齐心，投入拓宽改造。在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下，省交通部门的支持帮助下，沿线县（市）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目标一致，铁心拼搏。许多领导亲临指挥，夜以继日；许多干部坚守岗位，废寝忘食；许多民工不畏艰难，苦干大干。
  特别值得赞扬的是农民群众，路线划到那里，不管是拆房占地，二话没说，毫无怨言。福安市东昆村一大片被誉为“摇钱树”的芙蓉李，恰好是国道改造的必经之处，农民们得知消息，“忍痛割爱”主动砍伐，为国道扫清障碍，为国道作出了奉献。
  主动砍伐“摇钱树”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典型的。
  1955年修公路时，福安东昆村死活不让公路穿村而过，理由是五帝庙的灵气不能破，导致后来的公路只好放弃平路，选择高高的东昆坡。40年来，东昆人亲见了有路的村的种种好处，饱尝了当初自己种下的“果实”。而今，当知道104国道要改造了，当初的这班村委成员还是“上门找理”，但这次却是强烈要求改造公路。
  1994年10月，地委成立了以原地委书记陈增光为组长，行署专员汤金华为副组长的国道改造领导小组，我出任地区总指挥部总指挥。随后，各县（市）也相应成立以当地县（市）书记、县（市）长为一把手的指挥部，并在沿线乡镇中心地段设立了分部，作为“战地前线阵地”。
  必须在春节前完成的路基拓宽工程称为“第一战役”，必须在1995年7月1日前基本完成的路面铺设工程称为“第二战役”。这对担任总指挥的我来说，压力很大但信心也很足。有一次，在到省里开政法工作会议回来后，我没有进家门而是直奔国道工地。根据指挥部一线工作人员统计，从1994年11月26日到1995年1月28日第一战役的64天里，我有49天是在国道上度过的。
  亲临一线，目的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检查质量、督促进度，也让现场的所有人知道，地委定下的军令状不是一纸空谈。在这个实打实的要求下，各县（市）指挥部负责人也做到了“三个一”：每一天深入施工现场，了解每一个施工队现场工作情况，掌握每一地段的进展和质量。在那个时期，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们率领筑路民工开上一线，一同干在公路上、吃在公路上、睡在公路上。而当时较为困难的是没有施工机械，第一战役中要靠千万双手、千万双肩。
  全市人民和驻宁部队为了致富而积极投入修路的情景十分动人，可说金涵水库大会战后没有见过那场面。当时，八都镇韩丹村78岁的畲族老人雷弟四带着儿孙和乡亲们来到工地，没有工钱，没有补贴，他们自带工具，自带口粮。
  104国道改造，又让我想起了金涵建设水库的激情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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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道改造中，湄洋岭攻坚战是我记忆中难以磨灭的一段。
  按照制定的改造方案．我们已经预计到湄洋岭拓宽是这次战役中难啃的“碉堡”。湄洋岭是宁德和福安交界的分水岭，山高路陡，沟深崖危，不夸张地说，一路万仞壁立，全是硬邦邦的花岗岩。用推土机，推不动；用挖掘机，挖不动。全靠打出炮眼，用炸药开炸！但要使原来6米的窄路基拓宽到12米，又尽量不影响原有的路基，用什么办法呢？
  经过商讨，几经实践，我们终于总结出了一个方案：分层次开挖，多炮眼分设，小量爆破，分片爆破。为了攻破这个硬骨头，这个时候，我们原本打算借机械设备，现在狠下心来掏出60万元买了两台大型装载机，用于快速清渣和搬运砂石料。
  设备有了，方案有了，湄洋岭上风钻轰鸣，钢锤锵锵。半座山包，几十层楼高，就这么一橇一眼地削下来。到了晚上，依旧是人休息机械不停止，一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为了削掉弯道，工人们在50坡度以上陡坡上攀援；为了炸掉一个巨大悬石，爆破手们腰扎安全索，攀上高高的悬崖，吊在半坡上安放炸药。
  就这样，在外人认为几乎不可能在50天内能完成的情况下，国道建设者却创造出了一个奇迹般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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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坚战又岂在湄洋岭。
  这整个横穿闽东的104国道，修路所需的巨大资金该如何筹措？当时确定的方针是明确的，“举债修路，收费还贷，引进外资，施工队垫资，群众投劳，社会捐助，争取补助。”但真正实施起来，没有一个容易转起来。
  对此，我们要求省交通厅、省公路局在历来倾斜闽东交通事业发展的基础上，给予104国道拓宽改造更大的倾斜！积极向上争取有了结果，省里作出了回应：对闽东的改造工程给予资金倾斜。短短8个月，省交通厅各业务部门123人、近400人次来到闽东国道改造一线指导。省交通厅副厅长张莘民直接下来指点督促指导，省交通厅系统的干部职工还为闽东国道改造工程捐款20万元。
  作出默默奉献的又岂在工程第一线。围绕104国道改造，以巡警为主的政法队伍日夜巡逻，地委、行署工作组明察暗访，地县交通、公路部门派出大量监督、监理人员不间断地拉网检查。特别是为了保障施工中道路畅通，地区交警的同志们付出了许多汗水。
  当时，地区支队与有关县市的交警大队出动大批警力，把岗位直接设在国道和分流线上，进行全天候站岗巡逻。保证施工安全，道路畅通。福安交警大队的临时驻地就设在湄洋岭，在现场通宵达旦的轰鸣声中，交警同志们坚守岗位，指挥过往车辆。湄洋岭20公里单行道的另一头则由宁德交警大队来把关，当一头放行时，另一头就实行管制。我记得，11月底的一天，由于连日降雨，道路泥泞不堪，车流在坡道上打滑，行进缓慢。偏偏在30日那天，八都路段出现了大塌方，一辆江苏省的大货车又断了半轴，躺在路中间动弹不得。瞬时间，104国道上出现严重的堵车！第一时间得知消息，我们组织地区交警支队和宁德交警大队的大部分警力赶到现场紧急疏导。随后，又抽调来公安与武警的同志前来协助。当时的现场，全部警力达到了180人，按分工，有的交警同志组织民工清理塌方，有的交警同志在各个路段上警戒，有的割来山草垫入车底。整个雨天，没有一个人穿着雨衣，大家抡着膀子干。为了这次紧急疏通，我们边疏通边检查，从八都段走到湄洋岭福安界，并在福安界内指挥疏通的接应工作。
  用“不容易”来记录104国道改造的那段日子，一点都不夸张。当时，我确信为了给闽东人的闽东路争光，大家的心还是会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最后，工程在1995年下半年就完成通车任务。
  回想起来，这项工作能得以顺利完成，当时我们主要靠四条：一是靠领导责任，从地委、行署到各级党政领导齐上阵，把任务分解下去，分段包干；二是靠群众力量，充分发动群众，召集千军万马，挑灯夜战，奋勇拼搏；三是靠精神动力；四是靠上级的支持。
  当时我倡导唱三首歌，那就是《敢问路在何方》、《爱拼就会赢》、《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三首歌激励了闽东人干事业的精神：没有路要干出一条路，路是靠人走出来的，怎么干？只有靠铁心拼搏，拼了才有路，目标实现了，我们就可以自豪地唱着歌走在大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