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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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我分管过政法工作，抓过“严打”，搞过综治。我所做的这些事，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都与软环境建设有关，大都是做人的工作。
  其实早在1986年，我就开始分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而且一抓就是11个年头。
  在基础条件与经济水平非常薄弱的那些年月里，我们努力工作，锐意创新，突出特色，也培育出了一朵朵不朽的文明之花。在下面我将以较大的篇幅来告诉大家，这11年中，我所经历的一些事。
  我接触精神文明工作，是从“学三明”，抓“五讲、四美、三热爱”工作入手的，从20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对此不会陌生。在这个时期，“学三明”，创建文明县城、文明村镇、文明单位以及“双拥模范城”等活动成为当时精神文明工作的主色调。
  三明市当时是我省精神文明建设的标兵。而“学三明”，是全国性的一项活动。在闽东这个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老区来说，我们“学三明”不能硬搬。
  根据实际情况，我们主要是搞城市精神文明片区建设和治理“脏、乱、差”。记得当时做得比较好的应该算是蕉城的鹤峰片区。那时搞精神文明片区建设，主要内容是召集市民学习宣传，办夜校，通过集中学习来带动全体市民讲文明的意识，进而提高市民的素质。当时召集前来参加学习班的对象有居民中的代表，有单位骨干等。鹤峰片区在开展这项工作中，抓得很实在，也取得显著成效，后来还得到了省委表扬。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三明市的典型经验成为我们最好的实践榜样，并在我区“嫁接”成功。成功来自于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
  三明市的经验都是有着普遍意义的东西。诸如，“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抓住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党政军警民共学共建”、“把环境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等。但这些经验中最根本的一条是“贵在坚持，好在共建”，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
  三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当时能达到那样的一个水平，绝非是一年半载之功，而是十年来坚持不懈、日积月累的成果。
  因此，我们当时特别注意以我们闽东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实施方案，做到扬长避短、不搞花架子。
  闽东地区是“老、少、边、贫”的地区，也是驻军较多的地方。从这个实际出发，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发挥闽东革命老根据地的政治优势，如何与部队进行“共建”，怎么样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怎么样体现边界、沿海地区的开放窗口作用等方面。当然，也要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着力克服因为贫困造成的精神上的束缚和经济上制约等不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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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开始抓精神文明的那一时期内，我们探讨得最勤、做得最多的还是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对于广大农村来说，经济要得到发展，就必须要解决好一个关键，那就是农民的文化素质问题。这个问题恰恰就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原因，当时闽东的贫困面还相当广，科技文化设施落后，人口文化素质也比较低。农村的商品经济不发达，农村群众的商品意识、市场观念相当薄弱。同时，由于农村中的集体经济脆弱，与此相应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巩固和发展缺乏雄厚的物质基础。一句话，当时的广大农村农民学科技、用科技、走市场的条件是很差的，甚至可以说几乎是空白的。时任地委书记习近平提出“滴水穿石”精神，在闽东做事业要有这种精神。
  当时，农村群众传统观念还很强，普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小农意识，很难适应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这种牢固存在于思想中的落后观念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只有改变这种滞后的观念，破旧立新，才能从根源上清除落后腐朽的东西。俗话说，致富先治愚嘛，至于经济贫困，精神不贫困。
  针对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提出，在农村抓创“双文明”，既抓精神文明，又抓脱贫致富。既然精神文明的建设需要物质来保证，在农村加强新思想新观念的宣传教育和抓好生产实践双管齐下，让群众看到实效、得到实惠，岂不是一举两得、相互促进的好事么？
  当时，我们的工作主要立足两点：一个是整治农村落后环境，改善村容村貌，大力建设新农村；另一个就是在农村加强文化阵地建设，提高农村农民的文化素养。
  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方面，我们通过争取资金修建道路，通电、通水，实行规划，建设新农村。而在文化教育方面，我们主要引导农民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掌握和运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
  在贫困地区农业人口还有相当部分是文盲和半文盲的情况下，对农民先进行文化普及教育，再使他们掌握农业实用科技，并不是一种现实可取的办法。当时采取的最现实的途径就是结合综合开发农业资源，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这一时期，为了在精神文明工作方面抓出效果，我们实行全区自己评“双文明村”的举措。通过多番调研，还专门下发文件，制定标准，每两年评一次。可以说，农村精神文明工作主要是靠“评”出来的，靠评来推动工作的发展。那些年，我区的精神文明工作在全省都是有位置可排的，不管是在各级的会议上，还是在典型经验的介绍中，宁德地区的精神文明工作也是举足轻重的，走出了一条特色之路。
  山城周宁县的际头村，很好地实践了农村“双文明”建设，取得颇有影响力的成效。由于这项工作的创新，全省老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现场会便被安排在了周宁县召开。
  那一年，也正是周宁宾馆完工后第一次接待客人。前来的人很多，大约有一两百人参加会议。由于是省级的会议在这里举行，那时从城关到乡村，道路硬化、环境整治、黑板报专栏都搞得很到位。这也是我区规模最大的一次精神文明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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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是衡量一个城市档次与水平的标尺。在当时，“创城”的条件相当严格，对于闽东这些小城镇来说，起点太低，这不仅是说底子薄，连最起码的投入都跟不上，比不了那些大中城市。
  当时，我的认识是，不能因为基础差而抱怨，或者自甘落后，无动于衷。既然在形象硬件方面我们跟不上人家，那就转而求其次。另外，通过创新一些形式，抓出一个自己的特色来，也是做出成绩的一个路子。
  于是，当时就花了很多的力气，做了城市中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楼的创建工作。
  在工作中，还有另一项相关工作不能不说，那就是创建边界文明县城。这项工作在当时开展得相当不错的，成效也很明显。1990年10月5日，福建省边界县创建文明县城联谊座谈会在福鼎县隆重召开，浙江省、江西省及本省边界兄弟地（市）县派代表前来传经送宝。
  1991年5月，福建省委在三明市召开全省精神文明建设会议。我参会回来后，宁德地委就在福鼎县召开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并制定了90年代精神文明建设总体目标和前五年的具体规划。规划要求通过五年的努力，全区要有5～6个县城、每个县要有6～7个乡镇分别达到省级文明县城、单位标准。地直机关要有8～10个单位达到省级文明单位标准。规划出来以后，各县（市）都把这个目标纳入了“八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两年中，我们先后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治理“脏、乱、差”、“文明礼貌月”活动；创建“三优”的文明县城、文明单位、文明村镇，开展以“两德”建设为重点的“爱我闽东、建我闽东”和“三抓三创一开展”等一系列群众性竞赛活动；开展军警民共学共建，抓社会治安治理、“扫黄打丑”、“除六害”和“五提倡、五反对”等活动。
  通过这些循序渐进的活动和不断地探索，初步形成了有老区、少数民族区、边界地区和沿海岛区、县市城区等不同层次的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新格局，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从当时统计调查的情况看，干部群众的文明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党政机关作风和社会风气明显好转，科技、文教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而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本身也形成了气候，不断地向广度、深度推进，水平层次不断提高。
  从数字上看，当时全区涌现出学雷锋小组19087个，服务项目有528项，参加活动总人数达85万人次，受省和地县表彰的文明建设先进县城2个，文明村镇有178个，文明单位883个，文明院楼5180个，受省地县表彰的精神文明积极分子有127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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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在当时的闽东农村开展精神文明工作是困难重重的话，那么，在闽东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则是难上加难的事情。这里的工作难在基础，难在根深蒂固的落后观念。
  闽东的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是生活在山区地带，由于自然条件及长期以来的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与外界交往融合较少。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地区的文化基础差，群众受教育程度非常浅。由于地理条件差，自然环境复杂，导致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生产和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
  1990年统计，全区有畲族、回族、壮族、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同胞165408人。这些少数民族分布在9个县（市），120个乡镇，734个行政村。其中畲族乡就有8个，畲族行政村140个。在当时仍有88％的行政村没有通公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进出，仍然要靠肩挑人扛。有80％的行政村没有通电，生产资料和农副产品的加工全部要依靠人力操作。
  由于少数民族大都远离城镇，办学条件比较差，相当一部分的少数民族山村小学借用民房、祠堂、庙宇、仓库上课，入学儿童的巩固率、升学率还十分低。
  1987年，宁德市少数民族在校学生情况是：小学3281人、初中112人、高中只剩10人。据统计，当时全区少数民族文盲、半文盲率达60％以上。在20世纪90年代初，闽东少数民族地区多数还处于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状态，生产发展的速度和经济效益都低于全区的平均水平，相当一部分地方仍没有摆脱贫困和落后。
  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
  当时，整个指导思路是立足闽东少数民族精神文明建设仍处在初始阶段的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奋斗目标，振奋民族精神，促进新观念的树立，努力把闽东少数民族民族村庄建设成为经济初步繁荣，社会安定，科教文卫有新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记得当时提出了努力坚持一种精神（团结友爱、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每年创立两个文明村；树立起三种观念（商品经济观念、集体主义观念、科技兴农观念）；做到“四通”，实现通路、通电、通广播、通电话。做到无赌博、无买卖婚姻、无铺张浪费、无乱砍滥伐、无封建迷信。努力在五年内接近或赶上当时全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中等水平。
  反过来说，一个村庄，如果能够实实在在实现这几个目标，也就能让群众安居乐业。如果提出不切合实际的口号，做不到，停留在墙上纸上，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人的素质、物质基础建设、移风易俗活动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三个主要方面。并且认定两条道：一是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三色企业”，即绿色的茶林果药，蓝色的水产养殖业，白色的小水电；二是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当好城镇配角。
  在一个文盲半文盲占60％以上的地方，讲提高人的素质，讲科学种田、讲商品生产和经营的知识，讲社会主义新道德风尚，可以想象会有多么的困难！对此，我们紧紧抓住了“教育”这个环节，主要靠实行优惠政策，对献身于少数民族边远地区教育事业的教师，给予各种优待；然后制定切合实际的教育形式，以保证教育质量；重视成人教育，如办夜校，传授一些农业实用科技知识等。
  对闽东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内容极为丰富的畲族文化，既不能一概保留，也不能全盘否定。我们的做法是在尊重的前提下，根据群众的意愿，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积极引导，循序渐进地开展移风易俗。跟进做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组织专业队伍从事挖掘整理畲族民间文化工作，收集整理歌谣、音乐、舞蹈、武术、教育、文学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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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由于宁德地处东海前线，闽东一直都有驻军。如何处理好部队与当地群众的关系，实现军爱民，民拥军，搞好军民共建工作，这也是当时精神文明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那些年，闽东为创建军政军民亲如一家，军爱民，民拥军的局面，以形成“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血肉关系，为国防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应该说，我们闽东在探索如何搞好军民“共建”这块工作上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路子。
  在2000年撤地设市前夕，我区共有军民共建单位四百多对，并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如霞浦县北霜村、福鼎市台山村先后被评为全国军民共建先进单位，福鼎市连续两次被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城”，霞浦县连续4次被评为“全省双拥模范城”，宁德、福安市连续两次被评为“全省双拥模范城”。
  军民关系，犹如鱼儿离不开水。如何加强军政联系，增强群众基础，探索一条规范的共建之路，是我这个老军人当时思考的事情。
  闽东的军民关系亲如一家，这与我们通过探索，寻找到了几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工作方法有直接的关系。
  这其中的一条，就是“法制化”。地方建立相关法规制度，为军民共建提供了制度保证。并且还成立专门机构，如双拥共建领导小组、军民共建工作部等，为共建活动提供了领导保证。在群众中广泛开展“爱心献功臣”等活动，为共建工作夯实了群众基础。
  再一个，就是“办实事、解难题”。闽东的部队，为地方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我们地方，也要为部队官兵生活和工作创造好的环境。
  当时，主要是支持部队“菜篮子”工程建设和发展农副业生产。在团以上驻军单位中，抓“四个一”工程，在高山、海岛、沿海开展“三个好”活动，支持部队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建设。
  当时，“沪杭—福广”国防光缆闽东段的施工任务就是在地方的大力支持下才顺利完成的。
  我们还及时解决随军家属就业、驻军子女入学问题，拓展“智力拥军”新路子，为适应部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工作的需要，在共建结对子中的学校、企事业单位，发挥其人才、知识、设备的优势，为部队开设文化辅导点、电脑应用操作培训班、家用电器维修等，深受部队官兵欢迎。
  还有一点，就是“拓宽”，不断地开拓共建的领域，给这个工作注入的新生命力，使活动不断深化。
  当时共建领域是很广的，比如开展军地共建党支部活动、开展文明社区共建等。在城区里，军地双方领导把军民共建活动与创建文明社区工作紧密结合，积极开展了“七联七共”活动，开展了扶贫挂钩共建、社会治安共建、文化建设共建、服务网络共建等。共建单位除了在重大节日开展拥军慰问活动外，还经常性地开展军民文体活动，如知识竞赛、演讲会等比赛，有些文体活动还请军嫂共同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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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文明工作，不能不提到闽东的一项特殊的工作——整治乱建坟墓。
  启动“青山挂白”整治，源于时任省委书记贾庆林到我区调研时，就公路沿线和农村乱占地造墓、违规建庙等严重问题的批评。当时，他有感而发，写下：“轻车出松城，忽闻爆竹声；疑是春来喜，只见送葬行；抬头坟楼近，林木愤不平；恶习何时了，还我青山情！”
  按当时不完全统计，全地区居民在城区、风景区和104国道、省道沿线第一重山共建有坟墓9911座。其中1995年以来新建222座，违规乱建寺庙、教堂共102座，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影响了精神文明建设和闽东的形象。
  省委、省政府历任领导，就闽东的公路沿线乱建坟墓问题，曾多次提出过批评意见。
  这一次，省委领导同志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后，终于激发起了我们解决问题的决心。地委、行署领导都十分重视这一问题，通过专题研究后，坚决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专项治理乱建坟墓、寺庙的精神要求，把这项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办实事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采取禁堵与疏导、整治与管理、普及科学知识与转变思想观念相结合的办法，打一场狠刹乱建坟、乱建庙的治理“两乱”攻坚仗，还青山一片绿。
  这是一场具有历史性和群众性意义的事件。1988—1989年间，在全区范围内展开了国道、省道第一重山乱建坟墓的治理工作。
  也许现在大家对人死后进行火化已没有过多的心理抗拒，然而，这事在十多年前依然会被一些人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要将人家的祖坟给“治理”掉，肩上要承担的重压可见会有多大，那可是多少个世纪形成的东西。如今要一下子把它去除掉，对于很多群众来说几乎无法接受。有人干脆说，干这种对祖宗不敬的事，那是要折10年以上阳寿的。地委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负责，尽管我是本地人，为了大局，我也只能知难而进了。
  治理乱建坟墓，我们整个领导小组是花了心血的。那时候，我们为了搞清国道两侧究竟有多少坟墓，均属于什么类型的，经常是一周要往下跑数次，每一次都要上山，一座座坟墓进行登记造册。
  由于群众思想上并不是很开明，有些人会制造一些小麻烦，如将自家的坟墓说成是古文物或烈士墓之类。我们全都耐心对待，坚持从实际出发，经过多方调查取证后，再作最后决定。绝不草率处理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也绝不轻信那些无中生有、思想顽固分子。
  当时这项工作，我一直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原则。没有依靠群众，没有做通群众的工作，花多少人力物力都是无济于事的。现在看来，走群众路线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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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次次集中治理，全地区在这项工作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成效。当时，国道、省道、城区、旅游风景区等山上乱建坟墓、寺庙的歪风已经被刹住，没有出现新的乱建现象。原有乱建坟墓、寺庙基本得到治理。截至1989年10月下旬，9911座乱建坟墓已处理9804座，完成应清理数的98.9％，其中104国道4县（市）和霞浦县、古田县已全面完成；102座违规乱建的寺庙已处理97座，完成应处理数的95.1％。
  与此同时，我们进行堵疏结合，破与立协调进行。在治理过程中，我们大力推行殡葬改革，加快公墓建设。充分利用已筹建起来的宁德、福鼎市2所殡仪馆。
  据统计，当年1—8月份火化量比上年增加20％。两市还将两道沿线的乡镇、村依次列为火化区。在公墓方面，宁德、福安、福鼎、霞浦、屏南、寿宁等县（市）都在抓紧规划、建设和使用之中。据当时的统计，实行公墓葬式的县（市）有6个，乡镇级有30个，村级有194个。尤其是福安市龟龙山公墓首期建造1500个墓穴，当时一下子就售出1200多个。
  在堵与疏、破与立的结合下，群众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是党员、领导干部带头清理自家祖坟。甚至有的“风水先生”也带头深埋了祖坟。这些事例在社会反响都非常大，群众深受教育，许多人自觉自愿地参与到了治理活动中来。
  当时柘荣县有一个80高龄的陈启源老人，在听到治理乱建坟墓的宣传动员之后，带着其他老人分赴陈家各户筹资，将占地30多平方米、长达600多年历史、后代涉及2万余人的陈姓大墓进行深埋。埋墓的当天老人们还特地请来县委书记、县电视台记者，实地监督，现场录像。老党员陈春成动情地说：“风水转了六百年，再大的坟也没有今天的好政策给我们带来好日子，留着它给娃娃们丢脸啊！”
  还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是福安市二建公司刘波弟主动迁墓的事例。一年前，他在赛岐镇下赤地段修建一座造价5万元的坟墓。在改建国道时，他曾以两万元捐款保留下来。在这次治理中，他却主动搬迁了。
  治乱变精神，主动挣脱陈规陋习的人越来越多。如原福鼎市政协常委、长溪诗社主编卓亦溪老人逝世前留下一首诗：“两眼一闭万事休，没灵没魂没要光；遗体易臭妨四邻，当天火化莫停留；骨灰存放累后代，撒在桐江向东流。”原本一定要给老人修坟墓的儿女们，遵照老人的要求，不再操劳父亲死后建坟之事。
  这次集中专项治理，仅仅是完成阶段性的任务。之后，全区有关部门开始建章立制，加强了管理。民政部门则搞好殡改工作，加快公墓建设；城建部门则对公墓规划和建设工作进行了安排；文明办引导群众抵制乱建坟墓、移风易俗，并将之列入精神文明创建、评比、考核内容；公路部门对国道、省道两侧的乱建和绿化加强了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