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1
我从山冈上走出来，思想很单纯，所考虑所做的事大多仅凭朴素的感情。自懂事时起，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穿上绿色的军装，自豪地守卫着祖国的边疆。就是到了后来，也是觉得如果能学会开摩托车，多少是学会一门手艺，也不失为赶个“时髦”（那时的摩托车可是个稀罕物）。而对于当不当领导，能不能当上领导，我连做梦也没去想。然而，时光流转，在我过了而立之年之后，却有了当“领导”的机遇。
1977年3月，组织上决定让我到宁德县蕉城公社担任副书记。我原先从事的是公安工作，现在做党务工作，现在让我从一般干部到有了领导职务。虽然事情来得突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我知道，这是党组织对一个少数民族干部的信任，是党的民族政策使我拥有了这一份机缘。
有了职务就意味着肩上有了责任。我就在思想上给自己定位，要摆正自己的位子，当好书记的助手，书记是夏品金。同时边学边干，尽职尽责完成好党委分工的工作。
虽然在蕉城公社任职只有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但绝大多数时间我都抽空用来了解熟悉蕉城发生的实际情况，一边学习一边磨合工作。当时做的主要工作是协助书记抓政法治安，还有积极配合实施完成车里湾围垦工程以及妥善处理南门务本村与贵岐村的海埕纠纷问题。
1978年11月，组织上调我到宁德县金涵公社担任党委书记，肩上的担子又加重了。
金涵虽小，却是宁德县城的郊区。当时县内数得上的企业如罐头厂、茶叶加工厂、造纸厂等都在这个区域内，也算是工业聚集地了吧。但是，就金涵公社本身而言，群众的生活还是很贫困的。因为除了104国道沿线的几个村外，还有许多散布在大山中的村庄，农民的生活都穷得很。
作为“一把手”，在工作中许多事就要自己去独当一面，这就要求领导者对事对人都有一个独到的见解和原则。在任期间，我除了继续加强学习之外，同两委成员一道，认真贯彻省委县委精神，大念“山海经”，千方百计帮助农村脱贫致富，同心协力，推进金涵的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及发展经济方面，当时的主要是决策指挥金涵大桥建设成功，组织开辟上金贝茶园，创办里占果场，努力推进金涵的经济社会事业的新发展。
2
1978年的金溪大桥建设，是当时完成的一个最大的基建项目。那时，金涵公社通向宁德县城的要经过金溪走石踏板路。在我到任前，这里曾出现过多次因洪水来袭冲走人的事件。不仅如此，一旦发大水，金涵通往县城的通道就被切断，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极大不便。就在这年夏天，又有一个村妇到单石碑采猪菜经过金溪时，被大水冲走了。
一次次惨痛的教训让解决这个问题变得紧迫起来。
金涵，自古以来，是宁德县西部和北部七八个乡镇与宁德县城的必经之路。特别是山区虎坝、洋中、石后3个乡镇，以及邻县古田的鹤塘、杉洋等数个山区乡镇十多万人口，与沿海的商品往来、人员交流都要经过金涵公社所在的金溪村、涵内村等地，人来人往，不绝于路。在这里，金溪和岚口溪两河汇流，在金涵平原上，仿佛写着一个大大的“人”字。由于金溪、岚口溪属于山区河流，水量变化极大，因此，历史上这里修桥屡建屡塌。仅在旧县志中，就有“东大桥”、“西大桥”等石桥梁名称，而今，却只剩下一些遗址。直到1956年，当时闽东的第一条公路“福汾公路”建设时，才在金涵乡境内，104国道与宁（德）—古（田）公路结合处附近建了第一座现代的桥，解决了千百年来行路难的问题。而金涵乡的大部分群众，则由乡政府附近的一座旧桥，就近前往宁德县城。由于1976年8月的一场台风，金溪水暴涨，将这座旧桥冲得无影无踪。整整三年，河两岸的群众生产生活极为不便。虽然距宁德城关仅数里之遥，遇到大水，只能“望水兴叹”，或者绕上几公里路，费工费时。有的群众家在岸的一边，耕作的田地却在溪对岸，遇到大水，只得冒险涉水过河。金涵公社的干部有时从乡里到城区办事，也是涉水过河。没有桥，道路也无从改善，交通不便，经济发展也受到根本性的阻碍。
群众的呼声、干部的急切、发展的压力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也给了县里领导决心。后来，县、乡两级班子经过研究决定，在金溪上架一座高标准的、能够防御大洪水的桥梁。
施工的过程，也充满了挑战。
当时，担负工程指挥的是公社武装部长雷祥彬，主体工程建设施工的是莆田施工队。为了抓紧工程建设进度，赶在枯水期前将大桥主体建成，在大家同心协力下，终于赶在翌年的春汛到来之前将大桥主体建成。一年后，大桥正式
通车。近30年来，这座桥一直是乡里通往县城的主要通道。
交通的变化，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些必要的条件，然而要改变金涵落后的面貌，却要有更为广阔的思路和点子。当时，我的思路是通过两种渠道进行：一方面除了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就是努力发展集体经济。
1978年，公社决定选择项目发展集体经济，一方面可以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另一方面群众也能从中得到收益。
那时还在兴办公社集体企业。当时金涵公社最大的社办企业是农具厂和建筑队。生产资料还是集体所有。因为有合作的基础在，当时召集社员、派发义务工还是很容易的事。公社根据土质情况，确定在里占村附近的山坡上开发一个柑橘场。公社向各大队承诺，社员们先投工投劳，等收成时按一定的比例返还。因为那时社员们基本上都没有经济来源，不存在投资一说。在上金贝村兴办茶场也是一样，同样通过发动群众投工投劳的办法，开辟了二百多亩茶园。
这种发展经济的模式大家都出了大力气，特别是参与开垦的农民花了很大的代价，付出了心血。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模式在管理上显示出不少的缺陷，因此经营不好，投劳投工的农民也没有得到过什么利益。但柑橘场和茶场从荒地上产生，多年来，也为社会创造了不少的财富。
两年时间一晃而过，我离开了金涵，到县里去履职了。在金涵做的以及还未完成的工作，留下许多值得去探索的思考。如何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经济有一个质的好转？这个课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这期间，组织上选派我到省农干校学习，使我掌握了一些农村农业知识。这为我今后在基层工作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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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9月，组织上决定让我到宁德县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1978年，宁德师范开设了民族师范班，招收畲族初中毕业生。1979年，全地区输送32名畲族干部到各类中专院校和各级党校深造，并在检查落实民族政策的同时，提拔任用副科级以上畲族干部24人。
截至1980年，宁德地区全区畲族脱产干部已经达到426人，其中，当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4人，县长、副县长2人，公社正、副主任（镇长）18人。同年，1980年11月，宁德县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新一届县人民政府成立，在这次大会上，我被选举为副县长。在任副县长期间，我主要工作是配合县长抓好公安政法和文教、卫生、民族等工作，当好县长的助手。这一届的县长是郭世英。
1983年12月，宁德县人民政府换届选举，我当选为县长，任县委副书记、政府党组书记。县委书记为杨家盛。选我当县长，这真是一个连做梦都没有想过的事。现在再回过头去看我的政治生涯，如果说在蕉城公社、金涵公社任职是一个前奏的话，那么从这一刻起，我走上领导岗位是新的开端。
一县之长，掌管着数十万民生的大事！这一瞬间，我被一种从心底里油然而生的责任感深深地震撼着。我心中充满着复杂的感情，却一时没法言表。在静下来的时候，我曾细细地回顾了我所走过的足迹。
我心里很清楚，我从深山里走出来，是党培养了我，是人民哺育了我，是老干部们帮助了我，是群众信任了我，才让我走上今天这样的重要岗位。我深知这个岗位之重要，责任之重大。说实话，我当时的压力大极了。
那年我虽然已经38岁，但我个人还是觉得自己担任县长，不仅从事领导工作经验不足，能力和水平也很有限，能驾驭一方经济发展的能力还远远不够。但也正是有了这种压力，我很快从中调整自己的心态，迅速坚定了信念，一种为民之心，强烈的责任感油然而生——那就是要负起重大的责任，把经济搞上去，摆脱贫困。不懂就学，不耻下问，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成为当时时刻激荡在我胸中的誓言。
现在想来，在缺乏工作经验的情况下，我能把工作做下去，很大一部分靠的是一股激情，一种积极性，或者说是责任意识吧。不过，通过这件事，我也意识到：人确实是需要有一个锻炼的平台，一个机会，否则不容易成熟。这在我走上厅级岗位后才逐渐认识到我是多么的幸运。
4
20世纪80年代初期，宁德县的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那时，宁德县城关总人口不过三万人，城市规模没有形成，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城镇而已。
从金涵公社调到县上班，我是骑着自行车来报到的。一个在部队时用的包袱，里头塞了几件衣服，仅此而已。报到后，我被安排住在政府办公楼的一间房里。房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还有就是我的那一卷行李包，它也成了我的枕头。
当时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县上下正在贯彻全会精神。党委政府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81年2月28日，地委转达省委书记项南在省农办主任、农业局会议上的讲话精神。3月，地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县把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作为当前农村突出的工作来抓，对社员自发搞起来的包产到组、到产、到劳的责任制要大胆承认，加以完善。
当年，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同志在闽东调研之后认为，闽东可以依托山海优势，大念“山海经”。当时大念“山海经”中最热的是：蘑菇、茶叶、长毛兔。山上垦荒种茶叶，平原发展栽蘑菇，有条件的地方养殖长毛兔。这“三张牌”打出来后，闽东大地上出现了一股生产热，场面也确实不一般。宁德县根据山区平原实际情况，虎贝、洋中等乡镇主要养兔，平原地带如金涵的廉坑、后溪、七都、八都等村大力发展蘑菇，九都、霍童等地就大力发展茶叶。当时的茉莉花生产也是搞得红红火火，规模最大的在蕉城洋尾村一带。这几个项目刚做起来时还是不错，一些项目几乎普及到了家家户户，兴旺了两三年。
讲到“山海经”，就不得不提三都澳的事。
在那个时候，三都澳门户何时能开放开发，一直成为宁德人梦寐以求的事。试想想，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把三都澳列入筑港计划之一，可以说今天不管是哪一届哪一任的宁德县领导都渴望这个堪称闽东沿海的“出入门户、五邑咽喉”的三都澳，早日能打开大门。
我在任县长之前，县政协委员多次进行过促进三都澳开放的调研活动。之后，从县里到地区赴职，一直都在想着如何推进三都澳开放的事。
1983年，我担任县长时，我到地区党校培训。在一个周末，我带了一些人到闽东电机厂，目的就是物色经济人才。在当时，闽东电机厂在全省乃至全国都赫赫有名，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宁德县要发展经济，首先需要的就是人才。我在电机厂听说该厂的谢忠辉同志对经济熟悉，恰好他也有意想调回宁德家乡工作。
通过三次谈话后，我了解到谢忠辉对三都澳的开放也“情有独钟”。我们两人的思路不谋而合。
当时谢忠辉对我说：“三都澳的主体在宁德县，我愿意回到宁德县。一来是自己的家乡，二来我在探索三都澳如何开放，三来你作为县长对经济人才的诚意如此之重，使我的心有了默契。”于是，在经过三次谈话之后，当时在闽东电机厂的谢忠辉，从借调省经委的岗位上回到了宁德县经委，任县经委副主任。而后，我们组织谢忠辉为组长的经委一班人，成立一个专门的调研组，对三都澳开发开放前期工作做一个较为深入的专题调研。小组成立后，我们从县里紧张的财政经费中抽出一万元资金作为小组研发技术班子的启动资金，这在当时来说是够“大方”的。
可以说，谢忠辉这一批经委专题组人员工作扎实，在短短的一年内就掌握了翔实的三都澳地理位置、区域特点等基础资料。这些资料也给后两届县委班子继续开展三都澳专题调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谢忠辉本人不仅掌握详尽的资料，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三都澳论》。这本书，至今对研究三都澳经济开发都还起到指导和借鉴作用。
在随后的两三年中，这个调研小组提出建设三都澳火力发电站以及配套的22万伏输电工程，乃至后来的温福铁路、闽东军民两用机场等一批以三都澳为中心的构想思路。思路确定后，小组又先后完成这些工程航测、选址、线路走向等前期基础工作。
记得1985年，为配套三都澳建设，就考虑如何申报建设高等级公路。小组的思路是套用福州至马尾的高等级公路，向上级申请立项。除此之外，可以说现在整个“同三线”的建设通车，也有当年宁德县经委专题组的贡献：1987—1988年，他们就开始琢磨并规划设计了。
当然那时我在宁德县时，这个小组在经过调研后提出的思路都是粗线条。随着调研工作的加大，我知道小组的经费也比较紧张，尽量想办法支持他们的研究。
对三都澳的改革开放，我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就是后来调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岗位上，提出的代表建议也是力求三都澳的开放步伐加快这个课题。
三都澳是世界著名的天然深水良港，群山拱抱，深水面积达七十多平方公里。早在19世纪，就停泊过许多国家的商船和军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里还是整个闽东的政治、经济、教育中心。面积达二十多平方公里地处三都澳中部的三都岛，是当时海关的所在地，也是当时闽东惟一一所中学的所在地，许多国家在此办商行，建仓库，很是热闹一番。
历史上的繁荣，这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关。三都澳不但是闽东各县进入海洋的必经之路，从大的格局上看，它还处于中国南北航线中点，居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台湾省三个经济发达区的中心。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三都澳的价值更加显现。这里具备建设大港口的优越条件，同时还拥有95平方公里临海平原、93平方公里可开发利用的滩涂及年径流量达131亿立方米的淡水资源，非常有利于发展临海工业群。
经委调研小组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人手越来越多。后两届县（市）委书记陈修茂，谢作民他们都很重视，每年都拨款予以支持。这个小组后来就成为三都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1998年3月省政府正式批准三都澳经济开发区为省级开发区。
1993年的夏天，我和谢忠辉等同志一起到北京，争取三都口岸开放问题，在京住了10天，开始申报过驳点，后来在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作为一类口岸申请审批。
1993年9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三都澳城澳港作为国家一类口岸对外国籍船舶开放。
1993年10月28日，城澳港迎来了第一艘外轮！
回顾此事，虽然当时各种硬件设施都欠缺，没有疏港公路，没有对外办事机构，但三都澳开放从一个概念变成了事实。
事实证明，推动沿海区域经济大步向前的是港口。港口开放建设是一个巨大的动力。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国内经济建设日益繁荣，三都澳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开放程度也越来越大。一批发电、钢铁、码头等项目落地于此，更多的投资商，把关注的目光投到了这里。现在市委市政府提出海峡两岸环三都澳发展战略意义重大。
光阴流逝，我能为当初在三都澳开放开发上做过一点努力，而倍感自豪。
5
对改革开放初期的闽东来说，宁德县的市场可谓相当的稚嫩，发育很不成熟。到了后期，蘑菇出不了口，茶叶品质上不去，茉莉花也受了冷落，长毛兔养出来了却没有市场，农民的积极性受到打击。
在“计划”色彩还十分明显的情形下，要想全按市场化运作，失败是必然的。在那个时期，我们闽东所有的奋斗目标就是为解决温饱问题。在温饱尚未解决好的情况下，领导层的急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在那个时期，我们想方设法发展经济，作了一些探索。我在宁德县当县长时，县里发生两件事。一是关闭收不敷出的合成氨厂；二是县二轻系统进行改革，从亏损280万元，扭亏为盈，当年赢利200多万元。这两件事都是县委、县政府做出的重大决定。
除此之外，还大抓工业，解决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加快经济发展步伐，解决农村脱贫，以尽早改善群众生活。那时我们主观上是相当努力的，但由于各种原因，宁德县的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仍然较缓慢。农村经济上不去，城市形象也不怎么样。20世纪70年代初，地区行署的机关从福安迁到宁德都十多年了，城市形象整体上没得到多大改变。城关“脏、乱、差”现象比较突出。
20世纪80年代初，偌大个城关没有一个像样的农贸市场，菜贩子挑了菜就在当时街道狭小的南门兜一字儿摆开，烂水果、烂菜叶随处丢，路面上污水横流。
面对这幅不堪的场面，工商部门经常上街清理，如遇到阻力，有时还由公安部门来配合进行，这样矛盾就容易激化。各部门相当努力，但整治效果一直好不到哪里去。
光堵不疏不是好出路。最后，政府部门还是咬紧牙根，挤出点钱建了“红星”与“署前”两个市场。市场建成投入使用后，街上肩挑手提的现象就少了许多，城市秩序也有了改善。
那时市区里的小东门，问题也比较多。
小东门一带，是宁德旧县城的商业区。街道与旧护城河路平行，长约一公里，路面窄，旧木房挤挤挨挨，不要说车辆通行，热闹的时候，这里都挤得水泄不通，人行路都困难。
当时，政府花力气拓宽了一次，但一个问题又摆在面前，就是旧护城河是否该盖上的问题。不盖，臭不可闻，封上了又容易堵。最后，还是决定花更大的力气去整治，不回避困难，让河露天。如今，小东门的道路与河流经过第三次改造，面貌与当时已是完全改变。河中流水潺潺，护坡用条石修砌，两岸是新开发的商业区，雕塑、小桥、草地、公园分布其间，已成为城区的一道风景线。
我作为宁德城区发展的见证人，对宁德城区这二十多年来的巨大变化有着细腻而丰富的感觉。现在宁德城区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3万人。在旧城里，经过几次拓宽与改造，八一五路、蕉城路、环城路等18条主次干道宽敞整洁，交通设施完善，绿化带美观。八一五路是旧城区主要的干道，命名为“八一五”路，是为了纪念宁德县于1949年8月15日解放。现在的宁德城区，还包括了在东湖垦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城区和向南发展的原来属于郊区的范围，面积比我当县长时大了许多倍，建筑水平、基础设施、城市功能和城市景观都有了全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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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为有了在公安部门、基层的历练，我在宁德县长职位上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很快就有了一些自己独有的见解。
那时候，许多工作还是以计划时代的模式进行。比如批生产资料、工程项目配额要批，再比如人事调动等。作为县长，在这些事上完全可以做到“大权独揽”。但是，我在县长职位上那些年，我决定权力分散、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县长不直接批钱批物，这样就不会太让自己纠缠于其中，而束缚了臂膀。我一直认为，什么东西都自己一人独揽，那样不仅工作做不好，也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在县政府工作上，我想得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发挥各成员的作用，该属于谁的任务，就由谁来负责。这样由集体来行使政府职权，能够很好地发扬民主作风，激发大家的工作热情，也不容易出事，关键是最后不会让我们的老百姓吃亏。
为了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在任县长期间，我没有住在常委楼。在这方面我有自己的想法。我的家属、子女来自农村，在那楼中住时间长了，总会生出一些是非来的。邻居之间因为家属、孩子等鸡毛蒜皮事情发生争执是常有的，但为此却常牵涉领导与领导之间发生了矛盾，这样的事例在以前有见过。所以，在宁德工作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住在外面简易房。直到县建委建了宿舍，将两套给了县政府，我才搬进一套面积约为70平方米的房子。
那时的宁德机关单位工作条件也非常有限，整个政府机关只有两部公务车，一部面包车，另一部是吉普车。很多干部下乡都自己坐客车去。我任县长时，也没有配秘书，大小事务自己处理，一些材料需要收集时，就让办公室统一办理，下乡时就和办公室或部门的同志一起去。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家都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工作的气氛十分融洽。
有一种东西已经深深地嵌在了我的思想里，那就是，如果放松自己的“勤廉之弦”，那是迟早要出事的。在“勤”与“廉”这两个问题上，不能只捡一个，丢弃另一个，这样都会让自己处于被动的境地。我在宁德任职期间，我一直以“勤、廉”两字来约束自己。说起来也许有很多人不相信，那时风气很正，我任县长期间，没见过有人给我送过一个红包或是其他什么东西。
7
当我从一个县处级干部走到厅级领导岗位时，还是情不自禁为历史能够赐予的这种机遇而感恩。因为，这一切对于一个从山冈上走出来的、没有任何背景的山里娃来说，太富有偶然意味了。不过，许多年后，我终于意识到，我能走到这一步，我是有“靠山”的，这个“靠山”便是中国共产党。
1985年春的一天，我交接完县里的工作，怀着一种既激动又有些担忧的复杂心情前往宁德地委报到。按照分工，我分管政法，并兼任地委政法委书记。能从县里到地区工作，同从干公安到做党务和从乡镇到县长职位上一样，这之前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得到消息时是在两个月前。当时的地委书记吕居永是一位南下干部，是我最崇敬的老领导。他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调我到宁德地委担任副书记，紧接着，任命通知就下来了。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便是：心情非常激动。不过，很快又产生出一种担心来，担心能不能胜任这一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干部，一来极少与上级领导接触，没有什么“靠山”可言；二则从不走关系，也没什么“天线”。我总觉得能干到目前这份上，并把手头的工作做好就很不错了，根本没想过更多的个人提升问题。
不过，当时的这种想法，在许多年后得到改变。最后，我终于意识到，我能走到这一步，靠的便是中国共产党，青年人应有抱负。
与现在许多人看到的情景不同的是，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只有组织关系、同志关系、工作关系，除此之外，不掺杂其他东西。如果哪个部门进人或哪个单位需要人事调整，一般都先由组织考察提出人选，党委研究决定、谈话，然后任命通知。
当时的环境说起来真有点让现在的人难以置信。
我在县里当县长，我较熟悉的地级领导就是行署副专员李治礼。我担任县长是他召集我们集体谈话的，他那时在主持行署工作。印象最深的一次是80年代中期，我们在宁德县一同接待一批日本客人，只能在招待所。这批日本客人身份比较特殊，是1200年前入唐取经的日本空海法师的信徒——真言宗访华团，这一行总共有7人。我们接待了日本客人，并陪同参观了宁德的天王寺。在地区招待所宴请日本客人，宴席中主要上了宁德的海鲜特产。日本僧人吃后感慨地说：“人以食为天，宁德是吃的天地。”随后，日本客人去了霞浦县。记得霞浦的赤岸最后确定为空海法师的登陆点，就是那时定下的。
那时候风气正，没有找领导跑“关系”。可能有人对此会有质疑，作为县处级领导不可能与地委领导关系如此生疏呀？可事实确实如此。当时机关作风基本上还是保持五六十年代的传统，地区一级领导要了解情况，经常一个招呼都不与下面打，自己坐车一头扎进基层去，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因此，下面也用不着准备材料或搞汇报，更不用派人全程陪同。这样，两级之间交叉的“对话”相对就少了许多，拉拢关系、培养感情这类东西基本没有。
8
现在想来，我的成长是共产党教育培养的，同时，与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有关。
“文化大革命”十年，使国家对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的培养遭到了巨大挫折，政府机关年轻干部出现了断层的情况。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工作都在恢复之中，国家也适时将工作中心调整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为加强少数民族事务管理的工作，1984年省民政厅民族处升格为民族委员会。闽东是全省乃至全国畲族人口最多的地方，少数民族政策实施，闽东自然成为一个重点关注地区。
当时，宁德地委也同样面临着年轻干部断层的情况，在班子结构上也存在着急需填充年轻干部的问题。相对于地委领导班子年龄结构，当时年近40岁的我有年龄上的优势。另外，我作为为数不多的畲族的处级干部，自然就进入了组织考察的视野中。
接受组织这个安排，当时我的心理上是有些顾虑的。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来于自身。此前，我一直都在基层工作，面对的是一个公社或一个县，而到了宁德地区，对象却成了整个闽东地区。我该怎样处理今后的事务才能对得起闽东人民大众？对这个全新的工作岗位心里一直没底，更缺少经验，担心因能力不足而干不好这项工作；第二方面则是来自社会上的一些传言。有人认为，让一个来自畲族的干部上去充其量只是为了照顾一下少数民族，摆摆花瓶罢了。我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我这么年轻上这样一个岗位，难免人们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不过，也因为这些压力，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私下思忖，我在这之前搞过公安，抓过“严打”，做过基层工作，当过县长，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因此，我也暗下决心，想通过自身的实践，尽职尽责地工作，在岗位上做出成绩，以改变这种看法。
事实证明，在接下来长达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我认为我还是转变了当时社会上一些人的偏见。
我从山冈上走出来，思想很单纯，所考虑所做的事大多仅凭朴素的感情。自懂事时起，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穿上绿色的军装，自豪地守卫着祖国的边疆。就是到了后来，也是觉得如果能学会开摩托车，多少是学会一门手艺，也不失为赶个“时髦”（那时的摩托车可是个稀罕物）。而对于当不当领导，能不能当上领导，我连做梦也没去想。然而，时光流转，在我过了而立之年之后，却有了当“领导”的机遇。
1977年3月，组织上决定让我到宁德县蕉城公社担任副书记。我原先从事的是公安工作，现在做党务工作，现在让我从一般干部到有了领导职务。虽然事情来得突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我知道，这是党组织对一个少数民族干部的信任，是党的民族政策使我拥有了这一份机缘。
有了职务就意味着肩上有了责任。我就在思想上给自己定位，要摆正自己的位子，当好书记的助手，书记是夏品金。同时边学边干，尽职尽责完成好党委分工的工作。
虽然在蕉城公社任职只有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但绝大多数时间我都抽空用来了解熟悉蕉城发生的实际情况，一边学习一边磨合工作。当时做的主要工作是协助书记抓政法治安，还有积极配合实施完成车里湾围垦工程以及妥善处理南门务本村与贵岐村的海埕纠纷问题。
1978年11月，组织上调我到宁德县金涵公社担任党委书记，肩上的担子又加重了。
金涵虽小，却是宁德县城的郊区。当时县内数得上的企业如罐头厂、茶叶加工厂、造纸厂等都在这个区域内，也算是工业聚集地了吧。但是，就金涵公社本身而言，群众的生活还是很贫困的。因为除了104国道沿线的几个村外，还有许多散布在大山中的村庄，农民的生活都穷得很。
作为“一把手”，在工作中许多事就要自己去独当一面，这就要求领导者对事对人都有一个独到的见解和原则。在任期间，我除了继续加强学习之外，同两委成员一道，认真贯彻省委县委精神，大念“山海经”，千方百计帮助农村脱贫致富，同心协力，推进金涵的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及发展经济方面，当时的主要是决策指挥金涵大桥建设成功，组织开辟上金贝茶园，创办里占果场，努力推进金涵的经济社会事业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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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金溪大桥建设，是当时完成的一个最大的基建项目。那时，金涵公社通向宁德县城的要经过金溪走石踏板路。在我到任前，这里曾出现过多次因洪水来袭冲走人的事件。不仅如此，一旦发大水，金涵通往县城的通道就被切断，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极大不便。就在这年夏天，又有一个村妇到单石碑采猪菜经过金溪时，被大水冲走了。
一次次惨痛的教训让解决这个问题变得紧迫起来。
金涵，自古以来，是宁德县西部和北部七八个乡镇与宁德县城的必经之路。特别是山区虎坝、洋中、石后3个乡镇，以及邻县古田的鹤塘、杉洋等数个山区乡镇十多万人口，与沿海的商品往来、人员交流都要经过金涵公社所在的金溪村、涵内村等地，人来人往，不绝于路。在这里，金溪和岚口溪两河汇流，在金涵平原上，仿佛写着一个大大的“人”字。由于金溪、岚口溪属于山区河流，水量变化极大，因此，历史上这里修桥屡建屡塌。仅在旧县志中，就有“东大桥”、“西大桥”等石桥梁名称，而今，却只剩下一些遗址。直到1956年，当时闽东的第一条公路“福汾公路”建设时，才在金涵乡境内，104国道与宁（德）—古（田）公路结合处附近建了第一座现代的桥，解决了千百年来行路难的问题。而金涵乡的大部分群众，则由乡政府附近的一座旧桥，就近前往宁德县城。由于1976年8月的一场台风，金溪水暴涨，将这座旧桥冲得无影无踪。整整三年，河两岸的群众生产生活极为不便。虽然距宁德城关仅数里之遥，遇到大水，只能“望水兴叹”，或者绕上几公里路，费工费时。有的群众家在岸的一边，耕作的田地却在溪对岸，遇到大水，只得冒险涉水过河。金涵公社的干部有时从乡里到城区办事，也是涉水过河。没有桥，道路也无从改善，交通不便，经济发展也受到根本性的阻碍。
群众的呼声、干部的急切、发展的压力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也给了县里领导决心。后来，县、乡两级班子经过研究决定，在金溪上架一座高标准的、能够防御大洪水的桥梁。
施工的过程，也充满了挑战。
当时，担负工程指挥的是公社武装部长雷祥彬，主体工程建设施工的是莆田施工队。为了抓紧工程建设进度，赶在枯水期前将大桥主体建成，在大家同心协力下，终于赶在翌年的春汛到来之前将大桥主体建成。一年后，大桥正式
通车。近30年来，这座桥一直是乡里通往县城的主要通道。
交通的变化，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些必要的条件，然而要改变金涵落后的面貌，却要有更为广阔的思路和点子。当时，我的思路是通过两种渠道进行：一方面除了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就是努力发展集体经济。
1978年，公社决定选择项目发展集体经济，一方面可以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另一方面群众也能从中得到收益。
那时还在兴办公社集体企业。当时金涵公社最大的社办企业是农具厂和建筑队。生产资料还是集体所有。因为有合作的基础在，当时召集社员、派发义务工还是很容易的事。公社根据土质情况，确定在里占村附近的山坡上开发一个柑橘场。公社向各大队承诺，社员们先投工投劳，等收成时按一定的比例返还。因为那时社员们基本上都没有经济来源，不存在投资一说。在上金贝村兴办茶场也是一样，同样通过发动群众投工投劳的办法，开辟了二百多亩茶园。
这种发展经济的模式大家都出了大力气，特别是参与开垦的农民花了很大的代价，付出了心血。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模式在管理上显示出不少的缺陷，因此经营不好，投劳投工的农民也没有得到过什么利益。但柑橘场和茶场从荒地上产生，多年来，也为社会创造了不少的财富。
两年时间一晃而过，我离开了金涵，到县里去履职了。在金涵做的以及还未完成的工作，留下许多值得去探索的思考。如何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经济有一个质的好转？这个课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这期间，组织上选派我到省农干校学习，使我掌握了一些农村农业知识。这为我今后在基层工作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3
1980年9月，组织上决定让我到宁德县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1978年，宁德师范开设了民族师范班，招收畲族初中毕业生。1979年，全地区输送32名畲族干部到各类中专院校和各级党校深造，并在检查落实民族政策的同时，提拔任用副科级以上畲族干部24人。
截至1980年，宁德地区全区畲族脱产干部已经达到426人，其中，当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4人，县长、副县长2人，公社正、副主任（镇长）18人。同年，1980年11月，宁德县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新一届县人民政府成立，在这次大会上，我被选举为副县长。在任副县长期间，我主要工作是配合县长抓好公安政法和文教、卫生、民族等工作，当好县长的助手。这一届的县长是郭世英。
1983年12月，宁德县人民政府换届选举，我当选为县长，任县委副书记、政府党组书记。县委书记为杨家盛。选我当县长，这真是一个连做梦都没有想过的事。现在再回过头去看我的政治生涯，如果说在蕉城公社、金涵公社任职是一个前奏的话，那么从这一刻起，我走上领导岗位是新的开端。
一县之长，掌管着数十万民生的大事！这一瞬间，我被一种从心底里油然而生的责任感深深地震撼着。我心中充满着复杂的感情，却一时没法言表。在静下来的时候，我曾细细地回顾了我所走过的足迹。
我心里很清楚，我从深山里走出来，是党培养了我，是人民哺育了我，是老干部们帮助了我，是群众信任了我，才让我走上今天这样的重要岗位。我深知这个岗位之重要，责任之重大。说实话，我当时的压力大极了。
那年我虽然已经38岁，但我个人还是觉得自己担任县长，不仅从事领导工作经验不足，能力和水平也很有限，能驾驭一方经济发展的能力还远远不够。但也正是有了这种压力，我很快从中调整自己的心态，迅速坚定了信念，一种为民之心，强烈的责任感油然而生——那就是要负起重大的责任，把经济搞上去，摆脱贫困。不懂就学，不耻下问，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成为当时时刻激荡在我胸中的誓言。
现在想来，在缺乏工作经验的情况下，我能把工作做下去，很大一部分靠的是一股激情，一种积极性，或者说是责任意识吧。不过，通过这件事，我也意识到：人确实是需要有一个锻炼的平台，一个机会，否则不容易成熟。这在我走上厅级岗位后才逐渐认识到我是多么的幸运。
4
20世纪80年代初期，宁德县的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那时，宁德县城关总人口不过三万人，城市规模没有形成，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城镇而已。
从金涵公社调到县上班，我是骑着自行车来报到的。一个在部队时用的包袱，里头塞了几件衣服，仅此而已。报到后，我被安排住在政府办公楼的一间房里。房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还有就是我的那一卷行李包，它也成了我的枕头。
当时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县上下正在贯彻全会精神。党委政府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81年2月28日，地委转达省委书记项南在省农办主任、农业局会议上的讲话精神。3月，地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县把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作为当前农村突出的工作来抓，对社员自发搞起来的包产到组、到产、到劳的责任制要大胆承认，加以完善。
当年，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同志在闽东调研之后认为，闽东可以依托山海优势，大念“山海经”。当时大念“山海经”中最热的是：蘑菇、茶叶、长毛兔。山上垦荒种茶叶，平原发展栽蘑菇，有条件的地方养殖长毛兔。这“三张牌”打出来后，闽东大地上出现了一股生产热，场面也确实不一般。宁德县根据山区平原实际情况，虎贝、洋中等乡镇主要养兔，平原地带如金涵的廉坑、后溪、七都、八都等村大力发展蘑菇，九都、霍童等地就大力发展茶叶。当时的茉莉花生产也是搞得红红火火，规模最大的在蕉城洋尾村一带。这几个项目刚做起来时还是不错，一些项目几乎普及到了家家户户，兴旺了两三年。
讲到“山海经”，就不得不提三都澳的事。
在那个时候，三都澳门户何时能开放开发，一直成为宁德人梦寐以求的事。试想想，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把三都澳列入筑港计划之一，可以说今天不管是哪一届哪一任的宁德县领导都渴望这个堪称闽东沿海的“出入门户、五邑咽喉”的三都澳，早日能打开大门。
我在任县长之前，县政协委员多次进行过促进三都澳开放的调研活动。之后，从县里到地区赴职，一直都在想着如何推进三都澳开放的事。
1983年，我担任县长时，我到地区党校培训。在一个周末，我带了一些人到闽东电机厂，目的就是物色经济人才。在当时，闽东电机厂在全省乃至全国都赫赫有名，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宁德县要发展经济，首先需要的就是人才。我在电机厂听说该厂的谢忠辉同志对经济熟悉，恰好他也有意想调回宁德家乡工作。
通过三次谈话后，我了解到谢忠辉对三都澳的开放也“情有独钟”。我们两人的思路不谋而合。
当时谢忠辉对我说：“三都澳的主体在宁德县，我愿意回到宁德县。一来是自己的家乡，二来我在探索三都澳如何开放，三来你作为县长对经济人才的诚意如此之重，使我的心有了默契。”于是，在经过三次谈话之后，当时在闽东电机厂的谢忠辉，从借调省经委的岗位上回到了宁德县经委，任县经委副主任。而后，我们组织谢忠辉为组长的经委一班人，成立一个专门的调研组，对三都澳开发开放前期工作做一个较为深入的专题调研。小组成立后，我们从县里紧张的财政经费中抽出一万元资金作为小组研发技术班子的启动资金，这在当时来说是够“大方”的。
可以说，谢忠辉这一批经委专题组人员工作扎实，在短短的一年内就掌握了翔实的三都澳地理位置、区域特点等基础资料。这些资料也给后两届县委班子继续开展三都澳专题调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谢忠辉本人不仅掌握详尽的资料，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三都澳论》。这本书，至今对研究三都澳经济开发都还起到指导和借鉴作用。
在随后的两三年中，这个调研小组提出建设三都澳火力发电站以及配套的22万伏输电工程，乃至后来的温福铁路、闽东军民两用机场等一批以三都澳为中心的构想思路。思路确定后，小组又先后完成这些工程航测、选址、线路走向等前期基础工作。
记得1985年，为配套三都澳建设，就考虑如何申报建设高等级公路。小组的思路是套用福州至马尾的高等级公路，向上级申请立项。除此之外，可以说现在整个“同三线”的建设通车，也有当年宁德县经委专题组的贡献：1987—1988年，他们就开始琢磨并规划设计了。
当然那时我在宁德县时，这个小组在经过调研后提出的思路都是粗线条。随着调研工作的加大，我知道小组的经费也比较紧张，尽量想办法支持他们的研究。
对三都澳的改革开放，我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就是后来调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岗位上，提出的代表建议也是力求三都澳的开放步伐加快这个课题。
三都澳是世界著名的天然深水良港，群山拱抱，深水面积达七十多平方公里。早在19世纪，就停泊过许多国家的商船和军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里还是整个闽东的政治、经济、教育中心。面积达二十多平方公里地处三都澳中部的三都岛，是当时海关的所在地，也是当时闽东惟一一所中学的所在地，许多国家在此办商行，建仓库，很是热闹一番。
历史上的繁荣，这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关。三都澳不但是闽东各县进入海洋的必经之路，从大的格局上看，它还处于中国南北航线中点，居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台湾省三个经济发达区的中心。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三都澳的价值更加显现。这里具备建设大港口的优越条件，同时还拥有95平方公里临海平原、93平方公里可开发利用的滩涂及年径流量达131亿立方米的淡水资源，非常有利于发展临海工业群。
经委调研小组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人手越来越多。后两届县（市）委书记陈修茂，谢作民他们都很重视，每年都拨款予以支持。这个小组后来就成为三都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1998年3月省政府正式批准三都澳经济开发区为省级开发区。
1993年的夏天，我和谢忠辉等同志一起到北京，争取三都口岸开放问题，在京住了10天，开始申报过驳点，后来在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作为一类口岸申请审批。
1993年9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三都澳城澳港作为国家一类口岸对外国籍船舶开放。
1993年10月28日，城澳港迎来了第一艘外轮！
回顾此事，虽然当时各种硬件设施都欠缺，没有疏港公路，没有对外办事机构，但三都澳开放从一个概念变成了事实。
事实证明，推动沿海区域经济大步向前的是港口。港口开放建设是一个巨大的动力。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国内经济建设日益繁荣，三都澳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开放程度也越来越大。一批发电、钢铁、码头等项目落地于此，更多的投资商，把关注的目光投到了这里。现在市委市政府提出海峡两岸环三都澳发展战略意义重大。
光阴流逝，我能为当初在三都澳开放开发上做过一点努力，而倍感自豪。
5
对改革开放初期的闽东来说，宁德县的市场可谓相当的稚嫩，发育很不成熟。到了后期，蘑菇出不了口，茶叶品质上不去，茉莉花也受了冷落，长毛兔养出来了却没有市场，农民的积极性受到打击。
在“计划”色彩还十分明显的情形下，要想全按市场化运作，失败是必然的。在那个时期，我们闽东所有的奋斗目标就是为解决温饱问题。在温饱尚未解决好的情况下，领导层的急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在那个时期，我们想方设法发展经济，作了一些探索。我在宁德县当县长时，县里发生两件事。一是关闭收不敷出的合成氨厂；二是县二轻系统进行改革，从亏损280万元，扭亏为盈，当年赢利200多万元。这两件事都是县委、县政府做出的重大决定。
除此之外，还大抓工业，解决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加快经济发展步伐，解决农村脱贫，以尽早改善群众生活。那时我们主观上是相当努力的，但由于各种原因，宁德县的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仍然较缓慢。农村经济上不去，城市形象也不怎么样。20世纪70年代初，地区行署的机关从福安迁到宁德都十多年了，城市形象整体上没得到多大改变。城关“脏、乱、差”现象比较突出。
20世纪80年代初，偌大个城关没有一个像样的农贸市场，菜贩子挑了菜就在当时街道狭小的南门兜一字儿摆开，烂水果、烂菜叶随处丢，路面上污水横流。
面对这幅不堪的场面，工商部门经常上街清理，如遇到阻力，有时还由公安部门来配合进行，这样矛盾就容易激化。各部门相当努力，但整治效果一直好不到哪里去。
光堵不疏不是好出路。最后，政府部门还是咬紧牙根，挤出点钱建了“红星”与“署前”两个市场。市场建成投入使用后，街上肩挑手提的现象就少了许多，城市秩序也有了改善。
那时市区里的小东门，问题也比较多。
小东门一带，是宁德旧县城的商业区。街道与旧护城河路平行，长约一公里，路面窄，旧木房挤挤挨挨，不要说车辆通行，热闹的时候，这里都挤得水泄不通，人行路都困难。
当时，政府花力气拓宽了一次，但一个问题又摆在面前，就是旧护城河是否该盖上的问题。不盖，臭不可闻，封上了又容易堵。最后，还是决定花更大的力气去整治，不回避困难，让河露天。如今，小东门的道路与河流经过第三次改造，面貌与当时已是完全改变。河中流水潺潺，护坡用条石修砌，两岸是新开发的商业区，雕塑、小桥、草地、公园分布其间，已成为城区的一道风景线。
我作为宁德城区发展的见证人，对宁德城区这二十多年来的巨大变化有着细腻而丰富的感觉。现在宁德城区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3万人。在旧城里，经过几次拓宽与改造，八一五路、蕉城路、环城路等18条主次干道宽敞整洁，交通设施完善，绿化带美观。八一五路是旧城区主要的干道，命名为“八一五”路，是为了纪念宁德县于1949年8月15日解放。现在的宁德城区，还包括了在东湖垦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城区和向南发展的原来属于郊区的范围，面积比我当县长时大了许多倍，建筑水平、基础设施、城市功能和城市景观都有了全新的变化。
6
可能因为有了在公安部门、基层的历练，我在宁德县长职位上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很快就有了一些自己独有的见解。
那时候，许多工作还是以计划时代的模式进行。比如批生产资料、工程项目配额要批，再比如人事调动等。作为县长，在这些事上完全可以做到“大权独揽”。但是，我在县长职位上那些年，我决定权力分散、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县长不直接批钱批物，这样就不会太让自己纠缠于其中，而束缚了臂膀。我一直认为，什么东西都自己一人独揽，那样不仅工作做不好，也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在县政府工作上，我想得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发挥各成员的作用，该属于谁的任务，就由谁来负责。这样由集体来行使政府职权，能够很好地发扬民主作风，激发大家的工作热情，也不容易出事，关键是最后不会让我们的老百姓吃亏。
为了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在任县长期间，我没有住在常委楼。在这方面我有自己的想法。我的家属、子女来自农村，在那楼中住时间长了，总会生出一些是非来的。邻居之间因为家属、孩子等鸡毛蒜皮事情发生争执是常有的，但为此却常牵涉领导与领导之间发生了矛盾，这样的事例在以前有见过。所以，在宁德工作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住在外面简易房。直到县建委建了宿舍，将两套给了县政府，我才搬进一套面积约为70平方米的房子。
那时的宁德机关单位工作条件也非常有限，整个政府机关只有两部公务车，一部面包车，另一部是吉普车。很多干部下乡都自己坐客车去。我任县长时，也没有配秘书，大小事务自己处理，一些材料需要收集时，就让办公室统一办理，下乡时就和办公室或部门的同志一起去。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家都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工作的气氛十分融洽。
有一种东西已经深深地嵌在了我的思想里，那就是，如果放松自己的“勤廉之弦”，那是迟早要出事的。在“勤”与“廉”这两个问题上，不能只捡一个，丢弃另一个，这样都会让自己处于被动的境地。我在宁德任职期间，我一直以“勤、廉”两字来约束自己。说起来也许有很多人不相信，那时风气很正，我任县长期间，没见过有人给我送过一个红包或是其他什么东西。
7
当我从一个县处级干部走到厅级领导岗位时，还是情不自禁为历史能够赐予的这种机遇而感恩。因为，这一切对于一个从山冈上走出来的、没有任何背景的山里娃来说，太富有偶然意味了。不过，许多年后，我终于意识到，我能走到这一步，我是有“靠山”的，这个“靠山”便是中国共产党。
1985年春的一天，我交接完县里的工作，怀着一种既激动又有些担忧的复杂心情前往宁德地委报到。按照分工，我分管政法，并兼任地委政法委书记。能从县里到地区工作，同从干公安到做党务和从乡镇到县长职位上一样，这之前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得到消息时是在两个月前。当时的地委书记吕居永是一位南下干部，是我最崇敬的老领导。他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调我到宁德地委担任副书记，紧接着，任命通知就下来了。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便是：心情非常激动。不过，很快又产生出一种担心来，担心能不能胜任这一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干部，一来极少与上级领导接触，没有什么“靠山”可言；二则从不走关系，也没什么“天线”。我总觉得能干到目前这份上，并把手头的工作做好就很不错了，根本没想过更多的个人提升问题。
不过，当时的这种想法，在许多年后得到改变。最后，我终于意识到，我能走到这一步，靠的便是中国共产党，青年人应有抱负。
与现在许多人看到的情景不同的是，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只有组织关系、同志关系、工作关系，除此之外，不掺杂其他东西。如果哪个部门进人或哪个单位需要人事调整，一般都先由组织考察提出人选，党委研究决定、谈话，然后任命通知。
当时的环境说起来真有点让现在的人难以置信。
我在县里当县长，我较熟悉的地级领导就是行署副专员李治礼。我担任县长是他召集我们集体谈话的，他那时在主持行署工作。印象最深的一次是80年代中期，我们在宁德县一同接待一批日本客人，只能在招待所。这批日本客人身份比较特殊，是1200年前入唐取经的日本空海法师的信徒——真言宗访华团，这一行总共有7人。我们接待了日本客人，并陪同参观了宁德的天王寺。在地区招待所宴请日本客人，宴席中主要上了宁德的海鲜特产。日本僧人吃后感慨地说：“人以食为天，宁德是吃的天地。”随后，日本客人去了霞浦县。记得霞浦的赤岸最后确定为空海法师的登陆点，就是那时定下的。
那时候风气正，没有找领导跑“关系”。可能有人对此会有质疑，作为县处级领导不可能与地委领导关系如此生疏呀？可事实确实如此。当时机关作风基本上还是保持五六十年代的传统，地区一级领导要了解情况，经常一个招呼都不与下面打，自己坐车一头扎进基层去，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因此，下面也用不着准备材料或搞汇报，更不用派人全程陪同。这样，两级之间交叉的“对话”相对就少了许多，拉拢关系、培养感情这类东西基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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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我的成长是共产党教育培养的，同时，与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有关。
“文化大革命”十年，使国家对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的培养遭到了巨大挫折，政府机关年轻干部出现了断层的情况。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工作都在恢复之中，国家也适时将工作中心调整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为加强少数民族事务管理的工作，1984年省民政厅民族处升格为民族委员会。闽东是全省乃至全国畲族人口最多的地方，少数民族政策实施，闽东自然成为一个重点关注地区。
当时，宁德地委也同样面临着年轻干部断层的情况，在班子结构上也存在着急需填充年轻干部的问题。相对于地委领导班子年龄结构，当时年近40岁的我有年龄上的优势。另外，我作为为数不多的畲族的处级干部，自然就进入了组织考察的视野中。
接受组织这个安排，当时我的心理上是有些顾虑的。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来于自身。此前，我一直都在基层工作，面对的是一个公社或一个县，而到了宁德地区，对象却成了整个闽东地区。我该怎样处理今后的事务才能对得起闽东人民大众？对这个全新的工作岗位心里一直没底，更缺少经验，担心因能力不足而干不好这项工作；第二方面则是来自社会上的一些传言。有人认为，让一个来自畲族的干部上去充其量只是为了照顾一下少数民族，摆摆花瓶罢了。我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我这么年轻上这样一个岗位，难免人们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不过，也因为这些压力，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私下思忖，我在这之前搞过公安，抓过“严打”，做过基层工作，当过县长，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因此，我也暗下决心，想通过自身的实践，尽职尽责地工作，在岗位上做出成绩，以改变这种看法。
事实证明，在接下来长达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我认为我还是转变了当时社会上一些人的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