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1
  1972年3月，我调回宁德县。
  1971年8月，金涵水库建设工程开始筹备。1972年5月省正式批准建设。历时4年，于1976年1月水库建设完毕。
  这是宁德县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当初，为什么要建设金涵水库？这里面有一个时代背景。
  其一，是1952年、1971年，宁德共遭遇两次大旱。特别是1971年的那次干旱，年降水量仅为正常年份的65％，沿海、平原受灾面积达4万多亩。就说漳湾、五里洋一带，水田龟裂，水田上的旱土层有二十多厘米厚。因为大旱，宁德的粮食大幅度减少，粮食一减产，人心就慌张。
  其二，当时全省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省委书记到宁德检查，发现宁德没有一个中型的水库，而且也没有一个像样的水利工程。
  于是，省委检查组通过检查调研后，向地委、县委提出必须建设一个中型水库的建议。这对当时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宁德县来说，是一个正确的建议，同时也是一项宏大的政治硬战。
  1971年上半年，根据省委领导指示，宁德县委通过讨论一致认为，不搞水库，漳湾、金涵、蕉城城区三大片的4万亩土地还要遭受旱灾。在挑选水库地址时，根据当时的地理环境，县委班子选择了蕉城区西北部金涵公社的小金溪河道上。
  选址在金涵，是因为当时金涵水库坝址上游集雨面积有36平方公里，流域内多年平均降雨量为2000毫米，于城区、漳湾的距离较佳。
  当年的7月，县水电局开始着手进行金涵水库规划设计工作。8月，将县讨论的兴建金涵水库的方案上报地委、省委。并决定当年的10月动工。
  2
  对一个没有建设中型水库经验的宁德县来说，项目开工首先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资金，二是技术。于是，县委向省委汇报建设金涵水库的难度。
  资金方面，省委同意建设工程款由国家出资、县社队自筹相结合。对技术难题，特别是大坝设计，省委书记专程找省水利技术部门工程师会商，最终确定大坝为黏土心墙堆石坝。这种黏土心墙堆石坝的设计，就是将黏土压制在石方的中央，形象说，整体犹如“包饺子”。但这种设计，对黏土的要求很高。因为这种黏土的作用，就好比是现在的水泥。所以，从取黏土、压黏土到最后的成型，都是一环扣一环，缺一不可。否则，将影响整个大坝的质量。但恰恰是这个黏土，带来的困难实在多。除了当时的条件局限，没有大型的设备之外，天气变化是最令人头痛的一件事。一旦下雨，土太黏，不行；太热也不行，黏土又起不到黏着的效果。
  水库的主体工程大坝设计方案确定后，1972年5月，省正式批准兴建金涵水库。为保障这项宁德县史无前例的大工程，省委专门调了一位水利工程师作工程指导。
  县委明确表示，要把金涵水库建设作为头等政治任务，只许胜利，不许失败。县委号召大家：有共产党，有全县27万人民支持，再大的困难也要上。为此，县里抽调了一百多位干部，涉及全县党政领导以及各行各业的干部。
  随着工程的进展，抽调的人员越来越多，全县13个公社抽调了近3000人，组成13个连队，由各公社书记或副书记带队。
  到了工地，金涵的畲族同胞纷纷让出自己的住房。参加的人实在太多了，工地上还得自己搭工棚。于是，指挥部从洋中、石后村调来竹子，劈成片，用竹片搭成工棚，就搭在山坡地上。这样，一来，节约时间；二来，节约成本。
  据统计，水库建设中，全县13个公社，共投入劳力408万个工日，完成土石方209万立方米。1975年底，壮观雄伟的大坝已经挺拔而起。从1971年8月始建，到1976年1月，这项宁德县有史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终于完成。我现在重新看到金涵水库，倍感亲切。
  整个金涵水库共投入了934万元，其中国家共投资690万元，县社队自筹244万元。水库建成后，还建了2个水电站。灌区受益包括蕉城、金涵、漳湾、七都4个公社和1个国营农场，特别是漳湾、五里洋万亩良田大为受益，农民再也不用怕干旱了。
  水库原规划按50年一遇洪水设计，200年一遇洪水校核。1976年3月，根据闽水电278号文件要求，按3天1100毫米雨量，对坝区枢纽工程进行了水文复核。复核后，为了确保大坝安全，经省水电局批准，1979年对水库进行过保坝加固，将溢洪道底栏降低1.2米，同时修建了防汛专用公路以及通讯线路等。
  1976年3月的“三查三定”，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按部颁1978年中型水库设计校核标准，又对枢纽工程安全进行一次复查，除发现基建遗留下来的溢洪道消能问题有待于解决外，其他工程项目均达到设计标准。
  3
  当时，我被抽到金涵指挥部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保卫组共有4个人，我们一边做好保卫工作．一边帮助民工推车。我记得当时我还被县里授予建设金涵水库积极分子。
  我记忆中，水库建设时发生一例滑坡事件。当时坝体在堆石，出现滑坡。时间发生在上午9时许，坝体开始滑坡时，坝底下有许多民工。开始发现时，大部分人纷纷闪开，但一个民工躲闪不及，腿被压在石头下。我冲进人群，见是一个女青年，已经晕倒在石堆上。我连忙背起她，跑往卫生室抢救。后来，这位女青年得以及时救治脱险。
  冬天的晚上，虽然天气比较冷，我们还要负责夜间巡逻。
  1975年1月，灌区工程动工，意味着建设金涵水库进入大会战。
  当时，省委对建设进度很不满意，认为进度太慢。后来，派军分区司令员赵思冠作为进度指挥官，进驻大会战工地，随行还有从各县抽调来的人武部干部21名。
  大会战初，除集体办公开会分析外，所有领导干部和民工一样，上工地劳动。当时，工地随处都有钢筋、木材，而且大多数木材直径有三十多厘米粗，是上等的材料。
  大会战开始，工地上规定，所有干部，包括领导，一天24小时不准回家。为备战，各公社干部作为后备力量，要人，一听命令就得走人，当天赶赴工地。由此，调得人越来越多，各公社只留下一两个干部守家。
  1970年初，工地进展一度很缓慢。宁德全县大动员，搞大会战，日夜挑灯施工，除少量几台压路机、推土机外，全靠人海作战。
  金涵水库，在当时也叫帽子工程。哪个公社完不成任务，第一把手撤职。那时，仅建设工地现场，估计有两万多人投入劳动。至今，我回忆起建设金涵水库的日子时，还有多种感受。当时如果没有用铁一般纪律来监督，没有地委、县委下的要物给物、要人给人的命令，光靠水库建设指挥部恐怕是完成不了省委规定的进度。更关键的是，没有现场两万多建设者的无私奉献，是进行不下去的。试想想，那时，虽然工作强度大，时间紧张，但建设工地上的干部群众情绪相当好。工地上，不仅没有发现一例贪污事件，甚至谁保管不好物资，谁弄坏机器，也要照价赔偿。
  还有一个特色的是工地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工地四边设有高音喇叭，同志们把宣传做到有声有色，宣传栏、大标语、表彰会等形式多样。许多干部实在累了，打个盹，又接着到工地上“采风”，把收集回来的激励、鼓舞人的事迹立即播出去。
  而群众的干劲，更是令人感动，他们为能及时完成任务，自己带粮食进工地。有的一家三代人上场，有的连妇女都来。
  当时的群众实在好。为了粮食，为了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大家团结一致。
  当时，出工出劳的干部待遇分受益区和非受益区两种。来自蕉城、漳湾、金涵等受益区的每人每天4角，非受益区每人每天8角是受益区的两倍。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平时在水库干活的民工有3000多人；到了大会战，1974年10月，宁德金涵水库动工修建，上场人数约10000人；11月则约15000人，12月再递增，大约20000人。1974年12月，金涵公社有12000名畲族民工自带口粮、工具参加水库施工。这个数字没有半点虚假，虽然当时没有记者或者统计人员去记录，但是这个数字只有漏记的可能。
  按县委规定，给予金涵水库建设者与众不同的政治待遇。到金涵水库建设工地，是干部的，不搭配地瓜米；属农户的，可以用地瓜米兑换大米。
  可以说，当时建设金涵水库，完全是义务劳动。晚上加班，白天拉土，十分辛苦，全都靠战天斗地的激情。只要上工地的人，谁还能不让青春在这里燃烧！
  如果当年有人用摄像机拍下这个场面，会是一段难以抹去的激情燃烧的真实的画面。
  到了大会战时，黏土的供应不能停。取黏土，最远的到六都廉坑村，即便是这样，板车一辆接着一辆，飞快地跑。于是，从廉坑一路上看去，取土的板车队伍，一直排到金涵，宏大的劳动场面令人兴奋。到1974年10—11月份，天气转冷，指挥部实行排班制，白天上场的，晚上休息；晚上上场的，白天休息。这叫“人休息板车不休息”。
  为了使黏土直接上坝顶，坝顶和坝下做一个牵引卷扬机，然后在板车上做一个钩，类似人行电梯。当装有黏土板车一到坝下，负责“接送”的民工一边迅速将板车挂到牵引上，一边将坝顶上滑下的倒空板车“排好队”，有条不紊。
  金涵水库建设工地范围最广时，达到二十多平方公里，人山人海。试想一想，两万多的劳动者投身建设，满山遍野都是人，各连队的红旗插满山坡。库区到处都是战天斗地的建设者，这是一幅多么壮丽的画图！
  为什么当初能建成如此高质量的工程？这可以算是一个奇迹。
  原因有三：一是只有党的领导，才能建成高质量的工程，当时省委、地委高度重视。三十多年来证明了大坝“包饺子”的设计方案还是成功的。这种设计完全是受当年条件局限，苦心研究出来的方案；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全县人民大会战艰苦拼搏；三是领导组织指挥有方，当时是军分区赵思冠司令亲自担任总指挥。
  4
  水库建成，运行三十多年，按现在看，不仅达到灌溉良田的作用，而且水库上游没有工业企业，水源不受污染，还解决了城市人口饮水和工业用水。这倒是当初没有想到的。
  2005年，我又去看了水库，听工作人员说，水库正常蓄水位仍然保持在81米多高，只要蓄水高度保持这个水位，城区人口的饮水不受影响。
  现在，金涵水库附近建了一座中华畲族宫。
  中华畲族宫是1995年秋，应“中国民俗民情·畲族风情旅游线”开发，弘扬畲族文化，并为之举办的闽东畲族风情旅游节而建的，是由全国著名园林设计师、苏州古建筑高级工程师金祥和先生主持设计。整个建筑群汲取汉代风格，展示畲族特色，这个有着浓郁民族特色的建筑占地总面积50亩，总投资1060万元，是我国首座集中展示畲族文化的建筑群。
  当年，总体设计以畲族崇拜的至高神圣物——龙头祖杖为标志，由汉阙门、礼仪台、忠勇王殿、高辛帝阁、畲族历史文物馆等建筑物组成。
  1997年，第一期工程的汉阙门建成，著名的人类学家、经济学家费孝通先生亲笔为宫名匾额题书“中华畲族宫”。
  当初，有人对中华畲族宫将原本标志“凤”，改为“龙”产生疑义，这是我主张改的。
  首先，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畲族也是炎黄子孙，也是龙的传人。其次，畲族传说、图腾崇拜是龙麒，与龙有关。再者，“凤”，只是畲族后来者居住在凤凰山，是该居住者对凤的崇拜。我小的时候也有听说各类传说，畲族的族谱中有记载。并且，“凤”作为畲族的标志，从建筑美学角度上讲，缺乏活力，反映畲族的纪念场所的标志应该是选择“龙”。
  畲族的始祖是忠勇王。中华世纪坛研究会曾经来宁德征求畲族的图腾崇拜是什么？一部分人认为是“凤”，一部分人认为是“麒麟”，一部分人认为是“龙”。我认为，传说中的“盘瓠”或“龙麒”（现在称为麒麟）是畲族的图腾崇拜，后来神奇的传说变成神话。但谁也不知道它的形象是什么模样，勾画想象者很多。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这是人类与自然作斗争的产物，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然而，无论哪种图腾，都必须以人类学、历史学的观点看待，“龙麒”与“龙”有关，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崇拜。龙麒与麒麟，这也是崇拜物，而畲家中堂有挂麒麟，是为辟邪。因此，畲族图腾崇拜是盘瓠—龙麒—麒麟。
  时代越近，我们越容易记忆，而越久远的，我们越难以记忆。这正是如今我们之所以提出要去抢救畲族文化，继续发掘被历史“遗忘”的畲族文化的理由。因为发掘它，能找到畲族文化未来的动力。在这本书中记录的一些关于畲族的文化资料，只是为了让读者有更多的了解。
  传说，盘瓠骁勇善战，与入侵的番王作战，功勋卓著，被高辛帝招为驸马，敕封为忠勇王。由此，忠勇王得以娶三公主为妻，生三男一女。忠勇王不愿在朝做官，自愿入山耕作为生，后迁居山林垦荒、狩猎，自食其力。以后，子孙繁衍，成为今天的畲族。
  有关畲族族源的研究，有“外来说”和“土著说”两派之主张。我对关于畲族族源及相类似的畲民信仰的各种传说，保持着这样一个观点：对于神话传说，我既不否认也不肯定。要尊重历史，并要积极挖掘和传承祖先的优秀文化。由于对畲族的族源研究，特别是在畲族民族信仰方面，与地域、文化等的变迁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所以有待进一步发掘和考证。而且探寻的脚步还将继续，不会停止。
  族源研究中的“外来说”，主张畲族是由武陵蛮、长沙蛮或古代“东夷族”靠西南的一支“徐夷”南迁发展演变而形成的。“土著说”主张畲族是古代闽、粤、赣边的土著居民发展形成的。对于土著居民的认定，又有百越人后裔、闽族后裔和南蛮的一支等不同派别。这两大派别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由于彼此之间都有理论上和论据上的不足，谁也不能说服谁。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认为畲族的来源是单一的。
  早在隋唐之际，畲族就已居住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因受历代统治阶级的压迫和为险恶环境及艰难生计所逼，不断迁徙。唐代即有零星迁入闽东的记载：据载，唐景福元年（892年）畲族盘、蓝、雷、钟四姓360余口，跟随王审知担任向导从海路来闽，在连江马鼻登岸，后徙居罗源大贝头等处，再由罗源迁居闽东的宁德、福安、霞浦、福鼎等地。
  到了宋代，畲民陆续向闽中、闽北一带迁徙，大约在明清时大量出现在闽东、浙南。迁入闽东的畲族，其迁徙路线集中于沿海岸，大致迁徙的方向是从闽西南至闽南再到闽东，沿途经过泉州、莆田、福州的闽侯、连江、罗源等县，而后进入蕉城、福安、福鼎，部分继续向浙江南部方向迁徙，散处于温州、丽水，而后再扩散到其他地方。
  畲族居住点主要以福建、浙江两省的广大山区为主，其余的分布在江西、广东、贵州和安徽省境内。畲族聚居点多为数十户人家组成的自然村寨，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具有典型的散居与杂居特点。这种格局，是畲族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的，并非历史时期畲族人口和分布状况的原貌。
  5
  闽东畲族迁入简况。
  唐代，原来生活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带的畲族先民开始迁入闽东。而这种民族迁徙活动到明清时期更趋频繁，大量落籍闽东的畲族，在偏僻山区依山垦田而耕，搭寮而居，建设家园。同时，由于不断的迁徙造成畲族人口分布呈“大分散、小聚居”特点和畲族村落小，汉畲杂居的格局。
  迁入闽东最早的畲族是古田县富达村的畲族先民。自唐乾符三年（876年）蓝公文卿长子由侯官县（今闽侯县）骑白牛跋山涉水迁居到富达村，开垦创业，繁衍生息，迄今逾1130年。
  迁入闽东的畲族主姓为蓝、雷、钟三姓，共有73支。
  畲族迁徙的原因，主要出于逃避天灾人祸，寻求生存。闽东山高岭峻不易用兵，历史上受战争影响小，社会相对安定，并且依山濒海，“鱼、米、油、盐不贾而足”，这些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吸引了畲族先民。明代晚期，浙南、闽东北一带种苎麻、种菁业异常发达，需要大批劳动力，由此形成畲族迁徙闽东的第一次高潮。
  那么，畲族主姓之一的钟姓是如何来到闽东的呢？据家谱载，畲族钟姓先祖钟音公，原居广东，于明永乐五年（1407年）入闽，为入闽始祖。钟氏第五世钟通达，于明天顺年间（1460—1464年）来宁，迁居九都柴坑村开基创业，为钟姓入宁始祖，成为第一支源流。其后，有第十世钟德兴同子钟可成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从罗源县入迁宁德金涵上金贝村下境发族，是为第二支源流。
  再有，明景泰年间（1450—1456年）钟法广从金溪玉林迁居福安西门外眠山冈，福安坂中畲族乡大林村，为闽东畲族钟姓发族地，钟熙也被畲族尊为钟熙侯王。后转迁大林、山头庄发族，成为闽东畲族钟姓的主要支派——这也是我的家乡南岗钟姓发族的支派。
  入迁闽东后，畲民先后落脚于宁德境内的白马山、狮子山、天峰山等大山。畲民由此多散居于飞鸾的马山村、南山村一片；八都的猴〓村连九都的九仙村一片；七都的际头村连金涵乡一片。清时，族人又陆续向宁德的东南沿海村庄迁移，散居开来。
  以上是畲族入闽发展的整体情况。
  以我的家以及周围几个较为熟悉的村庄来说。南岗村以及雷东村、营岗村的钟姓，是从福安甘棠山头庄迁入，时间在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丹斗村钟姓，是在清顺治年间（1644—1661年）从武平县迁入。以后也有不少畲民转迁到漳湾上雷东村、八都云淡村、下汐村。
  我小时候，没有看到自家的钟姓族谱。这是因为小孩子不可以随便阅览族谱。按祖上传下来的规定，族谱的修订和补充，要举行特别的仪式，加上族谱由专人统一保管，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出来的。
  好在清代见诸谱牒记载的畲族村和现在的畲族村接近，对迁徙的历史考证极其有力。至今在八都镇，属畲族少数民族村的还有新楼、猴〓、半山、后岗山等村。值得一提的是，在清代的畲族家族谱牒中，保留着被家族认可的政府文告，这些文告均申明畲民应有的权益。其中文告中出现的“免差徭”、“禁骚扰”等类型，为研究畲族文化的学者所重视。
  目前的研究认为，畲民开始承担封建赋役，出现于南宋末年。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漳、汀地区畲民起义，官府诱迫漳浦“南畲三十余户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既版籍，则同于齐民，赋役自然不免。闽中的莆仙地区，则是到了入清以后才承担赋役。明代，畲族大量迁徙到闽东，这时，游耕不定的畲族仍然是“化外之民”。
  总之，畲民的赋役史的演进是曲折、反复的，总体趋势是随着时代的延伸，至清代，畲民社区均大体越来越归属于和汉人乡村赋役制一致。
  6
  我回顾自己从童年走出山冈到参军入伍这一人生阶段，有一些感受。
  我的童年之苦，苦在童年就独立、6岁就失去母爱和分家。7岁在大哥家，带侄儿。8岁时，又帮我姐姐带外甥女。我姐姐家在福安下白石镇下赤新厝自然村，外甥女又大，我常常抱不动。二姐的村离我的村庄很近，爬到山顶上就是南岗，我由此常常想家，特别是天黑时。以后又当放牛娃。不管刮风下雨，都要上山采猪菜。在去念书前，自己又患疾病。
  什么苦都吃过，什么事都干过。但童年的苦，对我来说是有好处的。人生，就要自立自强。别人帮忙总是外在的力量，主要还靠自立自强这种毅力，这也培养了我从小做每件事都讲究细心。比如采猪菜，必须每天要采满满一箩筐；放牛，必须看好，牛是人家的，跑丢了，我拿什么赔？小时候，从山上看到公路上飞驰的汽车，我就砍竹子当车来玩。我幻想，将来有一天，汽车能不能跑上山来。
  到八都当通信员，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学习。
  那时，我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但雷锋的精神，是我获得文化知识的第一步，对我的思想的进步，起到了最朴素的作用。“人，做一件好事不难，一生做好事却难。”这让我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终身信念。在八都，领导对我器重，其他的干部对我关爱，群众对我好。我积极参与八都的街道活动和晚上防火、打更，参加民兵等，都感受到群众的厚爱。我后来离开八都去参军，上车时，热泪盈眶，很感动。
  几年的军人生涯，可以说奠定了我一生成长的基础。
  我对部队生活的感悟和在部队中锻炼成的思想、作风、身体的素质，可以说是为我日后做人、做事提供了出发点和必要条件。部队这个大熔炉，把我一个山村少年，锻造成一个有着更广阔的眼界和思想意识，有着更强的工作能力与学习能力，有着一定社会经验与自信的成年人。这也为我走上工作岗位，创造了较好的起点和坚固的基础。
  金涵水库大会战也给我很深的感触。我至今认为，金涵水库成功建成靠的是群众的力量。在当初机械化条件相当艰苦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群众的日夜奋斗，是不可能建成的。
  领导的指挥也很重要。我印象最深的是军分区司令员的赵思冠。当时建设水库速度一直上不去，就是靠他的指挥和决策下，群策群力，全县会战。作为领导者、指挥员，不仅在于对形势的正确地分析，还在于指挥的魄力，在关键的时刻，能推进工作前进。金涵水库的建设就是一场战役。我身处此境，感受到了组织指挥的重要，感受到了调动各方积极性的力量，感受到了精神力量的必要性，这为我日后在领导岗位上工作，也提供了良好的启示。
  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04国道的拓宽改造工程中，我就运用了在水库会战中所获得的经验。在一没有钱，二客观条件差的情况下，振作精神为先，以“敢问路在何方”来破题，明确路是闽东发展的生命线，首先有一种拼搏精神，做好科学决策和精心周密的部署。再则是拿出领导者的运作魄力与决心。这方面都做到了，群众的力量就可能调动起来。只有调动了群众的力量，我们才能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