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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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7月，我在八都公社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八都工作三年多后，也就是1964年初冬，我报名参军入伍。
  记得当时应征入伍的八都青年共有8个人，分别来自云淡、吴山、洋头等村，而属于少数民族青年的只有我一个人。
  作为一个畲族青年，现在我不仅走出了山冈，而且即将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我的内心充满了憧憬和希望。
  出发的那天清晨，所有八都公社入伍青年统一集中在八都区里，然后乘车到县武装部。到了武装部后，统一换装，胸戴红花。那时各区组织对选兵十分慎重，是政治大事，对我们这些青年来说，最终能当上兵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
  当我们坐上前往县武装部的汽车时，八都街群众送我们上车。我尽力把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曾经教导过我的八都领导，向曾经朝夕相处的同事告别。车动了，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下！
  第二天上午，县里组织欢送新兵，我们坐上了绿色的大卡车正式出发了。
  “车子要开三天三夜。”“不止吧，听说，很远很远，还要改坐火车。”车一开出县城，我们这些新兵便开始猜测即将去的部队的所在位置。毕竟第一次出远门。当初我们并不知道要前往28军。结果，大卡车从上午开出，既没有开三天三夜，也没有改乘火车，而是傍晚就到了目的地——莆田三山。
  莆田三山，属于莆田西天尾公社，位于县城的郊区位置。之所以这个地方叫“三山”，顾名思义就是三座山并列而成。一营在第一座山，团部在第二座山，而我后来从新兵连下到的营部就在第三座山。
  到了新兵连，先在团部，叫集训队。部队考虑到我曾经当过公社通信员，所以一到新兵连，就指定我为新兵班的班长。
  新兵训练是这样的：早上6时，天蒙蒙亮，就得出操。冬天早起集合，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难度，但难的是十分“刻板”的队列训练和军容军貌要求。队列训练一开始，就是向左、向右、看齐、正步走等简单动作，随后渐渐加大难度。喊口令的是老兵，要求十分严格。我感到最紧张的就是紧急集合，这是训练的基本科目。睡到三更半夜，紧急哨一吹，不能开灯，同时要在3分钟内打好被包，穿好衣服，到操场集合。第一次紧急集合，由于紧张，我心慌手乱，把被包打得乱七八糟，着装不整。
  出操训练回来，即便是寒冷的冬天，满身还是大汗。因为当时我们的团部操场正在建设，遇到下雨天，泥泞得很，只得暂时集中到食堂训练。新兵连食堂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大会堂，开大会时，把桌子、椅子一搬开，就是会场。
  清晨训练完，洗把脸后，上午7时，吃早饭。8时，上政治课，有时半天进行队列训练。军容军貌，新兵都必须牢牢记得。
  政治课的学习内容是《毛泽东著作选集》，或者是指导员给我们新兵讲当前的政治形势。我记得，指导员还提问我“为什么要当兵”、“怎样为人民服务”、“如何增强当兵的责任感和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等问题。到了晚9时，必须熄灯睡觉。
  新兵训练时间虽然只有3个月，但这其实就是部队生活的一个缩影。
  早上6时起床，7时开饭，8时上课训练，晚9时睡觉，包括军容风纪、礼节礼貌等，所有的一切都是讲究时间性、纪律性。在地方，没有这么规矩。而在部队，就是以这种方式，在严格训练中，把一个来自农村的普通的青年训练成为一名军人。
  在新兵连，我对一件事的印象很深。
  这一件事就是吃饭。在部队，吃饭要赶时间，不快就吃不上饭。我当时特别能吃。在那时，部队兵大多来自农村，本来饭量就大，再加上部队吃的是白米饭，一个人吃一斤米饭没问题。所以开饭时一眨眼，一大桶白米饭“没”了。我感觉，刚刚端起饭碗，已经就有人打第二碗饭了。没吃饱的基本上是我们这些吃得慢的兵，伙房只好照顾我们，再煮饭，再吃，又不够。所以在部队首先要适应快速反应，才能提的上“战斗”二字，每一天都要牢记速度，不能有半点拖泥带水。这种速度，用吃饭来说明是最恰当不过了。同时，要有集体主义精神。就像吃饭，如有紧急情况，只允许五六分钟吃饭，随后，要马上集合、出发。整个部队不会因为一个兵没吃饱而等待。
  2
  3个月的新兵连训练结束之后，我下到连队。
  下到连队，才算正式兵。那时入伍新兵虽然穿上军装，却没有发军衔。新兵训练结束后，下连队才开始发军衔。刚开始发军衔，先是列兵，6个月后，是上等兵；我那时候进步很快，8个月后晋升为下士。1965年，军衔改革，就不分军衔。
  到了连队，我分配到某师炮团三营营直，最先在侦察班。后来，营部认为我普通话说得比较好，便把我调到无线报话班。
  无线报话兵属于通讯兵的一种。通讯兵有好多种，分为无线电、有线电兵种等。报话，属于无线电一类。我刚到报话班，什么叫“无线电”听都没听说过。一窍不通，怎么办，老老实实从零学起。
  当时的电台很重，蓄电池很大，光是外包装上的铁壳就很重，不像现在的通讯兵身上背着的电台那样轻巧。我们在训练时，不仅得背着，而且还要背着爬山。到野外训练，既要操作电台，又要报话，我生怕完不成任务。
  报话，操作是前提，毕竟报话也是技术，所以刻苦学习是第一要素。我们这些新兵到了报话班，老兵就告诉我们，首先要熟悉电台的性能，电台放在不同方位，接收的信号就不一样。有经验的老兵，到野外，就知道电台要放在哪个方位。
  刚开始的时候，我到野外就遇到联络不上的问题。回来后，请教老兵，总结经验教训，查找原因。当时就有一位副班长，上海人，姓顾。他就教我如何耐心地找方位，如何操作、保管、电瓶充电等。不久，我就掌握了，对把握方位这种技术问题只要多训练，熟能生巧就可以做好。
  其实，无线电报话最头痛的是背密码。密码经常换，时间又很紧，没有什么绝招，惟一的办法只能死记硬背。我在八都公社当过通信员，普通话说得还可以，但是文化程度并不高，又怎么在短时间内理解某一个军语呢？只有靠背！牢记！吃饭也背，睡觉也迷迷糊糊背。还有就是学习拼音字母。可以说，我在连队当通讯兵的初期，基本上是处在失眠状态下度过的。那时，当过报话班的兵都极其“痛苦”——大多数人由此得了失眠症。
  我第一次得失眠症，也是从背密码开始的。那时一有空就背密码，等到背牢以后，密码表又换成新的，又得重新开始背。那时我本来就瘦，得了失眠症后更加消瘦了。
  3
  1965年部队搞军事大比武。每一次大比武就是一次训练考核。在我的军队生涯中，无论训练也好，比武也好，都没有出过差错。我在每一次军事考试成绩都是优秀，每一年都被评为技术能手。没有优秀以上，是不能评上技术能手的。
  1965年，由军部组织的大比武开始，地点在我们团部。这是我参加的第一次大比武。
  那次进行的是项目竞赛。对我们无线电兵来说，就是进行收发报比武，要求收发报准确无误，考官拿着秒表来计算，时间是按照秒来算。要求几分钟之内，将一个指挥命令内容发完。那次，我取得优秀成绩。
  接下来，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1966年的一次军事演习。这次军事演习在莆田的黄石海面进行，也是我到部队后，第一次跟在团首长身边。
  在军事演习中，我平生第一次乘坐登陆艇。当时，海面浪大，艇晃，晕得我大吐。艇上所有的人都晕船。副团长大声地对我们说：“吐归吐，吐完，大家还要再吃。必须填饱肚子，不然更会晕船。”当时，带上艇的是油饼。海面上浪大，煮不了东西吃。
  部队里常说，侦察兵好比首长的眼睛，通讯兵好比首长的耳朵。作为艇上惟一的通讯兵，我只能坐在甲板上操作，不仅要对陆地上的指挥所发出信号，还要随时接收发来的信号。
  海上演习与陆地上的演习训练完全不同的是：海上指挥，全凭通讯密码对陆地炮队进行指挥；陆地炮队随时根据艇上的指挥，发射炮弹。
  电台传军令，军令如山倒！所以，电台随时保持联络，通讯兵保持高度警惕，不可以出差错。
  演习从下半夜开始，从我们指挥部进入海面，到凌晨3时结束。上岸以后，黄石当地老百姓地里种着地瓜，我一下子就躺在地瓜地里睡着了，连身上的电台也没有卸下。当时晕船后，人极想平躺下，加上自己首次完成那么重的任务，人在紧张过后，实在困，所以连身上背着电台都不知道了，也不管地下潮湿，一躺下就呼呼大睡。
  什么叫晕船，我的印象至今深刻。当时，对一个不识水性的我，靠什么克服晕船呢——靠的是责任和毅力！
  许多人只知道，当报话兵算是机关兵，不用风吹日晒，非常羡慕。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到了报话班，才知道，报话班要求每人都要熟读密码，同时，规定要说标准普通话。熟读密码，是因为密码表有几千个字组成，而且在报话时要对答如流，对方报密码来，也要马上译出意思。所以在对话过程中不可能对照密码表，需牢记在脑里。而必须说标准普通话，原因更简单，语音不准将有可能导致对方误解。
  我当时所在的报话班，密码自己背，然后检验的方式是通过收发报来检验速度和准确度。
  我还记得第一次上训练课的情景。早上8时出发，上课地点是在离营房大约20分钟路程的野外，那是一堆墓坪。
  当时，我们一个班4部电台8个人，每部电台需要两个人操作。我们训练都在野外。要求是60分为及格，90分为优秀。我们班由4位老兵带4位新兵。第一次训练，我仅仅得到及格。
  如果说背密码有什么“秘诀”的话，就是找张小纸条，抄好密码，放在口袋里，随时拿出来背。当时，我同时开始自学拼音，把密码表上的所有文字都注上拼音，一有空，就拿出来背诵。还有听广播，对对自己的口型。我这种学习密码的方法近乎于死记硬背。
  尽管如此，去报话班还得通过选拔。在当时，10个人当中只有4个被入选到报话班。
  许多年过去了，我想起报话班的生活，脑海里就想到“钉子”，这就是雷锋的“钉子”精神。荀子的《劝学》中说：“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意思是说，缺乏深沉的意志，不会有透彻的聪明；缺乏专精的行动，不会有辉煌的成绩。这正是印证了“有志者事竟成”这样一个道理。在部队，一个人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去回避任何一件事情，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有的学习必须专精一心，要靠自己自觉。
  这近乎“苦行僧”的学习持续了8个月后，我对密码，不再那样害怕了。
  如果说，至今自己总结出所谓成功的经验，那就是“人逸我劳，笨鸟先飞”。这也成了我的性格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我当时所在的是某炮团的一个营直指挥排。这个指挥排是为首长指挥服务，没有炮。炮队在下面连队。
  8个月后，我提升为副班长。一年后，我当上了班长。
  1964年7月，我在部队转正，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刚入伍时，津贴发6元钱，我除了买些生活必备品之外，还寄5元钱给老父亲。我觉得，部队是一所大学校，能锻炼人。我在部队获得了不少荣誉，曾被选为八二师党代会代表，还获得团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连“五好”战士、技术能手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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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春，我接到部队上级的命令，到地方执行任务。任务是到泉州市公安机关搞军管工作。从部队到地方，这是一项新的任务、新的工作。
  受命到晋江地区的一共有130名，工作关系挂在晋江军分区，离开原部队归属军分区管。
  我作为到晋江的130名优秀指战员之一，被分配到泉州市（当时是县级市）公安局消防大队，担任负责人。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主要组织单位干警学习传达党中央的精神，做好团结联合以及恢复日常工作。
  1969年秋，组织上将我们这批老兵正式转到地方工作。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新的转折点。
  不久，我调到泉州市防空指挥部工作，担任负责人。当时的防空指挥部，属于公安局下属单位。在那时，防空指挥部受冲击，各项工作都比较混乱。单位只有4位同志，其中1个军转干部，1个机工，1个电工，1个干部因长期患病在家。我第一次接触城市防空指挥系统，抱着学习的态度，团结在岗同事，发挥大家的力量，在短短时间内，迅速使得单位工作正常开展。在那时，我的指导思想是把握三条原则：一是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二是坚持党性原则，不搞派性；三是尽责尽力做好本职工作。
  这期间，我先后因整党工作队需要，抽调到泉州市教育系统、泉州市蜜饯厂。
  1970年初，我调回泉州市公安局工作，开始在政保岗位上，同时也做刑侦工作。后来又调到办公室担任文书。当年下半年，组织上调我到泉州市委办公室工作。
  我回地方，在泉州工作5个年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环境，让我得到考验，也学到很多东西——无论在什么环境条件下，政治要坚定，做人要诚实，做事要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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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伍前，我在自己家乡八都公社当通信员。近三年通信员的工作，时间虽短，但我学到了如何做人、做事。同时，我逐步了解本民族的革命斗争史，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开始思考人生问题。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在八都公社。
  当时入党，分书面申请和口头申请。口头申请大多在农村。入党的大致程序是这样的：首先是被支部列为培养对象，上报县委；第二步是到县委党校培训；然后是预备党员、正式党员。
  1962年1月8日，在地委批转《关于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的意见》中，提出整顿农村支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之后不久，地委宣传部、组织部联合召开各县党校校长会议，转达省委党校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党校培训干部工作情况，部署了对今后干部的轮训工作。所以，八都公社支部将培养对象报到县里后，县委党校定期组织这些培养对象到县委党校学习。学习期限为一个月。
  学习培训后，并不是意味着就可以入党，主要还是看工作上干得好不好。组织上，对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安排两个入党介绍人。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温春成、谢兰崇。
  申请者在干完一年工作之后，要向入党介绍人汇报一年来的工作成绩。比如拿到什么奖励，是否获得先进等。如果未获得这些成绩，还得说明原因以及汇报如何改进工作。
  这种程序，保证了对干部的严格教育和培养。同时，对申请者来说，宗旨是很明确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我的脑海里，畲族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民族。迁入闽东后，经历了和汉族大致相同的政治制度，由于不满民族压迫、民族歧视，不堪忍受阶级压迫和剥削，历史上多次组织和参加反抗统治阶级的武装斗争。
  举一些例子说明。
  1936年7月，中共宁德县巫家山畲族村党支部选派十多名畲族青年担任闽东红军独立师第二纵队向导，同时，高山、半山、猴〓、南岗、八斗等畲族村游击队58人、赤卫队90人，配合红军第二纵队巧袭八都镇，摧毁国民党守军炮台，击毙14人，缴获步枪63支和一批军用物资。当年11月，闽东革命领导人叶飞在福安竹洲山战斗中负伤，转移至周宁县苎园坪畲族后方医院治疗。
  1945年10月，宁德国民党保安队洗劫巫家山畲族村，巫家山房屋被毁多座，畲族群众被杀7人。
  畲族人民不畏艰险，不怕流血牺牲，在反抗封建统治制度和反洋教斗争中与汉族人民并肩作战，打击了封建统治者和洋教士的嚣张气焰。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畲族人民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闽东畲村先后建立起65个中共党支部（党小组）。
  据不完全统计，民主革命期间，闽东畲族村被烧毁135个，烧毁房屋10500间，被杀害的畲族党员、干部战士、群众和受摧残致死者多达5000人。当时闽东革命领导人叶飞在后来评价说：“在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年代，畲族人民作用很大：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诚；第二，最团结。”
  我为畲族有着如此英勇的光荣历史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刚参加工作时看到的党员，不论是应急任务还是平时的工作，都有一股吃苦在前，毫不利己的精神。所以，我渴望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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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当时我对革命史了解得并不多，但从自己的成长中，我始终坚信：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有今天的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在入党申请书上写下自己对党的认识：旧中国内忧外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畲族连饭都吃不饱。最终还是中国共产党带领着广大工农阶级，走出了一条光辉之路，挽救了中国，挽救了人民，解放了畲族同胞。
  我入党时的支部书记胡伏卿，在回忆当时区党委考核我的情况时说：“八都公社党支部一致认为，钟雷兴出身贫苦，好学上进，觉悟高，自工作以来，严格要求自己，一贯表现积极。他入党动机正确，根据支部大会一致通过了钟雷兴的入党申请。”1963年7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4年7月在部队转正。
  如果有人问我：“世界上什么颜色最庄重？”那我就回答他：“中国共产党党旗的红色最庄重。”
  宣誓的那一天，我的心情有说不出的激动。我站在党旗下，郑重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那一刻，我感觉好像有一股电流击穿全身，感觉自己的身上有着使不完的劲。我觉得，从此，我将不再仅仅是我自己，我是千千万万个共产党员中的一员，我的命运和追求，同党的理想绑在了一起。誓言就是承诺，我要牢记这庄严而神圣的一刻，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