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沈作乾在《括苍畲民调查记》（1925年）一文中写到丽水畲民服饰：“男子布衣短褐，色尚兰，质极粗厚，仅夏季穿苎而已。妇女以径寸余，长约二寸之竹筒，斜戴作菱形，裹以红布，复于头顶之前，下围以发笈岀脑后之右，约三寸，端缀红色丝条，垂于耳际……衣长过膝，色或兰或青.缘则以白色或月白色为之，间亦用红色，仅未嫁或新出阁之少妇尚之。腰围兰布带，亦有丝质者。裤甚大，无裙。富者着绣履，兰布袜。贫者或草履，或竟跣足。其他耳环、指环，皆以铜质为之.受值不过铜元几枚而已。”[25]可见到民国初年，丽水畲族青年女服有白底红花的边缘装饰，裤装已成为部分地区普遍的下装款式在其他方面，畲服基本延续了清末时的外观。勇士衡先生于1934年在浙江丽水地区所拍摄的珍贵照片呈现了当时畲族服饰的原始风貌（图2-6～图2-8，原图存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9年夏天，德国学者史图博和中国学者李化民走访浙江景宁敕木山地区，撰写了民族学上研究民国畲族服饰文化的重要著作《浙江景宁县敕木山畲民调查记》（简称《调查记》）。根据其记载，畲族男人穿着普通的短上衣和裤子，常穿草鞋，戴竹蔑编的斗笠，下雨时穿蓑衣，富裕的男人在过节时穿长衫。妇女们普遍穿着老式剪裁的无领上衣，领圈和袖口上镶阔边，穿宽大的过膝裙，裙子上面围一条蓝色麻布小围裙。围裙带子是用丝线和棉纱线手工制作的宽仅三厘米的彩带。妇女不裹脚，通常赤脚走路，只有在节日才穿鞋。畲族妇女头饰最明显的特色是头笄（图2-9）。男子老人梳辫子，青年人都把头发剪短，大多数男人把脑袋前半部剃光，而把后脑勺的头发往后梳。[26]
  除了服饰风貌以外，《调查记》也呈现了当时畲族服饰设计制作的状况和文化背景：
  首先，畲族的服饰花工艺制作、原料取材、款式设计等各方面体现出与汉族的紧密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汉族的技术和资源。如“畲族男人的衣服同周围的汉族农民完全一样”，只有富裕人家的男人在过节时才穿长衫，并且“不是由畲族妇女自己做的，而是请汉族裁缝到家里来做”；“很少见到棉布，若要使用，得向汉族商人购买”；“妇女只有在节日才穿上鞋子，这种鞋子不是她们自己做的，而是汉人为她们特制的。这种鞋子的式样和汉人穿的相同”；“敕木山村的畲民自己不做这种复杂的头饰，他们请景宁县城里一个银匠做”等。
  其次，畲族服饰的发展进程在各方面均落后于当时的汉族，且在发展方向上表现出对汉族服饰文化的追随。这一点在男装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代表着畲族服饰最高级别的礼服是汉族当时的日常服长衫：“男人的发型逐渐现代化了，老人还梳着辫子，中青年以及外出工作的人们，都把头发剪短了，大多数男人把脑袋前半部剃光，而把后脑勺的头发往后梳”。
  再次，畲民在很大程度上恪守着自身的民族服饰传统特色，尤其是畲族妇女服饰。《调査记》中多次提到“合乎传统风格”：“到处都一样，这里的妇女是保守的，她们至今还保持一些最初的服装形式，这和汉族妇女就不一样了。妇女们相当普遍地穿着老式剪裁的上衣……”；围裙彩带上的图案是由“合乎传统风格的花样组成”；“妇女裹脚的习惯从来没有传入畲民中间”；畲族的鞋与汉族不同的是“鞋口和后根接缝处都加上了红布镶边，鞋头前面有用红线做的流苏，鞋面绣着合乎传统风格的红花”；“头饰一定要按照自古流传下来的方式制作，畲民不能容忍有丝毫改变”。
  最后，当时的政府试图以一种强硬的方式影响畲族服饰文化。《调查记》中提到民国政府禁止畲族妇女佩戴传统头饰。在景宁县，警察甚至把进城的畲族妇女的头饰扯下来，丢在地上，把它踩碎。史图博、李化民认为汉人同化外来民族的能力很强，而畲民也接受了大部分汉人的文明与文化。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被评价为一方面因减轻民族奴役和压迫而“值得称赞”，另一方面却因为某些“急于求成的官员”把“改革”定位在服装和风俗习惯上，损害了畲族的民族文化遗产。
  20世纪30年代后期，民国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提岀“移风易俗、教民明礼知耻”的口号，但因过于脱离现实无疾而终。1937年到1938年间曾任云和县县长的沈松林先生，在《一件错事》一文中检讨了自己当年愚蠢做法，并对畲族妇女表示了歉意：“……我很惭愧，曾经做了一件错事，那就是强求畲族女同胞改变发式与服装——不许她们戴头饰和穿民族服装。于是她们上街时，只好取下头上的头冠、石珠等装饰品，大体上与汉人相同。可是一出城仍旧穿戴上民族服饰，恢复原来的样子。我这种‘同化的偏见’使她们增加麻烦，回忆起来，深感惭愧和内疚，应该向畲族女同胞道歉。”[27]
  浙江图书馆收藏的1947年2月7日《正报》“浙江风光”专栏中，刊登了柳意城先生《畲民生活在景宁》（1947.1.27）一文，文中记述畲民穿的是自织的麻布，女子服饰与汉人迥异。衣裳宽襟大袖，阔边绣花，长及膝盖；裤子亦绣花边，鞋子也花绿满目。“更奇特的是头部的装饰，以断竹为冠，珠绦（五色椒珠）累累，看样子很像篆文的‘并’字，这种装饰，相传为其始祖母高辛氏公主之饰云。……即在当今时代，彼等仍如原始习俗。”[28]
  据《丽水文史资料》记载，作为畲族妇女最完整装束的新娘服饰在新中国成立前为：“上身穿青色布衣，胸前右衣襟及领圈镶四种颜色，花样不同花边的‘通盘领’花边衣，袖口亦镶有花边；下身亦穿青色裤，裤脚绣有鼠牙式数种颜色结合的花纹。鞋的鞋面全部绣有花纹，前端束有红丝线的鞋须；袜是兰色土布靴形袜。腰束自知（织）的兰色蚕丝锦带，锦带两端有约四十公分的带须，须上有新娘本人亲自编织的精致花纹、两端带须还钉有古铜钱各八个，在走动时可听到铜钱的撞击声。戴的银器饰品有银项圈、银链、银手镯和银戒指。头部戴的是相传始祖高辛皇三公主所带凤凰冠，畲语称为‘gie’（髻）。髻的构造：丽水①是用一个小竹筒，外包本族妇女自织的特种红色丝帕；竹筒前端镶一块圆的、有花纹的特制银片；在前额顶挂有银牌三块，称‘髻牌’；头顶披有一块约一寸宽的红色绒布，由前额披向脑后；还有三串白色珍珠盘绕在外。景宁畲族妇女的髻结构更复杂，每对髻要十余两白银作原料。”[29]
  可见，虽然史图博等学者认为政府“在废止这种服装以及某些独特的风俗习惯方面，取得了比在社会改革上更为明显的成果”，但是通过沈松林和柳意城先生的记述可以看出，从上而下简单粗暴的政治手段对于畲族服饰的影响限于暂时性和表面化。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丽水地区畲族服饰特征如下：
  （1）服装色彩：尚青或兰.边缘以白或月白装饰，点缀红色。
  （2）服装款式：男子短衣，富者着长衫（与汉人无异）；女子着无领上衣，衣长过膝，腰围布或丝带，下着阔裤或过膝裙。
  （3）头饰：女子戴竹筒，裹红布，缀红丝带；男斗笠。
  （4）足饰：富者着绣履、兰布袜；贫者着草履或跣足。
  （5）文化变迁：其一，在工艺制作、原料取材、款式设计等各方面的发展上落后于汉族，依赖于汉族；其二，在被汉族服饰文化涵化的过程中仍恪守传统；其三，“同化政策”、“新生活运动”等政治力量会对畲族服饰造成影响，但强硬干预的效果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