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威廉·里弗斯在《美拉尼西亚社会史》中曾说道：“各族的联系及其文化的融合，是发动各种导致人类进力量的主要推动力。”文化传播因素即是指外来文化传播对某文化变迁的影响和作用这一因素。反映在古代畲族服饰上，中原主流文化对畲族文化的入侵和浸染主要来自于历代统治者的政治压迫和招抚教化。
  自唐代“平蛮开漳”以来，被称为“蛮”的畲族一直遭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分化瓦解直至明末每个朝代都有朝廷派兵平畲的记载：宋代，朝廷镇压了“壬戌腊”漳州畲民起义；元代，镇压和分解抗元畲军；明代，镇压江西赣州府畲民起义，增设“营哨守把”[2]。这些残酷清剿和封建强化统治直接导致了畲族的大规模迁徙。可以想见，在长逾千年的避难历程中，畲民为了躲避杀戮，不得不隐藏自身的身份，将作为“妖氛之党”标志的“椎髻卉服”进行改易。直至明末，畲族普遍“椎髻跣足”、“不巾不履”，服饰越来越趋近简朴无华。
  从宋代开始，封建统治者就对畲族采取剿抚并举的政策。其中，明代王守仁的教化心学主张收效尤其明显。如前文所引《平和县志》[9]记载，明初到清初的三百年间，平和县畲民已被当地汉人慢慢地同化，其至“化为齐民”、“忘其所自来矣”。包括服饰文化在内的“饮食、衣服、起居、往来”各方面社会生活也被汉化，服饰特征逐渐与当地汉人相同。而这一服饰文化的转变正是“抚瑶”、“绥靖”、“羁縻”之后畲族逐渐接受汉文化的结果。
  清末，畲族曾主动顺应政府服饰改易的号召。福州《华美报》己亥（清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刊登了福建按察使司的盐法道曾发表的《示谕》：“有一种山民，纳粮考试，与百姓无异，惟装束不同，群呼为畲，山民不服，特起争端”，因此，“劝改装束与众一律，便可免此称谓”，而结果是畲民“无不踊跃乐从”[2]。这充分体现了当时位于主流的汉文化对于畲族文化强大的感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