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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代畲族服饰文化変迁
  第二章 近现代畲族服饰文化变迁——以浙南为例第一章 古代畲族服饰文化变迁
  畲族服饰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地发展变化着，这些变化向人们无声地吐露着畲族人在历史进程中所经受的政治动荡、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文化浸染、种族流变和宗教洗礼。
  1.1 古代畲族服饰文化变迁历程
  1.1.1 畲族服饰原始时期
  畲族族源至今众说纷纭，有苗、瑶、畲同源于“武陵蛮”一说；有越人后裔一说；有源自古代广东土著居民一说等，尚无定论［1］。据畲民族谱记载，畲族起源于广东潮州凤凰山。在汉晋以后、隋唐之际，畲族先民就已劳作、生息、繁衍在粤、闽、赣三省交界地区。
  据《后汉书·南蛮传》载，畲族先民盘瓠蛮“织绩木皮，染以果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衣裳斑斓”。直至唐初，畲族所处的地区山脉纵横，“莽莽万重山、苍然一色，人迹罕到”，使得早期畲族与世隔绝，受外界干扰少，因此上述独特的民族服饰特征得到了延续和保持。如《云霄县志》记载唐代居住在漳州地区畲族先民的发式和服饰为“椎髻卉服”。《赤雅》载：“刘禹锡诗，时节祀盘瓠是也其乐五合，其旗五方，其衣五彩，是谓五参：”唐朝陈元光《请建州县表》载.唐朝前期福建漳州一带畲族先民“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2]。《畲族历史与文化》一书也载：“唐宋时，畲族妇女流行‘椎髻卉服’，即头饰是高髻，衣服着花边”[2]。
  可见汉至唐初畲族服饰较好地保持了原始风貌，其主要特征为：
  （1）色彩：鲜艳的五色。
  （2） 款式：衣摆或裙摆前短后长，部分衣服衣襟为“左衽”，呈现与中原相异的服饰特征。
  （3） 发型：将头发编束成椎形的高髻。
  1.1.2 畲族服饰多源融合时期
  宋元之际，在反抗封建苛政特别是榷盐弊政的共同斗争中，畲族与周边其他各民族人民在合中通过交流，加强了融合，促进了畲族服饰文化的多源融合。
  闽粤赣边区的上著居民属百越系统。直至汉初，这一地区仍主要居住着不同支系的越人即百越族群。正如《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断发”、“文身”当为百越服饰习俗代表，文献记载也颇多。《淮南子·齐俗训》：“越王勾践，剪发文身”。《战国策·越策》云：“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史记·赵世家》：“越之先世封于会稽，断发文身，披草莽而邑焉”。《逸周书·王会》曰：“越泯（瓯），剪发文身”。其他文献如《墨子·公孟》、《庄子·逍遥游》等也均有记载。而据《元史·完者都传》载：“黄华聚党三万人，扰建宁，号头陀军”。“头陀”即“断发文身”。“头陀军”也是“畲军”的代名词。南宋中叶宁化的畲军领袖晏彪也曾号“晏头陀”[3]。这说明宋元时期畲族起义军在与闽越土著的交流合作中，吸收了其服饰元素；或部分闽越土著直
  接汇入畲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随之引入了相应的服饰元素。
  总结元时期畲族服饰的主要特征为：
  （1）款式：吸收了文身这种百越民族服饰特征。
  （2）头饰：吸收了断发这种百越民族头饰特征。
  1.13 畲族服饰流徙从简时期
  元朝统治者对抗元畲军进行了残酷镇压和分化瓦解，“至元十六年（1279年）五月辛亥，诏谕漳、泉、汀、邵武等处暨八十四畲官吏军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加迁赏，军民按堵者如故”[4]。这直接造成了畲族的大迁徙。从元后期至明万历年间，畲民开始大规模从闽西南沿闽南经闽东向浙南流徙明万历进士谢肇淛游福建太姥山过湖坪时，曾目睹“畲人纵火焚山，西风急甚，竹木迸爆如霹雳，……回望十里为灰矣”，并写下“畲人烧草过春分”的诗句。顾炎武亦云：畲民“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这些都是对明朝畲族游耕生活的真实记录。
  据史料记载，明代畲民的风貌普遍为高髻赤足，较之先民显得颇为简朴，这与他们的流徙生活不无关系。如谢肇淛《五杂俎》载，福建畲族的服饰“吾闽山中有一种畲人……不巾不履。”明朝万历《永春县志》卷三《风俗》也载，畲族先民“通无鞋履”。《天下郡国利病书》载，广东博罗县畲族，“椎髻跣足。”《潮阳县志》载明代畲族“男女皆椎髻箕倨，跣足而行”《永乐大典·潮州府风俗》载，福建潮州畲族“妇女往来城市者，皆好高髻，与中州异，或以为椎髻之遗风”。
  畲民自明代开始在山上搭棚种青靛，熊人霖著《南荣集》记载崇祯年间闽西南“汀之菁民，刀耕火耨，艺兰为生，编至各邑结寮而居”（编者按：“兰”同“蓝”）；《兴化县志》也载闽中莆仙畲民“彼汀漳流徙，插菁为活”。历史上，有称畲族先民为“菁寮”、“菁客”，是因畲族先民所到之地，遍种菁草。据明代黄仲昭《人间通志》卷四一载，“菁客”所产菁靛品质极佳，其染色“为天下最”从这一时期起畲族服饰色彩即开始以青色为尊。
  明代，赣闽粤交界区域已得到较为深入的开发，人稠地狭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明中叶在政治腐败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赣南的土著客家矛盾与畲汉贫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交织在一起，造成连绵的暴动和起义。明政府剿抚并用，特别是王守仁巡抚南赣平乱时所推行的礼乐教化之心学主张，缓和了民族和阶级矛盾，促进了畲民的稳定向化[5]。部分畲民接受招抚加入官籍，他们的服饰也渐渐与汉族趋同。顾炎武即于《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提到“三坑招抚入籍，瑶僮亦习中国衣冠言语，久之当渐改其初服云”。
  总结元末至明中后期这一时期畲族服饰的主要特征为：
  （1）色彩：开始以蓝靛所染青色为主要服色。
  （2）款式：与当地汉族趋同。
  （3）头饰：高髻、不戴头巾。
  （4）足饰：赤足。
  1.1.4 畲族服饰涵化成型时期
  清代，畲族逐渐结束了迁徙的生活，主要在福建东北部、浙江南部定居下来：在与汉族人民“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下，畲族服饰一方面形成了自身的民族特色，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汉族的影响。
  畲族先民与以客家先民为代表的汉族人民在粤、闽、赣的交流渊源深厚早在晋代，永嘉之乱促使大批中原汉人举族南迁闽西、赣南、粤东[6]。自唐末至宋，客家人因黄巢起义战乱所迫，从河南西南部、江西中部和北部、安徽南部，迁至福建西部的汀州、宁化、上杭、永定，还有广东的循州、惠州和韶州、更近者迁至江西中部和南部。宋末到明初，因蒙元南侵，客家人自闽西、赣南迁至广东东部和北部。这几次迁徙的地点正好是闽、浙、赣的交界处[7]。他们与畲族先民产生接触、交往和斗争，并引起了畲族社会生活和文化状态的改变。
  明清以来，各地畲族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汉化的道路，如：永春县畲族在服饰、饮食、礼俗等文化上“皆与齐民无别”，长汀县畲客“男子衣帽发辫如乡人”等[8]。
  据《平和县志》的记载“瑶人瑶种椎髻跣足，以盘、蓝、雷为姓虞衡志云：‘本盘瓠之后，俗呼畲客。自结婚姻，不与外人通也。……明初设抚瑶土官使绥靖之，略赋山税，羁縻而已今则太平既久，声教日讫，和邑诸山，木拨道通，猺獞安在哉，盖传流渐远，言语相通，饮食、衣服、起居、往来多与人同，瑶獞化为齐民，亦相与忘其所自来矣”[9]。从上文的记载可知：明初对畲民采取了绥靖政策，后经过畲汉长期的交流共处，到清初康熙年间，畲民已被慢慢地同化，言语相通，饮食、衣服、起居、往来多与当弛汉人相同。
  甚至部分畲民一改往日畲汉不能通婚的习俗，主动与汉人通婚，渐渐融入汉族据清道光十二年《建阳县志》记载：“嘉乐一带畲民，半染华风，欲与汉人为婚，则先为其幼女缠足，稍长，令学针黹坐闺中，不与习农事，奁资亦略如华人，居室仍在辟地，然规模亦稍轩敞矣妻或无子也娶妾，亦购华人田产，亦时作雀角争，亦读书识字，习举子业”[2]。
  乾隆时期《皇清职贡图》中所绘罗源、古田两地畲族男女服装款式皆大襟右衽（图1-1、图1-2），同于当地淑民[10]。
  可见、无论是在历史上畲族聚居区的赣、闽、粤边地，还是闽北、闽东、浙南等畲族大迁徙后的新居地，畲族都在不同程度上汉化了。
  如表1-1所示[11]，在这一时期除广东畲族服饰相对显得比较简朴外，福建、浙江、江西的畲族服饰基本类同。比较突出的服饰特征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色尚青蓝：服饰色彩以青色、蓝色为主，浙江地区多“斑兰”花布。
  （2）款式精短：畲服款式普遍为短衣、短裙，大部分裙长不及膝盖，清末也有改为着裤的情况。
  （3）装饰颇盛：较之前朝的“不巾不履”，清代畲族男女在头饰、足饰、装饰品等各方面都更显丰富。
  （4）男女有别：男子戴竹笠穿短衫，一般赤脚，耕作时穿草鞋：女子一般先梳高髻，以蓝花布包头，再戴竹制头冠，并装饰以彩色石珠。
  （5）汉化加深：在畲汉交流日益深广的情况下，女子赤脚的习俗在清末逐渐转变，在正式场合开始穿与汉秀花鞋类似的布鞋，平时则穿草鞋或木屐。
  纵观畲族服饰文化逾千年的变迁，能看到闽越土著百越族群的衣饰身影，也能发现以客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族：化对其的渗透影响。畲族服饰文化的发展演变一直是在与周边各民族的融合中进行的。可以说，通过畲族服饰的发展历史，可以窥见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居于闽、粤、赣的各个民族在文化上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融会的历程，可以窥见中华民族文明发展演变历史之一斑。
  1.2 文化变迁视野下的古代畲族服饰演变动因
  文化变迁是指文化内容的增加或减少及其所引起的文化系统结构、模式、风格的变化[12]。文化的形成和变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气候、地理等诸多要素都能带来文化的差异。文化变迁研究是人类学、民族学关于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自19世纪下半叶起，文化如何变化及民族文化的未来走向成为人类学家会学家潜心研究的课题[13]。目前民族文化变迁研究在我国方兴正艾，它对于探讨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探讨儒家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分析民族文化融合的意义、途径、过程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1.2.1 占代畲族服饰演变因素
  关于文化变迁的动因，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看法，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生物因素说、地理环境说、经济基础说、工业发展说、文化传播说和心理因素说[13]。这些学说所提及的因素也同样影响着畲族服饰文化的变迁。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在畲族发展史乃至世界各民族发展史上，文化的传播、人的心理因素、生物性、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地理环境等都曾引起过颠覆性的民族服饰文化变迁，但是不能将以上的某个单一因素确定为民族服饰文化变迁的根本原因，也不能确定为历史上的某一次民族服饰演变的唯一原因。社会是发展变化的，各社会因素间也有着纷繁复杂的联系，文化的每一次进步都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之下，文化变迁可能由于以上任何因素的作用而发改变。因此，民族服饰文化的变迁往往是多种因素同时作用的结果。
  1.21.1 生物因素——族源融合
  文化变迁动因的生物因素说认为：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其变迁、进化是一个生物有机过程[14]。其中的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变迁理论将文化进化或变迁归结为生态环境中群落基因库的变异和基因为群的分布[14]。
  闽、粤、赣边地历史上存在着重叠的三个基因群，最早为土著百越族群，然后为源于五溪地区的畲瑶族群，最后为来自中原代表汉族文化的客家族群。这三种族群文化相交，必然产生互动互融关系。随着畲族逐渐迁出与世隔绝的祖居地，他们与古越蛮族、以客家人为代表的汉族的交流日益深广，关系日益紧密。其中一部分通过通婚、集结起义等方式实现了身份的迭合与转化，在不断的种族融合进程中，畲族服饰文化也相应地产生了涵化。唐宋时，畲族妇女流行“椎髻卉服”，即头饰是高髻，衣服着花边[2]。显示出畲瑶先民盘瓠蛮的典型服饰风貌。元代，畲族起义军又号“头陀军”，“头陀”即“断发文身”，是百越民族的典服饰特色[15]。这说明宋元时期畲族起义军在与闽越土著的交流合作中，吸收了其服饰元素；或部分闽越土著直接汇入畲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随之引入了相应的服饰元素。
  清代《皇清职贡图》载：福建畲民“其习俗诚朴，与土著无异”，表明当时畲汉关系密切、表征趋同。据清道光《建阳县志》载，一部分畲民主动与汉人通婚，模仿汉族服饰文化习俗：“嘉乐一带畲民，半染华风，欲与汉人为婚，则先为其幼女缠足，稍长，令学针黹坐闺中，不与习农事，奁资亦略如华人。居室仍在僻地，然规模亦稍轩敞矣。妻或无子亦娶妾，亦购华人田产，亦时作雀角争，亦读书识字，习举子业”，畲汉界限十分模糊。时至今日，福建客家和畲民仍同梳高发髻，戴凉笠，着右衽花边衣，尚青、蓝色[16]。
  事实上，很多学者认为畲族本来就是多族源民族共同体，族源“包括五溪地区迁移至此的武陵蛮、长沙蛮后裔、当地土生土长的百越种族和山都、木客等原始居民，也包括自中原、江淮迁来的汉族移民即客家先民和福佬先民”[3]。族源多元性这一文化变迁的生物因素正是畲族服饰文化变迁的初始动力。
  1.2.1.2 地理因素——迁徙
  自然环境不仅决定着文化的性质，也决定着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地理环境改变了，社会文化也随之变迁。从元后期至明万历年间，畲族从祖居的赣、闽、粵边地向闽北、闽东、浙南、赣东等多处新居地大迁徙，导致了畲族服饰原料的地域性改变和分化，从而影响畲族服饰的演变。比如，浙江丽水景宁的畲族因为主要生活在山区，当地盛产芝麻，加之气候温暖，温差较小，故“皆衣麻”；而福建古田的畲族，主要聚居在平坝，以种植棉花为主，故其制作服装选用的衣料以棉布为主，“妇以蓝布裹发……短衣布带”[17]。
  各个迁入地的不同地缘文化也对畲族服饰的演变造成影响如迁徙到温州地区的畲族服饰刺绣深受瓯绣的影响，而闽东畲族服饰刺绣题材很多取自于福建木偶戏及闽剧。
  迁徙过程中要求服饰简便实用，而不强调其审美功能，这也是导致元末明初畲族大迁徙时期服饰装饰性削弱的原因之一。
  1.2.1.3 经济因素——经济生活方式的转变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诸多文化要素，经济因素在文化变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畲族主要散居于我国东南山区的山腰地带，从气候上看，紧靠北回归线北面，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畲族明清以前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是“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的游耕和狩猎并举的经济生活方式[18]。因生产活动场所主要是未开荒的深山密林，多荆棘枝挂，所以服饰品尽量精简可见当时畲族服饰“椎髻跣足”、“不巾不履”的特征是与游耕和狩猎并举的经济生活方式相适应的。
  明清以后，畲民扩散到闽中、闽东、闽北、浙南、赣东等地，结束了辗转迁徙的生活，逐渐发展起以梯田耕作和定耕旱地杂粮为核心的生计模式[18]。由于生产活动的主要场所由林区转移到田地，故具遮阳功能的“巾”、“冠”、“笠”等头饰和具采集功能的“围裙”逐渐在畲族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位位置。同时，随着农耕生产的不断发展，农副产品日渐丰富，手工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畲族人民能够创作出“布斑斑”、“珠垒垒”的精美的头饰艺术品，必然得益于当时经济的发展和手工制造技艺的进步。
  1.2.1.4 工艺发展因素——染织技术发展
  自然科学知识的增长推动了人类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与进化新技术一旦出现，它自身的生命和力量就构成了文化进化的源泉。纺织服装技术的发展引导了服饰文化的演进，对畲族服饰演变影响比较深远的是以制菁为代表的畲族染色技术的发展。
  畲族有谚语说：“吃咸腌，穿青蓝”福建霞浦县新娘结婚“头蒙兰底白点的盖头，腰系黑色素面的结婚长裙，扎兰色腰带”[2]。足见畲民对黑色、蓝色的喜爱。青、黑色之所以为畲民所接受，是由畲族人民的染色技术决定的“青出于蓝”，青在古代指黑色，一般由天然染料青靛中提取。青靛也名蓝靛，古称“菁”。用于染色时，时久色重显黑，时微色淡显蓝：明万历年间，由于织机的改进，闽、浙纺织业发展很快，以致种芒和种菁的利润几倍于粮食在种菁热的带动下，畲族拓荒者所到之地，遍种菁草，故历史亦有称畲族为“菁客”到崇祯年间闽西南“汀之菁民，刀耕火耨，艺兰为生，编至各邑结寮而居”；闽中莆仙畲民“彼汀漳流徙，插菁为活”。“菁客”所产菁靛品质极佳，其染色曾被盛誉“为天下最”[19]。畲族制菁技术的发展直接导致了明清之际其服饰色彩由“五彩”、“卉服”向“皆服青色”的转变。
  1.2.1.5 文化传播因素——主流文化侵染
  威廉·里弗斯在《美拉尼西亚社会史》中曾说道：“各族的联系及其文化的融合，是发动各种导致人类进力量的主要推动力。”文化传播因素即是指外来文化传播对某文化变迁的影响和作用这一因素。反映在古代畲族服饰上，中原主流文化对畲族文化的入侵和浸染主要来自于历代统治者的政治压迫和招抚教化。
  自唐代“平蛮开漳”以来，被称为“蛮”的畲族一直遭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分化瓦解直至明末每个朝代都有朝廷派兵平畲的记载：宋代，朝廷镇压了“壬戌腊”漳州畲民起义；元代，镇压和分解抗元畲军；明代，镇压江西赣州府畲民起义，增设“营哨守把”[2]。这些残酷清剿和封建强化统治直接导致了畲族的大规模迁徙。可以想见，在长逾千年的避难历程中，畲民为了躲避杀戮，不得不隐藏自身的身份，将作为“妖氛之党”标志的“椎髻卉服”进行改易。直至明末，畲族普遍“椎髻跣足”、“不巾不履”，服饰越来越趋近简朴无华。
  从宋代开始，封建统治者就对畲族采取剿抚并举的政策。其中，明代王守仁的教化心学主张收效尤其明显。如前文所引《平和县志》[9]记载，明初到清初的三百年间，平和县畲民已被当地汉人慢慢地同化，其至“化为齐民”、“忘其所自来矣”。包括服饰文化在内的“饮食、衣服、起居、往来”各方面社会生活也被汉化，服饰特征逐渐与当地汉人相同。而这一服饰文化的转变正是“抚瑶”、“绥靖”、“羁縻”之后畲族逐渐接受汉文化的结果。
  清末，畲族曾主动顺应政府服饰改易的号召。福州《华美报》己亥（清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刊登了福建按察使司的盐法道曾发表的《示谕》：“有一种山民，纳粮考试，与百姓无异，惟装束不同，群呼为畲，山民不服，特起争端”，因此，“劝改装束与众一律，便可免此称谓”，而结果是畲民“无不踊跃乐从”[2]。这充分体现了当时位于主流的汉文化对于畲族文化强大的感召力量。
  1.21.6 心理因素——模仿心理
  19世纪末法国塔尔德（G.Tarde）曾提出，模仿是人类的主要心理，也是文化发展、变迁的主要动力。特别是当模仿受到阻碍、怀疑或反对等刺激的时候，人类会运用新的方法和手段进行模仿而达到目的，这是是一个循环往复、无止境的社会文化过程，也是其变迁的动因。[12]
  畲族是一个杂散居的少数民族，与作为中国主体民族文化的汉族传统文化相对而言，畲族传统文化是一种弱势文化，文化上的弱势地位使畲族形成了既自尊又自卑，对汉文化既模仿又抵御的民族文化心理[18]。《建阳县志》载，“嘉庆间有岀应童子试者，畏蔥特甚，惧为汉人所击，遽冒何姓，不知彼固闽中旧土著也”。可见清代部分畲民由于“惧为汉人所击”，在自卑心理的诱导下，接受汉族习俗和文化，甚至改名换姓，“不知彼固闽中旧土著”。
  1.2.2 古代畲族服饰的传承因素
  畲族服饰虽然在政治动荡、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文化浸染、种族流变和宗教洗礼等一系列历史进程中一直不断地发展变化着，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在从远古至今的漫长岁月中，畲族服饰中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核却穿越千年，愈久弥新。
  1.2.2.1 民族信仰因素——盘瓠崇拜
  畲族传统文化以畲族的原始信仰——盘瓠图腾崇拜为核心，它也反映了畲族人民“尊宗敬祖”的人文精神。据畲族史诗《高皇歌》（也叫《盘瓠王歌》）记载，畲族始祖五色神犬盘瓠生于高辛帝皇后耳中，因平番有功金钟下变身为人后娶三公主为妻，而后定居广东转徙闽浙。畲民以“盘瓠（也作‘护’）”、“狗王”之后自居，将盘瓠图腾崇拜代代传承下来。南宋刘克庄著《漳州谕畲》载，“余读诸畲款状，有自称盘护孙者”。清代古田畲妇“以兰布裹发，或带冠，状如狗头”。学者们普遍认为，畲族确是笃信盘瓠的一个民族。“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椎髻卉服”的服饰特征都是图腾崇拜在畲族服饰中留下的遗迹，服色鲜艳源于盘瓠“毛色五彩”，而以衣摆（裙摆）前短后长为代表的“制裁有尾形”源于对盘瓠犬型的模拟[l9、20]。可见畲族人民的服装，其意义更多地在于表达着他们对祖先的缅怀与崇仰之情。盘瓠崇拜作为畲族人民内心的民族认知心理，跨越千年仍然深刻遗留于畲族民族文化中。直至今日我们仍可在畲族服饰中发现这一文化核心的表象：畲族新娘沿袭盘瓠之妻三公主的装束，着“凤凰装”，她们用红头绳扎的头髻，象征着凤髻；在衣裳围裙上刺绣出各种彩色花边，并镶绣着金丝银线，象征着凤凰的颈、腰部美丽的羽毛；那后腰随风飘动金黄色腰带，象征着凤凰的尾巴；周身悬挂着叮当作响的银器，象征着凤凰的鸣啭[20]。潮州饶平、潮安北部妇女戴“帕仔”的起源，也有一说是来源于凤凰山的畲族。“传说昔年石古坪村的始祖是狗头王，畲族妇女出门戴‘帕仔’是为祖先遮羞”，后来他们同汉族关系日趋密切，畲、汉通婚，故此习俗便传播开来[21]。
  1.2.2.2 民族性格因素——反抗精神
  一个民族不管怎样庞大、复杂，无论它的文化如何变迁，总有它的基本文化精神及其历史个性。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和历史个性赋予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性格，才使他们保持了民族的独立和个性。畲族自古就是一个勇于反抗的民族。一部畲族的发展史，可以说是畲族人民反抗强权暴政的抗争史。唐代畲族英雄雷万兴、苗自成、蓝奉高为了反抗封建官府“靖边方”的政策，勇敢地与官军拼杀。元代畲族人民为了反抗元统治阶级的压迫，组成了“畲军”进行起义，其斗争的烽火几乎燃遍了所有的畲族地区，如闽南队吊眼起义，潮州畲妇许夫人起义，闽北黄华起义以及闽、粤、赣交界处的钟明亮起义[22]。长期残酷的封建压迫激发了畲族人民内心不屈的反抗意识和民族情结，并在作为文化符号的服饰上表现出来。福建霞浦县畲族新娘“内穿白色素衣，据说这是为了纪念被唐军杀害的父母亲人而流传下来”[2]。宋元时期畲族起义军，也曾以“红巾”等鲜明的传统民族服饰风貌示人，借以彰显其共通的民族意识和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决心。
  服饰作为一种媒介，反映着人们的精神状态，传达着文明潜移默化的作用。畲族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其演变既反映出畲族人民的生活环境、生产方式等自然及技术状态的演变，也折射出畲族人民内心的民族意识、宗教情结、社会观念以及审美倾向等思想状态的转变，还体现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融会，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可以说，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文化互动互补的产物。
  第二章 近现代畲族服饰文化变迁——以浙南为例
  本章以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为依据，以浙江西南部丽水地区畲族服饰为研究对象，取其近现代演变表征为经、畲族文化生活背景和历史事件为纬，梳理近现代丽水畲族服饰文化变迁历程将其整个历程大致分为清末时期、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和改革开放以来四个时期，分析不同时期畲族服饰在色彩、款式、装饰等方面所体现岀的不同特色以及畲族文化生活背景対服饰发展变化的影响。
  2.1 清末时期（1840～1910）
  由上章可知，19世纪中下叶丽水地区，畲族除已婚妇女头饰略具装饰意味之外，服饰风貌普遍显得粗拙简陋。男子服饰仅一件对襟长袍；女子下着及膝短裙，不穿裤子或袜子，仅赤脚。
  魏兰先生（1866-1928，笔名浮云）在《畲客风俗》一书中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云和县畲族服饰有详尽的描述：
  她们皆服青色，阔领小袖，与僧尼相似.衣不用纽扣.仅系以带子袖宽五六寸，衣长二尺八寸许。一般都围以青裙，后来也有改裙为裤的腰缚以花带，带宽二三寸，以赭色土丝织成脚穿黑色布鞋，鞋头缀红花，并有短须数茎，这种鞋仅在走亲访友做客时穿用，平时劳动穿草鞋，在家跻木屐，即木拖鞋。木屐制作简便，只选一块有一定厚度的木片，锯成如脚大小的长方形式样，钉上带子，即可穿用，在山区颇为盛行[23]。
  魏兰先生所说的绣花鞋与图2-1所示的浙江博物馆藏绣花鞋恰好互为映证。从鞋的长度可证实当时的畲族妇女不缠足。
  由于顺治年间“十从十不从”的易服律令，清代僧尼服沿用明朝旧制，领襟形式一般釆用交领[24]，而清代服饰常用的旗袍式圆领一般从领口起沿衣襟设有一字纽一即以纽襟系扣，所以魏兰先所述“不用纽扣，仅系以带子”的畲女服应为汉式交领衣而非旗式大襟衣，长约90厘米，衣下摆约过膝。如图2-2所示景宁博物馆藏一件清代畲族新娘装与之相吻合。
  由于畲民在丽水地区分布较为零散，清末各处服饰特征极有可能存在差异，魏兰先生所述仅能代表清末时存在于云和地区的一种畲族服饰风貌，不能概而论之为整个丽水地区畲族统一的着装形式。
  例如，景宁畲族博物馆藏有一件搜集于景宁县外舍的畲族清代女上装。如图2-3所示，此女服为圆领右衽大襟布制上衣，衣襟处装饰简洁的柳条花边，具有典型的景宁特色。
  如图2-4所示，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幅清代畲族钟氏祖图，从中可见三代祖先所着衣裳冠履均为典型的明代服饰。图下端有一男一女两人小像，分别位于左右两侧，女着霞帔，男着官帽马褂.均为典型清代服饰服饰。徐珂《清稗类钞·服饰类》：“国初，人民相传，有生降死不降，老降少不降，男降女不降，妓降优不降之说。故生必时服，死虽古服不禁；成童以上皆时服，而幼孩古服亦无禁；男子从时服，女子犹袭明服盖自顺治以至宣统，皆然也。”事实上，清代时孩子小时穿前明的服式，也是常见的，老人死后，以明代服饰入殓，在一些地区也成为习惯[24]。
  综上所述，清末丽水畲族服饰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服装色彩：青色为主，点缀赭色、红色。
  （2）服装款式：男子着对襟长袍；女子下着及膝短裙女上装为汉式阔领小袖交领长衣与旗式右衽大襟衣两种款式并存，20世纪初开始出现改裙为裤的情况。
  （3）头饰：女子盘发髻，戴竹冠，裹斑蓝花布，点缀彩色石珠（图2-5）
  （4）足饰：赤足为主，偶穿红花黑布鞋，草鞋，木屐。
  （5）变化变迁：时值清代部分畲民仍保持着明代汉式服饰风貌，与汉族服饰演变轨迹一致。
  2.2 民国时期（1911～1949）
  沈作乾在《括苍畲民调查记》（1925年）一文中写到丽水畲民服饰：“男子布衣短褐，色尚兰，质极粗厚，仅夏季穿苎而已。妇女以径寸余，长约二寸之竹筒，斜戴作菱形，裹以红布，复于头顶之前，下围以发笈岀脑后之右，约三寸，端缀红色丝条，垂于耳际……衣长过膝，色或兰或青.缘则以白色或月白色为之，间亦用红色，仅未嫁或新出阁之少妇尚之。腰围兰布带，亦有丝质者。裤甚大，无裙。富者着绣履，兰布袜。贫者或草履，或竟跣足。其他耳环、指环，皆以铜质为之.受值不过铜元几枚而已。”[25]可见到民国初年，丽水畲族青年女服有白底红花的边缘装饰，裤装已成为部分地区普遍的下装款式在其他方面，畲服基本延续了清末时的外观。勇士衡先生于1934年在浙江丽水地区所拍摄的珍贵照片呈现了当时畲族服饰的原始风貌（图2-6～图2-8，原图存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9年夏天，德国学者史图博和中国学者李化民走访浙江景宁敕木山地区，撰写了民族学上研究民国畲族服饰文化的重要著作《浙江景宁县敕木山畲民调查记》（简称《调查记》）。根据其记载，畲族男人穿着普通的短上衣和裤子，常穿草鞋，戴竹蔑编的斗笠，下雨时穿蓑衣，富裕的男人在过节时穿长衫。妇女们普遍穿着老式剪裁的无领上衣，领圈和袖口上镶阔边，穿宽大的过膝裙，裙子上面围一条蓝色麻布小围裙。围裙带子是用丝线和棉纱线手工制作的宽仅三厘米的彩带。妇女不裹脚，通常赤脚走路，只有在节日才穿鞋。畲族妇女头饰最明显的特色是头笄（图2-9）。男子老人梳辫子，青年人都把头发剪短，大多数男人把脑袋前半部剃光，而把后脑勺的头发往后梳。[26]
  除了服饰风貌以外，《调查记》也呈现了当时畲族服饰设计制作的状况和文化背景：
  首先，畲族的服饰花工艺制作、原料取材、款式设计等各方面体现出与汉族的紧密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汉族的技术和资源。如“畲族男人的衣服同周围的汉族农民完全一样”，只有富裕人家的男人在过节时才穿长衫，并且“不是由畲族妇女自己做的，而是请汉族裁缝到家里来做”；“很少见到棉布，若要使用，得向汉族商人购买”；“妇女只有在节日才穿上鞋子，这种鞋子不是她们自己做的，而是汉人为她们特制的。这种鞋子的式样和汉人穿的相同”；“敕木山村的畲民自己不做这种复杂的头饰，他们请景宁县城里一个银匠做”等。
  其次，畲族服饰的发展进程在各方面均落后于当时的汉族，且在发展方向上表现出对汉族服饰文化的追随。这一点在男装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代表着畲族服饰最高级别的礼服是汉族当时的日常服长衫：“男人的发型逐渐现代化了，老人还梳着辫子，中青年以及外出工作的人们，都把头发剪短了，大多数男人把脑袋前半部剃光，而把后脑勺的头发往后梳”。
  再次，畲民在很大程度上恪守着自身的民族服饰传统特色，尤其是畲族妇女服饰。《调査记》中多次提到“合乎传统风格”：“到处都一样，这里的妇女是保守的，她们至今还保持一些最初的服装形式，这和汉族妇女就不一样了。妇女们相当普遍地穿着老式剪裁的上衣……”；围裙彩带上的图案是由“合乎传统风格的花样组成”；“妇女裹脚的习惯从来没有传入畲民中间”；畲族的鞋与汉族不同的是“鞋口和后根接缝处都加上了红布镶边，鞋头前面有用红线做的流苏，鞋面绣着合乎传统风格的红花”；“头饰一定要按照自古流传下来的方式制作，畲民不能容忍有丝毫改变”。
  最后，当时的政府试图以一种强硬的方式影响畲族服饰文化。《调查记》中提到民国政府禁止畲族妇女佩戴传统头饰。在景宁县，警察甚至把进城的畲族妇女的头饰扯下来，丢在地上，把它踩碎。史图博、李化民认为汉人同化外来民族的能力很强，而畲民也接受了大部分汉人的文明与文化。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被评价为一方面因减轻民族奴役和压迫而“值得称赞”，另一方面却因为某些“急于求成的官员”把“改革”定位在服装和风俗习惯上，损害了畲族的民族文化遗产。
  20世纪30年代后期，民国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提岀“移风易俗、教民明礼知耻”的口号，但因过于脱离现实无疾而终。1937年到1938年间曾任云和县县长的沈松林先生，在《一件错事》一文中检讨了自己当年愚蠢做法，并对畲族妇女表示了歉意：“……我很惭愧，曾经做了一件错事，那就是强求畲族女同胞改变发式与服装——不许她们戴头饰和穿民族服装。于是她们上街时，只好取下头上的头冠、石珠等装饰品，大体上与汉人相同。可是一出城仍旧穿戴上民族服饰，恢复原来的样子。我这种‘同化的偏见’使她们增加麻烦，回忆起来，深感惭愧和内疚，应该向畲族女同胞道歉。”[27]
  浙江图书馆收藏的1947年2月7日《正报》“浙江风光”专栏中，刊登了柳意城先生《畲民生活在景宁》（1947.1.27）一文，文中记述畲民穿的是自织的麻布，女子服饰与汉人迥异。衣裳宽襟大袖，阔边绣花，长及膝盖；裤子亦绣花边，鞋子也花绿满目。“更奇特的是头部的装饰，以断竹为冠，珠绦（五色椒珠）累累，看样子很像篆文的‘并’字，这种装饰，相传为其始祖母高辛氏公主之饰云。……即在当今时代，彼等仍如原始习俗。”[28]
  据《丽水文史资料》记载，作为畲族妇女最完整装束的新娘服饰在新中国成立前为：“上身穿青色布衣，胸前右衣襟及领圈镶四种颜色，花样不同花边的‘通盘领’花边衣，袖口亦镶有花边；下身亦穿青色裤，裤脚绣有鼠牙式数种颜色结合的花纹。鞋的鞋面全部绣有花纹，前端束有红丝线的鞋须；袜是兰色土布靴形袜。腰束自知（织）的兰色蚕丝锦带，锦带两端有约四十公分的带须，须上有新娘本人亲自编织的精致花纹、两端带须还钉有古铜钱各八个，在走动时可听到铜钱的撞击声。戴的银器饰品有银项圈、银链、银手镯和银戒指。头部戴的是相传始祖高辛皇三公主所带凤凰冠，畲语称为‘gie’（髻）。髻的构造：丽水①是用一个小竹筒，外包本族妇女自织的特种红色丝帕；竹筒前端镶一块圆的、有花纹的特制银片；在前额顶挂有银牌三块，称‘髻牌’；头顶披有一块约一寸宽的红色绒布，由前额披向脑后；还有三串白色珍珠盘绕在外。景宁畲族妇女的髻结构更复杂，每对髻要十余两白银作原料。”[29]
  可见，虽然史图博等学者认为政府“在废止这种服装以及某些独特的风俗习惯方面，取得了比在社会改革上更为明显的成果”，但是通过沈松林和柳意城先生的记述可以看出，从上而下简单粗暴的政治手段对于畲族服饰的影响限于暂时性和表面化。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丽水地区畲族服饰特征如下：
  （1）服装色彩：尚青或兰.边缘以白或月白装饰，点缀红色。
  （2）服装款式：男子短衣，富者着长衫（与汉人无异）；女子着无领上衣，衣长过膝，腰围布或丝带，下着阔裤或过膝裙。
  （3）头饰：女子戴竹筒，裹红布，缀红丝带；男斗笠。
  （4）足饰：富者着绣履、兰布袜；贫者着草履或跣足。
  （5）文化变迁：其一，在工艺制作、原料取材、款式设计等各方面的发展上落后于汉族，依赖于汉族；其二，在被汉族服饰文化涵化的过程中仍恪守传统；其三，“同化政策”、“新生活运动”等政治力量会对畲族服饰造成影响，但强硬干预的效果有限。
  2.3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1949～1979）
  新中国成立以后，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核心的民族政策和制度，并釆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举措是1953年开始的民族识别T工作。“畲”这一民族名称在1956年正式确定，这使得畲族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的少数民族得到了承认和重视[29]。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民主改革也促进了汉族与畲族人民关系的进一步拉近，两民族间的经济、社会交流大大增多了。
  同时，国家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增强少数民族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自豪感除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外，邀请民族代表赴京参观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据被邀请参观1952年国庆典礼的畲族代表蓝培星回忆，“政府给每位观礼代表定做一套呢制服，包括卫生衣、卫生裤、衬衣、短裤。农民代表又额外增加一套制服，内外共四套”[29]。观礼代表的衣锦还乡，无疑也推动了现代服饰在畲族中的发展。
  1953～1958年，国家民委、中科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合作对闽、浙、赣、粤进行大规模调查，著成《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其，中描述浙江省这一时期畲族的服饰为“妇女梳发髻，戴银冠穿花边衣，裹三角令旗式绑腿和穿高鼻绣花鞋。夏天则穿自织的粗麻布衣服。现在穿民族服装的很少，有些老年人还保留着”。[30]吕绍泉在《丽水畲族简介》中提到“妇女喜戴头冠，穿花边大襟衣衫，戴项圈、银手镯、银戒指，腰束织有花纹的丝带。从50年代后期起，年轻妇女已不喜爱这些古老的服饰，与汉族妇女穿着基本相同。而男人解放前已与汉人穿着无异，不过色彩上偏爱兰色。”[29]。
  有趣的是，赴京观礼又成为弘扬民族服饰文化的契机：钟玮琪是1957年浙江省少数民族“五一”赴京观礼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他在《毛主席的两次接见》一文中提到，观礼当天的清晨“三时左右，代表都起床了，轻手轻足地走动着又小声地谈论着，男的整整衣服，女的梳梳头发，穿起民族服装，照照镜子……”[29]在这个最隆重的场合穿着本民族的服饰，既说明了民族服饰在少数民族人民心目中作为最高贵的礼服的地位，也说明了当时少数民族服饰和文化得到了政府层面的认可和支持。图2-10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蓝盛花（1953年生，景宁人）于1975年1月出席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照片，从中可见许多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人大代表。而蓝盛花在20世纪70年代拍摄的照片中手持毛主席著作，身着畲族民族服装，流露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她对自己民族身份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图2-11）。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对畲族服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畲族曾经有“脱草鞋”的婚俗，源于过去畲族人民生活很苦，一年到头都穿草鞋，就是在喜庆期间送彩礼的人，也是穿着草鞋来的。所以，交罢彩礼后，主人家要请他们洗洗脚，换上布鞋，再吃点心。到了60年代，虽然还沿用脱草鞋的俗称，但草鞋早已被皮鞋、球鞋和布鞋所取代。[29]
  根据2004年田野调查时当地老人的描述①，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这一时期，景宁畲族女子上身着右衽大襟立领青衣，下穿阔脚裤，腰系紫红与黑色相拼的拦腰（即围裙），男子着对襟衫、大脚裤他们的服装与汉族同期服装的款式、裁制方法几乎完全一样，仅在拦腰、衣襟贴边等小细节处呈现出畲族自身服装的特色。春夏季一般穿着麻制上衣.衣长较短，衣摆及胯骨；冬天穿着棉制上衣，衣摆略过臀围。丝制衣服贴布边装饰有一定难度，所以一般没有花边，由于成本较高，家里比较殷实的人家才穿着，一般制成知装。畲族人民普遍生活水平不高，一般每人平均只有二件上衣。
  景宁文管会馆藏20世纪50年代所制700#麻料畲女服，是2000年9月由大均村征集而来。整件衣服面料以及衬料都由麻布制成，只在滚边处用蓝色平纹棉布。裁制样板及实物照片如图2-12所示，从服装中也可以看出制衣的麻布幅宽在53厘米左右，上衣需布大约3米，整件衣服都由手工制成。
  这种衣服从新中国成立后至2000年左右是景宁畲族女最普遍的日常着装，一般畲族人家都保存有类似服饰，如图2-13所示，20世纪80年代某些畲族乡村的老人家还穿这种服装。
  据文管会工作人员称，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畲族人民生活比较贫困，服制因此简化。在稍富裕的家庭，人们还是尽量保持服装的民族性，衣饰稍呈秀丽，如图2-14所示，景宁文管会馆藏313#女上衣，衣襟上的贴布花边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景宁服饰装饰手法之一，这也是与其他地区畲服普遍用刺绣作为装饰手法截然不同的一点。
  景宁文管会馆藏703#丝制畲族男服，如图2-15所示，同为2000年9月由大均村征集而来，与700#女服制作年代相仿。整件衣服面料以及辅料均为自织生丝布，布幅宽应在71厘米左右，估计此衣用布约2.5米。
  根据当时文献记载；“解放后，完整的新娘装束已是少见中年妇女花边衣，只镶花边二至三条，衣领不镶花边，花边大都是浅兰色；老年妇女只镶一条棕黄色花边。中老年妇女头部装束如不戴髻，则把头发往后脑梳成螺旋式的发髻，中间扎红色绒线，外部套青线网罩，上部插数枝颜色不同的银簪（老年不插），这种发髻，称为‘头毛把’。目前五十岁以上的妇女，还有不少保留这种装束。戴的银手镯、银戒指、耳环等饰品，老、中、青妇女之间的式样亦有区别畲族穿的还有独特的‘骑马鞋’（木屐）和单带草鞋。”[29]
  从以上资料可见，畲族传统服装在解放后衣长趋短、款式趋简；在发饰等装饰上，虽然穿戴频率减少，但款式基本不变。可见与畲族古代服饰一脉相承演变而来的近代畲服仍然趋从于主流汉族服饰的轨迹，继续保持与汉族服装“慢半拍”的节奏。但需注意的是畲族传统服饰逐渐淡出畲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仅仅存在于特殊场合，成为一种代表民族身份、抒发民族情感的特别符号。与此同时，畲族人民的日常穿汉族常服逐步并轨，最终基本不再有差别。
  综上所述，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畲族传统服饰特征如下：
  （1）服装色彩：紫红与黑色拼色围裙，青衣，浅蓝色花边或彩色贴布花边装饰，老年女服镶棕黄色花边，男服色彩偏爱蓝色。
  （2） 服装款式：男子对襟衫、大脚裤，与汉人穿着无异；女子春夏着及胯麻上衣，冬季着及臀棉上衣。
  （3）头饰：梳发髻，插银簪；中年妇女则把头发梳向脑后梳成螺旋式的发髻，中间扎红色绒线，外部套青线网罩，上部插数枝颜色不同的银簪；老年妇女的发髻上不插簪。
  （4） 足饰：木屐和单带草鞋；裹三角令旗式绑腿.穿高鼻绣花鞋；草鞋被皮鞋、球鞋和布鞋听取代。
  （5）文化变迁：其一，畲族传统服装在新中国成立后衣长趋短、款式趋简，但在发饰等装饰上，虽然穿戴频率减少，款式基本不变一传统畲服在趋从于主流汉族服饰的同时，逐渐淡出畲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传统服饰仅部分老人或在特殊场合穿着。其二，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以年轻妇女为代表，畲族人民的日常穿着与汉族常服逐步并轨。其三，政治上的肯定、文化上的尊重在服饰文化汉化上有积极作用。其四，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畲族服饰的发展变化产生推动作用。
  2.4 改革开放以来（1980～2012）
  据笔者2004年田野调査中记载，只有6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才穿着前面所述右衽大襟短衫和拦腰（图2-16），但不戴头饰，因头饰一般传给了儿媳匚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畲服的制作过程通常是自种棉麻，自家织布机织造的面料，向挑货郎购得服饰辅料，请裁缝上门裁剪缝制，最后成衣染色。近三十年景宁畲族几乎没有畲民自家纺纱织布缝制衣服。虽然基本上每户畲民家里都还存有自用的织机，但现在一般都拆卸后束之高阁，只有少量人家将之摆于室内，但仅供游客参观，自己织布作衣的情况十分少见。据大张坑及东弄村里的老人说，三十多年前若家里还有劳动能力的老妇人不用务农，她们还会在家里纺纱织布。现今的畲服大多是从县城市场购买，从服饰的原材料供应渠道到染织制作方式截然不同。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何孝辉同浙江工业大学王真慧博士于2012年7月14日至19日到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进行了畲族文化调查（以下简称《调查》），调査内容显示：
  当今畲族妇女的服饰和头饰都是到市场上去购买，一套服饰和头饰加在一起价格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之间。在敕木山村我们了解到，村里仅有一二十个妇女有民族传统服饰，民族服装和头饰都是她们近几年才从县城买来的，一套服装要四五百元，头饰要看银饰重量和工艺，价格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之间。在日常生活中妇女们都不穿着民族服装，只有到参加节目表演时或是村里来客人需要展现民族特色时，她们才会穿着民族服装、戴头饰，当问她们民族服饰美不美？为什么平常不穿着时，她们回答，民族服饰是漂亮的，但现在穿起来做事活动不方便，同时民族服饰价格普遍都比现在平常穿着的服饰要贵，如果常穿坏了也很可惜：
  经济技术的发展使工业化批量生产的服饰以价格优势在畲族日常生活中取代了农村自给自足的手工服饰制品。从表面上看，似乎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民族文化特征相应弱化一这一点不止在经济发展的纵向比较上显现出来，在横向贫富比较中也有体现。对比民国时期贫富家庭的穿着可见，如图2-6和图2-8，在相对穷苦的人家，即使装饰有刺绣的畲族盛装常年穿着之后残破不堪，他们仍普遍穿着“花边衫”；而在相对富裕的人家，反而日常服饰多为当时的汉族服饰。究其原因，在婚礼等民俗活动中，畲族人借助民族传统服饰彰显民族身份、传承民族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服饰并不需要突出其民族意义，而以实用性为主要功能。未必是穷人更恪守传统文化，而是亩于买不起其他服饰，故终身穿着结婚时置办的畲族盛装。时值当代，工业化大生产使大量廉价服饰涌入市场，迅速替代传统服饰成为了畲民以舒适、方便、价廉为首要求的日常服但是这并不表明经济的发展一定带来民族文化的退后。何孝辉的调查也提及，随着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在敕木山村出现妇女歌舞队，畲族中年妇女主动学习和传承畲族传统文化，购买民族传统服饰穿着等，这又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为畲族传统文化变迁与传承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物质保障相比没有选择的不得已而为之，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对民族服饰的主动青睐更能反映畲民内心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自信。
  对民族文化产生实质性冲击的是全球化浪潮之下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一据《调查》所述，现在人们在吃穿住行等方面的社会生活习俗都在发生变化，村里年轻人受教育水平提高、村里交通条件改善和现代传媒信息传播的影响等，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在渐渐改变，年轻人不愿意学或是没有时间来学习传统文化，人们更愿意选择现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
  以畲族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服饰品彩带为例。畲家彩带不仅有围系畲家“拦腰”（围裙）的服用功能，也是青年男女传情达意的信物，更凝聚着“三公主”的动人传说，在畲族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如今在景宁，传统彩带编织工艺面临着传承危机，敕木山村和大张坑村基本没有人会编织彩带，东弄村也仅有三四十个人会编织彩带，但她们大多平时都不再编织。东弄村畲族彩带工艺传承人蓝延说，编织一条彩带最少要三四天时间，而现在一个人在外打工.一天工钱就能买上三四条机器编织的彩带。由于手工编织彩带太耗时又不经济，所以人们都不愿意再编织[31]。
  在特定的时期，彩带等服饰品充当着畲族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在如今畲族传统文化生存的社会文化空间不断缩减的情况下，脱离了原文化生态土壤的畲族服饰，不止其中凝聚的原料、工艺等文化特色在逐渐淘尽，其传达爱情等基于畲族传统民俗的社会功能也逐渐被抽离。
  与此同时，其外观形象、审美情趣、装饰手法和民间传说等视觉图像和心理表征离析下来，演变成用来彰显民族身份的文化符号。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为弘扬民族文化而举办的各类活动，以畲族文化节、服饰大赛为代表；另一方面是以推动经济为主要目的的旅游业民俗表演。
  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福建、浙江等畲族聚居区陆续举办了一系列畲族服饰大赛，近年在景宁举办的“三月三畲族服饰大赛”、“中华畲族服饰风格设计大赛”、“中国（浙江）畲族服饰设计大赛都貝有很大影响力。特别是2012年中国（浙江）畲族服饰设计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如福建、广东、江苏、黑龙江、湖北、浙江等近10个省的服饰设计院校师生及专业设计师的1200多组参赛作品。从不同的视角对畲族服饰进行了解渎、重构和创新。如图2-17所示，很难说这些作品是融合了当代时尚气息的新畲服。
  还是从畲族服饰激发灵感而设计出的当代时装，但这无疑是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信息或元素符号和现代服饰设计与开发相结合、通过现代艺术文化和机器工艺来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有益尝试，在追求美、经济实用、穿着方便和现代时尚的统一。
  畲服在当代的另一个舞台是由旅游业搭建的。在这里，它被作为商业和娱乐产品而重新包装。文化资源被商品化了，它不再只是一种人文涵养，而成为一种需要迎合市场的消费品。如图2-18所示，在民俗风情旅游的表演中，新娘不是穿传统蓝色衣裳，而是穿红色缎面旗袍，非常类似汉族新娘的装扮。畲族服饰迎合着游客们心目中的“民族”服饰形象，变得鲜艳多彩，而这个形象并不是来自于畲族传统文化，却往往是大众媒体所塑造出的一种对“民族”形象的通感。可以说，这种改变是一定意义上的“与时俱进”，符合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服饰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争取了空间。但笔者认为应注意遵循畲族服饰原有的文化内涵以及畲民的审美心理，避免损伤畲族服饰中长期积淀下来的内在价值。
  纵观畲族服饰170年来的发展变迁，尾随主流服饰变迁轨迹的同时珍视自身文化身份，从强权之下犹守旧制、清贫之下安着华服，到在政治肯定和文化尊重中逐步涵化，最后在文化全球化中发展出多元化格局。这一过程反映了畲族人民经济水平、文化程度、政治地位等各方面的提升，也透露岀文化全球化冲击之下保持自身文化根基的隐忧。传承畲族服饰文化的关键不是保留服饰本身，而是珍视畲族人民倾注其上的热爱和智慧。要弘扬民族服饰文化，不能仅靠行政力量，也不能单凭经济扶持，而需要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平等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