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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麒和凤凰都是畲人的原始崇拜，在《高皇歌》中关于龙麒和凤凰的诗句比比皆是，如“皇帝圣旨封下落，龙麒是个开基人”、“凤凰山上去开基，作山打铣都由其”等。龙麒和凤凰这两个意象都与畲族的“开基”联系在了一起，可见其在畲族文化中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从原始崇拜到图腾崇拜
  原始崇拜体系的形成是人类精神世界形成的标志，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原始先民茹毛饮血，本能地适应自然界的生活环境，与动物没有太大的区别，当他们拥有了自我意识，开始将自己外化于自然，就有了最初的自然崇拜。自然崇拜源于原始人类对神秘力量的恐惧和敬畏，他们认为自然界都是由神秘力量支配着的，所以诸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河海山川、飞禽走兽都被他们崇拜和祈祷，这些都体现了原始人类对自然物和自然力的崇拜观。
  自然崇拜是原始人类对事物的直接崇拜，当这些具体的事物被人格化，并作为神灵加以崇拜时，就发展到了神灵崇拜。神灵以具体的事物为本源，并在其基础上加以抽象，比如“河”被抽象为“河神”，“山”被抽象为“山神”，“鸟”被抽象为“鸟神”。这种被抽象出来的“灵”的出现，是原始人类抽象思维的萌芽。之后，一些兽类或禽类被进一步组合，成为了“异兽”，《山海经·西山经》中有许多关于异兽的记载，如蠃鱼就是将两种动物特性综合而成的奇禽异兽，“鱼身而鸟翼，音如鸳鸯，见则其邑大水”。又如孰湖和人面鸮，就是兽类或禽类换上人的面孔，“有兽焉，其状马身而鸟翼，人面蛇尾，是好举人，名曰孰湖。有鸟焉，其状如鸮而人面，蜼身犬尾，其名自号也，见则其邑大旱。”当原始人类将这些经过想象的形象加以“灵化”，就发展为对异兽或异物的崇拜。
  当这些“灵化”之物被部落或群体看作是保护自己的圣物，并将部族或群体的名称直接和某种灵物联系起来加以供奉和祈祷时，这就是所谓的“图腾崇拜”。图腾（totem）一词最早见于1791年英国人类学家龙格所著的《一个印第安译员兼商人的航海探险》一书。它是北美洲阿耳贡金人奥吉布瓦部族方言“奥图特曼”（ototeman）的译音，意为“他的亲族”或“他的氏族”。原始人认为某种动物或自然物是自己的亲属、祖先或保护神，因而用来作为本氏族的徽号或标志。图腾实际是一个被人格化的崇拜对象，它反映的是一个民族对自我的认知，这一现象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在我国，首先将“图腾”一词引进国内的是清代的学者严复，他在1903年翻译英国学者甄克思《社会通诠》时，把“totem”译成了“图腾”，该词因此成为我国学术界通用的名词。严复在该书的按语中说：“图腾者，蛮夷之徽帜，用以自别其众于余从也。”严复认为图腾是群体的标志，旨在区分群体，运用图腾解释神话、古典记载及民俗民风，往往可获得举一反三之功。
  图腾可以分为三大类，其中氏族图腾最为重要，它为整个氏族共有。其他还有性图腾和个人图腾，它们是为某一性别或个人所独有。氏族图腾看似是对动植物的崇拜，实际上是对祖先的崇拜，它与氏族的亲缘关系通常通过氏族起源神话和称呼体现出来。在我国氏族社会末期各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据史料记载，东南沿海一带，各部落多以鸟为图腾，史称“鸟夷”。《诗经·商颂·玄鸟》中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所以商人的后代说自己的先祖是由玄鸟而生。郭沫若在《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中也说：“凤是玄鸟，是殷民族的图腾。”又如侗族传说其始祖母与一条大花蛇交配，生下一男一女，滋生繁衍成为侗族祖先。在原始人群早期的思维中，并不明白生育的缘由，他们认为，生育是图腾入居妇女体内，死亡就是人返回自己的氏族图腾。这是图腾氏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念。所以他们认为接触图腾，梦到或看到某物均可怀孕，故而古代神话中感生现象层出不穷，这是远古图腾生育观念的遗留，也是早期母系社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表征。到了父系社会，一些神话则变为男性与雌性动物或是人格化的动物结合，这说明原始人群中已经有了“种”的观念，也就是他们男性意识的增强。从一些图腾形象看，有的不再以动植物原型出现，而是化身为人，比如盘瓠，就是半人半犬的形象，这种从“非人”到“人”的崇拜形象的转变，都可以看出原始人群主体意识正在逐渐增强。
  当原始人类的思维进一步发展以后，他们发现人与兽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虽然他们不再认为图腾可以生人，但图腾作为其祖先的观念根深蒂固，于是就产生了图腾保护神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古代的民俗文化中都有体现。比如古代闽越族人崇拜蛇，“闽”字当中的“虫”，指的便是“蛇”，因古人称蛇为“长虫”。在明清时期，福州闽江沿岸的水上居民（旧称疍民），还保留着对蛇的崇拜，明代邝露《赤雅》记载：“疍人神宫，画蛇以祭。”清初郁永河《海上纪略》说：“凡闽船中，必有一蛇，名木龙。”又如《礼记·礼运》中说：“麟、凤、龟、龙，谓之四灵。”这“四灵”形象在我国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它们也是我们古代华夏民族最具代表的图腾。
  从图腾崇拜中，我们可以看出原始部族与自然的关系，动植物是用作图腾最普通的形象，其次是山川日月等自然之物。图腾并非原始人类对自然的无端臆想，而是基于对危险事物或神秘力量的惧怕和规避心理，以及对自然环境中实用之物的渴求心理而产生的。所以，图腾崇拜是原始人类对自然崇拜意识的延续，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环境中，他们将自然力或自然物作为主宰自己信仰的心理体现。
  人的精神世界之形成，是人之世界与动物世界分离的根本标志，从原始崇拜到图腾崇拜，反映了人的精神世界从产生到成熟的变化过程。随着文明的进展，由图腾崇拜又演化出祖先和保护神等观念，这些都是影响我国文化精神构建的重要因素。
  二、龙麒：畲文化中男性崇拜的图腾
  在畲人的图腾中，龙麒是男性形象的体现。首先龙麒融合了龙的图腾，而龙是华夏民族男性形象的典型。其次，在《高皇歌》中龙麒成为高辛帝的女婿，体现的也是男性形象。龙麒被畲族人视为自己的始祖，《高皇歌》记述的就是关于龙麒的传说，其基本脉络是：高辛帝之妻忽患耳疾，御医从她耳中取出一条长虫，很快长成形如龙孟的奇物，高辛帝给他取名叫龙麒。不久，外境番王谋反，高辛帝告示天下，能斩番王头者，便将三公主嫁其为妻。龙麒揭下皇榜，前往敌国。一次他乘番王酒醉不备，咬下其头，回国献给高辛帝，被封为“忠勇王”。龙麒为与三公主结婚，将自己放入金钟内，最终变成人形。婚后龙麒不愿为官，不贪图享乐，携妻进山，搭棚而居，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
  《高皇歌》又称《祖源歌》，因口口相传，在不同地区或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版本，这些不同版本的史诗对其始祖丰功伟绩的描述，其故事的基本脉络和框架是相似的，但关于其始祖的名称及形象却有不尽相同的记载，比如其始祖的名称有盘瓠、龙麒、龙犬、金龙等多种叫法。其始祖的形象在浙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1992年整理编写的《高皇歌》版本中，是“像龙像豹麒麟样”的“龙麒”。但根据潮州市雷楠、陈焕钧收集整理的《高皇歌》里，记载的又是“龙王”，我们看到相关的文字是：
  笔头落纸字算真，且说高皇的出身，当初娘娘耳朵起，先是变龙后变人。高辛娘娘耳里疼，觅尽无有好郎中，百般草药都尽医，后来变出一条虫。虫乃变出用盘装，皇帝日夜捡来养，二十四天给它食，后来变做是龙王。
  而在袁珂先生《中国古代神话》中所载的则是“半龙半犬”的“金龙”。
  当初出朝高辛王，出来嬉游看田场；皇后耳痛三年在，医出金虫三寸长。医出金虫三寸长，便置金盘拿来养；一日三时望长大，变成龙狗长二丈。变成龙狗长二丈，五色花斑尽成行；五色花斑生得好，皇帝圣旨叫金龙。①而在《祖源歌》中“龙犬”则被命名为“盘瓠”。
  话说古时高辛皇，皇后刘氏耳生疮，请来郎中割肿物，割出金虫三寸长。金虫外有蚕茧包，金盘装起盖上瓠；忽然电光雷鸣闪，金虫变成犬一条。龙犬降生吉祥兆，五色花斑尽炫耀；满朝文武皆欢喜，皇帝圣旨命盘瓠。②
  盘瓠、龙犬、龙麒都是畲人始祖崇拜之物，这些图腾有人与兽的融合，如盘瓠；有“灵”与兽的融合，如龙犬。还有“灵”与“灵”的融合，如龙麒，因为不管是龙还是麒麟都属于异兽，本身都是多种动物形象的融合，所以“灵”与“灵”的融合无非是在强化对祖先神灵的崇拜。
  图腾是远古居民认知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关于图腾原型的产生，它是一个从单一形象到复杂形象，从现实形象到超现实形象的演化过程。这一转变的过程带有一定的共性，比如我们汉族崇尚的龙，就是由多种动物形象合成的。这种异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战争和联合，原始各个族群信奉的图腾逐渐被吸收、被融合到龙的形象中去，因此龙的形象日益复杂，最终被认为是由九种动物合成而成的“九不像”。九种合成的动物也各有说法，东汉学者王符认为，龙是由兔眼、鹿角、牛嘴、驼头、蜃腹、虎掌、鹰爪、鱼鳞、蛇身九种动物部件合成。而我们现今普遍认可的是虾眼、鹿角、牛嘴、狗鼻、鲶须、狮鬃、蛇尾、鱼鳞、鹰爪。可见龙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融合与演化的。我们要想了解畲族，盘瓠传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关于盘瓠的形象及其原型，应该也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对于盘瓠形象的认知，既是一种思维，也是一种心态。造成盘瓠形象从单一到复杂的原因有二：
  其一，畲汉居民关系日益密切，汉文化影响日益加深。《平和县志》记载：“盘瓠子孙，散处于闽粤辄间有之，饮食衣服局往来多与盖传渐远，言语相通，饮食衣服起居往来多与人同，徭僮化为齐民，亦相与忘其所自来矣。”①《建阳县志》记载：“妻或无子亦娶妻，亦购华人田产，亦时作雀角争，亦读书识字，习举子业。”②这些文献都充分说明了畲汉居民经济文化上交流密切，在汉族强势文化传播之下，畲人深受影响，在生活习俗文化等方面都有向汉族趋同的现象。
  其二，是为了获得更多平等的权益，不得已而为之的抗争。封建社会对弱小民族存在偏见与歧视，如嘉庆七年（1802年），福鼎童生钟良弼赴福宁府应考，书生王万年歧视畲族，串通生监，诬指“五姓（蓝、雷、钟、吴、李）禽兽养”，把他赶出考场。钟良弼遭辱不服，遂变卖家产上告，诉状历经县、府、省署，几度辗转波折，终得福建按察使李殿图明察，王万年被赶出衙门，钟良弼复考，后中秀才。类似“钟良弼事件”并非个案，从中可以反映出当时确实存在一些民族歧视现象。比如有人刻意对盘瓠传说进行曲解，借此之名对畲族进行污蔑，进而剥夺他们的合法权益。残酷的现实逼迫之下，导致畲民对盘瓠传说讳莫如深。于此同时，他们也不得不对盘瓠形象进行调整，以求社会的认同，所以此举实在是畲人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不过，在畲人家族内部，他们对祖图、祖杖等圣物仍精心珍藏，遇到重大日子还会拿出来顶礼膜拜，但在平时不轻示于人。这种保留原始信仰与禁忌习俗的做法，显示了当时畲民既想坚持自我的传统，但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生存困境，这么一种复杂和矛盾的族群心理。
  作为早期的狩猎民族，犬是畲民谋生的重要帮手，他们对其感情应该比非狩猎民族更为浓厚，这就像农耕民族对牛的感情，游牧民族对马的感情一样，都是一种天然的生存联系。从《高皇歌》以及一些族谱中，畲人都提到了其先祖龙麒被封为“忠勇王”，我们从这一封号可以看出，畲人对其先祖的“忠”和“勇”是高度认同的，其中还带有一种民族自豪的意味。但是，受汉族强势文化的影响，畲人对盘瓠传说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造与解说，他们对原有的纯动物的原型，进行了顺应汉文化的重塑。从畲人图腾形象由原先单一的形象，逐渐演化成“龙狗”、“龙麒”等多元融合的形象中，我们却可以看出他们被中原正统文化同化的痕迹。尤其到了近代，畲人图腾的形象不是龙就是麒麟，或者就是天上的星宿，如《栝郡蓝氏宗谱》称之为“龙狗”，“乃是上天降下娄金狗宿也”。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云和县新处垟《雷氏宗谱》称盘瓠“字龙麒”。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的《遂昌钟氏宗谱》则称其为“金龙”。何星亮针对畲族图腾形象的演变说过：“一些部落或民族在吸收了龙文化之后，并不是简单地以它代替自己原有的图腾文化，而往往是两者有机地结合，融为一体。他们在自己原来的图腾的基础上加上龙的某些特征，或把自己的图腾也称之为龙。”①从畲人把原来单一的图腾形象改造变成了“金龙”、“龙麒”等形象，我们可以看出畲族文化的符号中融入了汉文化的意象，这与中原正统文化的价值和审美取向都更加趋同了。
  三、凤凰：畲文化中女性崇拜的图腾
  畲族对凤凰的崇拜，来源于本族的传说，相传畲族的始祖因平番有功，高辛帝把自己的女儿三公主嫁给他。成婚时帝后给女儿戴上凤冠，穿上镶着珠宝的凤衣，祝福她像凤凰一样给生活带来祥瑞。龙麒后移居广东凤凰山繁衍生息，其后代以传说中美丽的凤凰为族人的图腾符号，凡生下女儿，均赐予凤凰装束，以示吉祥如意。畲家女爱穿凤凰装，此袭世代相传。有些地方把新娘直接称为“凤凰”，而且婚礼中，畲人有“男跪女不跪”的独特规定，这是他们传统观念中，把戴上“凤冠”、穿上“凤凰装”的新娘，就看做是“三公主”的化身，三公主是其民族母系始祖，具有崇高的地位，所以在拜祖宗牌位时新娘只需行作揖礼即可，不需要下跪。
  （一）畲人民俗中的崇凤现象
  从目前畲族族源的传说以及传统习俗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凤凰”意象的存在。如凤凰山被看作是畲族的祖源地，《高皇歌》中说：“龙麒起身去广东，文武朝官都来送；凤凰山上去落业，山场地土由其种。……凤凰山上安祖坟，荫出盘蓝雷子孙；山上人多难做食，分掌潮州各乡村。”从诗歌中可见凤凰山是畲族的圣地，是其文化之根。从山的命名来看，也可见凤凰在畲族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凤凰的意象不仅在叙事歌里有，在畲族日常的民歌中我们也随处可见。如新婚时的《酒令歌》：
  一请凤凰飞过江，二请阿郎结成双。
  三饮鸾凤交杯酒，四方庆贺凤凰娘。
  又如《情歌》：
  女：牡丹花哩野芙蓉，两花骨格不相同，
  牡丹只许凤来采，只怕碰着贪花郎。
  男：我郎不是贪花郎，乃是堂堂真凤凰，
  原是凤凰山上出，祖公龙麒名远扬。
  从以上民歌中，我们看出畲人擅长将自己崇拜的意象，有机地融入到歌曲之中，尤其在《情歌》中，他们不仅融入了凤凰的意象，同时还融入了龙麒的意象。
  崇凤意识还体现在畲人的服饰之中。畲族妇女最具特色的服装称“凤凰装”。凤凰装由凤冠、凤凰衣和凤凰鞋三部分组成，从服装的形态显然可以看出它是对凤凰形象的模仿。用红头绳扎起高高的发髻上戴着象征着凤凰的头冠；红头绳扎起的高头髻，象征凤凰髻；衣领、衣边和两袖，均用桃红、大红、杏黄色绣以较宽的图案花边，象征着凤凰的颈、腰和羽毛；扎在后腰金黄色的织锦花带，象征着凤尾；佩于周身的银饰叮当作响，象征着鸾凤和鸣。畲族女子的“凤凰装”分大、小、老三种，随着年龄的不同，有严格的区分：“小凤凰装”为未成年女子穿着，样式和穿法同“大凤凰装”无异，只是相对简约，显得单纯活泼；而“老凤凰装”则是老年妇女穿着，头髻较低，衣服和腰带的颜色、花纹也较为单一，体现出庄重沉稳的特性。凤凰装以闽东诸县最有特色，一般为大襟衫。其共同特点是上衣多刺绣。尤其是福建福鼎和霞浦的女上装，在衣领、大襟、服斗甚至袖口上都有各色刺绣花纹图案和花鸟龙凤图案。但各地的服装又略有不同。福安的凤凰装上衣沿服斗的边上缝一条三至四厘米的红布边，边下端靠袖头之处绣半个方形的角隅花纹，畲家称这是上古高辛王赐封时所盖的金印。福鼎女服在右边襟袖间有两条比衣襟还长的红色绣花飘带。霞浦县畲女上衣尺寸特异，即前后裾等长，大襟上有服斗，小襟上也连做一个服斗，便于翻穿，做客时穿正面，日常在家穿背面，同时衣服按绣红色花边的多寡分为“一红衣”、“二红衣”和“三红衣”。
  在畲人的居住环境中，也有崇凤习俗的体现，位于福建省福州市东北部的罗源县，是福建畲族主要聚居地之一，目前该县的霍口福湖村还较为完整地保存着不少有畲族特色的古民居，该村有八处清代古建筑群，特别是以雷家大院和蓝家大院为代表的建筑群气势磅礴，建筑内部装饰有大量精美的细部雕饰，房梁、窗棂、石墩，甚至木门的拉锁都雕刻有精美的图案。从这些纹案来看，它们或抽象或具象，都有凤凰意象的存在。畲族的“凤凰”崇拜绝非偶然，“凤凰”文化意象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文化土壤和历史根源，由此折射出他们古老而又独特的女性崇拜文化。
  （二）畲汉崇凤同一的文化渊源
  华夏民族源远流长，在卷帙浩繁的古典文献中，对“凤”的记录很多。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畲汉民族崇凤具有同一的文化渊源。
  从《高皇歌》中，我们知道畲族始祖龙麒和高辛帝的亲缘关系，而高辛帝是东夷部落的一支，其始祖少皞是东夷首领，而东夷部落就有崇拜凤鸟的传统，据《左传》中的记载：
  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①
  《诗经》里所说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讲的就是高辛帝次妃简狄吞玄鸟卵生契的故事。《史记》中关于此事的文字更为详尽：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②
  在远古时期玄鸟的初始形象类似燕子，后来随着氏族部落不断地发展和融合，它的形象逐渐演变，基本统一成为凤凰。如在屈原笔下玄鸟即为凤凰，他在《天问》中写“玄鸟致贻”，而在《离骚》中则称“凤皇受诒”。
  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天问》）
  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鸩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凤皇即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离骚》）
  由此可见，在屈原作品中“玄鸟”与“凤凰”为同一事物。殷契被认为是商人的始祖，高辛帝则是商族的第一位先公，从这些文献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东夷部落与凤凰图腾的文化渊源，同时也可以看出畲人崇凤的历史渊源。
  凤凰是畲族图腾，也是汉族的图腾。在汉文化中，凤凰的起源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我们在原始社会的彩陶上看到的鸟纹或许就是凤凰的雏形。在距今约67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中出土的象牙骨器上，就有双鸟纹的雕刻形象，这应是古代凤凰的最早形象。在中国的象征文化体系中，凤凰是完美主义的化身，凤凰文化的精髓是“和美”。我们在《山海经·南山经》中可以看到凤凰被描述为：“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因此，凤凰被看作是具有“仁义德顺信”的“五德之鸟”，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文化符合——和，在凤凰意象中的呈现，同时它又与道家强调的“天道自然之和”即“天和”相一致。凤在汉文化中寓意深远，“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孔子以此感叹当时各诸侯国争雄称霸，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史记·五帝》中记载，帝舜任用贤能，天下大治，“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明朝王世贞在《钦鸟行》写道：“飞来五色鸟，自名为凤凰。千秋不一见，见者国祚昌。”可见古人认为只有在天下太平，君道清明，国运盛昌之时，凤凰才会出现。不过，随着汉族社会等级观念的日益加深，凤的形象从图腾之物变成了彰显至高无上的皇权的象征之物。闻一多在《神话与诗》中认为，图腾式的民族社会早已变成了国家，而封建王国又早已变成了大一统的帝国，这时一个图腾生物已经不是全体族员的共同祖先，而只是最高统治者一姓的祖先，所以我们记忆中的龙凤，只是帝王与后妃的符瑞，和他们及她们宫室舆服的装饰“母题”，一言以蔽之，它们只是“帝德”与“天威”的标记。①
  从形态以及文化内涵上看，畲汉文化中的凤凰有着相同的文化渊源，它们在各自的传承中不断地融合演化，最终固化，只是最后汉文化中的凤凰演化为一种皇权的象征，而畲文化中的凤凰则是民俗之中的祥瑞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