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指出：“少数民族干部与本民族有着天然的联系，善于反映少数民族的意愿和要求，是我们在民族地区贯彻执行民族政策的纽带和桥梁。在民族地区的具体工作中，少数民族干部有着特殊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①宁德市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取得较好成效，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一少数民族干部总量严重不足。2002年，宁德市全市每万人干部数为213人，而少数民族每万人干部数只有114人，仅占全市每万人干部数的53.5％。至2014年，这种情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反而问题更加突出。全市每万人干部数上升为227人，而少数民族每万人干部数仍仅为109人，不到全市每万人干部数的一半，仅48.0％。与《福建省1995—2000年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规划》提出的“到2000年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总量与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要达到同全省干部总量与人口的比例相一致”的要求相去甚远，总量缺口大约2200人，相差一半。宁德市少数民族人万人以上的5个县（市、区）少数民族干部与所在县（市、区）干部总数的比例悬殊也比较大，少数民族干部占所在县（市、区）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低于县（市、区）干部占总人口的比例。如蕉城区全区干部6996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55％；而少数民族干部仅213人，只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0.87％，比例悬殊较大。按照少数民族干部比例与人口比例相协调的配备政策要求，少数民族干部缺口达166人，差额较大。
  二是少数民族干部来源渠道比较单一。人事制度改革后，进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人员实行“凡进必考”。虽然宁德市委于2012年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年轻干部、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培养选拔工作的意见》，要求在每年公务员招考中，根据编制情况安排一定比例的职位，专门录用少数民族考生。但由于受总体编制的影响，少数民族干部考录公务员的数量偏少。每年回乡的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基数小，总体竞争力相对较低，进入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少数民族干部也就比较少。同时，没有通过其他渠道补充人员，少数民族干部来源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以致影响到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建设。1996年至2001年，全市录用公务员772名，其中少数民族仅22名，占录用数的2.85％，远远低于人口比例的6％。蕉城区少数民族干部来源，主要渠道也是公务员招考。但由于少数民族人才总量少，再加上受区直单位总体超编影响，乡镇每年招考的职位有限，少数民族毕业生被录用得少。蕉城区金涵畲族乡公务员和事业干部队伍中少数民族干部人数依然不多，且多集中在政府部门，教育、卫生、技术、金融等部门少数民族人才少。大中专毕业生回乡创业不多，特别是优秀人才更少，少数民族干部来源受到一定制约。
  三是少数民族干部结构分布不均衡。少数民族干部行政编制的少，事业编制的多。受身份限制，少数民族事业干部很难在行政领导岗位上使用。由于事业单位科级职数较少，影响了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使用空间。在干部配备上，少数民族干部在市直机关工作的少，在乡镇、地方工作的居多，主要集中在教育、卫生等事业单位。2002年，宁德市共有少数民族干部2164名，其中乡以上党政机关824名，占38.08％，教育部门1007名，占46.53％，卫生系统174名，占8.04％，农技人员104名，占4.81％，经济管理人员33名，占1.52％，科技人员22名，占1.02％。存在“一多三少”现象，“一多”，即少数民族干部中教师和医务人员多，共1181人，占少数民族干部的54.57％；“三少”，即一是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偏少，处级以上25人，每万人只有1.3人；科级251人，每万人13.3人，分别低于宁德全市2.09人和23.3人，分别只占全市标准的62％和57％。二是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检法、人事、财政、工商、税务、教育、发改、建设、交通、农业、水利等职能部门的少数民族干部少，领导干部更少。三是懂金融、外贸、法律、工商管理、城建、规划，尤其是懂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少数民族人才少。基层一线的农业技术人员十分缺乏，形成了越是贫困落后，越是人才匮乏的局面，而且少数民族干部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少。蕉城区少数民族干部主要也是分布在教育、卫生等事业单位，大多数是事业干部，行政干部偏少。全区2002年有少数民族干部186人，教师就占了106人，医务人员10人、农技干部17人，行政干部仅46人，其他企事业干部7人。
  四是少数民族领导干部老龄化趋势严重。按宁德市2002年统计，全市30岁以下的少数民族干部929人（主要是教师），占42.92％;31岁至40岁的643人，占29.7％;41岁至50岁的355人，占16.4％；51岁以上的237人，占11.0％，总体结构还比较合理。但从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看，老龄化比较严重，年轻干部偏少，出现断层现象。同样以2002年为例，全市少数民族处级干部25人，55岁以上7人，占28％;50岁至54岁的4人，占16％;45岁至49岁的6人，占24％;40岁至44岁的5人，占20％,40岁以下3人，占12％，少数民族领导干部队伍年龄结构不尽合理，存在青黄不接现象。福安市2002年行政干部122人，41岁以上的72人，占59％;36岁至40岁的16人，31岁至35岁的26人，30岁以下的8人。63名科级干部中，41岁以上的37人，占59％;36岁至40岁的12人，31岁至35岁的11人，30岁以下的3人；5名处级干部中，41岁至45岁的1人，51岁至55岁的1人，55岁以上的3人。
  五是少数民族干部政策落实还不够到位。在实际工作中，一些政策规定经常落实不到位或者落实后缺乏长效机制，甚至空有优惠政策却难以落实。如宁德市少数民族后备干部比例偏低，上一轮少数民族正处级后备干部5人，占正处级后备干部数的5.2％；少数民族副处级后备干部14人，占副处级后备干部数的5.6％，与《福建省2001—2005年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规划》要求宁德市少数民族后备干部应达到后备干部总数的10％的要求还有差距。宁德市少数民族人口千人以上的乡镇60个，还有9个乡镇没有配备少数民族领导干部。蕉城区少数民族人口千人以上的乡镇10个，还有4个乡镇没有配备少数民族领导干部。9个畲族乡的少数民族干部配备也都未达到人口比例要求。还有公务员考试中少数民族考生笔试成绩加分、优先录用等政策成效不太明显，加分政策局限于民族乡和民族工作部门，范围太窄。一些民族乡和民族事务部门满编，即使编制出缺，由于受该县（市、区）总编制超编的限制也无法招考；公务员考试竞争激烈，少数民族考生难以脱颖而出；单列比例招考少数民族考生在实际操作中难度大。
  存在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对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个别地方领导干部对党的民族政策了解不多，对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畲族人口比例低，长期与汉族杂居，与当地汉族已没有什么差别，培养、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意义不大。个别地方领导干部思想上不够重视，认识上存在误区，导致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意识淡薄，认为人为地突出少数民族特点不利于民族团结，因而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和重视，未能将一些素质高、能力强的少数民族干部安排到重要岗位。一些地方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往往换届时重视，平时重视不够；一个县、乡党政领导班子只按要求配备一个。个别地方党委政府推进政策落实的力度不够，在现有政策框架下有效挖掘政策空间、推进工作成效不明显。有的地方对少数民族干部缺乏有计划的长期跟踪培养，缺少具体的规划和措施；有的职能部门，用人视野不够开阔，习惯于论资排辈，对少数民族干部求全责备，影响了干部的培养，使一些少数民族干部难以脱颖而出。二是民族地区薄弱的基础教育不利于少数民族人才成长。民族地区大都偏僻闭塞，基础教育相对落后，少数民族考生升学率较低，选调生环节也无明确照顾政策，直接导致了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来源不足。在党政机关和事业机构“凡进必考”的政策环境下，文化教育水平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考生在竞争中难以取胜，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入口渠道更加不畅。同时，由于民族地区条件相对艰苦，回乡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也减少，通过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入党政机关的甚少。三是少数民族竞考公务员处于绝对劣势。公务员制度实施后，用人单位招考公务员对岗位和专业都有特殊要求，一个职位竞争，多的数百人，少的也有几十人参与。少数民族参与公务员考录，没有一定基数作保证，一个考生面对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考生竞争，少数民族考生不但少，而且报考公务员不具专业优势，难以同各名牌院校毕业生竞争。由于生活经历、环境原因，即便笔试上线入围，面试时也难以充分发挥，能考取者寥寥。宁德市一名厦门大学法律系毕业考生，三次笔试都入围，而面试就难以通过。四是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措施还不够有力。一些领导干部因年龄原因退休或退下领导岗位，没有及时选拔配备新人选，处级以上干部越来越少，厅级干部多配备到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岗位；少数民族干部大多在不容易出政绩的岗位上工作，交流到综合部门或提拔到重要岗位的机会偏少，在同层次干部中难以拔尖；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在同一职级工作时间过长。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发展，组织人事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也提出了新要求，与以往照顾提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矛盾。一些地方和部门忽视少数民族干部成长规律及培养方法的特殊性研究，没有根据新常态的要求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干部的特殊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做到成熟一个使用一个。同时，一些少数民族干部怕吃苦，不愿下基层工作，实践锻炼机会少，也给培养选拔工作造成一定的难度。五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也制约了人才培养。由于少数民族群众大都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偏僻山区，绝大部分家庭拿不出更多的钱投入到教育或给子女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大中专毕业生取消分配后，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导致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家庭陷入“考进大学难，读完大学难，找工作更难”的怪圈，也影响了家长投资教育的积极性。就是能够培养子女顺利读完高中，考上大学，面对高额的学费，也只能望校兴叹。同样少数民族干部也大都在这些地区工作，由于经济限制，民族教育和干部培训工作相对滞后，严重制约着少数民族干部人才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