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一）文化嬗变
  姓氏，原是每个人的血缘标志和文化符号。
  相传，人群分姓是伏羲的贡献，在原始社会初期，原始人群居杂婚，近亲婚育，伏羲认识到这种危害，制定了一套同姓不婚的嫁娶礼仪制度，“正姓氏，通媒妁，制嫁娶”，从而避免了血亲通婚，实现优生繁衍。姓作为“远禽兽，别婚姻”的符号，标志着人类从群婚制到以血缘关系的婚姻制的转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姓，字型为左右结构，左从“女”右为“生”，从“女”而生。杨希枚著《姓字古义析证》，对“姓”字在文献中的用法详加整理，结论是‘姓’字古义有三：一是训子或子嗣：二是训族或族属；三是训民或属民。朱凤瀚著《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中，认为“姓”字在先秦时代的含义是：一是女子所生的子女。《说文》：“姓，人所生也。占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户，因生以为姓，从女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人所生也”，即母所生之子女。《左传•昭公》所谓；“问其姓，对曰：'余子长矣二后之姓，于今为庶。”《礼记•丧大记》：“父兄子姓立于东方。”二是“姓”即是子女，子女相为亲，相组为族。姓可作族属、族人解，亦可以进一步将之理解为泛称的“族”的意思，如殷墟卜辞中之"多生”西周春秋金文中之“百生”。在卜辞中“多生”是指占卜主体的亲族。西周金文中的“百生”，从铭文内容看，可以用来称本族族人，也可以泛指没有亲族关系的其他族的族人。三是“姓”本义既为女子所生子嗣，则同一女子所生子嗣组成的亲族也可以称为“姓”。以表示其同出于一个女性始祖的这种特殊的亲属关系。此种亲族组织强调女性始祖。其最初必形成于母系氏族社会中，即夫从妻居，子女属于母族，世系以母方计。四是“姓”在东周文献中有时是指姓族之名号，如《国语•周语下》言“赐姓曰姜”之“姓”，即应理解为所赐姓族之名号即姜。在母系社会里，子女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母姓为后代惟一能确定的尊亲，故《白虎通•三纲六纪》云：“古元时，未有三刚六纪，人民但知有母，不知有父”。“姓”是一个集合名词，是家族的标识，或表示与某个大家族的某一血缘关系更为亲近的部分。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妻从夫居，子女不再属母族而归于父族，世系以父方计，所以母系姓族遂转为父系姓族。此后，父系姓族仍然使用着母系姓族的名号。①
  虽研究者对“姓”解释不同，但“姓”起着别婚姻、明世系、别种族的作用，是家族的称号，其特点首先是“姓”的稳定性，不像英语国家那样可变性。英国人为了表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宁愿改姓而不改名。因为他们认为“名”是属于自己的，而姓氏是身外的。其次是民族性。姓以一种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记录了族群的形成和繁衍，起着重要的群体凝聚力作用。尤其中国人重视祖先，强调宗族的延续和血脉的传承，“重姓轻名”，姓在前，名置后，体现了家庭本位的价值取向，突出了族群的集体意识；而英国人“重名轻姓”，名在前，姓置后。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子孙的繁衍，同姓的氏族又分成若干分支散居各地，形成了区别贵贱的“氏”。氏，一般是“支系”、“分支”的意思。《通鉴•外纪》云：“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氏，始于周代。《左传•隐公八年》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昨之土而命之氏。”即周天子分封诸侯时，被分封的诸侯多与周天子同属姬姓。能够被"赐姓”、“命氏”者都是有爵位、官位、封地，可以入宗庙的贵族阶级。所以“氏”可以明确表示自己的家族出身与社会地位，于是“氏”就有“别贵贱”的作用。先秦时代，只有贵族有姓氏，故郑樵云：“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无名无氏。”
  “氏”字，在殷墟甲骨刻辞中仅一见，刻辞残破，含义不明。西周文字中“氏”字已常见，其主要用法：一是指称个人。有多种用法：接在官名后，作官称，像师氏、尹氏等，《左传•昭公》讲少昊氏诸鸟官名，亦是鸟名加氏为称；接在爵位后表示尊称，如“侯氏”；接在字或亲称后表示一种较亲近的称谓，如伯氏、叔氏、舅氏；接在姓后，指属于该姓族的女子，如“姜氏”“姑氏”“任氏”等等；接在作为家族组织“氏”之名号后，指称属于该家族的个人，如叔孙氏、雍氏、庄氏。除此之外，东周典籍中称上古传说中的帝王、部落首领亦在其名后加氏为称，如“黄帝氏”、“少昊氏”、“共工氏”等。二是与表示姓族之“姓”义同，如《左传•昭公》：“姜氏、任氏，实守其地。”三是指一些上古的部族，《国语•周语下》：“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四是指一种家族组织。如《左传•昭公》：“子皮之族饮酒无度，故马师氏与子皮氏有恶。”《左传•襄公》：“初，子驷与尉止有争……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候氏、子师氏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左传•哀公》中宋皇氏、灵氏、乐氏又称“三族”。《国语•晋语八》：“终灭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国语•晋语九》：“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五是“氏”专指族氏这种血缘亲族组织之名号，也可以说只是一种标志。如《左传•隐公》：“公命以字为展氏”，即是命以“无骇”之字“展”为其氏名，称展氏。六是在西周、春秋时代，作为贵族家族之“氏”，虽本身是血缘组织，但往往不是以单纯的血缘组织形式而是以一种政治、军事、经济共同体的形式存在，其自身只作为这一共同体的核心。此种共同体有时亦可以“氏”相称。①
  《通志•氏族略》曰：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妊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称：“自战国以下之人，以氏为姓。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中国人开始以氏为姓、姓氏合一。
  “氏别贵贱”的作用在汉代愈演愈烈，并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最终导致门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选官、进爵、结婚、福利等方面均以其姓氏家谱品评高低。导致《晋书•刘毅传》描绘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于是就产生了“姓氏”的第三个特点——政治性。
  姓氏的政治性，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突出表现为皇帝的赐姓。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与加强自身的统治，往往通过赐姓，来达到此目的，因而使得赐姓具有了明显的社会政治功能。在传说时代，虽赐姓已经出现，“炎帝姓姜，太皞所赐也；黄帝姓姬，炎帝所赐也。尧赐伯夷姓曰姜，赐禹姓曰姒，赐契姓曰子，赐稷姓曰姬，是天子之赐也”，但赐姓只是拥有姓氏的一种手段。汉代，汉高祖时娄敬因为建议定都长安而“赐姓刘氏，拜为郎中，号为奉春君”；刘邦顾念项伯鸿门宴上相救的功劳，“封项伯等四人为列侯，赐姓刘氏”；到王莽篡汉建新之时，为了笼络人心，对于顺服的刘姓宗室大肆赐姓。此时的赐姓已经有了褒奖共济、笼络人心、显示立场等鲜明的政治特点。北魏之时，孝文帝改革，改胡姓为汉姓，因此赐姓对象胡人居多，在赐姓的同时也促成了民族融合。南朝首次出现了赐恶性的情况，南梁武陵王萧纪在败亡之后被赐姓饕餐氏而侮辱，“武陵王纪字世询，高祖第八子也。……及太清中，侯景乱，纪不赴援。高祖崩后，纪乃僭号于蜀，改年曰天正。……太清五年夏四月，纪帅师东下至巴郡，以讨侯景为名，将图荆陕。……丁丑，纪次于西陵，舳舻翳川，旌甲曜日，军容甚盛。世祖命护军将军陆法和于峡口夹岸筑二垒镇江以断之。……将军樊猛获纪及其第三子圆满，俱杀之于硖口，时年四十六。有司奏请绝其属籍，世祖许之，赐姓饕餐氏”。唐代强盛的国力和显赫的威名，使得李姓对于异族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赐李姓也成了唐朝统治者笼络人心的手段，直到唐末还频频被使用。武周时期频繁赐恶姓，被赐姓的人包括当年与武则天争宠后宫的王皇后和萧良娣。“永徽六年十月，废后及萧良娣皆为庶人，囚之别院。武昭仪令人皆缢杀之。后母柳氏、兄尚衣奉御全信及萧氏兄弟，并配流岭外。遂立昭仪为皇后。寻又追改后姓为蟒氏，萧良娣为枭氏”。赐恶姓的对象还包括李家宗室及反对其执政者，“丁未，杀司卫少卿武惟良、淄州刺史武怀运，仍改姓蝮氏”、“丙寅，斩贞及冲等，传首神都，改姓为虺氏”、“韩王元嘉、鲁王灵夔、元嘉子黄国公灵夔子左散骑常侍范阳王蔼、霍王元轨及子江都王绪、故虢王元凤子东莞公融坐与贞通谋，元嘉、灵夔自杀，元轨配流黔州，譔等伏诛，改姓虺氏”、“秋七月，纪王慎被诬告谋反，载以槛车，流于巴州，改姓虺氏”。宋朝赐姓也在褒奖功臣，羁縻异族的时候使用。明初仍多有赐姓现象，被赐者多为投降的元朝贵族，如“吴允诚，蒙古人。名把都帖木儿，居甘肃塞外塔沟地，官至平章永乐三年（1405年），与其党伦都儿灰率妻子及部落五千、马驼万六千，因宋晟来归。帝以蒙古人多同名，当赐姓别之。尚书刘俊请如洪武故事，编为勘合。允诚得赐姓名，授右军都督佥事。伦都儿灰亦赐姓名柴秉诚，授后军都督佥事。允诚三子：答兰、管者、克勤。允诚与二子从军，留其妻及管者居凉州。番人虎保等诱胁允诚众，欲叛去。允诚妻与管者谋，召部将都指挥保住、卜颜不花等擒其党，诛之。帝喜，降敕奖之，赐嫌钞羊米甚厚，授管者指挥佥事。保住赐姓名杨效诚，授指挥佥事”。
  另一方面，封建专制者又以避“国讳”的名义，通过国家行政手段方式，对某些姓氏强行改易或限制统辖区内所有成员对某些字眼的姓氏使用。姓氏人名避讳起始于周代，秦汉以后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如《十驾斋养新余禄》卷下载：“贺氏本姓庆，避安帝父名改贺氏；唐宪宗名淳，改谆于氏为于氏；陶毅本姓唐，避石敬唐讳改陶氏……金履祥，先世姓刘，避昊越讳为金氏文中的“昊越讳”，即五代十国吴越王钱谬的名讳，因谬、刘、留同音，为避锣讳，吴越国曾专门下令：“改刘氏日金氏，留氏日田氏”。避讳易姓最盛行的是宋代。从避宋圣祖赵玄郎名讳玄氏改元氏开始，每位皇帝的名讳都涉及到一大批社会成员的姓氏改易。“宋初，匡氏，避太祖讳改为主氏”；“恒氏，避真宗讳改为常氏”；“桓氏，避钦宗讳改变亘氏”。
  百姓也往往政治因素，为避祸而改姓。如，封建统治者一直镇压畲家，因此，畲家的第一姓——盘，被迫改为“潘”；雷姓改为“施”、“许”姓；蓝姓改为“徐”姓；钟姓改为“章”姓，等等。
  还有民族的融合改姓，其中以北魏孝文帝下诏，改鲜卑姓为汉姓最为著名，当时，一次就改了144姓，如将“拓跋”改姓为“元”；“贺鲁”改为“周”。唐、宋时，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则分别改姓李、赵等贵姓。元代曾任陕西平章政事的回回人纳速拉丁，其后代分别改姓纳、速、拉、丁四姓。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也出现过汉姓胡化的现象。北周时，曾将诸多汉姓如蔡、张、周等分别改为大氏稽氏、叱罗氏、车非氏等。有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也改了胡姓。如唐代进入漠北的汉人吕灵，就改姓回纥可汗之姓——药逻葛，称为药逻葛灵。而16世纪以后迁入河西走廊的药逻葛氏，如今又按谐音改称“杨”姓。①
  氏别贵贱，同时与地域结合，这就是“郡望”、“堂号”。畲族姓氏也都有“郡望”、有的还有“堂号”。蓝姓是“汝南郡”、雷姓是“冯翊郡”、钟姓为“颍川郡”，家家户户把其立在正堂上，刻在墓碑上。蓝姓有的堂号是“种玉堂”，雷姓是“务本堂”等。汝南、颍川在如今的河南，冯翊在如今陕西靠近河南的大荔，于是不少的学者、畲民认为畲族源于河南。其实“郡望”与民族的发源地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
  郡，是由春秋战国到秦代几百年间逐渐形成的地方行政区划。望，就是“望族”，指有声望的姓氏大族，显贵的为世人所仰望的姓氏。郡望，其最初的含义，就是指一个郡中的望族。同一姓氏的人，社会地位不可能完全一样，有的地方人才辈出，冠盖连绵，门第高贵，家世显赫，为该姓人所敬重和仰望，亦名闻天下，为世人所称颂，这些地位较高的人为表示自己这一支高于其他地区的同姓人，便在自己的姓氏前加上所居住郡，这样就有了“郡望”。堂号，是某一郡望中某一房支的称号，往往以先世之德望、功业、科第、文字或祥瑞典故，自立堂号，其形式多种多样，五花八门，不胜枚举。由姓到氏、望，表明姓氏原有的以血缘论亲疏的文化内涵逐渐淡化，而以家族地望明贵贱的内涵成了姓氏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
  明姚琛《丹铅总录•郡姓》：“虚高族望，起于江南。言今之百氏郡望，起于元魏胡虏之事，何足为据也。”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群望》：“自魏晋以门第取士，单寒之家，屏弃不齿，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高门望族相比，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寒门”、“庶族”，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极受压抑。当时用以铨选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只论门阀家世，不论才行品，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国家法令又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西厢记》里张生与崔莺莺两家的婚姻，就因为张生出身于西洛，不是海内望族，就无法与博陵崔氏这样的著名郡望相匹配。南宋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对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以便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清王士祯《池北偶谈》云：“唐人好标望族，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姚则吴兴，张则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宋代人亦常以郡望自标，比如，刘放有两著作分别题为《彭城集》和《中山诗话》，彭城和中山均为刘氏郡望，并非其人籍贯，刘放之籍贯在临川新喻（今江西新余）。明清时人也不乏标识郡望之例，如，明代郑真本是浙江鄞县人，其别集却题为《荥阳外史集》，荥阳者，郑氏郡望也。清代薛雪，苏州人，却自题郡望曰“河东”。①
  封建门阀制度下，姓氏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婚姻问题，以至前途命运，甚至连日常交往、场面坐次亦明确有别。畲民为了生存、发展，只好附会之。
  总之，在中国古代姓氏文化发展史上，社会政治因素始终起着重大的作用与影响：通过早期国家政治行为途径，大批新姓氏得以起源创生；受国家政治意识的改造，姓氏赋予强烈的贵贱等级政治伦理功能，并由此成为君主奖善惩恶的一种常用政治工具；而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又往往直接引起某些姓氏的更易变革。作为不同血缘群体成员标志的文化符号，社会姓氏的起源虽早于国家政治的起源，但在国家政治一经出现以后，社会姓氏便从来没有超然于国家政治之外独立存在，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政治的干预支配而参与政治以至最终服务于政治，从而使中国古代姓氏文化的发展，呈现出极为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特征。②
  姓氏受数千年政治文化影响，导致“姓”原本作为家族血缘关系的模糊性，一个民族有许多姓，一个姓氏有不同民族，同姓不同宗。
  DNA检测证明这一点。初次见面的中国人都习惯于问：“您贵姓？”得知彼此同姓后往往顿生亲近：“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17年来，中国科学院遗传所群体遗传学专家袁义达，从遗传学的角度对中国人的姓氏进行了数据统计和分析，结果发现，通过对姓氏的研究可以揭示人类基因的奥秘，特别是男性Y染色体的奥秘；并且认为，同姓者未必“五百年前是一家”。通过上百万份血型以及酶、蛋白质等遗传标记数据，研究其分布规律，并和姓氏的区域分布比较，进一步证实了生物学和人类学、历史学得出的结论：汉族只是文化上而并非血缘上的完整群体，整个汉族是在与少数民族的逐渐交融中形成的。“目前，‘姓氏基因'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结果是：同是汉族姓氏，却可以从血缘上分成两大分支，以武夷山——南岭为界，南北两地汉族血缘差异颇大，甚至比南北两地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异还要大。”
  广州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南方医科大学法医学系的杨幸怡、刘宏、陈玲、冯杏玲、李越、刘超，调查了我国10个姓氏群体Y-STR的遗传结构，探讨其用于鉴定的价值。方法：采用ABY-Filer荧光检测试剂盒，随机从在我国21个省（市）DNA数据库抽取样本，选取我国占人口数量最多的10个姓氏（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在同一县（区）同一姓氏只选1份样本，每个姓氏100名汉族男性个体，采用Y-Filer荧光检测试剂盒，检测17个Y-STR基因座的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和单倍型多样性，计算其遗传距离并比较群体间差异。结果：10个姓氏间单倍型多样性与总的群体单倍型多样性无显著差异，姓氏间与姓氏内的单倍型随机匹配概率差异很小，分析共祖系数Fst以及Reynolds遗传距离，10个姓氏间任意两个姓氏群体对应17个Y-STRFst值均小于O.Ol。结论：中国汉族10个主要姓氏在大的范围内Y-STR不表现出姓氏特异性，不能用Y-STR进行姓氏推断。我国的姓氏在发展演替中受君王赐姓、入赘改姓、种族迁徙等影响，因此根据Y-STR分型确定姓氏受到一定限制，调查显示，10个姓氏间17个Y-STR基因座的基因型/单倍型频率、基因型/单倍型多样性均无统计学差异，表明在全国大范围内通过Y-STR基因座分型推断姓氏并不可取。在全国大范围内，同一姓氏的男性不具有同一祖先。
  （一）讹者必正
  中国姓氏文化的政治性必然影响畲族的姓氏，更何况畲族是少数民族。虽然封建统治者在凤凰山区推行封建统治过程中，没有赐恶姓，但采取了更为巧妙的方式。具体表现为，畲族主要姓氏——盘、蓝、雷、钟，来自盘瓠神话传说。
  始祖卫国有功，高辛帝赐配第三公主，生三男一女，驸马讨姓受封，帝赐长子“盘装”就姓盘，名自能，受封南阳郡“立国侯”；次子“蓝装”就姓蓝，名光辉，受封汝南郡“护国侯”；三子雷公云头响得好，高辛帝朱笔取姓便姓雷，名巨佑，受封冯翊郡“武骑侯”；一女名淑玉，招婿姓钟，名志琛，受封颖州郡“国勇侯”。
  畲族姓氏来源，表面上看是“攀附”，然而其前提是始祖是盘瓠，因而，长期以来、特别是当今时代，不为绝大多数畲民认可。新修族谱时，都采取“讹者必正，诬者必辩，又修谱责也”的观点，进行“正”与“辩”。
  例一：凤凰山区大埔县蓝氏十修谱时，请香港文化名人蓝海文博士写“总序”，文中涉及盘瓠文化，于是有人把其“序”中一句话"蓝氏是堂堂正正的大汉民族”作序之题目，发表在网上或印成书。全文摘录如下：
  蓝氏，汉族，肇基始祖昌奇公是帝榆罔的儿子，为炎帝神农氏嫡传第十一世孙。
  帝榆罔二十二（公元前二七三二）年二月十八日，有熊国君（有熊，姬轩辕未登帝位时所在的诸侯国）贡秀蓝一株，适逢帝后宫产子，帝甚喜，遂赐姓蓝，赐名昌奇，及长分封於汝南郡。昌奇公比黄帝姬轩辕小九岁，姬轩辕生於帝榆罔十三（公元前二七四一）年，他们是同时代的人。
  蓝氏受姓在黄帝授姓之前，古代天子因生赐姓分爵，实自蓝氏开始，蓝氏是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蓝氏族谱有完整的世系纪录，因为有了蓝氏族谱，才准确地计算出黄帝姬轩辕生於公元前二七四一年（帝榆罔十三年）。蓝氏族谱成为中国历史有关黄帝姬轩辕生年的重要史料。
  黄帝姬轩辕继炎帝帝榆罔为天子，倘使帝榆罔不是阪泉之役战败，继天子位的可能是我昌奇公了。
  蓝氏是神农氏医术与农业技术的继承者。蓝氏发明种棉。始祖昌奇公至三十五世祖环胜公，都是农、医专家。祖传《神农经》，十九世祖仪公著有“方书”（医书）。十八世祖善公，佐禹治水，人呼为“农医公”，禹受禅，建都安邑，仪公从之，授以“牧”，子孙世袭其职。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初，夏王啟时代，洪水虽平，屡有河决之患，选公受命治水有功，晋爵为“伯”。
  蓝氏虽未王於天下，却曾改变过中国历史。公元前二十二世纪，二十一世祖含英公，世袭伯爵之位，佐夏仲康及夏王相，时后羿寒浞篡位，含英公父子保护帝妃逃归娘家有仍国，帝妃生下遗腹子少康。二十二世祖彦云公於辛巳岁举兵，袭杀寒浞，拥少康归都，遂有“少康中兴父子被封为邢侯，世袭其爵。
  二十六世祖贞公兄弟三人，皆为郡守，贞公守渤海时，民间厉疾大行，贞公虽然已不业医，将仪公遗下方书以疗民疾，随手而愈，百姓感恩，渤海各地遍地立神祠，敬奉香火，呼为“护生爷”者，即我祖贞公。
  蓝氏世袭爵位，虽不业农医，其技仍在。公元前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商六任帝沃丁时代，我三十五世祖环胜公，官外黄守，外黄民风淳朴，惟务农力穑而巳，但不谙土性时宜，公以祖传《神农经》教稼，率田夫，兴水利，播百毂，去狼莠，植嘉禾，三耕九食，民间丰足，闻於沃丁，遂授以“司农”（等于农业部长），食邑万户。
  蓝氏对华夏农业社会贡献极大。官爵至盛之时，乃在夏、商、周三代。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穆王时代，我五十五世祖良佐公为蔡大夫，公元前六世纪春秋时代楚昭王时，六十九世祖尹亶（音门）公为楚大夫。公元二世纪汉献帝时，九十一世祖之顺公为许昌太守；见曹操专权自恣，退居於仪封西山；公元六九0年（唐武后天授元年庚寅）一0八世祖明德公为扬州节度使，因武则天襄唐，而由北豫迁建康，居今南京之上元朱紫坊。明德公遂为江南开基之祖。
  及至南宋末年，十三世纪中叶，大兴公为避蒙古人之乱，携妇子由闽汀州宁化之石壁乡，迁移入粤，至昔日潮州府辖下的海阳县（即今大埔县）之莒村，结庐而居，僻土而耕，是为大埔县蓝氏始祖。
  大兴公讳周，生三子，长子畴公居漳州，次子统制公移居漳浦县东门；大埔县蓝氏乃由第三子勉斋公所传，所以我们恭称勉斋公为“世祖”（传世之祖），勉斋公生二子；恭公、宽公。宽公移居饶平。四世祖三五公、五世祖四十公、六世祖五十公，“三代单传”，六世祖五十公生五子：贵山、秀山、中山、荆山、奎山，惟长子贵山公和次子秀山公居湖寮，中山失传，荆山公移居嘉应州（即梅县）程乡及平远，奎山公徙澄海等地。大埔蓝氏自七世才分为大小两房（谱称大小两宗）。
  大宗贵山公生四子，小宗秀山公生三子，自八世大小两宗合称七派---
  大宗贵山公：一派均伯公
  二派均仲公
  三派均叔公
  四派均季公
  小宗秀山公：五派均羲公
  六派均智公
  七派均信公
  传至第九世，大宗二派止，而小宗六派均智公派自十世礼公之后，移居曲江。大宗三派均叔公派至十四世，都已移居峙溪。
  至十三世时，蓝氏人丁开始兴旺，大宗一派继续蕃衍；大宗四派中出现云畴、云林、云川、云石、云汀等五云之派；小宗五派中亦出现西庵公派；小宗七派中出现梓轩公和榕溪公派。一、四、五、七派四房，一直蕃衍至今。时至公元二000年，大埔蓝氏有丁约一万人。农业人口一万人以上。
  大埔蓝氏族谱，自公元一五四二年（明•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十三世祖云畴公五十岁时创修（云畴公生於一四九三年），迄今已四百五十多年，旧谱称《古万川汝南蓝氏族谱》。
  “大埔”秦、汉、三国吴称作“揭阳”，属“南海郡”；晋叫“东官营”；宋、齐、梁、陈称作“义招县”，属“义安郡”；到了隋代改称“万川县”；唐、五代南汉、宋、明、清又称作“海阳县”，一直属于潮州府管辖。（见《大埔县志》）“汝南”是郡望，是我蓝氏的发源地。今次为第十次修谱，与一九三二年（民国廿一年）的“九修”相隔七十年。七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修谱委员会公议，决定族谱定名为《大埔县蓝氏族谱》。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蓝氏族谱灭焚於“文革”之火，有赖各房梓叔暗中取回收藏，九十年代由松南从中收罗，再由世业带出香港，交我保存。其时，乡间正筹建“蓝氏家庙”，家父辉鸿（延贤）公遂自香港回乡定居，从中穿针引线。数年间，全赖乡中梓叔及海外裔孙，出钱出力，群策群力，修祖基，建祠堂，立蒸堂，修族谱，一派兴旺气象。
  十修族谱时，曾查阅福建武平、上杭及江西蓝氏族谱，并派春良、奕群、巨案三人，沿祖上由福建迁来路线调查。已将某些笔误订正。
  十三世祖云畴公等创修《古万川汝南蓝氏族谱》，请廖廉斋先生主编。大埔始祖大兴公至六世祖生卒失记，廉斋先生肯定大兴公入埔时间为宋末元初，并在一至五世祖“世系表”上头，特地写着“宋世系图”，分明有强调之意。
  二修族谱时，廖覆一先生说：“大埔之蓝，南宋末有。”又说，“先伯父疑而传疑，信而传信。”
  九修族谱时，月林公说：“余生也晚，学识粗疏，又少往他州外省，只知兴公为湖山开基始祖，其所自出，尚属茫然，况数千年以上之开族大祖乎。续修将竣，披查绍溪公抄自江西传来旧谱，始知前乎大兴公者，尚有一百二十九世，历历可考。急宜补入，俾现时后代因流溯源，共悉蓝氏赐姓开族，肇自（炎）帝次子昌奇公也。（昌奇公是帝榆罔的太子，并非“次子”。前人不谙历史者，误将炎帝作为黄帝。黄帝有子，昌意。昌意、昌奇，以讹传讹，遂有“次子”之误）汝南郡系昌奇公分封地名。既将绍溪公所钞采入登载，再将昌奇公传至大兴公一派相承详序於后，庶封於续修责任稍可无憾云。”
  十修时，根据九修谱抄自江西的“昌奇公至一百三十世大兴公直系表”与福建谱对照，将之表格化，明确列出“岁数”、“生卒之年”和各祖生活的“时代及王（帝）号”。并自福建谱取得“昌奇公至大兴公各祖谱传”附於前表之后，以供查阅参考。因上述“谱传”各祖俱有生卒记载，至此，创修及二修时所说的“疑而传疑，信而传信”的“疑点”便明白了。不必讳言，存疑处在於：大兴公是否“一百三十世”，或应更前一些。
  十修除了续编之外，曾试图把存疑的问题解决。“礼失求诸野”，我们曾求证於饶平宽公的族谱和梅县程乡及平远县荆山公之族谱，均一无所得。求之别处，除江西谱福建谱，均记我大兴公为一百廿九世廷瑞公之子外，再无任何资料。
  於是，“十修族谱委员会”议决：除廷瑞公之父实为念六郎公（九修谱载入绍溪公抄自江西传来旧谱，笔误为念一郎公），今根据福建谱，及派人往福建实地考察所得，予以更正外，其余因资料不足，概不作任何更动，留待以后解决。（或需往专门收藏族谱的各大图书馆查阅。）
  为校读老谱，我曾将中国历代年号及干支记年全部化为公元，然后再与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一一对照，老谱记载有符史实。某些因转抄而笔误之处，不便修改者，只以“海文按”注出。
  这次修谱，旧日因交通不便，未曾入谱的丰溪林场和松口均伯公裔孙一千多丁，英德云川公裔孙三百多丁，查明无误，今已入谱。十修入谱者，皆以公元纪年。为使之易读，特编有“词语解释”及“纪年对照表”，置於第九册书后。
  蓝氏族谱的编修方法，大致如下：
  一、首先印制“世系表”和“简介”，并将两表寄各地裔孙，各自填好寄回，或派“资料员”上门将未入谱的人登记，同时标示其兄、弟、父、子的名字。此为最原始的资料。
  二、将以上原始资料编列成“世系表”。
  三、再将“世系表”与旧谱的世系表连接起来。仍以五世为一段，九世为两段。
  四、编写谱传。谱传即“简传”（简介），内容包括：
  1、名、讳、字、号。
  2、某人之第几子。
  3、出生年、月、日、时。在外地出生者，写明出生地点。
  4、教育程度。有学位者，说明学位。
  5、社会简历。
  6、功名、荣誉。
  7、卒故之年、月、日、时，谥号，所葬地点，坟茔坐向。卒於外地者，需说明所卒地点。如寄葬外地者，更需清楚说明寄葬地点及坐向。
  8、娶何地人氏，及其生、卒、谥、葬。如有娶妾或继娶，均——列明。
  9、按次序列出所生子女名字，如有娶妾或继娶，则列出各妻妾所生子女名字。
  10、女儿名字，婚嫁地点及夫婿姓名。
  11、嗣出或嗣入的情况。
  12、谱传（简传）按辈份次第排列。
  我蓝氏族谱颇为完善，编纂方法亦至为明瞭。由於族谱庞大，遂分为九册（共十本），第一册一至十七世，为各房各派所共有，册下附以A字；第二至八册彼此平行，册下附以B字；第九册为“史料汇编”，册下附以C字。取其中ABC三册，即一脉相承，是为“房谱”。第三册云畴公派太厚，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益轩公房，下册为佩轩公房。（参看〈查谱简表〉即一目了然。）〈蓝氏受姓源流考〉和〈蓝氏历代迁居考〉，说明蓝氏来源和南移路线。《史料汇编》用来集中收容有关历史的篇章，各项文物、资料，包括“蓝氏分布图”及“历代贤人表”等。
  天下凡以“汝南”为郡望者，均是汉族，皆昌奇公子孙。以“盘匏祖像的祖图”而入谱者，那是竹头篮的“篮”姓，是少数民族。（后来有些篮姓归化了蓝姓。请看蓝海文新著《蓝姓与篮姓》一书）亦有把炎帝与帝喾混为一谈者。前者为“神话故事”，是“附会”，后者是“历史混淆”。炎帝帝榆罔是天子，有熊国君姬轩辕是为臣子，昌奇公於帝榆罔二十二年出世时，姬轩辕才只九岁，还是臣子身份。此外，“昌奇”“昌意”也是一种“附会”，修谱者缺乏史识。因袭者，皆“以讹传讹”。唯有帝榆罔因生赐姓，封昌奇公於汝南，至明德公，再至吉甫公等，此一记栽至为真确。我曾把中国历代建元全部换为公元，将族谱记载，与历史逐一对照，发现均符史实可信。天下蓝氏，倘有取以上谬误者，应返本归真，当以此一记载为信史。
  先至为主，后至为客。客也者，土著对新移民之称谓。“客家人”原自中州而来，至今语音尚近中州。“客家人”先后三次南迁：第一次为第四世纪“五胡乱华”之时；第二次为第九世纪，唐僖宗光啟年间（时我一百一十五世祖宗训公，为避朱温之乱，而挈家渡江，迁濠州定远县，全身远害，依东山之洞而居。）第三次即第十三世纪，宋亡元继之际，即吉甫公等避北虏之乱之际。（此即廉斋先生所言，大兴公入闽时间。）闽汀州宁化“石壁乡”为广东各江客族人宋末初迁入之地。客家人多居於江西、福建及粤东山区，不少人且与当地的土著，少数民族杂居（如福建念七郎公一脉，即迁入上杭庐丰乡入畲乡居住）。
  中国有以数字取名的现象，主要是元代，据清代学者俞越《春在堂随笔》记载，元朝规定，庶民无职者不许取名，只以行第和“父母年龄合计为名”，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原名叫重八，其父名五四；明开国名将常遇春的曾祖名四三，祖父叫重五，父亲叫六六；汤和的曾祖叫五一，祖父叫六一，父亲叫七一。我四、五、六世祖名三五、四十、五十，若活在元代，便顺理成章了。
  改革开放之后，一九八一年全国进行第三次人口普查，中央曾就民族成份的填报工作，发出《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份的处理原则的通知》，规定对少数民族实行多方面的优惠政策，这本来是件好事，却因规定少数民族可以配一个副县长，升学考试可增加多少分数，人口生育不受限制等，加上历来政治斗争，少数民族均可置身度外。为此一系列“好处”，据说，某副县长为了保住自己官位，遂发动联合一些族人，拿狗头王的神话，趁机向县政府“申请入畲族”，不学无术的庸官竟然就此“照准”，於是闹出天大的笑话。（广东某地却毅然否决了这种胡闹。）某草包作者，到了湖寮竟不问蓝姓的人，更不看蓝氏族谱，便瞎说“大埔是个畲族乡”，真是荒谬之至！
  天下蓝氏，凡奉汝南为郡望者，皆昌奇公子孙，都是堂堂正正的大汉民族，炎帝神农氏的谪传子孙。
  是为序。
  一九九八年七月廿四日•香港①
  当然，蓝氏内部对其一些观点也提出了不同意见，如“篮”、“蓝”、“兰”的关系等。
  蓝荣钦教授在《漳浦蓝氏族谱的形成及漳州蓝氏源流考证》一文中认为，“漳浦蓝姓族人一般根据旧谱及传说认定其始自炎帝，传至第十世榆罔，封子昌奇于汝南，并赐给一只绣篮，因以蓝为姓，以汝南为郡望，奉昌奇为始祖，传至108世，蓝明德于唐天授元年（690年）任扬州节度使。传至第二十一世蓝炯，号七郎公，元未提举江西学政，迁建宁（今南平市），二十二世蓝琛，亦于元未任江西临川知县，与长子元晦入闽，迁居漳浦前亭霞美，再定居于现龙海市的隆教（畲族乡），第24世庆福，分居漳浦苌溪（即今赤岭）为漳浦蓝姓开基祖。源流记载从蓝明德开始，可谓脉络清晰。然而，这样一份履历齐整的家族历史不但与其畲族成分不相称，而且其中有无数的漏洞，值得我们深究。”“大埔蓝姓完全沿袭了福建上杭、武平、长汀蓝姓的源流说法，四地都将吉甫公尊为蓝姓入闽始祖。透过十修《大埔县蓝氏族谱》可以发现，大埔蓝氏的源流与福建宁化、上杭、武平的源流是一致的。”“纵观全国的汉族蓝氏家谱，其相似程度令人惊讶，难道真的如这些家谱所说，天下蓝氏都源自三个历史朝代的三个（组）代表人物：蓝昌奇、蓝明德、蓝氏七郎吗？为什么天下蓝氏都出自闽西七郎系统呢？这要从现有的蓝氏家谱寻找原因。从现在福建广东一带所存汝南源流的蓝氏家谱看，最早是修于明代成化年间，由蓝氏江南世系第131世蓝必宁所整理续编的。该谱收录了从炎帝到……数千年间蓝氏先祖……现传世的蓝氏之谱，多是这一源流演绎而来。无怪乎人们惊呼，天下蓝氏家谱如此相似。”现今行世的蓝氏族谱主流，如蓝海筹木刻本《江南列祖传》、《蓝氏历代迁郡始末》、《蓝氏历代宗源》、《大埔县蓝氏族谱》等，无不滥觞于蓝必宁。通过考证分析，结论是：“我们认为漳浦蓝氏现有族谱、始祖蓝昌奇、蓝明德、蓝采和、蓝念七郎等都不足为信，是为某种目的而伪造的；漳浦蓝氏是与唐时蛮獠密切相关的畲民，是外地迁徙与本地土著的混合体。”
  蓝荣钦教授的考证是正确的。畲族蓝姓之源在何处？本书在“图象文字”一节中有述，此不再重复。
  例二：2011年10月，浙江苍南县中岙钟姓修谱，由民族部门的老领导（钟姓畲族）作序，其深知盘瓠文化对畲族的危害，故以对盘瓠文化的批判为《序》。
  1.对传统的质疑
  中国己有五千多年的姓氏历史，是世界上最早有姓氏的国家，世界其他地区，姓氏的产生不过是近一千年的事。欧洲大陆普遍使用姓的历史只有400年。日本在公元5世纪才出现姓，但仅是贵族的特权，并未在民众中普及，一般平民直到明治维新时期才有姓。由于姓氏重要的社会功能和它的多端变化，历代都有学者对其进行记录、整理和考订，这使我国很早就出现了专门的“姓氏学”。早在“春秋时，善论姓氏者，鲁有众仲，晋有胥臣，郑有行人子羽，皆能探讨本源，自炎、黄而下，如指诸掌。”战国时，我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姓氏学著作——《世本》15篇。此后的姓氏学研究不断扩充和深化，著作颇丰。继《世本》之后，西汉《急就章》、东汉王符的《潜夫论》都有专章记叙姓氏。魏晋六朝，由于门阀制度的发达，以记叙一家一姓之史为宗旨的谱牒学发展起来。晋贾弼撰《姓氏簿状》达700余卷。唐太宗曾敕撰《大唐氏族志》100卷，《元和姓纂》10卷。宋代最有名的姓氏学专著为郑樵的《通志•氏族略》和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此外，还出现了姓氏学的通俗读本，至今仍家喻户晓的《百家姓》。明代有凌迪知辑《古今万姓统谱》104卷，另附《万代帝王姓系统谱》6卷，《氏族博考》14卷。清代，考据之学兴盛，著作主要有黄本骥《姓氏解纷》、张澍《姓氏寻源》、易本《姓刊误》和陈廷炜《姓氏考略》等。清代姓氏学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对少数民族姓氏的统计与考稽。在嵇璜、刘墉等人修撰的《续通志•氏族略》和《清朝通志•氏族略》中，共收录和考订了古代女真、契丹、高丽、蒙古、满等族数百个姓氏。鉴于中国姓氏研究成果巨丰，而畲族“大分散、小聚居”，长期以来，互不联系，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对本族姓氏的来源，与许多姓氏一样有多种说法，前面巳例举了蓝姓、钟姓之源，考虑到篇幅，本节以雷姓为例，探讨畲族姓氏来源。
  雷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姓氏，当今人口270多万，大约占全国人口的0.24％，为全国第78位姓氏。四川、湖南、陕西三省雷姓，约占雷姓总人口的40％，其次是湖北、贵州、河南、福建、广西，又集中了30％的雷姓人口。雷姓是汉族大姓之一。但是，并非只在汉族中有雷氏，许多少数民族中都有雷氏。历史上居住在青海、甘肃一带的雷氏，就有许多是羌族人，如十六国时前秦大司马雷弱儿就是南安羌族人。原楚国境内的雷氏，东汉时的雷迁，被称为南郡“潳山蛮”。如今苗、瑶、彝、侗、畲、壮、黎、布依等族也都有雷姓。雷姓是目前畲族三大姓之一，约占畲族人口（71万）的1/3。
  “姓氏学”研究成果，关于雷姓的起源有10多种说法，得到多数人认同、具代表性的是：
  雷（lei）姓源出有二：
  （1）出自方雷氏，炎帝神农氏的八代孙榆罔（上古时代最后一位炎帝，与黄帝部落联合打败蚩尤部落后被黄帝部落打败）的长子“雷”之后。据《元和姓纂》及《通志•氏族略》所载，相传“雷”为炎帝神农氏的九世孙，黄帝召其为左相，后因战功被黄帝封于方山（今河南省禹州市一带），建立诸侯国。黄帝娶其女媛祖为正妃，故其也为黄帝轩辕之岳父。其子孙以国名为氏，复姓方雷氏，后又分为两支，一支姓方氏，一支姓雷氏。
  （2）出自他族改姓和少数民族中有雷姓：
  ①据《姓氏考略》所载（下同），东汉末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潳山蛮”和“南安羌”改姓为雷。他们逐渐全盘汉化，再经过这么长久的时间，现在根本已经与汉族成为一体，再也分不出彼此了。
  ②金时女真人阿典氏，汉姓为雷。
  ③满洲阿克占氏，改汉姓雷。
  ④景颇族春雷氏，汉姓为雷。
  ⑤基诺族布柯氏，汉姓为雷。
  ⑥今壮、苗、彝、瑶、水、阿昌、畲、羌、土家、蒙古、回等民族均有雷姓。①
  雷（lei）姓源出有四：
  （1）宋人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云：雷氏“出自古诸侯方雷氏之后，以国为氏，后单姓雷。”由此可知，雷姓与方姓同出一源，都是方雷氏的后裔。相传方雷氏是炎帝神农氏的九世孙，因战功被黄帝封于方山（在河南中北部嵩山一带），建立诸侯国。其子孙以国为氏，复姓方雷氏，后又分为两支，一支姓方，一支姓雷。
  （2）相传上古时有部落叫方雷氏，黄帝娶方雷氏女子为妻，生子青阳氏。方雷氏后代有称雷氏的。黄帝的基地主要是在河南，这说明早期的雷姓人物出自河南。
  （3）雷姓是个古老的姓氏。相传黄帝有大臣雷公，精通医术，是个名医，曾与黄帝讨论医学理论。《素问•著至教书论》说“黄帝坐明堂，召雷公问之。”殷纣王有宠臣雷开。
  （4）相传，神农氏娶莽水氏之女生临，临生帝承，帝承生帝明，帝明生帝宜，帝宜生帝来，帝来生帝里，帝里生榆罔，榆罔之子居雷泽，以雷为氏。到黄帝时代，雷氏部落与帝密切，黄帝娶西陵之女雷祖，生玄嚣。有个臣子雷公相黄帝伐蚩尤有功，封于方山，称方雷氏。①
  畲族雷姓多数的宗谱是没有谱序，没有得姓始祖、姓氏来源的。也有不少地方接受上述观点。有的《雷氏宗谱》载称：“爰考雷氏之源系出卞（方）雷氏，黄帝臣雷公之后，出守同州，故颜其郡曰‘冯翊’，雷氏之由来也。传之汉义公［雷义，东汉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名士］居鄱洋（阳）”。“及传晋焕公（雷焕，东晋人，曾为江西丰城县令），精斗牛（天文星象）丰城得二宝剑，至次宗（南朝）为给事中不受，筑室钟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据《姓苑》所载，雷姓是个古老的姓氏。相传黄帝有大臣雷公，精通医术，是个名医，曾与黄帝讨论医学理论。
  《素问•着至教论》说“黄帝坐明堂，召雷公问之”。雷公的后裔以雷为姓。有的畲族村《冯翊雷氏家谱》载：“雷氏得姓予古诸侯国之名方雷为氏”。还有的亦把
  《封神演义》中，周文王第100子雷震子作为始祖。
  这些观点虽然都有历史文献依据，如黄帝娶方雷氏之女为次妃。在《史记五帝本纪》有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媛祖。嫘祖为黄帝正妃。”司马贞索隐引晋皇甫谧曰：“元妃西陵氏女，曰累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节，生青阳。”榆罔二十六年，轩辕氏大酋长姬邦卉平定四方，迫榆罔让位，正式称帝，以涿鹿为都，国号黄帝，史称黄帝轩辕氏。又如相传黄帝有大臣雷公，在《姓苑》有载。他族改姓和少数民族中有雷姓，在《姓氏考略》有记载。但雷姓宗亲对这些说法不断提出质疑：
  湖南宗亲提出：根据“韦昭”的注解，前面说“方雷、西陵氏之姓”，后面又说“声雷，嫘同也”，那么“西陵氏‘雷祖'和“方雷氏”二人是姓“雷”还是姓“方雷”，他为了解释“青阳，方雷氏之甥也”而把《国语》中本来没有、而在《帝系》和《史记》中记载的西陵氏拉进来，以螺祖、方雷氏为姊妹，螺祖的儿子青阳当然为方雷氏的外甥了。古代同为姊妹或同为姑侄嫁给同一个男子，姊、姑为妻，妹姪陪嫁叫媵，但同为姊妹二人，为什么一个叫“西陵氏”‘嫘祖’”，而另一个叫“方雷氏”呢？实在令人匪夷所思。②
  江西雷氏文化研究会的雷剑义在《考究雷氏源流必须厘清几个关键要点》中指出：
  二、关于嫘祖。有的古籍或史学家，说螺祖即为雷祖，说“嫘”与“雷”同音。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牵强附会的说法。因为有的古籍载嫖祖是西陵氏之女，有的史学家又说嫌祖是方雷氏之女。也就是说，连骡祖是西陵氏之女，还是方雷氏之女，西陵氏与方雷氏到底有没有区别，都没有一致的定论，怎能认定其为雷祖呢？再说，螺祖为黄帝元妃，如果她是雷祖，那么雷氏就由炎帝的后裔变成了黄帝的后裔了。
  三、关于青阳氏。有的《雷氏宗谱》说玄嚣，是为青阳，系雷氏先祖。我认为这是非常大的误解。因为青阳是谁？众多的古籍中没有统一的认识。《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氏女，是为螺祖。螺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二曰玄嚣，是为青阳。”《轩辕本纪》载：“帝纳女节为次妃……生少嗥（昊“少昊名挚，字青阳，号金天氏。”《帝王世纪》载：“黄帝元妃西陵氏女，曰嫘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节，生青阳。”《大戴礼记•帝系篇》载：“黄帝娶西陵氏女，曰螺祖，生青阳，是西陵为氏，方雷为名。”以上几部古籍的记载互相矛盾，孰是孰非？螺祖和女节同为黄帝之妃，所生之子都是黄帝的儿子，怎么可能黄帝的两个儿子同为一个名字？还有的说，青阳即为雷公。我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古籍《国语•晋语四》明载：“青阳，方雷之甥也。”女节是方雷氏之女，按现代称谓，她就是雷氏和方氏的远祖姑婆。①
  雷歌转述湛江方雷邙氏溯源研究会方贵应、雷志雄、邙道斌写的《雷震简介探讨》：
  西周开国大元戎雷震，是雷姓历史上第一个有时间、地点、事迹可究的英雄人物，甚至有的宗亲认为：雷氏文化始于雷震。但是，对于这么一个英雄人物的简介，却存在着多点与史实不符的明显错误，我们以为，很有必要进行认真深入探讨，加以论证澄清，还英雄之本来面目，理清先祖之血脉源流，正本清源，以慰先祖之灵，以励后昆之志。
  2005年，江西雷氏宗亲在鄱阳重修三公墓时，在周代雷震公墓的石碑上所刻写的“震公简介”全文如下：
  “震公，字元会。方雷公之二十四世孙，生活在西周初年，即公元前十一至公元前十世纪，具体生卒年月不详。
  “震公之父倡公，仕于周，为周之元士（士大夫），为避圣讳（周文王姬昌）而赐名枢。震为枢（倡）公之幼子，自幼聪慧，好习武艺，身材魁梧，相貌凶猛。《封神榜》称其：面如青靛，发似朱砂；巨口獴牙，声如洪钟；眼似铜铃，光华闪灼；两肋生翅，飞山飘海；遍体雷风，神奇莫测，降魔捉妖，神通广大。
  “震公，周之元戎（军队主将），分封冯翊郡（封地在今陕西大荔至高陵一带）。周王伐纣，公为先锋。英勇善战，屡建奇功，最终斩妲己，灭商纣，兴周室。周王朝大分封时，公被封为豫章侯。约于公元前976年前后从冯翊郡长安县斗门镇南迁至豫章（今南昌，古豫章郡辖十八县即今江西北部一带）赴任。后卒于任上，享年四十二终。葬豫章郡鄱阳县新兴乡永安社（今古县渡镇）蝶蚣山（先锋凹）。
  “震公娶吕氏，生子三：声，渐，辑。长子声因往祭父，见二山高耸，箕下平原，乃徙居于是，遂名曰：大雷岗。次子渐奉王命举兵入楚平广西寇，王封为泗成（也有写城一一编者注）府五州总戎。生五子，子孙世袭其职，遂家其地，名为下雷州（即今雷州半岛）。幼子辑，自幼习武，成王九年，大戎东扰，王征为将，不果而卒，年二十九。娶姬氏，终身守节，后旌贞节坊。”
  2012年出版的《雷氏大成宗谱》第561页载：“震公：字元会，倡公次子，方雷公之第二十四世，为周之元戎。武王伐纣，公为先锋，斩妲己有功，封为豫章侯，从冯翊（陕西大荔）迁往豫章（江西）鄱阳。卒于官，葬豫章鄱阳兴乡（今古县渡镇）螟蚣山（今名先锋凹，已被水库淹没）。2005年已迁建于前山村的一向阳山坡，与义公、焕公墓一起合称为‘三公墓'（见第11页彩照）。”
  《中华雷氏博物馆宣传画册》刊登“西周开国大元戎雷震”简介称：“倡之子震为‘周之元戎'，先从羑里救回西伯侯姬昌，西伯侯正式封冯翊为雷震之领地，史载‘食采冯翊'。武王（姬发）伐纣时，雷震为先锋，并亲手斩杀妲己，逼迫纣王自焚。雷震功勋卓著，被封为豫章侯，公元前1045年前后，南迁豫章（今江西南昌一带），后殁葬于鄱阳兴乡蝶蚣山（今鄱阳县古县渡镇前山雷家村旁先锋凹水库内）。后来豫章雷姓发展成为望族，故我们雷姓有‘冯翊开基'、‘豫章雷望'的说法。”
  综上所述，对于雷震公的简介有以下几点明显与史实不符：
  第一，雷震公不是方雷公第二十四世孙。因为方雷公所在的年代是公元前2697年，而雷震公所在的年代是公元前1046年，两人相距1600多年，不可能只传23代。
  第二，与神话传说人物混为一谈的做法不可取。《封神榜》作者笔下的雷震是“雷过现身”于古墓，名字是道人云中子所赐，这个“雷震”只不过是作者虚构的一个神仙人物，并不是真实的雷氏先祖雷震。
  第三，雷震“分封冯翊郡”不符合历史真相。历史上的冯翊郡是在东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才开始设立左冯翊郡，到三国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才改为冯翊郡。在没有冯翊郡名字之前的公元前1046年，雷震就“分封冯翊郡”，明显与历史不符。第四，雷震“被封为豫章侯”的说法没有依据。治所设立在南昌的古豫章郡，是在“楚汉之际置”，即公元前206年左右，此前史称的豫章并不是具体的郡名。记载雷震公南迁的具体时间与年龄也有矛盾。另据王大良先生考证：“其中出自方雷氏部落的一支，在后汉、三国时相继出了雷义、雷同等著名人物。他们的后代中有人在汉魏以后南迁豫章（今江西南昌），并在当地发展成为望族，史称雷姓豫章望”。又据“雷氏文化研究和谱牒纂修大事记”考证述称：“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焕公第十二世万硕（讳才）公，石碑刻：‘吾雷肇名冯翊。逖远英稽，分柞豫章，见闻可考，自丰城县得孔章公作令，布仁惠于祖孙，贻会昌乡得象瑞公，卜居垂统基于奕业，延今十二代....无忝肆记石刻，永示后裔'。”记载豫章雷氏从冯翊迁来，但并没有记载是公元前1046年的雷震公从冯翊迁居豫章。该大事记还述称：“唐代因诏兴谱牒，焕公之第十三世天恩公（讳泽），本父万硕公刻焕祖以来十二世生娶卒葬年月为本宗图録；义公居大雷冈为同宗图；镡之孙次宗公居南昌为支派图，总名族统。是为雷氏最初宗谱。尊焕公为第一世祖。”同时，据《江西大成宗谱》记载，居住在豫章鄱阳小雷岗的雷焕公一脉及居住在大雷岗的雷义公一脉，均非周之元戎雷震公的后裔孙。由此看来，“南迁豫章（今江西南昌一带），后殁葬于鄱阳兴乡娱蚣山（今鄱阳县古县渡镇前山雷家村旁先锋凹水库内）”的雷氏先祖，就算是名叫雷震，也绝不是西周开国大元戎雷震，而是另有其人！
  第五、雷震公长子声因往祭父徙居大雷岗之说不实。雷震公并没有南迁豫章，也就不存在有长子声因往祭父徙居大雷岗之事，同时大雷岗又没有雷震公后裔的记载。
  第六、雷震公次子渐奉王命举兵入楚平广西寇之说与史实不符，更缺乏渐公子孙在周代就遂家雷州半岛之历史依据。雷氏旧宗谱记载渐奉王命举兵入楚平广西寇的具体时间是“昭王五十一年己卯”（详见《雷氏大成宗谱》第233页），昭王在位19年即溺水而亡，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昭王五十一年”的存在；“平广西寇”的记载与国史及地方志均对不上号。因为历史上有“广西”名字的出现是在元朝时期从“湖广行中书省”分置“广西行中书省”，此前并没有广西名字的出现。故渐公在周朝就记“平广西寇”无道理。“王封为泗城府五州总戎”一句中的“王”原意是指周昭王，因为国史记：“昭王十六年，诸侯之师从昭王南征，涉汉水，伐楚，振旅凯旋”。“昭王十九年。祭公、辛伯从王伐楚，天大噎，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王与祭公溺水而亡，太子满即位，是为穆王。”因此，说“昭王五十一年”昭王封渐公为泗城府五州总戎是不可能有的事。国史记载：“....穆王五十五年卒，太子医扈即位，是为共王”，有的雷氏宗亲又“以此推断，可能是’穆王五十一年封公为泗城府五州总戎'（详见《雷氏大成宗谱》第233页）。”编修族谱者明知旧族谱对历史上的人物和事迹的记载有误，现在重修，应予修正！同时，我们湛江雷州的地名是在“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改东合州为雷州”。雷州半岛的雷氏先祖又是明代才迁来。因此，渐公子孙在周代就遂家雷州半岛，没有历史依据。
  第七、“幼子辑，自幼习武，成王九年，大戎东扰，王征为将”说法有误，也不符合生活逻辑。因为，周朝自文王始；文王之后，武王即位；武王之后，成王即位；成王之后，康王即位；康王之后，昭王即位；昭王之后，穆王即位。而渐公与辑公是同胞兄弟，渐公为兄，辑公为弟。既然渐公在昭王时代伐楚（公元前977年），作为弟弟的辑公，怎么可能在哥哥渐公之前的“成王九年”（约公元前1033年）就征为将呢？
  第八，西伯侯封冯翊为雷震之领地之说缺乏依据。国史记载：“纣囚西伯于麦里，相传西伯于美里演易，成六十四卦。周人献美女奇物善马，又献洛西之地。纣释西伯，又赐弓矢斧钺，使得专征伐，史称文王受命之年。”并不是雷震从麦里救回西伯侯姬昌。《中华雷氏博物馆宣传画册》刊登“西周开国大元戎雷震”简介称：“倡之子震为‘周之元戎'，先从美里救回西伯侯姬昌，西伯侯正式封冯翊为雷震之领地，史载‘食采冯翊'。”这种说法没有历史依据。①
  各地关于畲族雷姓得姓传说，也经不起推敲。如浙江平阳凤阳（今属苍南）《冯翊郡雷氏族谱》记载，该族谱于清同治五年，由当地贡生雷云（1825-1877）编撰。族谱序《广东盘护王祠记》，系雷云特聘时任浙江省建德县正堂雷嘉澍［粤东潮州人，清道光丙午（1846年）科举人］撰写。还有署名由礼部左侍郎浙江督学部院雷竑所撰的《广东盘匏氏铭志》。这一畲族宗谱资料被闽东和浙南多部宗谱袭用。但这一畲族宗谱资料虽然说的头头是道，宛如历史事实再现，所记载的事件却经不起考证。尤其是署名“雷竑”撰写的《广东盘匏氏铭志》，虽然在闽东和浙南大部分雷氏宗谱中都有刊载，但它不可能是雷竑的手笔。该铭志结尾注明撰于“大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丁未桂月谷旦”。雷竑（1696-1760），福建宁化人，畲族，清雍正进士。世上哪有一个人去世27年以后，还能写文章作序呢？
  正如蓝荣欣教授在2016年9月22日上午8：20的《畲族研究》微信群中说：“畲族应是土著，畲族迁徙说，‘概受教于汉人耳'”、“要怪就怪修谱，族谱是一个误导祖先的祸根”。
  的确，从文字上看，传统观点存许多矛盾。“雷为炎帝神农氏的九世孙，因战功被黄帝封于方山”、“黄帝有大臣雷公”，说明“雷”与黄帝是同时代人；“榆罔之子居雷泽，以雷为氏”，表明“雷”早于黄帝，在黄帝之前就已经有“雷氏”了，不是“方雷氏之后，以国为氏，后单姓雷。”之所以是黄帝所赐，亦是“攀附”需要，正如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巨鹿姚氏族谱序》称：“宋元以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于是支离傅会，纷纭跨踌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家谱本以传信，反以传疑，这正是根源于中国宗法社会的封建糟粕。最为关键的是这些“源”多为“相传”，缺乏科学依据。
  2.源于自然崇拜
  那么，雷姓的起源是什么？畲族雷族与整个雷姓是什么关系？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姓氏作为人与动物界限分野的一种文化符号，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我国在战国时代晚期秦诅楚文方才有“姓”这一汉字。人类在漫长的史前社会历史中，长期处于无姓无名的蒙昧状态。在原始部落中，图腾、族名和祖先名常常是一致的。久而久之，图腾的名称就演变成同一氏族全体成员共有的标记——姓，即姓氏最早起源于部落的名称或部落首领的名字。最早起源于部落的名称或部落首领的名字又来源于远古时代的各种图腾和地名。那时，人们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却把父想像成了某种神物。天子是“母感天而生子”，而其他的人则是母感某种物，即某种图腾而生子。《白虎通义•姓名篇》称：“禹姓姒氏，祖以慈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鸟子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迹生也。”而与自然相关的姓氏又与自然崇拜、图腾相关联。我国姓氏学研究中，也主张是“图腾说”。
  自然崇拜，就是对自然神的崇拜，它包括了天体、自然力和自然物三个方面。当人类脱离了动物界能够进行思维之时，注视着周围大千世界客观事物的千变万化，就开始了沉思默想。原始思维是天真、浪漫的、直观的和离奇的。日出日落，月亮盈亏，寒暑节序，雷霆风雨，这一切的一切，先民都认为由神抵所主。“万物有灵说”从此产生。自然现象的变化，尤其是那些能够直接影响人类生存的自然变化，被看成了有人性的、有意志的实体，从而激起人类对自然的崇拜，因此，自然物便成了自然崇拜的主要对象。《国语•鲁语》：“社被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娜之人，所以为明质；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睑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说出了上古人对无所不包、无奇不有的大自然崇拜的原因。19世纪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一书中指出，自然宗教的本质同样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不过是用自然被人化的间接方式表现出来。“自然界的变化，尤其是那些最能激起人的依赖感的现象中的变化，乃是使人觉得自然是一个有人性的、有意志的实体而虔诚加以祟拜的主要原因。如果太阳老是呆在天上不动，它就不会在人们心中燃起宗教热情的火焰。只是当太阳从人眼中消失，把黑夜的恐怖加到人的头上，然后又再度在天上出现，人这才向它下跪。”对于自然的依赖感，再加上那种把自然看成一个任意作为的、有人格的实体的想法，就是献祭这一自然宗教的基本行为的基础。人类生活在大自然环境中，大自然千姿百态，变化无穷，这些现象为原始人的感觉器官和心理所不能承受，这种超人的力量震撼着原始先民的心灵，从而便产生出了强烈的而又普遍的恐惧心理。这就是自然崇拜所产生的原因。在原始人的眼里，强大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都具有至高无上的灵性，这种灵性往往能主宰人类的命运，改变人们的生活。因此在不能征服和认识它们的时候，只有把它们当作有生命力的神灵加以顶礼膜拜。这种对自然力的崇拜，直接表现为对自然物本身的崇拜。原始人类通常把自然力拟人化，赋予自然力以形体，雨有雨师，风有风伯，雷有雷公，云有云神。因此，费尔巴哈在论述宗教的本质时曾说，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而这种依赖感的对象，亦即人所依靠，并且人也为自己感觉到依赖的那个东西，本来不是别的东西，就是自然。自然是宗教最初最原始对象；这一点是一切宗教和一切民族的历史所充分证明的。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原始生产力的低下，大自然一方面给赖以生存的人类提供一切物质资料和条件，另一方面又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自然崇拜就是这一矛盾冲突的产物。①
  在山区，诸多自然天体现象中，最令人恐怖的莫过于雷鸣电闪。雷鸣电闪前是乌云翻滚，接着是惊天动地的巨大雷鸣声，和形如银蛇狂舞、似乎要撕裂天庭的闪电交织在一起，然后是狂风暴雨，引发巨大的泥石流。特别是可怕的天崩、地裂般的雷击，闪电炸雷，击中高山巨石，击中擎天大树而引发森林大火，击中动物，击中人类它似乎可以毁灭一切。而另一方面，大火过后，到处可见被烧死的动物，随手可得，被烧烤过的兽肉味道更鲜美，且扩大了食物的来源和种类，给人类带来了温暖，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使人类开始用火。火的使用，使人类最终摆脱了“茹毛饮血”的时代，最终脱离动物界。进而原始人用火驱赶、围歼野兽，行之有效，提高了狩猎生产能力；焚草为肥，促进野草生长，出现最初的农业耕作方式一刀耕火种。原始人们还注意到，雷声震动，万物苏生；雷声息止，万物萧瑟、枯萎。雷电又是起火、降雨的先行，原始直观感觉风、雨、电等是“雷”所主宰的，因而，原始人一方面对雷感到恐惧，另一方面又依赖雷，因此，“雷”受到原始人类的格外崇敬，久而久之，人们对“雷”形成了神化观念。雷神便成为最早的自然神之一。文字上看，中国的“神”字，古代无偏旁，写为“申”字，甲骨卜辞中的“申”字即
  “象闪电之形”，从中也看出雷神为最早之神及其至尊地位。
  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样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在历史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但是除了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的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①雷神是最早的自然神，在中国获得社会属性后，就与传统文化中的龙、人文始祖等关联。《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雷泽中有雷神，能（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淮南子•地形训》记载：“雷泽有神，能（龙）身人头，鼓其腹而熙。”“雷泽”在何处？虽众说不一，但共同的都认为是雷神活动的地方。雷神之状，或日“龙身而人头”，或日“龙首人颊”，或日“龙首人头”，皆能鼓其腹而鸣。雷神是龙形。龙的原型是鸣雷闪电，人们依据闪电的作用与形状，把它幻想成一条行速很快、身子细长、曲折前进的动物，这种动物就是龙。在中国古人眼中，雷神就是龙。不仅如此，神话的伏羲、炎帝、黄帝都被描绘为“真龙天子”，都因雷电而生。《易》云：“帝（伏羲）出乎震”震即雷电。《史记•补三皇本记》谓伏羲“有经瑞，以龙纪官，号日龙师”，并有“龙唇”。而伏羲正是神母华青氏于雷泽履大人迹而感生，《拾遗记》载：“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厄牺。”《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诗含神雾》谓：“大迹出雷泽，华青履之，生必牺。”必牺即伏羲，称为青龙。黄帝则称为黄龙，黄帝也是雷电之子，《史记•五帝平纪》云：“母日附宝，之祁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一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北堂书钞》皆引称“黄帝以雷精起”。而且都视雷神为最高的自然神。《韩非子•十过》云：“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在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重修纬书集成》卷四《春秋合诚图》云：“轩辕星，主雷雨之神。”①
  雷崇拜是原始社会各氏族、部落比较普遍的现象，各古老氏族是“不约而同”地创造雷神。费尔巴哈在其《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还说，在古代日尔曼人那里，至少在北方日耳曼人那里，Thorn原雷神，同时也是降祸于人的善良守护神，是农业的保护者，和善的、爱人的神。我国汉民族有关于“雷公”“电母”的传说，南方民族的洪水传说，无不以雷公为主角，并认为天界是雷公主持的。半坡遗址中的陶器上，有很多雷纹图形，民俗学家推侧，这很可能是对远古雷电崇拜的遗留。畲族直到如今，在传统服饰、彩带上保留着许多雷纹，同样是雷崇拜的遗留。
  费尔巴哈还认为“甚至在开化民族中，最高的神明也是足以激起人最大怖畏的自然现象之人格化者，就是迅雷疾电之神。有些民族除了‘雷'一字之外，没有其他字眼来表示神。”雷，对畲家的影响更是十分深远。畲家所处的凤凰山区，属于亚热带季风区，雷阵雨常常发生，加上有高山树木，雷击、泥石流现象频繁出现，由此，对雷产生恐惧；采集经济和“刀耕火种”种植经济对雨水的依赖大，雨水旺，植物枝叶茂盛，苔鲜叶嫩、花繁实累，有雨水农作物才得以滋润与灌溉，有雨水才能消除夏季的酷热，这是对雷雨的依赖，由此一直崇拜雷。
  遗留至当今的畲族所有关于雷姓来历的神话传说、故事等，都是说，始祖出生时是天上响雷、雷声大作，因此，取姓为“雷从文字的层面看，“雷”字，象形。甲骨文，中间象闪电，圆圈和小点表示雷声。整个字形象雷声和闪电相伴而作。小篆变成了会意字，从雨，下象雷声相连之形，表示打雷下雨。早期甲骨文为指事字，在闪电（申）四周加几点指事符号，表示伴随暴雨、闪电发出的巨响。晚期甲骨文在闪电的两边画两个“田”（田，代表战车的轮子），显示古人相信伴随闪电的震天巨响，是在天穹轰然驰过的天神战车发出的。造字本义是天神战车在天顶轰然奔驰，发出震响。金文加“雨”，强调天象景观，并将两个“田”（轮子）写成四个“田”（轮子）。篆文省去闪电形状，省去一个“田”（轮子）。隶书再删去两个“田”（轮子），简写成“雷”。“雷”、“霆”相关，古人称闪电在天空发出巨响的为“雷”，称响雷震动建筑为
  “霆”。①
  《论衡•雷虚篇》亦云：“图雷之状累累如连鼓之形。又图一人，着力士之状，谓之雷公，使之左手引连鼓，右手推之，若击之状。其实以为雷声隆隆者，连鼓相机击之音也。其魄然若敝裂者，椎所击之声也。其余人也，引连鼓椎，并击之矣。”
  汉文献早期记载畲家雷姓时，用的是“耒”、“娄”、“萎”、“楼”、“吕”等，这些文字不是畲家早期的多个姓，而是不同的学者用汉字注畲语"LOU”的语音，因其内涵是打雷的雷，汉文字是"雷”，后来就成为了“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