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如今苗、瑶等民族认同蚩尤为其祖先。畲族与苗、瑶等民族非同源，但这些民族与畲族在文化上有共同之处，说明在凤凰山西部，历史上他们中部分融入畲家，畲家有的融入苗、瑶，特别是文化有过互动。
  （一）蚩尤其人
  中国的远古历史充满了传说。传说中的五帝时期，以炎帝和黄帝为其开端。然而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炎帝和黄帝一登场就充满着族群间的冲撞和战争。《五帝本纪》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云：“问之五胥，乃立五旗五军，具四面攻之，三日而后得志。傅战擒蚩尤于中冀，而诛之，爰谓之解。以甲兵释怒，用大政顺天思叙，记於太常，用名之曰绝辔之野，身首异处。”蚩尤身首异处以后，其子民把他的头颅和身子，抬回现今的山东省，头颅埋在寿张县（今山东阳谷县和河南范县），身子埋在巨野县。
  胜利后的黄帝部落，建立了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王朝。蚩尤部落一部分融入黄帝部落,其中有一部分南迁。
  近几十年来，学者们、特别是南方苗族学者，通过对蚩尤以及蚩尤文化的研究，认为，蚩尤的负面形象，多源自于与黄帝的战争。蚩尤虽然是那场战争的失败者，但蚩尤部族发明了一系列的新技术，创造了一系列的新知识。蚩尤部族是最先发现铜矿并最先锻造使用铜器的部落，他们使用铜具，用铜兵器作战，后来铜器传入炎黄部落，炎黄部落逐渐也掌握了铜器锻造技术，促进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炎黄部族是向蚩尤部族习得铜器制造技术，后才反败为胜的。苗族文献传说还推崇蚩尤是声乐知识、医药知识、天文历算知识、军事知识、生产技术知识的创始人，为中华文明的创始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一些领域甚至超过了炎、黄两大部族。尤其是蚩尤不畏强敌，顽强斗争的精神，长期以来就曾受到过人们的称颂与赞扬，他研制兵器，被称为“兵神”。就连秦始皇、汉高祖都视他为“兵主”、“战神”，予以祭祀。九黎族在发展过程中，明天道、冶青铜、为剑铠、雏建军队、制以刑、筑城池，为黄河早期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华夏族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蚩尤作为中华民族远古时期部族之一的领袖，应洗刷强加于他的贬抑之词。
  学界对蚩尤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之一的观点达成共识。蚩尤不仅仅是苗族的先祖，而且他与汉民族的形成有重要的渊源；炎帝、黄帝、蚩尤是中华民族形成之初的三位始祖,他们代表的三个部落集团之间的战争，促进了部落集团之间文化的融合，是民族生成和融合的催化剂，具有推动形成中华民族进程的积极作用，蚩尤应和炎帝、黄帝一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应受到中华民族的尊崇。
  正是由于对蚩尤评价的改变，其文化具有的独特价值，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学术等价值，且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进一步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和深入研究，并得到当地政府更加积极有效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湖南花垣县打造蚩尤九黎城、河北涿鹿县斥巨资打造中华三祖文化、湖南新化县建设中华蚩尤文化园、重庆彭水也打造九黎城、贵州打造蚩尤文化品牌等。
  （二）浮滨类型
  蚩尤文化对畲家的影响，在浮滨等地的考古中得到确证。
  1974年，广东饶平的浮滨、联饶在“开山造田”中，发掘了21座古墓，出土了包括竖条纹釉陶大口尊、圜凹底罐、深折腹豆等在内的一套特征鲜明的陶器组合，伴出凹刃镑、无阑戈等石器，连同收集共获300余件文物。发现这批资料和河南、广东地区其他考古学文化遗存有显著的区别，这批资料所代表的地域古文化特征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学界将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在福建南靖浮山、广东惠阳、大埔等地发现的一些零星文物，被称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的同类印纹陶遗存联系了起来。苏秉琦先生曾据此提出粤东青铜文化不同于广东其他地区，李伯谦先生更将粤东闽南列为南方商周时期印纹陶文化总谱系七个分区中的一个。广东的考古工作者提出了“浮滨类型”的命名，确定其为粤东闽南商周时期青铜文化。
  80年代后期以来，同类文化遗存在粤东的大埔枫朗、墟镇，普宁梅塘、牛伯公山，饶平三饶、新丰、新塘，揭阳云路、螟蚣山、油柑山，闽南的诏安陂里后山，平和西山，漳浦眉力，南靖浮三凤岭等地又有了新的重要发现，“浮滨类型”在粤东闽南地区商周时期青铜文化中的代表性地位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至90年代初，浮滨类型的遗存已发现数百处。浮滨类型的分布范围东至福建南部九龙江流域的华安、长泰、龙海等地，西至广东揭西、海丰，南至广东潮阳，北至福建龙岩地区的南部一带。简而言之，即分布于粤东和闽南一带，包括广东潮汕地区、兴梅地区，福建漳州地区和龙岩地区的部分市县。这个分布范围与李伯谦先生所划分的南方地区几何印纹陶遗存七区之一的“粤东闽南区”的分布范围基本一致。①
  2000年以来，漳州市郊虎林山、松柏山，南靖县鸟仑尾、狗头山遗址相继发掘了四处古文化墓地，存在若干组重要的地层关系，为九龙江流域乃至整个粤东闽南商周时期古文化的分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考古调查发现的九龙江流域商周时期古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多见于河流两侧的低丘和山岗。位于九龙江西溪支流龙山溪岸的南靖县金山镇鸟仑尾、西溪支流永丰溪岸的丰田镇狗头山、北溪河畔龙文区朝阳镇虎林山、西溪河岸芗城区芝山镇松柏山，是近年发现的四处重要的商周时期墓地，共发现浮滨类型及其前后的墓葬55座，出土陶、石、铜等随葬品700余件。
  浮滨类型文化具有自身特点：
  浮滨类型的石器数量较多，种类也较多，有斧、锌、凿、刀、戈、矛、链、环、块、磺和砺，凹石等。较常见的为锛、凿、戈三类，而最具典型特征的当属镑、戈二类。除砺、凹石为自然石块直接使用外，其余均为磨制石器。大批制作精美的仿铜石兵器（石戈、石矛）等，显示了浮滨人的尚武精神。
  陶系：陶器类有大口尊、尊、壶、豆、杯、盆、钵、孟、罐、纺轮等，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又分夹砂红陶和夹砂黑陶，主要见于釜罐类。泥质陶按陶色分褐陶、灰白陶，以烧结程度较高、胎质较硬的硬陶为主，少量软陶。硬陶中又绝大多数为表面施釉的釉陶。釉色有酱色，酱褐色和酱黑色几种。代表性器物，如尊、豆、壶、罐、钵多见釉陶器，施釉陶器是浮滨文化的一大特色。
  陶器装饰纹样比较简单，最常见最典型的是拍印连续或间断的条纹，另有少量的方格纹、曲折纹、编织纹、绳纹、附加堆纹、菱形填线纹、圆圈纹等。装饰手法有拍印、刻划和戳印三种，以拍印为主。泥质陶器中，尤其是釉陶器的表面，常常见到用硬物刻划出简单的符号。在饶平塔仔金山和顶大埔山发现13种符号，在大埔枫朗等五处墓地发现17种,在福建南靖浮山，龙海枕头山两处遗址发现10余种。扣除相同外，不同的符号已达30余种。这些符号有施于器物外表，如腹部、肩部、足部，也有少量施于内表，如豆盘内底、尊口沿内壁。一般一件器物刻划一个符号，也有少数同一件器物刻划二个相同或不同的符号。大多是在器物烧造前刻划上去，也有极个别是在器物烧成后再刻划的，笔划均较简单,但绝非无意之作。
  在饶平联饶顶大埔山墓地还采集到一件青铜戈，此戈长援，微束腰，隆脊有棱，直内,内援有一穿，长17.3厘米。出土时与浮滨文化常见石锌共存。依据其造型特点和出土的情形，被一致认定属于浮滨文化的遗物。
  通过专家们一系列的科学发掘和研究，比较完整地了解到浮滨文化是一种以长颈大口尊、圈足豆、带流壶、直内无栏石戈、三角形石矛、凹刃石裤为组合的古文化。出土物比较完整，文化面貌十分单纯，与其他文化有明显的区别，具有自身特色。年代应定在商代中晚期，下限延续到西周初期。
  浮滨文化在铜器、陶器、石器以及埋葬习俗上与蚩尤文化有共性，而在凹石、印纹陶、条纹褐釉灰硬陶系、有段铜镑等方面则反映出畲家等土著文化的个性特征。这就表明，畲家文化受到蚩尤文化的影响，是蚩尤等部落一部分南下后与畲家进行过文化融合。
  （三）关联要素
  1.凤鸟图腾
  东夷各部均以鸟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七年》中所说的“五鸿”、“五难”、“九怠”，表明东夷族群中的许多族团，原来信奉的就是鸟类图腾。在这些图腾的基础上，东夷族综合出了“鸿前而麟后，蛇预而鱼尾，鹤颓而鸳思，龙文而龟背，燕颇而鸡啄”的凤凰图腾。蚩尤是东夷的首领，少昊集团是东夷最强盛者，他们创造的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正是东夷文化的典范。《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我高祖少皞（昊）鹫之立也，凤鸟适主，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少昊集团内20多个部落均以其图腾之鸟名而名，如：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鸤鸠氏、鹘鸠氏、爽鸠氏、鹘鸠氏以及5雉、9扈等等，在这25个鸟族中，包括鹫类8个、凤类8个和扈类9个，其中凤族在少昊集团中地位最尊。少昊也崇拜太阳，从“昊”字的结构来源以及连云港云台山将军崖岩画中日与鹫的并存得到印证；山东龙山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器物——陶鬶，其造型不能不令人联想到一只昂首鸣日的雄鸡。
  东夷部落的凤鸟图腾，影响了畲族的图腾，表现为畲族图腾凤凰。
  畲族受东夷凤鸟图腾影响，图腾凤凰，其内在机制，一是本来畲家原来就有鸟图腾。
  《山海经•东海经》云：“南方有人也，人面而鸟啄，而有翼，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鱼。”张华《博物志》云：“越地浑山有鸟，如鸠，青色，名曰冶鸟，此鸟日见其形，鸟也；人也……越人谓此鸟为越族之祖。”二是畲民求吉意识的反映。求福趋吉，是人们一种极为普遍的心理趋向，在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不发展的社会条件下，更是如此。凤凰鸟为百鸟之王、神鸟、瑞应鸟、太阳之精，自古被视为是“见则天下大安宁”的祥瑞象征。
  畲民凤凰图腾的延续是凤凰教育。畲民以前的教育，主要是通过“传师学师”来实现。传师学师，是族内边歌边舞向弟子"传法”，严格地说，应叫“传师学史”、“奏名传法”，如德国学者哈•史图博所说的是把“活着的人的名字告诉祖先，把祖先的法则传给后代”,有的地方与成人礼相结合。20世纪50年代之前，凡年满16岁的畲民都要进行"传师学史”,代代相传，没有传给儿子的叫“断头师”，学过师的人称“红身”，没有学过师的人称“白身在仪式中，入录后的男子即成为“度法师”，或称“东王公”，女子则称为做“西王母”；有的地方在仪式中，要请有声望的"法师”及其妻子分别充扮“东王公”和“西王母”，并接受“学师”者的礼拜。东王公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男神，亦称"东皇公”、“东华帝君”、“扶桑大帝”。“东”、“东华”和“扶桑”均指太阳而言。《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毕载于鸟。”“汤谷”是太昊、少昊族的发祥地和聚居地，也是祭日的场。“扶桑”则指长于汤谷的一种高大树木，所谓“扶桑大帝”正是东夷拜日与拜鸟图腾的产物。《神异经》载：“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人形鸟面而虎尾。”“西王母”，实为东方之神，其居所即东夷领地的中心泰山。①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族内教育，使凤凰图腾不断地传承。
  2.尚武精神
  蚩尤作为九黎（东夷）部落的首领，先后与黄帝进行了多次的战争，虽然前九次战争都胜利了，但是每一次的战争带给各部落人民的是伤痛与苦痛，且在最激烈的涿鹿之战中失败，九黎部落的一部分成员被迫向南迁徙。
  东夷离开了他们世代居住的黄河中下游平原，被迫往西南蛮荒之地，一路跋山涉水，不断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各种猛兽做斗争，其中的艰辛程度可想而知。尤其是南迁中，还要受到统治者的镇压。东夷南迁岭南，据文字记载始于尧舜时。郭璞注《山海经•海外南经》说：“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尧、舜、禹也未停止对蚩尤后代的战争，《孟子•万章上》说：“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歡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墨子•兼爱下》引《禹誓》：“禹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东夷部落的一部分南迁至今闽粤赣三省交界地，有的融入当地的畲家，特别是他们这种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影响了畲家。
  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影响畲家，其内在的机制是二个共同体具有相似的历史遭遇。畲家在汉代被赶进山区后，封建统治者一直对畲家征剿。畲民只好向蛮荒之地“迁迁往往、徐徐而行”，进行千年的大迁徙，由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凤凰山区，迁到闽东、浙江，直至皖南。畲民也一路跋山涉水，不断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各种猛兽做斗争，还要同封建统治者的歧视、压迫作斗争，畲民为防身、生存，因而也崇向习武，以畲家拳、畲家棍富有特色，主要的武器是枪担。
  枪担，畲民挑柴的工具，畲语为“janmeidonggang一般是用材质最好的木棍或小毛竹做成，二米长左右，两头尖，既是劳动工具，又是武器。专作武器的，一般用毛竹作材料，较长，有的前面尖锐部分还用油炸过，这样更坚硬、锋利。
  畲家拳的特点是形威、力猛、马实、手狠。“一疾、二硬、三力”被誉为“三绝”。其中的“一竹功”令人叫绝不已，二个练功者在高空一绳上疾走如飞，相互格斗。套路丰富，主要有：三战、四门、拳母、化拳、小六步、大六步、七步、小五路、大五路、小宗头、五马拳、登峰拳等。三战，是入门的基础套路，“要想功夫好，三战里面找”。四门，是在四面遇敌时，声东击西，前用手后用肘，全方位攻防的套路。大七步是不轻易出招的套路，更不轻易传授。其中的“鲤鱼上滩”是直指对方的两眼，“仙人举月”用三指锁喉，都是伤人致命的绝招。拳法有直锤、格锤、田螺锤、牛角锤等。掌法有单刀、双刀、直刀等。畲家拳练功方法也很独特。如练“铁沙掌”，是先把毒蛇放在一毛竹筒中霉烂，习武时把手放入竹筒中，手立刻奇痒难受，须快速磨擦才止，于是只好在米糠、沙子、铁沙中反复插擦，从而练就“铁沙掌”。
  由于畲民的拳术主要用来防身，因此，他们非常讲究武德。习武、练拳，把“德”放在首位。拳术“基本理论”的第一方面就是“武德”：
  练拳重武德，本是英雄色；
  无德技不高，德厚功亦深。
  无艺想打人，艺高不打人；
  四海皆兄弟，友善为守则。
  畲族拳师流传的话是“练拳习武亦修德，一练筋骨，二练枝，三打不平，四养性。”①这不但是拳师们一直遵循的准则，也用这个准则教育学拳者。
  畲民掌握了拳术，重在防身，不轻意出手，即使是到了忍无可忍，非出手不可的情况下，也不先动手，讲究礼让，后发制人。如雷大相师，在浙江景宁一带出名之后，庆元一杨姓的拳师很不服气，也到景宁东坑设馆教拳，而且凭拳头去抢东西，敲竹杠，无恶不作。有一天听说大相师从文成教拳回家，就要和大相师比个高低。一进大相家就问其孙子“雷大相在吗？”孙子告诉他爷爷在灶间烧火。杨拳师一声不响走到灶前，想偷看大相的功底。大相觉察后面有人，便用手指将毛竹筒一捏，竹筒就成了碎片。杨拳师看了，转身就想逃。大相站起来，挡住逃路，双手作揖，说：“难得来一趟，先喝碗茶。”同时把一块斤把重的冰糖放到250公斤重的石臼中，拳头一压，冰糖碎成粉，又把一大锅开水往石臼中一冲，双手端起石臼，请杨拳师喝。杨一看，深知自己不是对手，只好灰溜溜地逃走了。畲民还把重武德写入家谱，教育后人。如闽东穆云高山村钟谱载：“先世肇迁祖为忠震公，武略冠一时，前明崇祯时，寇盗蜂起，或有谋哨聚众数名，公弗从，贵以大义，遂归隐于考河,旋迁斯土而家焉。其所持械重皆倍于常，后世子孙弗能用，因铸为农器。”隐居山林，化剑为犁，是畲族先民的崇高武德。
  3.崇向黑色
  东夷尚黑，山东龙山文化陶器中夹砂黑陶、夹砂灰褐陶和磨光泥质黑陶古绝大部分为黑，最有代表性的蛋壳黑陶，更是东夷以黑为美的典范之作。东夷尚黑的原因与玄鸟图腾崇拜有关。《诗经•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民族即由东夷发展而来。《说文》：“水黑曰水玄”，“黑也，从二玄”，“玄”的本义是黑或黑中带赤色。
  东夷尚黑，这也影响着畲家的审美观念，并在服饰中得以体现。
  畲家服饰，分为劳动服、礼服、吉服、寿服等，都以“黑”为基本色彩。
  劳动服，劳动时穿的衣服，比较简单。“男椎髻，短衣，荷刀携锄。妇挽髻，蒙以花布，……围裙着履，其服色多以青兰布。”青，在畲语中是“黑”。
  礼服，是逢过年过节、庆喜、农闲走访亲友时穿的衣服，畲语称“郎冠衫”，结婚时男性穿的衣服称为“新郎冠衫”，女的称“新来主衫”。男穿青色或蓝色的长布衫。女服式样比男服多，有大凤冠、小凤冠之分，一般都以自织青色麻布取料，无翻领，袖口和右襟都镶有花边。妇女头戴凤冠，脚著自制花布鞋，腰系花带或布带，底色都为黑色。
  吉服，学师、祭祖时穿的衣服。有青有红，长三尺，袖大一尺，缘以蓝布，宽约一寸五分。习俗为：祭祖一次者准许穿大红衣服，再祭一次准穿青色布衣，式样分级别，青色比红色层次高。
  寿服，死者入殓时穿用的衣服。这种衣服也有祭祖与否，传代与否，学师与否的区别。祭过祖的男子，死后身上穿红色布衫，叫“赤衫”；传记过代的上身穿青色布长衫叫“乌蓝”。祭过祖的女子，死后上身穿蓝色布衫；没有祭过祖的都穿“蓝冠衫”、“龙冠衫”。
  畲民传统服饰尚黑，除受东夷尚黑的影响外，还有自身的因素。
  首先是角色意识的体现。黑色一直为畲民所接受，一是构成要素决定，黑可以用天然染料染成，畲民明代开始在山上搭棚种青靛，一直到浙南还种植，故历史亦有称之“菁客”。二是黑的颜色又耐脏，易洗，这对于男女都上山劳动的畲民来说，是种适合的颜色。三是在封建社会，儒家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它制约着其他文化的发展。儒家思想强调的是礼仪伦常，其本质是“别”，别君臣父子男女，别亲疏贵贱。服饰是人们日常交往中最直观的表征，因而它成为区别人们性别、年龄、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自周代以来，强调以礼治国，因此中国从周代开始，服饰日趋复杂。人的出生、成年、结婚、死亡是人的四个阶段，是一个人社会角色的四大转换，有不同的社会规范，就有不同服饰。人在不同的场合，也是不同的角色。因此，畲族的服饰就是劳动装、礼服、吉服、寿服、丧服之别。皇帝穿的是龙袍，黄底色，百姓穿的布衣，底色为黑。畲族是最底层的布衣，底色只能是黑。因为君臣民有别，黑色是百姓颜色，违反之，被视为大逆不道，一般百姓不敢，更何况是畲民呢？！四是黑色是远古颜色，在道数中是“至阴不动”、“太质无华”的文化涵义，这刚好体现了畲民刚强、朴实民族文化心理。因此，衣着底色尚黑，世代传承，以表示民族的共同性。
  其次是畲家自我意识的表现。民族自我意识，《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定义为“是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畲家把这种自我意识称之为"体个人（自己人）”的自觉感。服饰是一个民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传承下来具有本民族独特心理状态的视觉符号。穿同种服饰的人，时时会相互传递这样的信息，我们是同一个民族的人，实现着民族的认同感和内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