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上述各种学说，基本上是从传统的文化的视角来探讨的，主要是从历史文献记载和民间族牒、口头传说、歌谣、仪式等等进行论证的，共同的是从文化特别是口传文化来探讨的。我们知道，文字的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字的历史与历史的实际总是有差距的，甚至有的文字资料是违背事实的。在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下，畲家等少数民族深受封建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根本没有话语权，更没有参与修史的权利，特别是畲族，封建社会中被剥夺了上学权利，很少人识字，处于边缘状态的人，历史按封建统治者的观点记载，所以记载他们的历史，也就不一定是信史，许多还带有侮辱的描述。畲族的族谱等，也是请汉人代笔，即使是在今天，许多地方还是如此。浙江丽水碧湖等畲族聚居地，直到20世纪40年代，还不准畲民上学、考试、在戏台前看戏。畲民不识字，往往吃苦头，受骗上当。笔者家史也有一例，建国前，爷爷、奶奶和父母四人都身强力壮，没有小孩，有一年养了一头大肥猪，临村的财主赌博输了缺钱，就说把租我家种的二分地卖给父亲，并写字据，父亲高兴地收起字据。地只种了一年，财主就说，地要拿回去。父亲说，卖给我了为什么要拿回去？财主说，不是卖而是租，有字为证。父亲拿出字据请人一看，果然是租而不是卖。地，就让财主拿回去。童年的记忆非常深刻，当我没上学前，看到春节时村中家家买来红纸，裁剪后贴在门上、柱子上，没有写字。原来，村里没人写对联，请外面人写，一是要花钱，二是写的内容往往不是吉祥如意，有的甚至是讽刺性的，所以只能贴红纸。整个民族也如此，如唐代畲民被称为“蛮僚”，“僚”还要写成“療”；清代，浙江丽水有的把“畲”字造写为“畲”，上为“入”、下是“番”二部分构成，意为“闯入来种田的野蛮人”。
  如今是21世纪，地方政府重视畲族文化，搞畲族文化节、畲族文化旅游等，这是件好事，但编写、做宣传广告等资料时，往往是请广告公司来制作，而这些公司的人基本上是汉族的，不了解畲族文化，基本上是从网络上下载文字、图片，许多不合乎畲族文化实际。这种现象，在畲族乡镇、自治县也存在，因而有的畲乡畲族领导干部说：“畲族文化畲族人说了不算，没有发言权！”
  对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侮辱少数民族的东西，1951年5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为加强民族团结，禁止民族间的歧视与侮辱，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十条之规定，对于历史上留遗下来的加于少数民族的称谓及有关少数民族的地名、碑碣、匾联等，如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意思者，应分别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但畲族是1956年才正式被认定的，因此许多畲乡没有执行、或者是执行得不彻底，直到如今，有的地方还存在。尤其是观念性的，不可能彻底消失。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文化、汉族文化是主流文化，畲族文化被边缘化，被强行同化，因此，仅仅把文化作为探讨畲族的族源的依据不够的。这种历史典籍研究范式，如不考证历史典籍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就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研究推理过程非常严密，得出的结论，与实际情况差之千里。原因在于，推理的前提是不真实的，犯了“前提虚假”的逻辑错误。
  历史上在东南地区存在苗、瑶、畲不分的现象，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还把“畲”称为“苗”或“瑶”，建国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闽东、浙南的许多畲民是作为“苗”或“瑶”来统计的。历史文献中更是如此。许多关于“苗”或“瑶”的记载实际上是“畲”：而有的“畲”的描述实际上是“苗”或“瑶”。
  同一文字，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内涵，有的没有注意语境。如“盘瓠”学说，虽然在部分地方还存在，但畲族文化保留较好的畲族居住地是闽东与浙江，闽东与浙江的绝大多数畲民是不认同盘瓠的，并且极力反对的。瑶族也如此，只有部分图腾信仰盘瓠。雷陈鸣等许多专家说，盘瓠信仰是当时位居于湖南、湖北众多民族中的一种泛文化现象，而不是“武陵蛮”特有的文化现象。因此，仅仅以畲、瑶两族都信仰盘瓠传说来推断畲族渊源于“武陵蛮”，就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况且据凌纯声研究，以盘瓠为祖先的传说除畲族、瑶族流行外，还有海南岛的黎族、高山族的泰雅。其分布范围之广，就国内来说，东起沿海的浙、闽，中经粤、湘、桂、滇，北至东京湾北部，西经缅甸之景东，而止怒江东岸，还包括海南和台湾两个岛屿。在世界各民族中崇拜狗为祖先的就更多了，如瓜哇的卡郎，日本的北海道与库页岛的虾夷，琉球岛人等十多个地区。这难道说都是从长沙“武陵蛮”流传迁去的吗？因此，考察畲、瑶两族盘瓠信仰时，要考证盘瓠图腾的来龙去脉，考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畲族具有这一图腾崇拜？雷陈鸣等不少专家都有考证过：槃瓠说，是封建统治者镇压劳动人民时用的精神工具。在封建社会，除镇压畲民的刽子手、反动文人外，历来的学者、官员都认为，把盘瓠、狗作为畲族的来源是“荒诞不经，未足置信”。
  因此，文字资料性需要考证。正如谢重光教授在《关于史料与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中所说，“在史料的应用方面，应该十分注意的是对于史料真伪的鉴别和考证。特别是对于民间的谱牒和晚近方志上的资料，鉴别辩伪工作可以说是首要的。就拿人们经常引用的所谓唐初发生在闽粤边境的‘陈元光平蛮僚'的有关史料来说，史料的来源是明朝后期以降的方志，如《漳州府志》、《云霄厅志》之类，而这些方志记载的根据是陈氏族谱、家谱，细一追究，有关谱牒的陈元光平蛮资料大部分是伪造的。由于疏于考证辨伪，一大批学者都依据这一伪史料作文章、搞学问，岂不悲哉！”“陈氏族谱、家谱中关于陈元光家世、生平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龙湖集》也是后人伪托之作，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笔者著有《陈元光与漳州早期开发史研究》一书，从多种角度揭露了晚近有关谱、志的伪托、假造成之迹。”“畲民本来没有编写谱牒之俗，畲族谱牒的编造是畲族汉化至相当程度时的产物，而且往往是聘请汉人为之执笔，因而攀附名人、伪造郡望之事比比皆是。像蓝氏出于汝南，雷氏出于冯翊，钟氏出于颖川之类，完全不可据信。”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