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上述10种不同的观点，可以说都正确也都不正确。所谓“正确”，是从某一点上看,有道理，所以“正确”；之所以“不正确”，是从总体上、从客观事实、科学上看，多数都不正确。
  出现不同的观点，重要的因素是不同学者，分别从自身特定的理论背景、研究角度和所掌握的材料，甚至从所在的地域出发，试图对它给予原创性的阐释。由于研究者的族别不同、研究角度、研究材料、研究时代、研究手段等不同，乃至受到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的影响，因而，结论也就必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资料上，都从自身掌握的资料出发。“武陵蛮说”、“徐夷说”、“东夷说”、“河南夷说”等，都是“外来说”。“武陵蛮说”是“外来说”的代表。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自己己把源于“武陵蛮”的看法，向前推到“东夷”，而东夷是活跃于新石器时代的东方大族，东夷可分为蚩尤、帝俊、莱夷、徐夷和维夷5大部落联盟。“河南说”认为，畲族是高辛的后代，高辛即帝喾，《史记•五帝本记》索隐：“高辛，地名，因地为号。喾，名也。”帝喾是东夷一支的首领。所以，“外来说”实际上统一于“东夷说”，基础是“武陵蛮说”，最主要的是从神话盘瓠传说及由此而成的族谱、“高皇歌”出发。“多元论”是从史藉资料出发。“南蛮说”、“闽族说”、“越人后裔说”等是“土著说”，所引用的材料多数是明清时期的，最大的问题在于由秦至晋之间的一段历史难以连续。秦汉以后，关于古越人活动的记载在文献中消失，后来在同一区域里的“蛮僚”是否就是先时的越人？除了居住区域相同外，他们的生活方式已发生了变化。“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可见越人的习水性，善驶舟、会造船，主要从事种植水稻和渔业生产。而早期畲民从事“刀耕火种”和狩猎，这与越人的生产方式根本没有渊源关系。如果说，作为古越人一支的畲族后来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改变了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又是何时开始的？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改变?这些没有交待。越人是以“蛇”为图腾崇拜，而畲族人一般自称为“山客”或“生客”，乃因为他们住山区的人，后来地主豪绅用音近“畲”的“蛇”字来称他们为“蛇客”，遭到畲族人民的反感，就表明了畲民不图腾崇拜信仰“蛇”，可见也没有追根溯源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感。
  在时间上，都从某一时间点出发，“武陵蛮说”、“徐夷说”、“东夷说”、“河南夷说”等从明清时期出发。“多元说”，从南宋出现“畲”这一点出发，这时畲与其他共同体融合已经相当长时期，自然是“多元”的了。当然，到一定时期，每个民族肯定都是多元的了，这就如一条江河，到下游某一地开始称其名，这时其形成肯定是多元的。如长江，全长6397公里，是中国、亚洲第一和世界第三大河流，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河流。整个长江水系的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陆地面积的18.8％。其支流众多。长江干流各段名称不同，源头至当曲口称沱沱河，为长江正源，长358公里；当曲口至青海省玉树县境的巴塘河口，称通天河，长813公里。巴塘河口至四川省宜宾岷江口，称金沙江，长2308公里。宜宾岷江口至长江入海口，约2800余公里，通称长江，其中宜宾至湖北省宜昌间称"川江”（奉节至宜昌间的三峡河段又有“峡江”之称），湖北省宜昌宜都至湖南省城陵矶间称荆江（荆江有“九曲回肠”之称），江苏省扬州、镇江以下又称扬子江，在上海市注入东海。如果从称长江这个点--宜宾岷江口开始，那么长江肯定是多元的，其支流有雅砻江、岷江、沱江、赤水河、嘉陵江、乌江、湘江、沅江、汉江、赣江、青弋江、黄浦江等，湖泊有滇池、草海、洪湖、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等，在江苏省镇江市同京杭运河相交。①但我们说，长江之源，源于中国青海省唐古拉山各拉丹冬雪山的姜根迪如冰川中，源头至当曲口称沱沱河，为长江正源，汉江是长江的最大支流。这在哲学上，就是一个事物有多种矛盾，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不能就“多元”而已。讲畲族的族源，就如长江要找出最主要最早的来源。
  在空间上，往往从自身的特定空间出发。“武陵蛮说”、“徐夷说”、“东夷说”、“河南夷说”等主要从中国北部空间出发，而“越人后裔说”、“闽族说”、“南蛮说”等主要从中国的南部空间出发，“闽族说”还仅从福建省出发。
  在概念上，都从某一特定的概念、概念的语音出发。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有丰富、深刻的内涵，而学者们探讨一个具体民族的族源时的“多元”，与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多元”，在内涵与外延上，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历史上官府、文人在不同时期对“畲”这个共同体有不同的指称，因而，学者不能从自身的意象进行诠释，不能从某一特定的指称出发进行推理，如“畲”是刀耕火种，那么“渔”就不是畲民；住在山上，那么坐船的，就不是“畲”了，就认为历史记载不实，不能采纳了，其实畲家早期多数还是生活在平原、海边。更不能简单地从语音出发。“闽族说”从“畲”、“闽”、“蛮”字音来分析畲族的族源。“山夏说”从畲民自称“山哈”、“山铪”，与“山夏”音相同，得出源于“山夏”。"汉族说”从“畲”字的音、体、义，并结合畲民的经济生活考证，得出“畲的一名，绝无种族意思”，“可以推想这种人就是第一批殖民闽地的汉族。”
  民族的形成是长期、动态发展过程。凤凰山先民在此山还没有被称为“凤凰山”时，就已经有数千年的生活历史，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是长期逐步形成的。因此，在族源研究中，以某一个事件或物品的出现推断畲族的历史是不科学的，也是不恰当的，这在逻辑上犯了“为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在哲理上是以“实例”取代“实事”。“实例”，是指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个别或部分情况，是全部事实总和中的一个局部。“实例”与“实事”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尤其是在社会生活领域，因此列宁曾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所以“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例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的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上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面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①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不能从整体上、从事物的联系上、从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上把握事物的总和，而是从个别的事例、“实际”出发，从而陷入“实例”=“实事”的认识误区。以“实例”取代“实事”，并非主体之本意。之所以陷入这一误区，是由于主体实践的局限性决定的。一定历史阶段中的主体，其实践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因而，作为客体的认识对象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人的认识，都是从个别到一般，主体所接触的客体，是一个个的具体事物，于是，易把这种个体作为“实事”。不同客体，可以得出不同结论，甚至相反的认识。换言之，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