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学界、畲族人对上述畲族族源不同的观点，都有质疑的文章、声音，不再重复学界、畲族人对每一观点的反驳。此处在排除价值观因素外，纯粹从学理的视角，指出其缺陷。
  1.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上述10种不同的观点，可以说都正确也都不正确。所谓“正确”，是从某一点上看,有道理，所以“正确”；之所以“不正确”，是从总体上、从客观事实、科学上看，多数都不正确。
  出现不同的观点，重要的因素是不同学者，分别从自身特定的理论背景、研究角度和所掌握的材料，甚至从所在的地域出发，试图对它给予原创性的阐释。由于研究者的族别不同、研究角度、研究材料、研究时代、研究手段等不同，乃至受到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的影响，因而，结论也就必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资料上，都从自身掌握的资料出发。“武陵蛮说”、“徐夷说”、“东夷说”、“河南夷说”等，都是“外来说”。“武陵蛮说”是“外来说”的代表。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自己己把源于“武陵蛮”的看法，向前推到“东夷”，而东夷是活跃于新石器时代的东方大族，东夷可分为蚩尤、帝俊、莱夷、徐夷和维夷5大部落联盟。“河南说”认为，畲族是高辛的后代，高辛即帝喾，《史记•五帝本记》索隐：“高辛，地名，因地为号。喾，名也。”帝喾是东夷一支的首领。所以，“外来说”实际上统一于“东夷说”，基础是“武陵蛮说”，最主要的是从神话盘瓠传说及由此而成的族谱、“高皇歌”出发。“多元论”是从史藉资料出发。“南蛮说”、“闽族说”、“越人后裔说”等是“土著说”，所引用的材料多数是明清时期的，最大的问题在于由秦至晋之间的一段历史难以连续。秦汉以后，关于古越人活动的记载在文献中消失，后来在同一区域里的“蛮僚”是否就是先时的越人？除了居住区域相同外，他们的生活方式已发生了变化。“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可见越人的习水性，善驶舟、会造船，主要从事种植水稻和渔业生产。而早期畲民从事“刀耕火种”和狩猎，这与越人的生产方式根本没有渊源关系。如果说，作为古越人一支的畲族后来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改变了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又是何时开始的？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改变?这些没有交待。越人是以“蛇”为图腾崇拜，而畲族人一般自称为“山客”或“生客”，乃因为他们住山区的人，后来地主豪绅用音近“畲”的“蛇”字来称他们为“蛇客”，遭到畲族人民的反感，就表明了畲民不图腾崇拜信仰“蛇”，可见也没有追根溯源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感。
  在时间上，都从某一时间点出发，“武陵蛮说”、“徐夷说”、“东夷说”、“河南夷说”等从明清时期出发。“多元说”，从南宋出现“畲”这一点出发，这时畲与其他共同体融合已经相当长时期，自然是“多元”的了。当然，到一定时期，每个民族肯定都是多元的了，这就如一条江河，到下游某一地开始称其名，这时其形成肯定是多元的。如长江，全长6397公里，是中国、亚洲第一和世界第三大河流，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河流。整个长江水系的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陆地面积的18.8％。其支流众多。长江干流各段名称不同，源头至当曲口称沱沱河，为长江正源，长358公里；当曲口至青海省玉树县境的巴塘河口，称通天河，长813公里。巴塘河口至四川省宜宾岷江口，称金沙江，长2308公里。宜宾岷江口至长江入海口，约2800余公里，通称长江，其中宜宾至湖北省宜昌间称"川江”（奉节至宜昌间的三峡河段又有“峡江”之称），湖北省宜昌宜都至湖南省城陵矶间称荆江（荆江有“九曲回肠”之称），江苏省扬州、镇江以下又称扬子江，在上海市注入东海。如果从称长江这个点--宜宾岷江口开始，那么长江肯定是多元的，其支流有雅砻江、岷江、沱江、赤水河、嘉陵江、乌江、湘江、沅江、汉江、赣江、青弋江、黄浦江等，湖泊有滇池、草海、洪湖、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等，在江苏省镇江市同京杭运河相交。①但我们说，长江之源，源于中国青海省唐古拉山各拉丹冬雪山的姜根迪如冰川中，源头至当曲口称沱沱河，为长江正源，汉江是长江的最大支流。这在哲学上，就是一个事物有多种矛盾，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不能就“多元”而已。讲畲族的族源，就如长江要找出最主要最早的来源。
  在空间上，往往从自身的特定空间出发。“武陵蛮说”、“徐夷说”、“东夷说”、“河南夷说”等主要从中国北部空间出发，而“越人后裔说”、“闽族说”、“南蛮说”等主要从中国的南部空间出发，“闽族说”还仅从福建省出发。
  在概念上，都从某一特定的概念、概念的语音出发。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有丰富、深刻的内涵，而学者们探讨一个具体民族的族源时的“多元”，与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多元”，在内涵与外延上，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历史上官府、文人在不同时期对“畲”这个共同体有不同的指称，因而，学者不能从自身的意象进行诠释，不能从某一特定的指称出发进行推理，如“畲”是刀耕火种，那么“渔”就不是畲民；住在山上，那么坐船的，就不是“畲”了，就认为历史记载不实，不能采纳了，其实畲家早期多数还是生活在平原、海边。更不能简单地从语音出发。“闽族说”从“畲”、“闽”、“蛮”字音来分析畲族的族源。“山夏说”从畲民自称“山哈”、“山铪”，与“山夏”音相同，得出源于“山夏”。"汉族说”从“畲”字的音、体、义，并结合畲民的经济生活考证，得出“畲的一名，绝无种族意思”，“可以推想这种人就是第一批殖民闽地的汉族。”
  民族的形成是长期、动态发展过程。凤凰山先民在此山还没有被称为“凤凰山”时，就已经有数千年的生活历史，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是长期逐步形成的。因此，在族源研究中，以某一个事件或物品的出现推断畲族的历史是不科学的，也是不恰当的，这在逻辑上犯了“为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在哲理上是以“实例”取代“实事”。“实例”，是指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个别或部分情况，是全部事实总和中的一个局部。“实例”与“实事”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尤其是在社会生活领域，因此列宁曾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所以“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例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的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上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面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①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不能从整体上、从事物的联系上、从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上把握事物的总和，而是从个别的事例、“实际”出发，从而陷入“实例”=“实事”的认识误区。以“实例”取代“实事”，并非主体之本意。之所以陷入这一误区，是由于主体实践的局限性决定的。一定历史阶段中的主体，其实践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因而，作为客体的认识对象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人的认识，都是从个别到一般，主体所接触的客体，是一个个的具体事物，于是，易把这种个体作为“实事”。不同客体，可以得出不同结论，甚至相反的认识。换言之，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2.仅用社会意识，没用社会存在
  哲学上看，每一个民族的图腾信仰、歌谣、生活习俗、姓氏、语言、族谱，史籍对一个民族这些事象的描述等文史资料等，都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用社会意识来阐述民族的起源，是社会意识说明社会存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看，是社会意识决定论，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因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民族学上看，民族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一种人们共同体，它具有语言、地域、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征。但是，如今中国的民族，几乎没有一个是由古代某个族体单一发展而成的，而是许多古代族体长期分离聚合的结果。在这个分离聚合的过程中，文化融合最快，共性明显，如果仅以社会文化来推导一个民族的源，易导致结论的错误。如从语言方面来论证畲族的族源，用畲族语言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土著说”与“外来说”。正如王明珂所说：语言与族群的密切关系是不能否定的，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语言分类与族群并没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说同样语言的可能是不同族群；同一族群可能说不同语言。因此，即使我们假定畲、苗、瑶族语支语言都是同源，也不能证明在远古的某一时候他们是同一“民族”。而且，由于各族人群之间的互动关系，世界上许多人群都不只说一种语言，也不只有一种族群认同。
  逻辑上看，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等方面的资料，以民族文化现状为出发点，通过现状追溯原因，这种推理过程，在逻辑学中被称为回溯推理。一般来说，回溯推理的结论不是必然性的结论，而是或然性的结论。
  从现实看，学者们把民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即“文化说”，用信仰、语言、习俗、服饰、生活工作方式等文化现象，来推理民族的起源，这是不科学性，道理很简单。如今才半个多世纪，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服饰的形式基本上是西方的样式，许多年轻人还过西方的“圣诞节”等节日，中文语言中不少是西方的语汇、语音，生活中用手机进行沟通交流，工作用电脑，那么，能否说我们是西方人、我们的族源是德国人、英国人？这连小孩都知道：不是。
  3.只引用资料，而缺乏批判
  上述各种学说，基本上是从传统的文化的视角来探讨的，主要是从历史文献记载和民间族牒、口头传说、歌谣、仪式等等进行论证的，共同的是从文化特别是口传文化来探讨的。我们知道，文字的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字的历史与历史的实际总是有差距的，甚至有的文字资料是违背事实的。在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下，畲家等少数民族深受封建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根本没有话语权，更没有参与修史的权利，特别是畲族，封建社会中被剥夺了上学权利，很少人识字，处于边缘状态的人，历史按封建统治者的观点记载，所以记载他们的历史，也就不一定是信史，许多还带有侮辱的描述。畲族的族谱等，也是请汉人代笔，即使是在今天，许多地方还是如此。浙江丽水碧湖等畲族聚居地，直到20世纪40年代，还不准畲民上学、考试、在戏台前看戏。畲民不识字，往往吃苦头，受骗上当。笔者家史也有一例，建国前，爷爷、奶奶和父母四人都身强力壮，没有小孩，有一年养了一头大肥猪，临村的财主赌博输了缺钱，就说把租我家种的二分地卖给父亲，并写字据，父亲高兴地收起字据。地只种了一年，财主就说，地要拿回去。父亲说，卖给我了为什么要拿回去？财主说，不是卖而是租，有字为证。父亲拿出字据请人一看，果然是租而不是卖。地，就让财主拿回去。童年的记忆非常深刻，当我没上学前，看到春节时村中家家买来红纸，裁剪后贴在门上、柱子上，没有写字。原来，村里没人写对联，请外面人写，一是要花钱，二是写的内容往往不是吉祥如意，有的甚至是讽刺性的，所以只能贴红纸。整个民族也如此，如唐代畲民被称为“蛮僚”，“僚”还要写成“療”；清代，浙江丽水有的把“畲”字造写为“畲”，上为“入”、下是“番”二部分构成，意为“闯入来种田的野蛮人”。
  如今是21世纪，地方政府重视畲族文化，搞畲族文化节、畲族文化旅游等，这是件好事，但编写、做宣传广告等资料时，往往是请广告公司来制作，而这些公司的人基本上是汉族的，不了解畲族文化，基本上是从网络上下载文字、图片，许多不合乎畲族文化实际。这种现象，在畲族乡镇、自治县也存在，因而有的畲乡畲族领导干部说：“畲族文化畲族人说了不算，没有发言权！”
  对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侮辱少数民族的东西，1951年5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为加强民族团结，禁止民族间的歧视与侮辱，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十条之规定，对于历史上留遗下来的加于少数民族的称谓及有关少数民族的地名、碑碣、匾联等，如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意思者，应分别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但畲族是1956年才正式被认定的，因此许多畲乡没有执行、或者是执行得不彻底，直到如今，有的地方还存在。尤其是观念性的，不可能彻底消失。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文化、汉族文化是主流文化，畲族文化被边缘化，被强行同化，因此，仅仅把文化作为探讨畲族的族源的依据不够的。这种历史典籍研究范式，如不考证历史典籍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就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研究推理过程非常严密，得出的结论，与实际情况差之千里。原因在于，推理的前提是不真实的，犯了“前提虚假”的逻辑错误。
  历史上在东南地区存在苗、瑶、畲不分的现象，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还把“畲”称为“苗”或“瑶”，建国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闽东、浙南的许多畲民是作为“苗”或“瑶”来统计的。历史文献中更是如此。许多关于“苗”或“瑶”的记载实际上是“畲”：而有的“畲”的描述实际上是“苗”或“瑶”。
  同一文字，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内涵，有的没有注意语境。如“盘瓠”学说，虽然在部分地方还存在，但畲族文化保留较好的畲族居住地是闽东与浙江，闽东与浙江的绝大多数畲民是不认同盘瓠的，并且极力反对的。瑶族也如此，只有部分图腾信仰盘瓠。雷陈鸣等许多专家说，盘瓠信仰是当时位居于湖南、湖北众多民族中的一种泛文化现象，而不是“武陵蛮”特有的文化现象。因此，仅仅以畲、瑶两族都信仰盘瓠传说来推断畲族渊源于“武陵蛮”，就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况且据凌纯声研究，以盘瓠为祖先的传说除畲族、瑶族流行外，还有海南岛的黎族、高山族的泰雅。其分布范围之广，就国内来说，东起沿海的浙、闽，中经粤、湘、桂、滇，北至东京湾北部，西经缅甸之景东，而止怒江东岸，还包括海南和台湾两个岛屿。在世界各民族中崇拜狗为祖先的就更多了，如瓜哇的卡郎，日本的北海道与库页岛的虾夷，琉球岛人等十多个地区。这难道说都是从长沙“武陵蛮”流传迁去的吗？因此，考察畲、瑶两族盘瓠信仰时，要考证盘瓠图腾的来龙去脉，考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畲族具有这一图腾崇拜？雷陈鸣等不少专家都有考证过：槃瓠说，是封建统治者镇压劳动人民时用的精神工具。在封建社会，除镇压畲民的刽子手、反动文人外，历来的学者、官员都认为，把盘瓠、狗作为畲族的来源是“荒诞不经，未足置信”。
  因此，文字资料性需要考证。正如谢重光教授在《关于史料与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中所说，“在史料的应用方面，应该十分注意的是对于史料真伪的鉴别和考证。特别是对于民间的谱牒和晚近方志上的资料，鉴别辩伪工作可以说是首要的。就拿人们经常引用的所谓唐初发生在闽粤边境的‘陈元光平蛮僚'的有关史料来说，史料的来源是明朝后期以降的方志，如《漳州府志》、《云霄厅志》之类，而这些方志记载的根据是陈氏族谱、家谱，细一追究，有关谱牒的陈元光平蛮资料大部分是伪造的。由于疏于考证辨伪，一大批学者都依据这一伪史料作文章、搞学问，岂不悲哉！”“陈氏族谱、家谱中关于陈元光家世、生平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龙湖集》也是后人伪托之作，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笔者著有《陈元光与漳州早期开发史研究》一书，从多种角度揭露了晚近有关谱、志的伪托、假造成之迹。”“畲民本来没有编写谱牒之俗，畲族谱牒的编造是畲族汉化至相当程度时的产物，而且往往是聘请汉人为之执笔，因而攀附名人、伪造郡望之事比比皆是。像蓝氏出于汝南，雷氏出于冯翊，钟氏出于颖川之类，完全不可据信。”①
  4.只用求同法，没用科学归纳法
  科学归纳法（Science Induction）,是从事物的因果关系中揭示事物的必然联系，作出关于这一门类的全部对象一般结论的推理方法，也叫判断因果联系的归纳法。它由哲学家培根创立，经穆勒发展的归纳理论，包括契合法、差异法、契合差异法、剩余法和共变法。契合法是异中求同，差异法是同中求异，契合差异法是两次求同一次求异，再运用共变法与剩余法，从而得出事象的原因。而上述许多观点，往往只用求同法，没用科学归纳法。如畲、苗、瑶三者之源问题，只描述三者文化事象的一些相同处，就得出“同源”的结论。其实畲、苗、瑶三者各方面都可找出不同之处，不同之处比相同之处更多。有的方面就根本没有相同之处，如"音调往往具有民族或民系的标志”，蓝雪霏教授多次深入畲、苗、瑶地区田野调查，结论是“要找到其相似的旋律音调有相当困难”。②这些不同，再用契合差异法、剩余法和共变法，就可得出三者不同源。
  5.注重资料性，缺乏实证性
  在科学研究中，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是学科发展的生命力，研究族源也如此。族，从方从人从矢。通镞，利也。象形，旌旗下面有箭头。《说文》：箭头，矢锋也。束之族族也。“族”就是有某种共同性的群。古代同一氏族或宗族的人，不但有血缘关系，更需要在族旗下面共同协力战斗。旌旗所以属人耳目，旌旗所在而矢咸在焉。众之意也。③源,从水，原声。“原”有表义作用，指水源。本义：水源，源泉。字本作“原”，同本义或源也，或委也。《礼记•学记》祈祀山川百源。源头，事物的根由、来源。民族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因而，研究一个民族的源头，研究范式需要多元化。尤其是畲族，历史悠久,早期与各氏族、部落相互交融，后与汉等民族杂居一起，对其族源研究单靠某一种范式,很难有新的突破，也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要综合考虑地理状况、战争状况、民族迁徙、民族融合等多方面因素，它需要将多种研究范式进行综合应用，这就需要研究范式转换。
  “范式”，英文为“Paradigm”，源自希腊词“Paradeig-ma”，意指“模范”或“模型”，由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库恩对科学发展持“历史阶段论”，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即“范式”。研究范式是一门学科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工具。范式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只有当一门学科的研究者形成了共同的范式，该学科才能从前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①
  上述不同观点的研究，从范式上看，主要是采用神话传说研究范式与历史典籍研究范式，而且许多是“可能”、“据说”、“听说”、“某某人说”等，从而“推断”、“肯定”是什么，缺乏实证。族源结论要科学，就要采用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当代主要有田野调查、考古、DNA检测等，也就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综合应用考古学、遗传学等方法。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比起历史典籍研究方法在进行文化特征的编年史上更具有科学性、精确性。当由民族学、民俗学材料所显示的时间上的深度与文献材料没有关系的时候，就提供了通过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来思考的方法。同时，在根据考古学的调查弄清物质文化的功能或其社会背景的时候，就能够将民族志的材料和民族学的解释作为线索。分子遗传学则主要研究基因的本质、基因的功能以及基因的变化等问题。DNA是生物的遗传物质，基因以遗传密码的形式编码在DNA分子上。目前的DNA分析技术已经使人们可以从基因水平上直接研究人类自身的体质特征和遗传演化规律。人类基因组中的基因包含着所有有关人类生长发育、衰老、疾病乃至性格的全套遗传信息,控制着人类个体乃至群体的遗传特征。对人类DNA的分析将揭示出人类个体和群体特征的众多信息和复杂的变异，这就为进行民族识别和分析民族起源、迁徙、流动、融合提供了依据。②而上述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基本上是从族谱里、图书馆里翻资料，很少真正深入畲民中去调查；往往是定性，很少甚至几乎没有运用现代定量分析的问卷调查；更没有运用考古资料和进行DNA分析。
  如畲族图腾研究者许多根本没有见过“祖图”，对畲族的祖图指的是什么？可以说90％以上研究者都是错的，都没有分清“祖图”与“长联”的关系，更不明确其地位。都是根据“据说”来阐述，认为畲民都有图腾“盘瓠”，甚至认为盘瓠是“畲族文化核心”。
  本人曾带领调查组去景宁畲族自治县、丽水市（今为莲都区）的畲村进行调查，生活在畲民家中，采取点面结合的方法。点是选择几个点进行实地考察、召开畲民座谈会，面是对畲民采取大量问卷。问卷的第20题，“你有否听说过‘盘瓠'传说？”答“经常听说”有26.92％：“不知道”的30.77％；“偶然听到”为42.31％。第22题，“你是否喜欢吃狗肉？”答“很喜欢”占38.89％；“不喜欢”的53.70％；“不能吃”为7.41％。座谈中,畲民们认为“不喜欢”、“不能吃”狗肉是因为狗吃屎，不干净，与图腾无关；对盘瓠、狗图腾，一致认为是人家侮辱畲民的东西，并气愤地说“他们才是狗！”。第54题，“你见过祖图吗?”答“见过”有50.94％；“没有”的28.30％；“见过照片”为15.09％。第55题，“你知道祖图的内容吗？医院答“知道”只有0.23％；“不知道”的70.74％；“一知半解”为29.03％。这些数字可定量表明，畲民绝大多数不了解盘瓠，也就谈不上图腾信仰盘瓠，是反对把盘瓠作为祖先的。
  闽南也一样，原来许多畲民没有经历明清时期的民族岐视与压迫，不知道盘瓠传说与自身关系及危害，但一旦知道，也极力反对。如漳浦县赤岭畲族乡的"种玉堂”，是闽南当代畲族文化一大标志，许多畲村族谱记载从这里迁徙而去。2015年10月20日，其理事长应邀到闽东参加一个畲村文化活动，看到一宗谱把盘瓠作始祖后，非常恼火：“族谱怎么会如此？！”迫切要求省民族研究会组织力量加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