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201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①
本研究采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学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一生致力于人的解放，进行了人类学研究。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看，他们读过康德、赫尔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人类学著作，也读过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孟德斯鸠等人的经验人类学作品，还不至一次地阅读了达尔文、巴斯蒂安、梅因、巴霍芬等人类学的著作，并广泛阅读史前欧洲、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美洲印第安社会，以及中国的历史文献。合作撰写了大量人类学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深刻地论述了人的本质、个人与社会、冲突与控制，以及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揭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世界上首部关于城市民族志的著作；《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拉近了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两大分支学科及其二级分支学科间的关系；《马尔克》和《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具有特别浓厚的历史人类学味道；《反杜林论》破除了社会发展的单一模式，探讨了东方国家的起源，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属性等问题。在这些大量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形成了自身理论与研究方法，他们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恩格斯的“临终遗言”是“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而且认为，马克思在创立理论时首先解决研究方法问题。如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
之前，首先“就得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②列宁也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说明历史的方法。”③并且肯定了普列汉诺夫在190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关于"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方面的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就是他们制定了正确的方法”的观点。④
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方法（包括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一、批判方法
批判（Critical）一词来自于希腊词“critic”（kritikos）。其意思是提出质问、弄清楚、进行分析。批判性思维（criticalthinking）是指对于某种事物、现象和主张发现问题所在，同时根据自身的思考逻辑地作出主张的思考。批判的方法，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首要方法。列宁曾说，马克思“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①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创立活动是在对旧世界的批判中出场的，研究方法是在批判旧的认识方法过程中解决的。在给卢格的信中说：“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②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面系统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的批判哲学”及其认识方法，指出这种哲学是对黑格尔现象学思辨哲学体系的拙劣抄袭和“神学漫画”，是以抽象思辨的研究方法对黑格尔借用的费希特的“自我意识”范畴予以形而上学地、片面地、绝对化地夸大而形成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由于对旧的研究方法的批判，从而形成新的科学的研究方法，直接导致他们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并且恩格斯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③总之，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灵魂和终生使命。他们关切的不是理性逻辑而是人类命运，终生为之奋斗和献身的目标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
对畲族族源、历史的研究，尤其需要用批判的方法，这是由于畲族是少数民族，封建社会一直受岐视，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撰写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如广东省少数民族资料摘编的《明实录》，书中对畲族的有关记载，几乎都是封建朝庭如何征剿、如何平叛乱之类；封建统治者歧视少数民族，对畲族的历史不但记载少，且不实，史书上记载的畲族历史往往是被污名化的历史；历史上苗、瑶、畲没有严格区分；畲族有语言，没有系统文字，对自己的族源、历史只能是口口相传，许多不可信，因而，历史与现实中许多观点需要批判。
以“狗王寮”与“祖坟”为例。
《关于畲族的来源与迁徙》等文中指出：“值得提起的，在凤凰山群峰中，有两个历史遗迹：一个为狗王寮，一个为陈吊王寨。狗王寮，村名，位于凤凰山海拔600米-一700米的一个山坳中，这里已经没有畲族了，仅有从距20公里外的下埔迁来的汉族7户，37人，搬到这里来已有200年的历史了。据说，他们的祖公迁来时，这里已经没有人家了，开好的水田和茶园，已经荒芜，然而田基还是完好的，说明这里曾经有人居住过。据雷楠同志说，传说山犁、碗窑等村的畲族就是从狗王寮迁来的。”①有的研究根据这段文字，论证"狗王”的存在，畲族的始祖是“狗王”。果真如此吗？
1982年，也就是此文的头一年，施联朱、朱洪、张崇根、李筱文、娜西卡5人专门考察过“狗王寮”，在《广东潮安县凤凰山区畲族情况调查》的《狗王寮的历史与名称》中是这么写的：
潮安凤凰公社凤北大队有个自然村名狗王寮。它虽然是汉族居住的地方，但这个地名与畲族历史传说相一致，究竟畲族是否在那里居住过？为此，我们专门到狗王寮去了解情况。
从凤凰公社所在地坐车约一个小时到达工东林埸，从林埸上山到狗王寮约走半个钟头。狗王寮村座落在海拔600米——700米的山坳中。全村现有汉族7户37人，全部姓文。据村里老人讲，他们是从下埔（距狗王寮20公里）搬到这里来的。到此已有六代约180-200年。社员文锡情今年63岁，他是文姓搬到此地的第四代。他们的祖公因为山外面人多地少，就从下埔搬到这里，开始来时1户2人。与他们的祖公差不多同时期搬到狗王寮的还有一户余姓人家，但不久就搬走了。在他们的祖公没有搬到狗王寮之前，听说这里有一户姓侯的，但搬到这里时已经没有人家了，只有开好的水田和茶树，田已荒了，长满了草，但田基还是好的。
据老人回忆，狗王寮原名高峰寮，在100多年前就叫狗王寮了。狗王寮村社员翁妙（女，77岁）讲，她7岁时当童养媳到这里来时，此地已经叫狗王寮了。为什么叫“狗王寮”？我们听到三种不同的说法：①说因那里有一座山型形状象狗，故命名.②“高峰寮”潮州语音相似，叫来叫去就变成狗王寮了。③传说很早以前，住在高峰寮文姓一个老姑姑叫人家杀了。这里一条狗就跑到下埔去报告，大家觉得这条狗很好，所以就改地名为“狗王寮”。
狗王寮村的社员从来没有听过畲族及其历史传说。
本人于2014年12月21日参加福建省畲家企业商会组织的“畲家梦潮州行”，2015年12月5日与福建省原民族宗教厅副厅长雷斌等人到凤凰山的山犁、碗窑畲族村调研,广东凤凰山畲族文化研究领军人物雷楠（山犁村人）多次提起“狗王寮”之事。雷楠说,他与施联朱及汕头、潮州统战部同志一起去调查过“狗王寮”。“狗王寮”名称来源于清代。清代，居住在这里的是汉族文姓，有一户人家的一男子带着一只狗到离村几里路的山上搭棚刀耕火种。好长时间男子与狗没回家。有一天，这只狗回家中，围绕其家人不停地转，且不断地叫。家人猜测山上可能出事，于是就跟随狗到山棚中，果然发现其兄病在床上不能动。家人把其抬回家，治好病后，认为这只狗有灵性，于是称这只狗为“狗王”，其地称为“狗王寮”。可见，“狗王寮”与畲族根本不沾边，且清代与盘瓠时代差4000多年。雷楠也没有讲过山犁、碗窑等村的畲族是从狗王寮迁来的。在本书稿撰写过程中，担心有错，又专门电话联系雷楠（2016年3月25日12：09-12：18）,雷楠说：“没有，没有！我没有讲过山犁、碗窑等村的畲族是从狗王寮迁来的。”2016年7月16日的，我们第五次到凤凰山上调研，雷楠闻讯也来到乌泰山山顶，在座谈中，再一次重复了“狗王寮”是清代汉族的事、与畲族根本不沾边，没有讲过山犁、碗窑等村的畲族是从狗王寮迁去的。
畲民中有一个传说，其始祖不愿为官，而到凤凰山上开基，以狩猎为业，因不幸被山羊所伤，死于岩下，葬于凤凰山。相传祖坟碑碣题铭繁多，“皇恩赐葬狗王之墓”、“南山祖墓”、“狗王之墓”等等。一直以来，不少畲民都相信自己的"祖坟”在凤凰山。被学者们称为畲族“史诗”的《高皇歌》，歌中唱道：“凤凰山上安祖坟，旺出后代好子孙。”所谓的“祖图”，都画有凤凰山祖坟。族谱开头也都画有祖坟的具体方位。《广东潮安县凤凰山区畲族情况调查》中，也提及凤凰山上有一座墓之事。“凤凰山有一口坟墓，中间有一块碑，上写‘皇设（敕？）狗王墓'（疑即盘瓠王墓）。两傍有石旗杆，中间仅能容一条牛通过。万峰林场有位60多岁的老人韦栋，说他小时候放牛时亲眼见过。”①
许多年来，凤凰山的畲族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寻找祖墓，他们踏遍了凤凰山的每一条沟壑、每一个土坑。1986年10月，终于在凤凰髻下悬崖边，发现了韦栋小时所见的坟墓。
广东民族研究所领导朱洪、姜永兴考察后，在《凤凰山祖坟之迷》中说，墓的方位与传说、图等基本相符，“但墓主人的确凿身份及族属，以及断代的问题，因墓垄尚未挖掘，还难作结论。上述论述，只是初揭‘祖坟’之谜，至于此墓即是所谓'狗王墓’，当属无稽之谈”。②2002年10月16日，浙江苍南县政协主席雷必贵等，考察了这一“畲人墓”，“由于天气骤变，云雾漫山飞涌，早已罩满多个山头，到中午十二时多竟下起雨来,一班人被迫提前返回，未能拍下周围山势照片。”回来研究的结果，也同样认为，如果是畲族人的墓，只能是凤凰山上畲族先人之墓，不可能是畲族始祖之墓。③
为了能看清墓的细节，笔者于2005年7月初，通过凤凰山的雷楠，花一个月工资请半山腰官头畲村三位文姓劳动力，事先砍出一条山路，用红色塑料布扎在路边的树枝上作标志。根据气象预报，月中凤凰山天气晴朗。于是一行5人提前一天住凤凰镇，第二天一早，在文向导的带领下，换乘凤凰镇的越野车达凤凰髻下的一小山顶，然后沿事先砍出的路前行。翻过三个小山岗后，在接近坡顶较平缓处，有山石垒成的屋基和地基，说明这里早期有人在此生产、生活过。再越过山岗，在坡度不大的山坡上有一岩石，也有裂缝，高度才2米，附近没有树木，只有小灌木，这可能是人称之的“山羊石”。石缝利于抓山羊，但石缝只有2米高，在此处抓山羊一般不会出现生命危险。
再向前走10米，就是坟墓。
墓的朝向、墓式与宗谱、“祖图”（德化、浙江）画的基本相同。墓碑左右两则构以石条，宽各为18厘米；墓碑上方用弧形石压顶，中间厚13厘米；碑下方是石条铺成。
墓碑左首（漳州方向）从高到底紧坚四块山石，并成弧形向外伸展，而右首却只有三块。墓埕分三进。
我们与凤凰山区宋、明时代墓比较，从墓式看，山下宋代墓是土堆前立一碑；明代中后期的墓是“椅子式”，这一墓也属于“椅子式”。
墓碑根本没有文字，更不存在“繁多碑碣题铭”；也看不出有人工刻划过的痕迹。如果是如宗谱所写，后来有重修，一定有刻痕或者有文字，但都没有。两旁也没有石旗杆,因此，即使是畲族人的墓，也只是明代一畲族先人的墓而已。
二、唯物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唯物的方法称为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唯一科学的方法：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
唯物的方法，就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并强调指出：“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①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吸取和引出关于外部世界的结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原则不是被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观点”。②因而，对畲族的历史研究，不能从已有的结论出发，也不能从观念出发。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的唯物方法不同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旧唯物主义的方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想像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像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白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并且这种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①这就是说，唯物的方法决不是先验地构成康德式的知识概念，也不是重蹈黑格尔把理论的具体当作现实的具体的错误，具体的历史研究必须从具体实践活动中去重新发现某个时代的各种各样的基本条件和关系以及这些条件和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关注那些千差万别的经验事实，再现历史的基本过程和全部丰富性。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马克思就提出了他们的研究对象和创立与这样的研究对象相应的方法。并指出他们的方法与旧唯物主义方法的区别：“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理解“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也就是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旧哲学“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即不能理解人的对象性活动在于“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而新唯物主义认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即“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而，以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唯物主义方法，就是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对畲族的源流、历史的研究，就不能从传统的观念、主观想象、猎奇心理出发，不能为写作而写作，也不能从原有的文化事象出发，更不能从“传说”、“听说”、“据说”、“某某说”、“书上说”出发，而是要深入进行田野调查，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特别是从社会实践出发，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认识的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畲族的族源，现实中的确有族谱、画卷、《高皇歌》等等，但这些都是神话传说，文学作品，是社会意识，不是社会存在；它是客观存在，但不是客观实在；它不是第一性的，是第二性的。研究畲族的源流，不能从族谱、画卷、《高皇歌》等等出发，而要从中国的历史出发，特别是从凤凰山地区的历史出发，尤其是要从大量的考古资料出发，因埋藏在地下的古代物品真实地记录历史。
畲族的族谱与其他一些地方族谱一样是不太靠谱的。北京有的专家说“畲族的族谱全是假的”，这话说出畲族的族谱的不真实性，当然其不真实性主要是指其来源，后面三、五百年的世系还真实的。的确如此，畲语称修谱为“shao bo”，译为汉语是“造谱”。族谱基本上是清代“造”的，前面数千年的历史、特别是源，无法搞清，只好用神话传说。如浙江苍南县政协主席雷必贵，对该县雷姓族谱形成进行了考证。原来，该县雷姓族谱是清代贡生雷云把神话传说与当时能回忆的世系组合而成，后来其它各村效之。
只有从第一性的客观实际出发，第二性文学作品等等才能得到社会认可，才有生命力。如著名作家张抗抗，2014年4月10日在浙江云和釆风，写下《云和梯田》一文。云和梯田是畲民所建，文中没有一字涉及云和梯田景点中导游喧染的畲族“美丽传说”，即盘瓠神话传说。而用自然的景观，“似一个硕大的环状天池，嵌于青葱滴翠的崇山峻岭之间。坦坦荡荡、起起伏伏、层层叠叠……”，一年四季的变化,“春梯田，是一轴淡淡的水墨画。”“夏梯田，是一帧精美绝伦的绣品。”“秋梯田，是一幅色彩浓郁的油画。”“冬梯田，是一幅轮廓分明、庄严冷峻的黑白木刻。”畲族山民的勤劳与智慧，“云和梯田已有千年历史。由闽北迁徙浙南的畲族山民，是云和梯田最早的垦殖者。”“聪明勤劳的农人先祖，用锄头镰刀和汗水，伐去山上的灌木与荆棘，挖去乱石拣尽杂砾，在高低起落的坡地上，经年累月日复一日，开垦出一小块一小块、一小片一小片的田地。或宽或窄的梯田，一长条一小块，不规则地依山势上下伸展。”“历经千百年实践，先人积累了垦种梯田的丰富经验。无论何样贫瘠陡峭的山地，但凡人迹所至之处，就有了人造的梯田。梯田以水田、树木、竹林调节气候，保持四季的气温与湿度，建立起一个自我循环的生态环境，具有固化山体植被、保护水土流失之功。”“梯田之美,美在其依山势而筑，因地制宜，顺其自然。”“梯田之美，美在其多样化。”“梯田之美，美在其山水与耕地的完美交融。”“梯田之美，美在农人超常的耐力和智慧。”坚持唯物主义，因而成为佳作，《人民日报》等多家报刊转载。2015年山东省高考语文卷节选了《云和梯田》，并使之成为考题。
又如，杭州市莪山畲族乡利用高山的自然山水，充分挖掘畲族山村原有各种建筑资源，形成自身的特色，比此地其他景点通过"美丽传说”吸引人更吸引人，民宿虽房价高达每晚每人为1000〜1800元，还是一房难求，要提前二个月才能订到房。
唯物主义方法，用中国语言表达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是求出“是”，实现“实事求是”的前提和基础。因此，陈云同志说，讲实事求是，首先是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同志指的“实事”是“一切事物”，“实际”是全国全省全县全区的实际，而不是个别事实。这和列宁《辩证法的要素》第一条"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是一致的。这里括号中的说明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达到“客观性”的途径，实事的内涵与外延。因为，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决不可能孤立的，而是以其他事物为条件，与其他事物处于多种多样的关系中，一切都是互为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事物互为关系，互为前提，从而构成世界统一整体。事物的联系，构成事物自己的运动、变化、发展，呈现为“过程的集合体”。只有掌握了这些关系的全部总和，我们才能理解这一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才能坚持客观性，才是“实事”。
如，畲族有无自己的语言、畲语与客家方言的关系，也是涉及畲族源流的一个热点问题。学术界有的认为，畲族说的是客家话；也有的认为，客家说的是畲族话。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谓是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而占主导地位的是前一种观点。认为“畲族说的是客家话”的观点。之所以得出“畲族说的是客家话”的观点，首先是没有把握“实事”。研究畲语的汉族学者，不懂得畲语。调查地点选取在交通方便的畲汉杂居村；调查对象是会畲汉双语的教师、干部；调查内容是根据自己设计好的语言请畲民回答，不是问古代的词语，而问“人民公社好”、“共产党好”等一类现代词，三句话一问，就得出“畲族说的是客家话”的观点；总是在畲语中找客家话，把相同的词全都归到客家话中；没有从客话中找畲族词语。这是典型的从“实例”出发。
从“实事”出发，就是要作大量的、全方位的畲族语言调查，调查地点要选在交通不便、与外界交流较少的畲族居地；调查对象是不大会汉语的畲民：调查时要问古代的生产、生活用语。近年广东会畲语的雷楠，运用这一方法，从广东凤凰山调查到安徽的云梯畲族乡，发现畲民语言80％以上相同；与客家话代表地--梅县的客家话比较，也近80％相同。两个80％相同，说明并不是“畲族说的是客家话”，而可能是相反。
在田野调查中，有的学者为了能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对族源敏感问题，采用所谓的“规避”的方法，即畲民说的“taowa”。在畲民没明白提问的语境下，把畲民的话"套”出来，这也是违背唯物主义的。向畲民调查时，坚持唯物主义，就是要在提问前，告诉调查对象，你提问、调查的目的；更不能选择调查者所需要的对象，尽可能运用大数据的问卷方法。
这也就是坚持唯物主义方法，不能用价值判断取代事实判断。现实社会中，不同主体对同样的客体却产生不同的“实事”；有的人不想、不愿、甚至不敢实事求是。其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方法上看，重要的是把“实事求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两个不同的判断。事实判断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存在及其过程、性质和规律的认识、把握及断定。其对象是实事本身，即对象自身的状态、性质和规律；是关于客体自身；目的在于查明事实真相，把握事实的性质和运行的规律，进而达到对事物的正确认识，也就是“实事求是”；衡量的尺度是事实本身的真实情况，越是与事实本身的真实情况一致,则事实判断的成效就越大，反之则就越小。而价值判断是主体对客体、主体对对象的意义和效应的认识、把握和断定。其对象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即对象的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目的是了解客体对于主体的利害关系，在于追求价值；衡量的尺度是主体需要以及客体对它的满足程度；对客体进行价值判断是主体进行价值选择、实施价值行动、确立价值取向，进而达到价值最大化的条件。用价值判断取代事实判断,由于主体价值观的不同，产生对判断对象“实事”的认识不同，不是客观地把握客体本身，而是用客体对主体的价值来确定；目的不是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是关心客体对主体的利害关系；衡量的尺度不是与事实相一致的程度，而是主体的需要程度。相应的是“求”的方法也会不同，从而得出不同的“是”。甚至由于主体价值观的狭隘性，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出现严重冲突，欺骗、说谎、颠倒是非等是其典型表现。
根据唯物主义方法，从客观实际出发，我们多次深入福建闽南地区、广东凤凰山区,三次到皖南云梯畲族乡，走访了福建、浙江、江西的大多数畲族乡村。出于对比研究的需要，三次去河南、二次去陕西、二次去山东、还去了北京、河北、贵州、云南、重庆、台湾等省（市），收集了大量资料，进行实地考察。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积累的畲族资料进行了反思，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才开始写作。
三、抽象方法
抽象的方法，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必备方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①社会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相反，社会历史是人活动的产物，人的活动都是有目的的，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因此，传统的方法，是把人的动机、特别天才人物的动机作为历史现象的原因、动力。其实，动机背后还有原因，原因之原因才是社会的本质。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旧唯物主义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因此，它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旧唯物主义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东西；而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①“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②研究畲族历史，就要从中国历史的全过程，特别是民族共同体的整体上来把握，寻找动力之动力、原因之原因。中国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曾经强大，但如今不存在了，而畲族却仍然存在，其中必有其原因。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特别注意运用抽象力来形成科学理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中系统阐述了他所运用的是抽象的方法，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④在《资本论》中说，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象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还说："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⑤恩格斯说“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但逻辑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⑥
缺乏抽象力，得到的不是“是”而“感觉”。感觉是认识的起点，感觉是人的感官对客体的个别属性的反映，是关于事物表面现象的认识，是丰富多彩的。“是”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规律是事物内部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稳定的、狭隘的。感觉与规律的关系，是起点和终点的关系。感觉的综合、升华，到本质，本质的更深层次，才是规律。把“感觉”=“是”，不按规律办事，现实研究中表现为“跟着感觉走”，人云亦云。
缺乏抽象力，就不会“求”，只好借助于直觉。研究过程中，经常存在这种现象，对某一畲族事物进行认识、认定后，问之，凭什么？答曰：直觉。有的出于价值判断，往往否定新的发现，其理由也是“凭我的直觉”。非但理直气壮，且非常的时髦。也就是说,用“直觉”来“求是”，把“求”=直觉。“求”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客体进行认真细致地观察，从而获得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而又切合实际（不是错觉）的感性材料，再借助于抽象思维对这些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制作过程中，要运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整体与部分、抽象与具体、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等逻辑思维方法，才能揭示本质,形成概念、判断。并且还要运用顺向思维与逆向思维相统一等创造性思维方法，才有可能概括出本质，“求”出“是”。这一过程，有的人认为同蜜蜂酿蜜相似，白天工蜂不停地访百花，晚上带领幼蜂把蜜汁吸进胃里，过会又吐出，再由另一工蜂吸进胃里，经过反复的一、二百次交舌，吞吞吐吐，才成蜂蜜。但人的思维实际操作起来，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活动，不像蜂酿蜜，仅过程而已，直到如今，还是一个难以用确定的模型来完成的复杂过程。
研究畲族的源流、历史，不能局限于对传说现象的描述，而是借助抽象力，根据新的考古发现等资料，得出历史的本来面目。
四、辩证方法
恩格斯强调：“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那么，科学研究迫切需要怎样的“理论思维”？他明确指出：“然而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②“自然科学家自己感觉到，这种纷扰和混乱如何厉害地统治着他们，现在流行的所谓哲学如何绝对不能给他们以出路。除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复归到辩证的思维，在这里没有其他任何出路，没有达到思想清晰的任何可能。”③同时,哲学也只有成为"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辩证哲学”，才能成为有生命力的现代哲学，“自然科学家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残渣，使哲学还得以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一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④
辩证法的本质，马克思曾经这样概括：“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⑤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也表明了这样的观点：辩证法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在它的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与黑格尔不同，认为辩证法不仅是一般的世界观，而且是可以运用于一切经验科学的方法。恩格斯说，“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重新提到显著的地位，并且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的事实，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⑥辩证法不仅是科学的世界观，同时是“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②即最科学的方法。并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之中，使它成为科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自己也说："朗格极其天真地说，我在经验的材料中‘以罕见的自由运动着'。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材料中的自由运动’只不过是对一种处理材料的方法——即辩证方法——的描述而已。”①列宁也对辩证法在历史领域运用中的意义作了精辟的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在有的地方，马克思也把他的研究方法直接称之为辩证法，但意思同辩证方法是同义的。在这个辩证方法中，最重要的是辩证思维方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把他制定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作为解决从理论上认识周围世界的"专有的方式”和“科学上正确的方法”。②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是通过改造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而来，在畲族源流研究中要坚持唯物辩证法。族谱、画卷、《高皇歌》等等，描述畲族的起源，表面上看，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且变得很快，几天时间，就由虫变成人，是唯心主义辩证法。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能把研究看成是一次性行为。从“实际”出发，达到了“是”，并且用“是”指导实践，证实了“是”，实现了“实事求是”。于是乎，实事求是也就完结了。这其实是把“实事求是”看成是一次性的行为。把实事求是看成是一次完成的认识活动，陷入认识误区的主要原因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首先表现在把认识看成是对孤立的“实例”的认识。即使是一个具体事物认识，它也受主体当时的立场、观点、方法等主观条件的限制，受当时实践水平的限制，还受客体及其发展程度的限制，因此不可能一下子为主体所完全认识。主体对一具体客体的认识的完成是相对的，认识某一级本质，还有更深层次本质有待于认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是由现象到本质,由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再到更深层次的本质，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把认识不断地推向深入、高级阶段。简单事物如此，复杂事物更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数千年的畲族历史，各民族的相互交融，就不能静态地从某一社会历史现象出发进行演绎，而是要按这一辩证方法，从动态的历史过程进行分析；通过矛盾统一体来剖析。
因此，全书在叙述方法上，采用“过程集合体”来进行表述；对畲族现存文化元素,不是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而是辩证地分析，分析其来龙去脉，产生、存在的原因，具体地分析其历史作用。
五、集成方法
集成方法是创新的重要方法。“创新”，源为美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概论》。熊彼特在其著作中提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它包括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产品，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新的组织形式。《孙子兵法》云：“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爱因斯坦也说，“创造性思维好像是一件组合的事”。可见，组合是极为常见的创新方法。其实就是信息的截取和处理后的再次结合。信息是个流，截取一段信息，对它进行收集、处理与加工，就能产生无限的创意。目前大多数创新的成果都是通过采用这种方法取得的。在当今时代，不但要组合创新，更重要的是通过“集成”进行创新。
《当代汉语词典》对“集成”的解释是同类著作的汇集。英语中，“整合”和“集成”同为“integration”,它来自于Integer这一词根，Integer来自于拉丁语的词根in和tangere,是融合、综合、成为整体、一体化的含义。所以，集成的内涵是主体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集合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行为和过程，是主体有意识有目的行为。从现实的角度看，集成体是系统，但它不是一般的系统，而是超巨型系统、复杂系统。超大系统不同于系统，正如系统论所说的“整体大于部分的之和”。从本质上说，集成强调的是主体行为性和集成体的形成的功能的倍增性。而这无疑是一种处理复杂问题的方法。整合是使一些要素形成新的整体功能向着实现总体目标方向进行的有效运作。系统不是整合，因系统是整合的载体、产物，整合是系统的根源、存在方式。整合在生理学中指的是中枢神经系统对感受器传播的信息的分析、综合活动；在心理学中指的是心理活动过程的结合；在思维科学中指的是思维对思维信息的加工活动。整合是集成，是一种活动，是一个过程。集成是主体的整合，集成思维范式的整合性是指：超越事物的系统，打破原有系统的限制，把思维的触角从本系统拓展到其他系统，系统的系统，从更高或更微观的层次，更广阔的背景和关系中进行整合，以达到对事物更全面、更合理、更科学的认识。集成思维范式是：整体——分析与综合——整合，即从集成体出发，通过分析与综合，求得最佳的整合效应。而“解决矛盾”与“发挥功能”，都还不是追求整体效应。近代的思维科学中，整合是人脑对思维信息的加工功能。因而，集成思维是指以人的目的为轴心，包括设定、评价、选择、整合、调整和实现目的而展开的人的思维活动过程及其相关样式。人不同于动物，动物是依赖本能消极地适应外部世界；人的实践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能够能动地改造世界，使世界合乎人的内在尺度的需要。主体的实践活动，只有目的明确，才能思路清晰、意志坚定、行为正确，并走向顺利的成功之路。即列宁所说的“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的意涵。总之，系统方法着眼于认知、自然、现实、结构、结果，整体性和结构性是系统方法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则。而集成方法强调的是价值性、主体性、整合性、动态性、协同性、倍增性。主体性、整合性、倍增性是集成方法最显著的特征。集成方法是对近代分析方法的否定，是对矛盾方法与系统方法的超越，它既集成了各种方法的长处又克服了它们的不足，它强调的是集成体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集成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双向交互作用的整合效应。
研究畲族源流、历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仅仅从某一学科某些方面进行推导，需要多学科多方面的综合研究，这就需要运用这一集成的方法。学科上，本研究从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分子生物学等各学科各方面进行归纳、集成，然后进行分析、演译。资料上，由于畲族是个散居少数民族，各地研究往往从本地的现象出发，资料分散，本研究通过"集成”各地资料从整体上科学分析。在表述方法上，本书不采用对他人研究成果用自己语言“转述”的方法，而是采用"引用"的方法，即集成他人的研究成果，这样更加尊重他人的成果，更有说服力。
六、实证方法
坚持唯物主义，承认包括人在内的自然存在物及其内部关系的先在性，就体现为一种以经验和事实为基础的实证的科学理论态度，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要求科学研究从“经验的事实”、“经验确定的事实”出发，最重要的是实证、实践证实。“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
提出真理是“实证真理”，甚至提出“实证的人本主义”，认为“实证的事物是合乎理性的”。
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如此说，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形成自己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后,就运用实证科学，主要是经济学、自然科学进行证实。正如列宁说：“马克思在40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社会各个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化了不下25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把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极详尽的分析。”①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当时暂且是个假设，“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②正因为他们用实证方法证实自己创立的理论，所以学界认为，青年马克思主要采用哲学批判的方法，从逻辑分析的理论高度创立唯物史观；中老年马克思主要运用经济学方法，解剖“市民社会”，使唯物史观由理论假设变成了活生生的科学。
他们特别注意用自然科学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要确立辩证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③当1858年恩格斯发现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转化原理时，就指出了这二大发现为他们理论提供了“例证”。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进行认真的阅读，并认为进化论证实了他们的观点。恩格斯在1859年7月14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说，“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止匕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做得这样成功。当然人们不能不接受笨拙的英国方法。”④马克思完全同意恩格斯的看法，并且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⑤1862年马克思"重新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6月1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达尔文学说与马尔萨斯理论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绘为'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绘为市民社会”。⑥恩格斯读了霍夫曼的《现代化学通论》后，1867年6月16日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这种比较新的化学理论，虽然有种种缺点，但是比起以前的原子理论来是一个大进步”。并且“的确是极其巨大的”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然科学对他们理论的证实太有意义了，就由恩格斯专门研究自然科学，用8年时间进行“脱毛”，其成果集中体现为《自然辩证法》这一著作。在“科学历史摘要”中，分析了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哲学意义后，指出“因此，不仅有了可能来说明有机自然产物中的现存者，而且也提供了基础，来追溯人类精神的史前时代，追溯人类精神从简单的、无构造的、但有刺激感应的最低级有机体的原生质起到能够思维的人脑为止的各个发展阶段”。①达尔文化的《物种起源》“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②以上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例证”、“证实”、"根据”、“根基”来论述19世纪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与他们所创立的理论之间的关系,用自然科学新成果证实自己的理论，使唯物史观理论牢固地竖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
研究畲族历史，实证就是要充分运用田野调查，特别是考古、分子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事实来进行证实。所以，书中不采用传统的用“祖图”、“高皇歌”、历史文献等为主来证明，而是用考古资料、分子生物成果来证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凡涉及畲族的新事象，我们都进行实地考证。通过实地考察，收集相关资料后，通过分析，形成观点,然后多次到实地进行反复印证，符合实际的进行运用，不符合实际的予以否定。下面再列举三例：
例一：畲族远古文化遗迹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大小报转载《仙居发现远古畲族文化遗迹》一文，该文破畲族族源之谜，畲族源于浙江仙居韦羌山。
浙江省仙居县韦羌山蝌蚪岩绝壁石刻，是中国八大神秘文化之一。据《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已发现神秘的、有待破解的原始文字或符号共八种，仙居的蝌蚪文在这八种文字中，发现时间最早，在南朝孙说著的我国第一部地方志《临海记》中就称韦羌山“上有石壁，刊字如蝌蚪”。二十四史中的《宋书州郡志》亦称"天姥山（韦羌山别名）与括苍山相连，石壁上有刊字科斗形，高不可识”。以释读难度论，亦惟蝌蚪文为最。当地的《万历志》和《光绪志》载，晋义熙年间，周廷尉曾以飞梯攀崖，拓下蝌蚪文，但拓本未见刊布传世。其后，台州守备阮铭以及宋朝仙居县令陈襄、清人潘耒等学者，曾入山寻觅，皆因山崖陡峭，难以攀缘而未果。陈襄《题韦羌山》诗云：“去年曾览韦羌图，云有仙人古篆书；千尺石岩无路到，不知科斗事如何？”潘耒在其《游仙居诸山记》中云,“韦羌山多奇迹，崖上有蝌蚪文，甚欲往观，而僧言地无居人。”
1994年5月26日，“安洲影艺社”组织了探险队，聘请捕蛇师朱世牙（韦羌山西麓淡竹乡官坑村人）作向导，由具有多年攀崖经验的山民潘余龙从崖顶悬索而下，在离崖面不到一米的近处拍摄照片。1995年8月23日，上海《文汇报》副主编徐作生先生应邀前往韦羌山实地勘察，根据当地电视台拍摄的录像及蝌蚪崖石刻图片资料，考证认定为中国畲族远古文化遗存。并于同月30日在该报发表《中国文化史一大悬案将被揭开——仙居发现蝌蚪文石刻》的报导，后他又“数次深人浙江、江西、福建三省的畲家村寨”
“进行了详细周密的勘查”，在“福建省畲族风情习俗研讨会”上提交论文《仙居韦羌山蝌蚪崖石刻考释》，认定畲族发源于仙居，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反响”。一文破了二大千古之谜：一是蝌蚪文之谜，二是畲族族源之谜。不久中新社即发表了《我国畲族文化遗迹首次在仙居发现》的消息，《人民日报》又作了《仙居发现远古畲族文化遗迹》的报导。《联谊报》一版载《我国畲族文化遗迹首次在仙居发现》，海外报刊也进行了转载。
这一“震聋发馈的观点”，对畲族的源流关系极大，我们也十分兴奋，希望这一发现是真实的，希望能早日一睹为快。但也有不少的畲族干部致电报刊、我们“畲族文化研究课题组”，认为徐先生的论证牵强附会，且把盘瓠=狗，狗作为畲族祖先，极大地伤害了畲族人民的感情，不利于民族团结。细读徐先生的《考释》，的确存许多疑问：文中说仙居属天台地区，然而浙江没有天台地区，只有台州地区；文中云蝌蚪崖200平方米，又说该崖宽50米、高40米，“50×40=200”？还有人名等存在问题。《联谊报》1996年8月6日四版《时代报告》栏发表寒柳的《仙居蝌蚪文之谜》报告文学，报道王银华探险经过，然后发出"蝌蚪文谁刻？何时刻下？为何刻？所刻何事？”等一系列"？”《浙江日报》8月17日也专载了一系列“？”
带着这一系列“？”，我们通过熟人与台州方面联系前往，开始答应接待，后来说王银华在杭州住院；再联系，又说照片被人拿光要重印；继续联系，说是照片看不出什么东西，一拖就是半年多。适逢农历年底，我们参加省里的一个会议，会议最后一天是考察（1997年1月29日），我们顺道赴仙居韦羌山考察蝌蚪文，因临春节，天气不佳，无法上山而返回。回家后，每天注意天气预报。根据气象预报，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四）这天能见度极佳，我们借了高倍望远镜后，再次赴韦羌山勘查、考察。聘请朱世牙之侄朱建兵为向导，穿莽林登悬崖，约二个多小时后，来至“蝌蚪岩”下最近处察看。此处距“外蝌蚪”和“里蝌蚪”只有80米左右，凭肉眼也能看清崖上石缝，未见有“文”；又用望远镜仔细搜寻，也未见。“外蝌蚪”只有几处镶嵌于平整的沉积岩上半凸的卵石和几条无规则的自然裂纹，与县文物办王子芳同志所拍摄照片类似。“里蝌蚪”则卵石也看不见。又递望远镜，请向导小朱看多次，他也说没有。我们反复看了半个多小时，下午四点才下山。在半山腰的树丛中，发现一大块大石头，其形状与上面岩崖对照，是上面裂开后掉下来的，上面有许多园形的石卵。联想到村民所说，相传远古时，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因仙居处于东海之滨），那么崖上一个个圆石头是沉积的结果。
第二天我们又专程去拜访了相关人员。原来，事实与报道有很大的出入：王银华陪同徐先生走到官坑村未爬山，就却步而回了。他说在"山腰”遇见釆药工潘银（余）龙，是撒谎。他说流经官坑村的小坑是“韦羌溪源头”，也误，它仅是韦羌溪的一小支流，韦羌溪流经淡竹乡政府所在地，也叫“十三都坑”。他"发现”的1.8米长的“男根”即在小坑东侧一块菜地后面，石壁峙立，约3米高，是两条由右上角向左下方斜的直石缝，再下一点还有同样走向的笔直自然裂缝三、四条，坑中还躺着一块中有直痕的长石条。整块石纹形如巴形，王当场就提出否定意见，说这是自然裂缝，徐却坚持说是远古人类“生殖崇拜意识”的表现。在西餐寺，我们采访拍照的潘余龙老人，他告诉我们说，他下蝌蚪崖共两次，第一次摸到一个个圆石头，约15公分直径，半个粘在岩壁上，石头光光的，没有花纹，就象碗扣在上面，王银华说那就是，再拿了调好的照相机缘绳爬下去拍了5张照。在西餐寺理事会主任吴兴毫的支持下看了韦羌山风景区地图和安洲影艺社拍摄的17分钟的录像。在仙居县文管会，我们看了他们摄的照片，前任负责人王子芳说：“只右上角的近似方形影痕和平直的两边似人工斧凿的痕迹。”“那么王银华拍的照片呢？”“也差不多。”那么“犬”等怎么识人出来的？仙居县文管会的同志说他们是用钢笔画出来的。我们从录像中也看到一个很快的镜头。录像是王银华拍的，主要介绍韦羌山西餐寺风景区的自然景观，用英文显字英语解说。录像出现王银华等上山，潘余龙拴绳爬崖后，接着就出现“蝌蚪文”照片的画面了，只见两只手在“文”上按白纸，很快地用笔在白纸上画出像猫的头，耳短脸圆，有口、眼，很快又掀起白纸一角，显露下面所垫照片的部分“蝌蚪文”；又再按白纸，用笔画出几块云形轮廓，动作之中，配英文解说。
“男女裸身舞蹈”等均未见。由此可知，韦羌山“蝌蚪岩”并不存在什么蝌蚪文，即使《台州府志》和《仙居县志》所云在晋义熙年间发现，距今也已1500余年，早已风化漫失。因我们在韦羌山脚一座清乾隆十一年冬立的古墓碑（是浮雕式），裸露“天长地久”四字，只须轻轻一摸，石沫就掉落下来了。
至于如何把“蝌蚪文”与畲族联系起来，那更是牵强附会；把“畲族发源于仙居等地”说得若有其事，还找了一些“旁证”来说明畲族是从仙居由北南迁到广东的。徐所用材料有三：一是把韦羌山与福建华安汰溪仙字潭崖刻相附会，二是引用福建、广东两本畲族宗谱，三是"从语言上考证”。
建设部、国家旅游局专家和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带了研究生也去考察了一星期。他们认为“韦羌山蝌蚪岩并非什么文字，而是自然风化的结果”。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陈安泽研究员指出，凸起“肉瘤''的石头，可能仅仅只是一种酸性的火山岩,系天然形成。
例二：盘姓考证
20世纪90年代，我们编写《浙江省少数民族志》时，了解到临安市有盘姓畲民，但编写组的一位专家说，去了解过了，是蓝姓改过来的。所以当时就没有写进志书中。
2010年6月，笔者在杭州给杭州市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讲《畲族文化》，提起盘姓,并到临安进行考证。调查中得知，80年代去调查的二位同志，进村后，问了一家盘姓，的确原来是姓蓝的，是蓝姓到盘姓家当“儿子”的，所以改成姓盘的。于是二位调查人就到临安县城住下来，并撕下笔记本一张纸，写下：盘姓是蓝姓改过来的。而我们（陪同的有临安市委统战部老领导、民宗局的干部）到沈塘村后，不是问一人，而走了多家。有蓝姓改为盘姓的，也有陆姓到盘家成为盘姓，后来又改为陆姓的。最后到盘土根家，他家一直姓盘，并且能讲一口流利的畲语、唱畲歌，认同是从广东凤凰山迁徙而来。同时，我们还到附近的畲村进行调查。第四次还专门邀请厦门大学人类学所的老领导——郭志超教授一同前往考证。经过全方位、四次考证后，最后认定沈塘村盘姓是畲族。
例三、德化发现千年祖图
2005年9月《泉州晚报》、电视台等媒体报道：德化文史界人士在龙门滩镇大溪畲族村发现一幅《畲族祖图》。该图是福建省迄今为止发现的画幅最长、画面最丰富的畲族祖图。这幅古图由大溪村兰氏家族保存，至今已有1000多年。该图长10米，宽40厘米,用宣纸彩绘，画工精美，图文并茂，描绘了关于畲族祖先狗头王的传说和畲族举行祭祖活动的场景。因年长日久，画面纸质发暗，己显破旧并有污损，总计已经过三、四次的装裱修复了。德化县文史界人士称，这幅连环画卷，堪称畲族史画卷，是罕见的大型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画，图中绘画的婚嫁、丧葬以及祭祖场面壮观，对研究畲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实物佐证。
报道还说，据兰氏族人兰秋华介绍，这幅《畲族祖图》以连环画形式，记载了畲族始祖神犬出世、立功及被招为驸马的故事。畲族是中国一个古老的民族，现只有福建、广东和江西三省仍有聚居，位于龙门滩镇大溪畲族村就是其中之一。当地村民自称为“山哈”，意为住在山里的客户。传说他们是从潮州凤凰山迁移至泉州，再转往德化，至今有千年历史。畲族人非常重视祭祖，每年农历二月、七月和八月的十五为祭祖日。据族人介绍，他们举行祭祖活动时，都要把这幅传世之宝的祖图拿出来供奉，祖先绘制《畲族祖图》是让畲族后人牢记他们的民族历史。①
能有1000多年的“祖图”吗？2006年12月14日,笔者在泉州作完讲座后,在泉州市委党校二位教师的陪同下，赶往德化。兰氏族人把“祖图"送到县城让我们考证。我们从“祖图”的纸质、彩绘、画工、式样、文字，特别是图的内容看，与其他地方的图一样，亦是清代的作品。只是因保管不善，出现“纸质发暗，已显破旧并有污损”而已。
本研究采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学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一生致力于人的解放，进行了人类学研究。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看，他们读过康德、赫尔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人类学著作，也读过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孟德斯鸠等人的经验人类学作品，还不至一次地阅读了达尔文、巴斯蒂安、梅因、巴霍芬等人类学的著作，并广泛阅读史前欧洲、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美洲印第安社会，以及中国的历史文献。合作撰写了大量人类学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深刻地论述了人的本质、个人与社会、冲突与控制，以及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揭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世界上首部关于城市民族志的著作；《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拉近了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两大分支学科及其二级分支学科间的关系；《马尔克》和《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具有特别浓厚的历史人类学味道；《反杜林论》破除了社会发展的单一模式，探讨了东方国家的起源，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属性等问题。在这些大量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形成了自身理论与研究方法，他们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恩格斯的“临终遗言”是“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而且认为，马克思在创立理论时首先解决研究方法问题。如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
之前，首先“就得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②列宁也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说明历史的方法。”③并且肯定了普列汉诺夫在190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关于"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方面的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就是他们制定了正确的方法”的观点。④
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方法（包括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一、批判方法
批判（Critical）一词来自于希腊词“critic”（kritikos）。其意思是提出质问、弄清楚、进行分析。批判性思维（criticalthinking）是指对于某种事物、现象和主张发现问题所在，同时根据自身的思考逻辑地作出主张的思考。批判的方法，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首要方法。列宁曾说，马克思“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①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创立活动是在对旧世界的批判中出场的，研究方法是在批判旧的认识方法过程中解决的。在给卢格的信中说：“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②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面系统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的批判哲学”及其认识方法，指出这种哲学是对黑格尔现象学思辨哲学体系的拙劣抄袭和“神学漫画”，是以抽象思辨的研究方法对黑格尔借用的费希特的“自我意识”范畴予以形而上学地、片面地、绝对化地夸大而形成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由于对旧的研究方法的批判，从而形成新的科学的研究方法，直接导致他们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并且恩格斯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③总之，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灵魂和终生使命。他们关切的不是理性逻辑而是人类命运，终生为之奋斗和献身的目标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
对畲族族源、历史的研究，尤其需要用批判的方法，这是由于畲族是少数民族，封建社会一直受岐视，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撰写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如广东省少数民族资料摘编的《明实录》，书中对畲族的有关记载，几乎都是封建朝庭如何征剿、如何平叛乱之类；封建统治者歧视少数民族，对畲族的历史不但记载少，且不实，史书上记载的畲族历史往往是被污名化的历史；历史上苗、瑶、畲没有严格区分；畲族有语言，没有系统文字，对自己的族源、历史只能是口口相传，许多不可信，因而，历史与现实中许多观点需要批判。
以“狗王寮”与“祖坟”为例。
《关于畲族的来源与迁徙》等文中指出：“值得提起的，在凤凰山群峰中，有两个历史遗迹：一个为狗王寮，一个为陈吊王寨。狗王寮，村名，位于凤凰山海拔600米-一700米的一个山坳中，这里已经没有畲族了，仅有从距20公里外的下埔迁来的汉族7户，37人，搬到这里来已有200年的历史了。据说，他们的祖公迁来时，这里已经没有人家了，开好的水田和茶园，已经荒芜，然而田基还是完好的，说明这里曾经有人居住过。据雷楠同志说，传说山犁、碗窑等村的畲族就是从狗王寮迁来的。”①有的研究根据这段文字，论证"狗王”的存在，畲族的始祖是“狗王”。果真如此吗？
1982年，也就是此文的头一年，施联朱、朱洪、张崇根、李筱文、娜西卡5人专门考察过“狗王寮”，在《广东潮安县凤凰山区畲族情况调查》的《狗王寮的历史与名称》中是这么写的：
潮安凤凰公社凤北大队有个自然村名狗王寮。它虽然是汉族居住的地方，但这个地名与畲族历史传说相一致，究竟畲族是否在那里居住过？为此，我们专门到狗王寮去了解情况。
从凤凰公社所在地坐车约一个小时到达工东林埸，从林埸上山到狗王寮约走半个钟头。狗王寮村座落在海拔600米——700米的山坳中。全村现有汉族7户37人，全部姓文。据村里老人讲，他们是从下埔（距狗王寮20公里）搬到这里来的。到此已有六代约180-200年。社员文锡情今年63岁，他是文姓搬到此地的第四代。他们的祖公因为山外面人多地少，就从下埔搬到这里，开始来时1户2人。与他们的祖公差不多同时期搬到狗王寮的还有一户余姓人家，但不久就搬走了。在他们的祖公没有搬到狗王寮之前，听说这里有一户姓侯的，但搬到这里时已经没有人家了，只有开好的水田和茶树，田已荒了，长满了草，但田基还是好的。
据老人回忆，狗王寮原名高峰寮，在100多年前就叫狗王寮了。狗王寮村社员翁妙（女，77岁）讲，她7岁时当童养媳到这里来时，此地已经叫狗王寮了。为什么叫“狗王寮”？我们听到三种不同的说法：①说因那里有一座山型形状象狗，故命名.②“高峰寮”潮州语音相似，叫来叫去就变成狗王寮了。③传说很早以前，住在高峰寮文姓一个老姑姑叫人家杀了。这里一条狗就跑到下埔去报告，大家觉得这条狗很好，所以就改地名为“狗王寮”。
狗王寮村的社员从来没有听过畲族及其历史传说。
本人于2014年12月21日参加福建省畲家企业商会组织的“畲家梦潮州行”，2015年12月5日与福建省原民族宗教厅副厅长雷斌等人到凤凰山的山犁、碗窑畲族村调研,广东凤凰山畲族文化研究领军人物雷楠（山犁村人）多次提起“狗王寮”之事。雷楠说,他与施联朱及汕头、潮州统战部同志一起去调查过“狗王寮”。“狗王寮”名称来源于清代。清代，居住在这里的是汉族文姓，有一户人家的一男子带着一只狗到离村几里路的山上搭棚刀耕火种。好长时间男子与狗没回家。有一天，这只狗回家中，围绕其家人不停地转，且不断地叫。家人猜测山上可能出事，于是就跟随狗到山棚中，果然发现其兄病在床上不能动。家人把其抬回家，治好病后，认为这只狗有灵性，于是称这只狗为“狗王”，其地称为“狗王寮”。可见，“狗王寮”与畲族根本不沾边，且清代与盘瓠时代差4000多年。雷楠也没有讲过山犁、碗窑等村的畲族是从狗王寮迁来的。在本书稿撰写过程中，担心有错，又专门电话联系雷楠（2016年3月25日12：09-12：18）,雷楠说：“没有，没有！我没有讲过山犁、碗窑等村的畲族是从狗王寮迁来的。”2016年7月16日的，我们第五次到凤凰山上调研，雷楠闻讯也来到乌泰山山顶，在座谈中，再一次重复了“狗王寮”是清代汉族的事、与畲族根本不沾边，没有讲过山犁、碗窑等村的畲族是从狗王寮迁去的。
畲民中有一个传说，其始祖不愿为官，而到凤凰山上开基，以狩猎为业，因不幸被山羊所伤，死于岩下，葬于凤凰山。相传祖坟碑碣题铭繁多，“皇恩赐葬狗王之墓”、“南山祖墓”、“狗王之墓”等等。一直以来，不少畲民都相信自己的"祖坟”在凤凰山。被学者们称为畲族“史诗”的《高皇歌》，歌中唱道：“凤凰山上安祖坟，旺出后代好子孙。”所谓的“祖图”，都画有凤凰山祖坟。族谱开头也都画有祖坟的具体方位。《广东潮安县凤凰山区畲族情况调查》中，也提及凤凰山上有一座墓之事。“凤凰山有一口坟墓，中间有一块碑，上写‘皇设（敕？）狗王墓'（疑即盘瓠王墓）。两傍有石旗杆，中间仅能容一条牛通过。万峰林场有位60多岁的老人韦栋，说他小时候放牛时亲眼见过。”①
许多年来，凤凰山的畲族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寻找祖墓，他们踏遍了凤凰山的每一条沟壑、每一个土坑。1986年10月，终于在凤凰髻下悬崖边，发现了韦栋小时所见的坟墓。
广东民族研究所领导朱洪、姜永兴考察后，在《凤凰山祖坟之迷》中说，墓的方位与传说、图等基本相符，“但墓主人的确凿身份及族属，以及断代的问题，因墓垄尚未挖掘，还难作结论。上述论述，只是初揭‘祖坟’之谜，至于此墓即是所谓'狗王墓’，当属无稽之谈”。②2002年10月16日，浙江苍南县政协主席雷必贵等，考察了这一“畲人墓”，“由于天气骤变，云雾漫山飞涌，早已罩满多个山头，到中午十二时多竟下起雨来,一班人被迫提前返回，未能拍下周围山势照片。”回来研究的结果，也同样认为，如果是畲族人的墓，只能是凤凰山上畲族先人之墓，不可能是畲族始祖之墓。③
为了能看清墓的细节，笔者于2005年7月初，通过凤凰山的雷楠，花一个月工资请半山腰官头畲村三位文姓劳动力，事先砍出一条山路，用红色塑料布扎在路边的树枝上作标志。根据气象预报，月中凤凰山天气晴朗。于是一行5人提前一天住凤凰镇，第二天一早，在文向导的带领下，换乘凤凰镇的越野车达凤凰髻下的一小山顶，然后沿事先砍出的路前行。翻过三个小山岗后，在接近坡顶较平缓处，有山石垒成的屋基和地基，说明这里早期有人在此生产、生活过。再越过山岗，在坡度不大的山坡上有一岩石，也有裂缝，高度才2米，附近没有树木，只有小灌木，这可能是人称之的“山羊石”。石缝利于抓山羊，但石缝只有2米高，在此处抓山羊一般不会出现生命危险。
再向前走10米，就是坟墓。
墓的朝向、墓式与宗谱、“祖图”（德化、浙江）画的基本相同。墓碑左右两则构以石条，宽各为18厘米；墓碑上方用弧形石压顶，中间厚13厘米；碑下方是石条铺成。
墓碑左首（漳州方向）从高到底紧坚四块山石，并成弧形向外伸展，而右首却只有三块。墓埕分三进。
我们与凤凰山区宋、明时代墓比较，从墓式看，山下宋代墓是土堆前立一碑；明代中后期的墓是“椅子式”，这一墓也属于“椅子式”。
墓碑根本没有文字，更不存在“繁多碑碣题铭”；也看不出有人工刻划过的痕迹。如果是如宗谱所写，后来有重修，一定有刻痕或者有文字，但都没有。两旁也没有石旗杆,因此，即使是畲族人的墓，也只是明代一畲族先人的墓而已。
二、唯物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唯物的方法称为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唯一科学的方法：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
唯物的方法，就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并强调指出：“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①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吸取和引出关于外部世界的结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原则不是被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观点”。②因而，对畲族的历史研究，不能从已有的结论出发，也不能从观念出发。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的唯物方法不同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旧唯物主义的方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想像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像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白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并且这种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①这就是说，唯物的方法决不是先验地构成康德式的知识概念，也不是重蹈黑格尔把理论的具体当作现实的具体的错误，具体的历史研究必须从具体实践活动中去重新发现某个时代的各种各样的基本条件和关系以及这些条件和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关注那些千差万别的经验事实，再现历史的基本过程和全部丰富性。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马克思就提出了他们的研究对象和创立与这样的研究对象相应的方法。并指出他们的方法与旧唯物主义方法的区别：“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理解“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也就是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旧哲学“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即不能理解人的对象性活动在于“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而新唯物主义认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即“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而，以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唯物主义方法，就是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对畲族的源流、历史的研究，就不能从传统的观念、主观想象、猎奇心理出发，不能为写作而写作，也不能从原有的文化事象出发，更不能从“传说”、“听说”、“据说”、“某某说”、“书上说”出发，而是要深入进行田野调查，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特别是从社会实践出发，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认识的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畲族的族源，现实中的确有族谱、画卷、《高皇歌》等等，但这些都是神话传说，文学作品，是社会意识，不是社会存在；它是客观存在，但不是客观实在；它不是第一性的，是第二性的。研究畲族的源流，不能从族谱、画卷、《高皇歌》等等出发，而要从中国的历史出发，特别是从凤凰山地区的历史出发，尤其是要从大量的考古资料出发，因埋藏在地下的古代物品真实地记录历史。
畲族的族谱与其他一些地方族谱一样是不太靠谱的。北京有的专家说“畲族的族谱全是假的”，这话说出畲族的族谱的不真实性，当然其不真实性主要是指其来源，后面三、五百年的世系还真实的。的确如此，畲语称修谱为“shao bo”，译为汉语是“造谱”。族谱基本上是清代“造”的，前面数千年的历史、特别是源，无法搞清，只好用神话传说。如浙江苍南县政协主席雷必贵，对该县雷姓族谱形成进行了考证。原来，该县雷姓族谱是清代贡生雷云把神话传说与当时能回忆的世系组合而成，后来其它各村效之。
只有从第一性的客观实际出发，第二性文学作品等等才能得到社会认可，才有生命力。如著名作家张抗抗，2014年4月10日在浙江云和釆风，写下《云和梯田》一文。云和梯田是畲民所建，文中没有一字涉及云和梯田景点中导游喧染的畲族“美丽传说”，即盘瓠神话传说。而用自然的景观，“似一个硕大的环状天池，嵌于青葱滴翠的崇山峻岭之间。坦坦荡荡、起起伏伏、层层叠叠……”，一年四季的变化,“春梯田，是一轴淡淡的水墨画。”“夏梯田，是一帧精美绝伦的绣品。”“秋梯田，是一幅色彩浓郁的油画。”“冬梯田，是一幅轮廓分明、庄严冷峻的黑白木刻。”畲族山民的勤劳与智慧，“云和梯田已有千年历史。由闽北迁徙浙南的畲族山民，是云和梯田最早的垦殖者。”“聪明勤劳的农人先祖，用锄头镰刀和汗水，伐去山上的灌木与荆棘，挖去乱石拣尽杂砾，在高低起落的坡地上，经年累月日复一日，开垦出一小块一小块、一小片一小片的田地。或宽或窄的梯田，一长条一小块，不规则地依山势上下伸展。”“历经千百年实践，先人积累了垦种梯田的丰富经验。无论何样贫瘠陡峭的山地，但凡人迹所至之处，就有了人造的梯田。梯田以水田、树木、竹林调节气候，保持四季的气温与湿度，建立起一个自我循环的生态环境，具有固化山体植被、保护水土流失之功。”“梯田之美,美在其依山势而筑，因地制宜，顺其自然。”“梯田之美，美在其多样化。”“梯田之美，美在其山水与耕地的完美交融。”“梯田之美，美在农人超常的耐力和智慧。”坚持唯物主义，因而成为佳作，《人民日报》等多家报刊转载。2015年山东省高考语文卷节选了《云和梯田》，并使之成为考题。
又如，杭州市莪山畲族乡利用高山的自然山水，充分挖掘畲族山村原有各种建筑资源，形成自身的特色，比此地其他景点通过"美丽传说”吸引人更吸引人，民宿虽房价高达每晚每人为1000〜1800元，还是一房难求，要提前二个月才能订到房。
唯物主义方法，用中国语言表达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是求出“是”，实现“实事求是”的前提和基础。因此，陈云同志说，讲实事求是，首先是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同志指的“实事”是“一切事物”，“实际”是全国全省全县全区的实际，而不是个别事实。这和列宁《辩证法的要素》第一条"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是一致的。这里括号中的说明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达到“客观性”的途径，实事的内涵与外延。因为，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决不可能孤立的，而是以其他事物为条件，与其他事物处于多种多样的关系中，一切都是互为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事物互为关系，互为前提，从而构成世界统一整体。事物的联系，构成事物自己的运动、变化、发展，呈现为“过程的集合体”。只有掌握了这些关系的全部总和，我们才能理解这一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才能坚持客观性，才是“实事”。
如，畲族有无自己的语言、畲语与客家方言的关系，也是涉及畲族源流的一个热点问题。学术界有的认为，畲族说的是客家话；也有的认为，客家说的是畲族话。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谓是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而占主导地位的是前一种观点。认为“畲族说的是客家话”的观点。之所以得出“畲族说的是客家话”的观点，首先是没有把握“实事”。研究畲语的汉族学者，不懂得畲语。调查地点选取在交通方便的畲汉杂居村；调查对象是会畲汉双语的教师、干部；调查内容是根据自己设计好的语言请畲民回答，不是问古代的词语，而问“人民公社好”、“共产党好”等一类现代词，三句话一问，就得出“畲族说的是客家话”的观点；总是在畲语中找客家话，把相同的词全都归到客家话中；没有从客话中找畲族词语。这是典型的从“实例”出发。
从“实事”出发，就是要作大量的、全方位的畲族语言调查，调查地点要选在交通不便、与外界交流较少的畲族居地；调查对象是不大会汉语的畲民：调查时要问古代的生产、生活用语。近年广东会畲语的雷楠，运用这一方法，从广东凤凰山调查到安徽的云梯畲族乡，发现畲民语言80％以上相同；与客家话代表地--梅县的客家话比较，也近80％相同。两个80％相同，说明并不是“畲族说的是客家话”，而可能是相反。
在田野调查中，有的学者为了能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对族源敏感问题，采用所谓的“规避”的方法，即畲民说的“taowa”。在畲民没明白提问的语境下，把畲民的话"套”出来，这也是违背唯物主义的。向畲民调查时，坚持唯物主义，就是要在提问前，告诉调查对象，你提问、调查的目的；更不能选择调查者所需要的对象，尽可能运用大数据的问卷方法。
这也就是坚持唯物主义方法，不能用价值判断取代事实判断。现实社会中，不同主体对同样的客体却产生不同的“实事”；有的人不想、不愿、甚至不敢实事求是。其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方法上看，重要的是把“实事求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两个不同的判断。事实判断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存在及其过程、性质和规律的认识、把握及断定。其对象是实事本身，即对象自身的状态、性质和规律；是关于客体自身；目的在于查明事实真相，把握事实的性质和运行的规律，进而达到对事物的正确认识，也就是“实事求是”；衡量的尺度是事实本身的真实情况，越是与事实本身的真实情况一致,则事实判断的成效就越大，反之则就越小。而价值判断是主体对客体、主体对对象的意义和效应的认识、把握和断定。其对象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即对象的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目的是了解客体对于主体的利害关系，在于追求价值；衡量的尺度是主体需要以及客体对它的满足程度；对客体进行价值判断是主体进行价值选择、实施价值行动、确立价值取向，进而达到价值最大化的条件。用价值判断取代事实判断,由于主体价值观的不同，产生对判断对象“实事”的认识不同，不是客观地把握客体本身，而是用客体对主体的价值来确定；目的不是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是关心客体对主体的利害关系；衡量的尺度不是与事实相一致的程度，而是主体的需要程度。相应的是“求”的方法也会不同，从而得出不同的“是”。甚至由于主体价值观的狭隘性，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出现严重冲突，欺骗、说谎、颠倒是非等是其典型表现。
根据唯物主义方法，从客观实际出发，我们多次深入福建闽南地区、广东凤凰山区,三次到皖南云梯畲族乡，走访了福建、浙江、江西的大多数畲族乡村。出于对比研究的需要，三次去河南、二次去陕西、二次去山东、还去了北京、河北、贵州、云南、重庆、台湾等省（市），收集了大量资料，进行实地考察。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积累的畲族资料进行了反思，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才开始写作。
三、抽象方法
抽象的方法，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必备方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①社会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相反，社会历史是人活动的产物，人的活动都是有目的的，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因此，传统的方法，是把人的动机、特别天才人物的动机作为历史现象的原因、动力。其实，动机背后还有原因，原因之原因才是社会的本质。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旧唯物主义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因此，它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旧唯物主义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东西；而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①“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②研究畲族历史，就要从中国历史的全过程，特别是民族共同体的整体上来把握，寻找动力之动力、原因之原因。中国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曾经强大，但如今不存在了，而畲族却仍然存在，其中必有其原因。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特别注意运用抽象力来形成科学理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中系统阐述了他所运用的是抽象的方法，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④在《资本论》中说，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象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还说："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⑤恩格斯说“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但逻辑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⑥
缺乏抽象力，得到的不是“是”而“感觉”。感觉是认识的起点，感觉是人的感官对客体的个别属性的反映，是关于事物表面现象的认识，是丰富多彩的。“是”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规律是事物内部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稳定的、狭隘的。感觉与规律的关系，是起点和终点的关系。感觉的综合、升华，到本质，本质的更深层次，才是规律。把“感觉”=“是”，不按规律办事，现实研究中表现为“跟着感觉走”，人云亦云。
缺乏抽象力，就不会“求”，只好借助于直觉。研究过程中，经常存在这种现象，对某一畲族事物进行认识、认定后，问之，凭什么？答曰：直觉。有的出于价值判断，往往否定新的发现，其理由也是“凭我的直觉”。非但理直气壮，且非常的时髦。也就是说,用“直觉”来“求是”，把“求”=直觉。“求”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客体进行认真细致地观察，从而获得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而又切合实际（不是错觉）的感性材料，再借助于抽象思维对这些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制作过程中，要运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整体与部分、抽象与具体、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等逻辑思维方法，才能揭示本质,形成概念、判断。并且还要运用顺向思维与逆向思维相统一等创造性思维方法，才有可能概括出本质，“求”出“是”。这一过程，有的人认为同蜜蜂酿蜜相似，白天工蜂不停地访百花，晚上带领幼蜂把蜜汁吸进胃里，过会又吐出，再由另一工蜂吸进胃里，经过反复的一、二百次交舌，吞吞吐吐，才成蜂蜜。但人的思维实际操作起来，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活动，不像蜂酿蜜，仅过程而已，直到如今，还是一个难以用确定的模型来完成的复杂过程。
研究畲族的源流、历史，不能局限于对传说现象的描述，而是借助抽象力，根据新的考古发现等资料，得出历史的本来面目。
四、辩证方法
恩格斯强调：“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那么，科学研究迫切需要怎样的“理论思维”？他明确指出：“然而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②“自然科学家自己感觉到，这种纷扰和混乱如何厉害地统治着他们，现在流行的所谓哲学如何绝对不能给他们以出路。除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复归到辩证的思维，在这里没有其他任何出路，没有达到思想清晰的任何可能。”③同时,哲学也只有成为"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辩证哲学”，才能成为有生命力的现代哲学，“自然科学家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残渣，使哲学还得以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一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④
辩证法的本质，马克思曾经这样概括：“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⑤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也表明了这样的观点：辩证法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在它的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与黑格尔不同，认为辩证法不仅是一般的世界观，而且是可以运用于一切经验科学的方法。恩格斯说，“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重新提到显著的地位，并且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的事实，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⑥辩证法不仅是科学的世界观，同时是“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②即最科学的方法。并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之中，使它成为科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自己也说："朗格极其天真地说，我在经验的材料中‘以罕见的自由运动着'。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材料中的自由运动’只不过是对一种处理材料的方法——即辩证方法——的描述而已。”①列宁也对辩证法在历史领域运用中的意义作了精辟的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在有的地方，马克思也把他的研究方法直接称之为辩证法，但意思同辩证方法是同义的。在这个辩证方法中，最重要的是辩证思维方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把他制定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作为解决从理论上认识周围世界的"专有的方式”和“科学上正确的方法”。②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是通过改造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而来，在畲族源流研究中要坚持唯物辩证法。族谱、画卷、《高皇歌》等等，描述畲族的起源，表面上看，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且变得很快，几天时间，就由虫变成人，是唯心主义辩证法。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能把研究看成是一次性行为。从“实际”出发，达到了“是”，并且用“是”指导实践，证实了“是”，实现了“实事求是”。于是乎，实事求是也就完结了。这其实是把“实事求是”看成是一次性的行为。把实事求是看成是一次完成的认识活动，陷入认识误区的主要原因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首先表现在把认识看成是对孤立的“实例”的认识。即使是一个具体事物认识，它也受主体当时的立场、观点、方法等主观条件的限制，受当时实践水平的限制，还受客体及其发展程度的限制，因此不可能一下子为主体所完全认识。主体对一具体客体的认识的完成是相对的，认识某一级本质，还有更深层次本质有待于认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是由现象到本质,由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再到更深层次的本质，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把认识不断地推向深入、高级阶段。简单事物如此，复杂事物更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数千年的畲族历史，各民族的相互交融，就不能静态地从某一社会历史现象出发进行演绎，而是要按这一辩证方法，从动态的历史过程进行分析；通过矛盾统一体来剖析。
因此，全书在叙述方法上，采用“过程集合体”来进行表述；对畲族现存文化元素,不是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而是辩证地分析，分析其来龙去脉，产生、存在的原因，具体地分析其历史作用。
五、集成方法
集成方法是创新的重要方法。“创新”，源为美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概论》。熊彼特在其著作中提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它包括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产品，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新的组织形式。《孙子兵法》云：“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爱因斯坦也说，“创造性思维好像是一件组合的事”。可见，组合是极为常见的创新方法。其实就是信息的截取和处理后的再次结合。信息是个流，截取一段信息，对它进行收集、处理与加工，就能产生无限的创意。目前大多数创新的成果都是通过采用这种方法取得的。在当今时代，不但要组合创新，更重要的是通过“集成”进行创新。
《当代汉语词典》对“集成”的解释是同类著作的汇集。英语中，“整合”和“集成”同为“integration”,它来自于Integer这一词根，Integer来自于拉丁语的词根in和tangere,是融合、综合、成为整体、一体化的含义。所以，集成的内涵是主体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集合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行为和过程，是主体有意识有目的行为。从现实的角度看，集成体是系统，但它不是一般的系统，而是超巨型系统、复杂系统。超大系统不同于系统，正如系统论所说的“整体大于部分的之和”。从本质上说，集成强调的是主体行为性和集成体的形成的功能的倍增性。而这无疑是一种处理复杂问题的方法。整合是使一些要素形成新的整体功能向着实现总体目标方向进行的有效运作。系统不是整合，因系统是整合的载体、产物，整合是系统的根源、存在方式。整合在生理学中指的是中枢神经系统对感受器传播的信息的分析、综合活动；在心理学中指的是心理活动过程的结合；在思维科学中指的是思维对思维信息的加工活动。整合是集成，是一种活动，是一个过程。集成是主体的整合，集成思维范式的整合性是指：超越事物的系统，打破原有系统的限制，把思维的触角从本系统拓展到其他系统，系统的系统，从更高或更微观的层次，更广阔的背景和关系中进行整合，以达到对事物更全面、更合理、更科学的认识。集成思维范式是：整体——分析与综合——整合，即从集成体出发，通过分析与综合，求得最佳的整合效应。而“解决矛盾”与“发挥功能”，都还不是追求整体效应。近代的思维科学中，整合是人脑对思维信息的加工功能。因而，集成思维是指以人的目的为轴心，包括设定、评价、选择、整合、调整和实现目的而展开的人的思维活动过程及其相关样式。人不同于动物，动物是依赖本能消极地适应外部世界；人的实践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能够能动地改造世界，使世界合乎人的内在尺度的需要。主体的实践活动，只有目的明确，才能思路清晰、意志坚定、行为正确，并走向顺利的成功之路。即列宁所说的“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的意涵。总之，系统方法着眼于认知、自然、现实、结构、结果，整体性和结构性是系统方法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则。而集成方法强调的是价值性、主体性、整合性、动态性、协同性、倍增性。主体性、整合性、倍增性是集成方法最显著的特征。集成方法是对近代分析方法的否定，是对矛盾方法与系统方法的超越，它既集成了各种方法的长处又克服了它们的不足，它强调的是集成体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集成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双向交互作用的整合效应。
研究畲族源流、历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仅仅从某一学科某些方面进行推导，需要多学科多方面的综合研究，这就需要运用这一集成的方法。学科上，本研究从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分子生物学等各学科各方面进行归纳、集成，然后进行分析、演译。资料上，由于畲族是个散居少数民族，各地研究往往从本地的现象出发，资料分散，本研究通过"集成”各地资料从整体上科学分析。在表述方法上，本书不采用对他人研究成果用自己语言“转述”的方法，而是采用"引用"的方法，即集成他人的研究成果，这样更加尊重他人的成果，更有说服力。
六、实证方法
坚持唯物主义，承认包括人在内的自然存在物及其内部关系的先在性，就体现为一种以经验和事实为基础的实证的科学理论态度，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要求科学研究从“经验的事实”、“经验确定的事实”出发，最重要的是实证、实践证实。“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
提出真理是“实证真理”，甚至提出“实证的人本主义”，认为“实证的事物是合乎理性的”。
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如此说，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形成自己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后,就运用实证科学，主要是经济学、自然科学进行证实。正如列宁说：“马克思在40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社会各个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化了不下25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把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极详尽的分析。”①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当时暂且是个假设，“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②正因为他们用实证方法证实自己创立的理论，所以学界认为，青年马克思主要采用哲学批判的方法，从逻辑分析的理论高度创立唯物史观；中老年马克思主要运用经济学方法，解剖“市民社会”，使唯物史观由理论假设变成了活生生的科学。
他们特别注意用自然科学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要确立辩证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③当1858年恩格斯发现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转化原理时，就指出了这二大发现为他们理论提供了“例证”。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进行认真的阅读，并认为进化论证实了他们的观点。恩格斯在1859年7月14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说，“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止匕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做得这样成功。当然人们不能不接受笨拙的英国方法。”④马克思完全同意恩格斯的看法，并且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⑤1862年马克思"重新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6月1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达尔文学说与马尔萨斯理论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绘为'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绘为市民社会”。⑥恩格斯读了霍夫曼的《现代化学通论》后，1867年6月16日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这种比较新的化学理论，虽然有种种缺点，但是比起以前的原子理论来是一个大进步”。并且“的确是极其巨大的”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然科学对他们理论的证实太有意义了，就由恩格斯专门研究自然科学，用8年时间进行“脱毛”，其成果集中体现为《自然辩证法》这一著作。在“科学历史摘要”中，分析了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哲学意义后，指出“因此，不仅有了可能来说明有机自然产物中的现存者，而且也提供了基础，来追溯人类精神的史前时代，追溯人类精神从简单的、无构造的、但有刺激感应的最低级有机体的原生质起到能够思维的人脑为止的各个发展阶段”。①达尔文化的《物种起源》“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②以上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例证”、“证实”、"根据”、“根基”来论述19世纪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与他们所创立的理论之间的关系,用自然科学新成果证实自己的理论，使唯物史观理论牢固地竖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
研究畲族历史，实证就是要充分运用田野调查，特别是考古、分子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事实来进行证实。所以，书中不采用传统的用“祖图”、“高皇歌”、历史文献等为主来证明，而是用考古资料、分子生物成果来证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凡涉及畲族的新事象，我们都进行实地考证。通过实地考察，收集相关资料后，通过分析，形成观点,然后多次到实地进行反复印证，符合实际的进行运用，不符合实际的予以否定。下面再列举三例：
例一：畲族远古文化遗迹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大小报转载《仙居发现远古畲族文化遗迹》一文，该文破畲族族源之谜，畲族源于浙江仙居韦羌山。
浙江省仙居县韦羌山蝌蚪岩绝壁石刻，是中国八大神秘文化之一。据《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已发现神秘的、有待破解的原始文字或符号共八种，仙居的蝌蚪文在这八种文字中，发现时间最早，在南朝孙说著的我国第一部地方志《临海记》中就称韦羌山“上有石壁，刊字如蝌蚪”。二十四史中的《宋书州郡志》亦称"天姥山（韦羌山别名）与括苍山相连，石壁上有刊字科斗形，高不可识”。以释读难度论，亦惟蝌蚪文为最。当地的《万历志》和《光绪志》载，晋义熙年间，周廷尉曾以飞梯攀崖，拓下蝌蚪文，但拓本未见刊布传世。其后，台州守备阮铭以及宋朝仙居县令陈襄、清人潘耒等学者，曾入山寻觅，皆因山崖陡峭，难以攀缘而未果。陈襄《题韦羌山》诗云：“去年曾览韦羌图，云有仙人古篆书；千尺石岩无路到，不知科斗事如何？”潘耒在其《游仙居诸山记》中云,“韦羌山多奇迹，崖上有蝌蚪文，甚欲往观，而僧言地无居人。”
1994年5月26日，“安洲影艺社”组织了探险队，聘请捕蛇师朱世牙（韦羌山西麓淡竹乡官坑村人）作向导，由具有多年攀崖经验的山民潘余龙从崖顶悬索而下，在离崖面不到一米的近处拍摄照片。1995年8月23日，上海《文汇报》副主编徐作生先生应邀前往韦羌山实地勘察，根据当地电视台拍摄的录像及蝌蚪崖石刻图片资料，考证认定为中国畲族远古文化遗存。并于同月30日在该报发表《中国文化史一大悬案将被揭开——仙居发现蝌蚪文石刻》的报导，后他又“数次深人浙江、江西、福建三省的畲家村寨”
“进行了详细周密的勘查”，在“福建省畲族风情习俗研讨会”上提交论文《仙居韦羌山蝌蚪崖石刻考释》，认定畲族发源于仙居，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反响”。一文破了二大千古之谜：一是蝌蚪文之谜，二是畲族族源之谜。不久中新社即发表了《我国畲族文化遗迹首次在仙居发现》的消息，《人民日报》又作了《仙居发现远古畲族文化遗迹》的报导。《联谊报》一版载《我国畲族文化遗迹首次在仙居发现》，海外报刊也进行了转载。
这一“震聋发馈的观点”，对畲族的源流关系极大，我们也十分兴奋，希望这一发现是真实的，希望能早日一睹为快。但也有不少的畲族干部致电报刊、我们“畲族文化研究课题组”，认为徐先生的论证牵强附会，且把盘瓠=狗，狗作为畲族祖先，极大地伤害了畲族人民的感情，不利于民族团结。细读徐先生的《考释》，的确存许多疑问：文中说仙居属天台地区，然而浙江没有天台地区，只有台州地区；文中云蝌蚪崖200平方米，又说该崖宽50米、高40米，“50×40=200”？还有人名等存在问题。《联谊报》1996年8月6日四版《时代报告》栏发表寒柳的《仙居蝌蚪文之谜》报告文学，报道王银华探险经过，然后发出"蝌蚪文谁刻？何时刻下？为何刻？所刻何事？”等一系列"？”《浙江日报》8月17日也专载了一系列“？”
带着这一系列“？”，我们通过熟人与台州方面联系前往，开始答应接待，后来说王银华在杭州住院；再联系，又说照片被人拿光要重印；继续联系，说是照片看不出什么东西，一拖就是半年多。适逢农历年底，我们参加省里的一个会议，会议最后一天是考察（1997年1月29日），我们顺道赴仙居韦羌山考察蝌蚪文，因临春节，天气不佳，无法上山而返回。回家后，每天注意天气预报。根据气象预报，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四）这天能见度极佳，我们借了高倍望远镜后，再次赴韦羌山勘查、考察。聘请朱世牙之侄朱建兵为向导，穿莽林登悬崖，约二个多小时后，来至“蝌蚪岩”下最近处察看。此处距“外蝌蚪”和“里蝌蚪”只有80米左右，凭肉眼也能看清崖上石缝，未见有“文”；又用望远镜仔细搜寻，也未见。“外蝌蚪”只有几处镶嵌于平整的沉积岩上半凸的卵石和几条无规则的自然裂纹，与县文物办王子芳同志所拍摄照片类似。“里蝌蚪”则卵石也看不见。又递望远镜，请向导小朱看多次，他也说没有。我们反复看了半个多小时，下午四点才下山。在半山腰的树丛中，发现一大块大石头，其形状与上面岩崖对照，是上面裂开后掉下来的，上面有许多园形的石卵。联想到村民所说，相传远古时，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因仙居处于东海之滨），那么崖上一个个圆石头是沉积的结果。
第二天我们又专程去拜访了相关人员。原来，事实与报道有很大的出入：王银华陪同徐先生走到官坑村未爬山，就却步而回了。他说在"山腰”遇见釆药工潘银（余）龙，是撒谎。他说流经官坑村的小坑是“韦羌溪源头”，也误，它仅是韦羌溪的一小支流，韦羌溪流经淡竹乡政府所在地，也叫“十三都坑”。他"发现”的1.8米长的“男根”即在小坑东侧一块菜地后面，石壁峙立，约3米高，是两条由右上角向左下方斜的直石缝，再下一点还有同样走向的笔直自然裂缝三、四条，坑中还躺着一块中有直痕的长石条。整块石纹形如巴形，王当场就提出否定意见，说这是自然裂缝，徐却坚持说是远古人类“生殖崇拜意识”的表现。在西餐寺，我们采访拍照的潘余龙老人，他告诉我们说，他下蝌蚪崖共两次，第一次摸到一个个圆石头，约15公分直径，半个粘在岩壁上，石头光光的，没有花纹，就象碗扣在上面，王银华说那就是，再拿了调好的照相机缘绳爬下去拍了5张照。在西餐寺理事会主任吴兴毫的支持下看了韦羌山风景区地图和安洲影艺社拍摄的17分钟的录像。在仙居县文管会，我们看了他们摄的照片，前任负责人王子芳说：“只右上角的近似方形影痕和平直的两边似人工斧凿的痕迹。”“那么王银华拍的照片呢？”“也差不多。”那么“犬”等怎么识人出来的？仙居县文管会的同志说他们是用钢笔画出来的。我们从录像中也看到一个很快的镜头。录像是王银华拍的，主要介绍韦羌山西餐寺风景区的自然景观，用英文显字英语解说。录像出现王银华等上山，潘余龙拴绳爬崖后，接着就出现“蝌蚪文”照片的画面了，只见两只手在“文”上按白纸，很快地用笔在白纸上画出像猫的头，耳短脸圆，有口、眼，很快又掀起白纸一角，显露下面所垫照片的部分“蝌蚪文”；又再按白纸，用笔画出几块云形轮廓，动作之中，配英文解说。
“男女裸身舞蹈”等均未见。由此可知，韦羌山“蝌蚪岩”并不存在什么蝌蚪文，即使《台州府志》和《仙居县志》所云在晋义熙年间发现，距今也已1500余年，早已风化漫失。因我们在韦羌山脚一座清乾隆十一年冬立的古墓碑（是浮雕式），裸露“天长地久”四字，只须轻轻一摸，石沫就掉落下来了。
至于如何把“蝌蚪文”与畲族联系起来，那更是牵强附会；把“畲族发源于仙居等地”说得若有其事，还找了一些“旁证”来说明畲族是从仙居由北南迁到广东的。徐所用材料有三：一是把韦羌山与福建华安汰溪仙字潭崖刻相附会，二是引用福建、广东两本畲族宗谱，三是"从语言上考证”。
建设部、国家旅游局专家和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带了研究生也去考察了一星期。他们认为“韦羌山蝌蚪岩并非什么文字，而是自然风化的结果”。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陈安泽研究员指出，凸起“肉瘤''的石头，可能仅仅只是一种酸性的火山岩,系天然形成。
例二：盘姓考证
20世纪90年代，我们编写《浙江省少数民族志》时，了解到临安市有盘姓畲民，但编写组的一位专家说，去了解过了，是蓝姓改过来的。所以当时就没有写进志书中。
2010年6月，笔者在杭州给杭州市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讲《畲族文化》，提起盘姓,并到临安进行考证。调查中得知，80年代去调查的二位同志，进村后，问了一家盘姓，的确原来是姓蓝的，是蓝姓到盘姓家当“儿子”的，所以改成姓盘的。于是二位调查人就到临安县城住下来，并撕下笔记本一张纸，写下：盘姓是蓝姓改过来的。而我们（陪同的有临安市委统战部老领导、民宗局的干部）到沈塘村后，不是问一人，而走了多家。有蓝姓改为盘姓的，也有陆姓到盘家成为盘姓，后来又改为陆姓的。最后到盘土根家，他家一直姓盘，并且能讲一口流利的畲语、唱畲歌，认同是从广东凤凰山迁徙而来。同时，我们还到附近的畲村进行调查。第四次还专门邀请厦门大学人类学所的老领导——郭志超教授一同前往考证。经过全方位、四次考证后，最后认定沈塘村盘姓是畲族。
例三、德化发现千年祖图
2005年9月《泉州晚报》、电视台等媒体报道：德化文史界人士在龙门滩镇大溪畲族村发现一幅《畲族祖图》。该图是福建省迄今为止发现的画幅最长、画面最丰富的畲族祖图。这幅古图由大溪村兰氏家族保存，至今已有1000多年。该图长10米，宽40厘米,用宣纸彩绘，画工精美，图文并茂，描绘了关于畲族祖先狗头王的传说和畲族举行祭祖活动的场景。因年长日久，画面纸质发暗，己显破旧并有污损，总计已经过三、四次的装裱修复了。德化县文史界人士称，这幅连环画卷，堪称畲族史画卷，是罕见的大型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画，图中绘画的婚嫁、丧葬以及祭祖场面壮观，对研究畲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实物佐证。
报道还说，据兰氏族人兰秋华介绍，这幅《畲族祖图》以连环画形式，记载了畲族始祖神犬出世、立功及被招为驸马的故事。畲族是中国一个古老的民族，现只有福建、广东和江西三省仍有聚居，位于龙门滩镇大溪畲族村就是其中之一。当地村民自称为“山哈”，意为住在山里的客户。传说他们是从潮州凤凰山迁移至泉州，再转往德化，至今有千年历史。畲族人非常重视祭祖，每年农历二月、七月和八月的十五为祭祖日。据族人介绍，他们举行祭祖活动时，都要把这幅传世之宝的祖图拿出来供奉，祖先绘制《畲族祖图》是让畲族后人牢记他们的民族历史。①
能有1000多年的“祖图”吗？2006年12月14日,笔者在泉州作完讲座后,在泉州市委党校二位教师的陪同下，赶往德化。兰氏族人把“祖图"送到县城让我们考证。我们从“祖图”的纸质、彩绘、画工、式样、文字，特别是图的内容看，与其他地方的图一样，亦是清代的作品。只是因保管不善，出现“纸质发暗，已显破旧并有污损”而已。
附注
①http：//politics.people.com.en/n1/2016/0519/c1024-28361447.html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②《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
③《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6页。
④《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458页。
①《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②《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③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①《关于畲族的来源与迁徙》，《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施联朱主编：《畲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施联朱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94页。
①《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福建省编写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3〜264页。
①《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福建省编写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0～261页。
②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6页。
③雷必贵：《苍南畲族的源流与分布》，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8-50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8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页。
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7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
④《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①《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84页。
②《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83页。
③《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84-385页。
④《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页。
⑤《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87页。
⑦《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2页。
②《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①《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②《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③《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7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2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3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1页。
①http：//www.66163.com/Fujian_w/news/bc/big5/20050920/fjbd102225.html
